核心价值与民族魂魄

王泽应

摘 要：中国价值观经历了一个由传统价值观经由近代价值观向现当代价值观递嬗演进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有着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是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价值观合理因素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华传统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沃土和重要思想资源，在具体内容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三个层面的倡导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精华。探寻中国价值观从传统到当代的发展路径，既活化传统价值观，又为当代价值观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思想资源和实践滋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肥沃土壤又充分吸收人类价值观建设优秀成果，真正成为引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兴国之魂。

关键词：中国传统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魂魄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能够体现社会主体成员的根本利益、反映社会主体成员的价值诉求，对社会变革与进步起维系和推动作用的最根本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等的集中表现，是一个社会必须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和追求的价值共识，具有相对稳定、引领现实和指向未来的特点。核心价值观既体现着现实性的价值要求，又包含着理想性的价值诉求；既有大多数人普遍可以接受并实践的广泛性价值体现，又有感召人们不断递升的先进性价值理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并努力践行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认同，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在文化体系和精神家园中有着举足轻重和价值枢纽的功能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构成和精髓，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引领着先进文化的发展。它也是当代中国主流道德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指南。它与中国传统价值观有着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是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价值观合理因素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这是站在当代中国战略发展的高度做出的明确概括，充分地肯定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资源意义。任何核心价值观都不可能孤立产生，它既是一定社会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也根植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传统，体现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当今的价值共识和价值追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存在着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密切关系。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文化，形成了支撑中华民族存续和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批判吸收传统价值观的合理内核，同时，借鉴其有效的表达方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承接传统，又清晰地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具有中国文化和中华价值观的特征。

一、中国价值观：从传统到当代的发展

中国价值观经历了一个由传统价值观经由近代价值观向现当代价值观递嬗演进的过程。中国传统价值观是指从远古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所崇尚并逐渐建构起来的价值观，与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和以农立国的经济结构相适应。借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关于中国的界定，它是“中国之中国”与“亚洲之中国”所特有的价值观，有一个从“满天繁星”向“多元一体”发展聚合并进而向四周扩散延展的过程。中国传统价值观本质上也是一个不断凝聚又不断建构的发展历程。每一代人都生活在传统之中，同时，又从现实出发对传统进行不断地修正、更新和扬弃，从而使传统成为既源远流长又不断创化的传承统系。

中国传统价值观萌生孕育于伏羲时期。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同时，“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开启了中华文明的端绪。伏羲氏观物取象，不仅奠定了中国文字的创造原则，而且成为中国人价值思维的伦理法则，开启了中国人体天道以成人道，以人道匹配天道的价值自觉。之后，炎黄二帝肇造中华文化的精神统系。他们兴事创业，“修德抚民”，“衣被华夏”，“冠盖群伦”，初定了中华文化的始基、规模与格调。尧舜时期“敬敷五教”，“教以人伦”，使中华文化“惟精惟一”，出现了唐虞之治，堪称“以道设教，圣德达于天”的时代。王阳明有言：“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2}。尧舜以自己崇德向善的义举建立了一个德化的世界，使中华伦理文明在它的早期即吐露出某种“早熟”或达于某种高峰的基质，以致后来人们无不把“尧舜世界”看作是“圣人在兹”的清朗世界。孔孟儒家以“祖述尧舜”为自己基本的价值追求，毛泽东也有“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礼赞，标明尧舜在培育践行中国传统价值观方面的功德达于“敦化”（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的境地。

中国传统价值观形成于周初，其标志是“敬德保民”价值观念的确立，它是与制礼作乐的制度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制度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在于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3}周公制礼作乐彰显了“敬德保民”的伦理价值观。诚如徐复观所说，周人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来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正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早出现，此种人文精神，是以“敬”为其动力的，这便使其成为道德的性格，与西方所谓人文主义有其最大不同的内容。春秋时期的孔子和老子，可谓中国轴心时代的两大圣人。他们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从学理和价值观建构层面，对自尧舜以来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予以系统的梳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孔子倡扬“志于道，据于德”，提出仁爱学说，并对孝悌、忠信以及如何为政、为学等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与阐释，老子主张“尊道贵德”，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崇尚“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弗居”的“玄德”，和“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无为而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奠定了德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价值基础。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提出了“兼爱”学说，崇尚义利合一、志功合一，凸显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伦理意义。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了“贵法”的理论，主张以赏罚分明、严刑峻法来规范人们的的行为。孟子、荀子、韩非子、孙子等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治国、治世和治心的学说，使得传统价值观展现出多元发展、相互争鸣而又和而不同的发展态势。

