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妖术恐慌与欧洲巫术危机之比较
——读《叫魂》有感

杨熔博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中国妖术恐慌与欧洲巫术危机之比较
——读《叫魂》有感

杨熔博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弘历统治时期爆发的叫魂危机，引起了中华大地上的普遍恐惧，对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都产生了极大地负面影响，随着妖术危机的不断深化，各地百姓对流浪僧道和乞丐的畏惧和迫害，政府开始插手叫魂危机，上层统治者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叫魂危机的措施，几乎与此同时发生在欧洲各国的巫术迫害事件也此起彼伏，相对于清朝统治期间的妖术恐慌带来的破坏，欧洲巫术危机对社会的危害更是严重，对当时的欧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地伤害。

妖术；恐慌；危机；巫术；欧洲

公元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此时，“叫魂”妖术在中国社会蔓延。据称，术士们通过做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以使他发病，甚至死亡，并且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自己服务。

在浙江德清县，最早出现了几例同石匠有联系的“叫魂”事件。德清县从临近的仁和县雇佣了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吴石匠和他的班子开始了在德清县的繁重工作。吴石匠回自己家乡采购粮食时被告知一个叫沈士良的农夫，为了一件蹊跷吓人的事，要找他帮忙。这个43岁的陌生农夫，在受到两个可恶侄子的欺凌，并且觉得在阳间再无希望讨得公道时，便决定诉诸于阴间的力量。他在土地庙供案前焚烧了一张黄纸在纸上写下了可恶侄儿们的名字，希望吴石匠可以将这张黄纸贴在木桩的顶部以用来“叫魂”。(石匠们需要将活人的名字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的顶部，这样会给大锤的撞击增加某种精神的力量，人们称之为“叫魂”。)被施展“叫魂”的人会因此被窃去精力，或生病，或死去。吴石匠为了避嫌，将此事告知官府。

随后，吴石匠的副手郭廷秀亦卷入了另一起“叫魂”事件，一个姓穆的采药人妄图骗取他将一个纸包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这样，穆便可以把他当做一个术士交出去，向当局邀功领赏。但是阴谋暴漏，此事被郭廷秀发觉，揪住穆送去了县衙门。官府对穆和上面提到的沈士良都进行了惩罚，并且示众于人，希望百姓不要因此心慌。但是官府不知道，尽管他们也做了一定的努力去防止恐慌的蔓延，但是“叫魂”危机还是在不知不觉中传播开来。

公众恐惧浪潮的汹涌让省里的官员们感到意外，在浙江省各地不到两个星期时间，叫魂的种种谣言便传到了江苏，人们相信，以剪人发辫为手段的叫魂事件均是来自浙江的游方乞僧所为，各地官府已处于戒备状态。随后在苏州的乞丐危机，胥口镇百姓对和尚的扣押迫害，无一不显示着这种危机的蔓延和泛滥。

1768年蔓延于中国东部与中部的大恐慌是以各地有关妖术的种种信念为丰富的养料滋生而成的。从细枝末节来看，地区间的情况并不相同，但各地的信念中都包含着以下一些要素：在某种条件下，人的魂能够同拥有魂的身体相分离；一个人若掌握了另一个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利；若要偷取别人的魂(亦即“叫魂”)可以通过施展妖术来实现，或者可以对着已从受害者身上分离出来的某种实物(例如男人的辫梢或者女人的衣襟)念咒，或者可以把受害者的名字放在一根将要打入地下的桩子上面或者底下，并在打桩时念诵受害者的名字；通过向受害者撒出粉状的迷药，可以使他在被剪发时毫无抵挡，受害者极有可能是男性孩童，受害者会得病或者死去。在一个父系继承，婴儿死亡率又极高的社会里，对孩子(尤其是男童)的保护是生活中极为重大的事情。在当时人们对孩子的许多病症都有所误解，极有可能将这些病症归到叫魂事件上。

省里的官员们认为这里存在着三种可能，一是他们认为叫魂的种种流言纯属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二是他们认为尽管一些人会剪人发辫，或者将别人的名字打入桥桩，但这充其量是民间的一种迷信行为，并无什么实际作用；最后一种可能是官员们不仅仅相信有人在从事叫魂妖术，而且也认为这种妖术确实在害人。通过省里的官员们处理的之前的案件可以看出，他们既因责任所在而需谨慎行事，却又对不可知论不以为然。