秦汉时期，开始了建构核心价值观的努力并在此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秦国信奉商韩法家学说并以此为统一天下的思想，但是由于法家“贵法不贵德”，崇尚霸道，在统一中国后无法适应治理天下的要求，结果导致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朝。汉初统治者承战乱之后，汲取秦朝短期覆亡的教训，注重运用道德的力量，并实行治国思想的转变，把与民休息、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作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采取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治世局面。发展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为了适应治理天下的需要，汉武帝放弃了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儒家伦理价值观获得了主流价值观的独特地位，仁义礼智信成为核心价值观。董仲舒提出：“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4}将这五者联结为一体，称之为“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的内涵涉及到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仁义礼智信”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精神与核心价值观，体现出中国人民共有的传统价值追求，体现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核，体现全体中华儿女的美德和品质。汉章帝时期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将三纲五常扩展为“三纲六纪”（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即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三纲六纪为当时社会的基本人伦关系规定了相应的伦理准则。陈寅恪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有《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5}“三纲六纪”等观念的确立，标志着封建时代核心价值观的正式确立，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至深且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被定于一尊的儒家核心价值观受到道教和佛教的冲击，道德生活领域出现了名教与自然、出世与入世、正统与异端之争，民族冲突与融合过程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混乱与重组，隋唐统一时期道德生活呈现出多元一体的发展趋向，重建儒家道统和核心价值观被提出，但被唐末战乱冲折。面对魏晋以来佛学盛行、玄学兴起、儒家核心价值观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现实，宋元时期的士大夫将重继儒家道统、重建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视为济世安民的良方，“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成为其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确证。宋代形成的新儒学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的精神自许，以精致思辨的学养为儒家伦理价值观作出深刻论证，建构了一个注重内在超越和心性修养的理学体系。“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6}。在宋元明清漫长的历史时期，经由统治者的提倡推扩和民众的践行，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等在中国社会获得较高程度的价值认同，出现了一批批受到朝廷和民间表彰的忠臣、孝子、节妇、义士，儒家核心价值观在实践层面予以强化。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的《正气歌》是对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的深情礼赞，其中“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以及“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等诗句，揭示出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巨大功能效用。虽然南宋朝廷被蒙古族铁骑所推翻，但是华夏民族所建构起来的核心价值观依然在艰难中得以传承，竟而使得元朝的统治者必须大力推行汉化才能有效地治理天下。元至明代，理学价值观通过科举考试得以大力推扩，仁义礼智信与忠孝节义等核心价值理念在全社会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与践行，朝廷旌表与乡贤规约、家族敦睦相得益彰。与此相关，弊端也不断呈现，“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7}。愚忠、愚孝、愚节、愚义等竞相出现，致使正常的道德生活不断异化，造成了严重的弊端。清代戴震所指陈的“以理杀人”，一针见血，值得深思。

传统价值观向近代价值观的转型及近代价值观的建构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因帝国主义入侵而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建构与政治上救亡图存的目标相适应的近代价值观亦是重要任务。围绕近代价值观的建构，思想界开展了历时多年且时有波澜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国传统价值观遭遇诸多批判、反思和重构，西方价值观被引进且一度被当作救国的良药。早期改良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均从不同角度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偏弊及流毒作出了尖刻的抨击与批判。儒家纲常名教特别是三纲说受到猛烈抨击，忠孝节义等道德规范或德目成为“道德革命”的靶子。与全盘反传统的西化主义有别，也出现了固守传统的国粹主义和复古主义，更有一些开明的思想家主张在会通中西的过程中建构新的中国近代价值观。梁启超认为，中西伦理道德和思想传统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欲强吾国，则不可不考博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8}，主张把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与西方民族道德观念中的长处结合起来，构造一种全新的国民道德观念和心理品质。孙中山结合新的时代情势，对如何重整传统道德价值观也作出了创造性的探索与总结。在《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中，孙中山指出：“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所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9}。孙中山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既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全面总结，也是中国近代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在孙中山看来，只有这种核心价值理念得到了应有的提倡与培育，中华民族固有的地位才可以谈得上恢复。整体上看，孙中山所提出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传统价值观的近代倡扬，并不能代替近代价值观的科学建构，就此而论民族资产阶级无法完成中国近代价值观建构的任务。

中国资产阶级无法锻铸出为民族民主革命所需要的国魂与民魂，价值观建构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总结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屡告失败的历史教训，在五四运动以后成功地实现了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自己战斗的旗帜，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中，核心价值观的寻求、建构与培育始终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10}。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现当代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核心价值观建构的战略意义和引领功能。邓小平提出了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价值理念，主张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1}。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主张把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中华传统美德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认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华传统道德价值理念密切关联、一脉相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是走向伟大复兴的国魂和民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在价值观层面的集中体现。

二、中国传统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当今的价值共识，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存在着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密切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辩证结合的集中体现，这就决定了它同中国传统价值观有着一种内在的有机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发展轨道，而是对其批判改造和辩证扬弃的结果。中国传统价值观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应充分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有机结合的产物，既有其普适性，也有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继承并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民族特色的必然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具有民族特色，才能获得全民族的价值认同和精神拥戴，才能成为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伦理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而且应该从自己源远流长的传统价值观中吸取养料并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以及中华民族迎接伟大复兴的未来诉求加以创造性的整合与创造，才能够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现实的广度更有未来的高度。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价值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文明独特的价值体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汲取丰富营养，才能够枝繁叶茂，富有生机与活力，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中国传统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源泉。中华传统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沃土，离开优秀传统价值观的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中国的现实土壤和历史传统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可能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开了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就等于失去汲取营养的活头源水；如不立足于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更谈不上开创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必须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必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现代市场经济中，解决道德悖论的一个重要资源和优势，是其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在具体内容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三个层面的倡导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精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与传统价值观中“藏富于民”、“民富国强”的价值追求、“民惟邦本”的民本理念、“文质彬彬”的礼仪风范、“贵和乐群”的伦理导向有着一种精神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取向，借鉴了传统价值观中“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仁爱意识、“贵不傲贱”的“等贵贱”观念、公道正义的价值追求和“隆礼重法”的治国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则是对传统价值观中“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爱国思想、“敬业乐业，勤劳勇敢”的创业精神、“言而有信”的诚信观念、“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待人之道的传承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必然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它的形成、培育和践行也必然源于中国文化、中国人民和中国具体的国情，同中国传统价值观有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这种历史的联系既是显性的有形的，也是隐性的无形的，贯穿渗透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价值观的演进与国家的政治状况存在着某种对应性的关系。一般而言，国家统一的时候就会置重主流价值观的挺立与建设；国家动乱或分裂之时，就会出现多元价值观纷纭杂陈的局面。自汉代起形成的“三纲五常”或“三纲六纪”核心价值观经受住了魏晋南北朝多民族融合的洗礼和隋唐时期的实践，至宋代达致“造极”的地步，元明清三代在培育践行传统核心价值观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由于封建社会进入晚期，内在矛盾加剧，再加上统治阶级对核心价值观的工具化使用和片面化推扩，致使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不少偏弊，受到一些思想家的批评。近代中国社会是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与掠夺下拉开序幕的，中华民族遭遇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出于救亡图存的考虑，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乃至价值观真理的历程，并对传统价值观展开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孙中山基于民主革命的要求，主张弘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伦理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吸收西方“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的价值观因素。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探讨和建设核心价值观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不仅对中国传统价值观作出批判性改造和辩证性扬弃，而且吸收人类价值观合理因素，培育出了中国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开启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和培育的光辉历程。

中国价值观从传统到当代的递嬗、发展与演变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其同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不能切断自己的精神命脉，也肯定中国传统价值观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资源，同时强调二者的关系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需要辩证地论证和掘发，有一个使传统价值观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源头活水和精神滋养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积极地吸收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精华，中国传统价值观予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能够为其提供有益养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营养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和完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延续，二者在内在上是统一的。中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是今天的主流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是立足点和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传统主流价值观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代表着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超越与创新，是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和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理念的精华，其发展也只有通过吸取中国传统价值观精华的路径来实现。

三、探寻中国价值观从传统到当代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探寻中国价值观从传统到当代的发展路径，既活化传统价值观，又为当代价值观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思想资源和实践滋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肥沃土壤又充分吸收人类价值观建设优秀成果，真正成为引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兴国之魂。

探寻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提高对中国价值观和中国道德文化的精神自信，消除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崇洋媚外的西化主义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观建设的恶劣影响。一百年来，在中国文化界发生影响的知识分子，始终摆脱不掉“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心态。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化文化的交融与冲撞中，西方价值观的渗入和中西文化与价值的冲突与碰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中西价值观念在成长基点、人文环境和基本准则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价值观的输出导致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伦理价值观失序局面，甚至出现严重的道德沦丧现象。传统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流失，现代价值观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于是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醉心欧风美雨，崇尚西方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使得金钱拜物教大行其道。一些富有远见的学者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不知道萨特、尼采、弗洛伊德是无知的表现，但是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之后，还在津津乐道地谈论萨特、尼采、弗洛伊德，那就是无能。

探寻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可以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大国崛起提供精神动能和价值引领。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伦理精神的支撑，大国的崛起呼唤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创造性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自觉坚守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道德家园”及其精神价值，自觉地与世界不同的文明传统对话，使民族的道德传统更加理性地融入人类文明宝库中，并再次获得新生。这既是对时代的自觉诉求，也是为了在人类文化即将到来的第二次轴心时代共创人类文化辉煌的使命所然。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崛起同时也需要价值观的崛起，一个没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大国，是很难真正谈得上自己的崛起的。崛起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支撑、引领与拱立。没有文化的腾飞，我们就不会有德性和创造性，不会有生命的理想，我们的幸福就只会停留在物欲的满足里面。因此，可以相信，在当代情势下复兴中国文化，重新寻找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体系，必将成为一个普遍的诉求。深度探讨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使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合理因素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资源和文化沃土，对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探寻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可以强化对中华伦理文明的整体认识，提升拱立和建设中华伦理文明的价值自觉和伦理自觉。中国价值观从传统到当代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形成又不断发展的过程，正可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革故鼎新中向前发展，既维系着中华伦理文明的一本性和绵延性，又促进着中华伦理文明的创新性和发展性，使得中华伦理文明在保持中国元素和价值基质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成为世界伦理文明自古及今传承的典范。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中华文明一产生它就延续，与中华文明同时发生的文明相继衰落或湮灭了，只有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文明。中华文明的持久性与其道德价值观的确立及传承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美国著名学者伯恩斯与拉尔夫合著的《世界文明史》探讨了中华文明长期存在的原因，指出这种原因部分是地理的，部分是历史的，更多地则是一种和平主义的伦理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很少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被征服民族，但是，却把同化被征服民族，使之成为他们的高级伦理制度的受益者当作自己的天职。”{13}英国哲学家罗素比较中西文明得出结论，西方文明显著的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显著的优点是合理的人生，中国文明崇尚美德，以仁爱和宽容为人生的价值追求，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几大古国文明中唯一得以幸存和延续下来的文明，中华文明中那些无与伦比的优秀道德品质“正是现代社会生活最最迫切需要的”{1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儒家文化圈经济的腾飞，在西方引发了关于韦伯儒家伦理命题的论争与探讨，一些西方学者如卡恩、伯格等主张重新审视中国传统价值观，反思韦伯命题。海外新儒家学人杜维明认为，“像儒家所体现的面面顾及又有分疏又有综合的人文精神，不仅没有像韦伯所想在世界解咒后瓦解，反而在今天跃动出新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对峙工具理性突出、手段消解意义时，它的生命力表现得更鲜明更亮丽”。1988年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巴黎探讨21世纪科学的发展与人类面临的问题，得出一个带共识性的结论即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说明儒家价值观得到全世界的公认。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关于21世纪的对话中谈到中国传统美德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传承价值的东西，高度评价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华民族一直保存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15}。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追求饥者一饱、渴者一饮，以小私有者为自足的民族，而是一个知天知人，彰大理，循大变，无往不通的民族，是经纶万物，驾驭群品，与造化同工，创造盛德伟业的民族。中国文化根本精神是一种以至诚不息为天职，以仁义之道行天下，以刚健中正之道协和万邦，以浩浩大化知觉为最高性命之理的精神。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不仅讲仁义礼智的道德观念，更讲诚信，讲至诚不息的信仰和信念，讲刚健、中正、和谐的伦理品质和价值追求。整个中国文化精神与价值观之体系，唯仁义与中正是其最根本精神和最核心价值观念，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故周敦颐说：“圣人之道，仁义中正之道而已。”孙中山先生离世前曾在日本演说，“东方的文化是王道，主张仁义道德，西方的文化是霸道，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16}。弘扬王道文化，就是要讲求仁义道德，反对功利强权。中国文化不是霸道文化，而是王道文化。王道文化就是主张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德胜人的文化，就是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谐文化。“和”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化，崇尚和谐，热爱和平，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与来华访问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围绕“50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有一段深刻的对话。蒙哥马利说：“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毛泽东说，“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由硬挤进去……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17}。“蒙哥马利之问”折射的是一些西方人内心深处的“国强必霸”逻辑。然而，这样的逻辑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民族心理，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18}。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讲人类社会，还是讲客观世界，都是建构在“中”“和”的基础之上。中华民族历来具有爱好和平的光荣传统。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蒙受了外国侵略和内部战乱的百年苦难，深知和平的宝贵，最需要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国家建设，以使人们过上和睦融洽的幸福生活。

作为中华民族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样式，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存在着血脉相连、薪火相传的内在联系，那种全盘否定传统价值观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是错误的，但是传统价值观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弘扬传统价值观，绝非复古，而是批判继承，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做到古为今用。每一个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如果失去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它的生命也就终止了。所以，传统价值观的生命力只能在不断改造创新中焕发。狭义上的传统价值观可能一代代地不断淡化，如同河水冲刷着河床一样，但一代代人又创造着他们那个时代的新传统并不断汇流进来，民族的传统价值观才得以源远流长。可见，传统价值观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流传和保持。发展不是原有内涵的简单重复与数量扩大，而是不断产生新的涵义。把传统价值观转换为现实的话语表达，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才能提升传统价值观的时代感召力，充分发挥其当代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渊源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中华传统美德最深层的道德支撑。只有深入阐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历史承接，深入阐发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深厚价值底蕴和独特魅力，才能筑牢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根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神韵和中国魅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价值导向、价值动力和价值源泉。

优秀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和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传统价值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和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包含着人类社会道德文明发展的精髓，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是中华民族留给人类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中华当代文化以自己独特的精神魅力、价值感召力不仅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共建共生共赢共发展的和谐世界。

注 释：

①习近平：《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3-164页。

②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6页。

③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2页。

④《汉书·董仲舒传》，《汉书》（下册），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1099页。

⑤陈寅恪：《挽王静安先生》，载《王国维学术经典集·附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引自季乃礼：《三纲六纪与社会整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⑥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277页。

⑦《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一。

⑧梁启超：《新民说》，参阅《梁启超文选》（王德峰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⑨孙中山：《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649页。

⑩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6页。

{11}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页。

{1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13}（美）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1卷），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73页。

{14}（英）罗素：《东西方文明比较》，参阅王正平主编《罗素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50页。

{15}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荀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87页。

{16}孙中山：《大亚洲主义》，载《孙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09页。

{17}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8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8-189页。

{18}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