妖术大恐慌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与1768年妖术恐慌差不多时间的欧洲巫术大恐慌也在民众中爆发开来，同样是大恐慌，但是席卷欧洲的巫术大恐慌对社会带来的危害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妖术危机。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二者的不同之处发现导致这两种类似事件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

欧洲的巫术案件的数量在14世纪缓慢上升；15世纪出现第一次高潮；16世纪由于宗教改革的出现导致案件数量的下；1550年案件数量开始飙升，因此巫术迫害主要集中在1550年到1650年之间；1650年后数量开始减少，直至18世纪末完全消失。搜巫在地理分布上是零星的，相对集中于中欧地区，如德国、瑞士和法国的东部地区，主要发生在边境和中央权威丧失的地区。在巫术迫害中，世俗法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宗教裁判所并不扮演主要的角色。事实上宗教裁判所对巫术案件持更为谨慎的态度，有时甚至极力将巫术案件控制在最小的范围(这点同乾隆皇帝弘历在“叫魂”事件爆发初期的态度极为相似)。杨真在《基督教史纲》中这样描述：“中世纪教会从它建立封建神权统治起，便利用民间广泛流传的鬼、怪、巫术来控制群众；同时又以捉拿巫士为名，镇压群众。”西欧基督教国家持续两百多年捕捉巫女和巫师的结果，消灭了10万以上无辜者，其中大多是妇女。如果加上受巫术案件株连丧失财产和地位的死难者的亲友，那么受害者当有数百万人，足可见其危害之大。

16、17世纪的西欧进入了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大陆的发现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等一系列令人振奋的历史事件，但是，当时西欧同时还存在着由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贫困化、由民族国家的兴起引起的政治纷乱以及由宗教改革引起的宗教冲突。同时，由于天气突变导致的农业歉收和饥荒，更是不断恶化了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当时人们相信这些灾害是巫师破坏的结果，他们通过雷电、冰雹、洪水等灾害和其他的手段，破坏上帝的意旨。而且这些巫师寻求恶魔的帮助，背弃上帝的信仰。面临种种的社会危机，当时的人们陷入了一种集体的歇斯底里的状态，他们相信关于魔鬼的传说，疯狂追捕和迫害这些想象中的女巫。在整个巫术迫害期间，大量的巫师被投进监狱，其中很多人被烧死。

搜巫主要在山区横行，因为这些地方远离文明的世界，而文明又是城市和低地的产物，因此山区相对于主流文化是独立的，也是异端和迷信盛行的地方，基督教难以进入，巫术和迷信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巫术危机主要发生在莱茵兰——罗纳河地区，这一地区在当时分裂为许多邦国，政治和宗教分裂状态严重。对于法国，德意志等一些当时欧洲较大的国家来说，巫案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那里秩序混乱，远离王国政权中心，是许多异端的集中地。为了对这些地区施加压力，巫术诉讼无疑是王室的一种手段。而当时的欧洲出现了普遍的降温，温度变化剧烈，17世纪是1400年以来最冷的时期。极端变化的气候导致欧洲农业发展的灾难，饥荒出现，大量的穷人聚集在城市或者城市外。于是人们将天灾解释为魔鬼和巫师的邪恶的行为，1484年教皇英诺森八世在训谕中正式承认巫术的天气的影响。此时欧洲在摆脱了黑死病的影响后，人口开始大量增长，农业的危机，有限的资源使得增长的人口成为一种社会压力，百姓生存得到威胁。各种政治、经济、宗教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的农民暴动，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所以，为了社会稳定，安抚人们情绪，重新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必须出现一种替罪羊来承担种种危机的原因，于是，巫师这一人们本就对其不熟悉，而且充满神秘色彩的职业无疑成了最合适的替代品。

反观中国，十八世纪中国的商业经济发达，尤以江南经济为例，纺织业极为发达。社会高度商业化，市场网络与农民的家庭紧紧联系在一起，人口高度密集。此时的社会经济发达，物价上升，但是人们货物的出售价格也随之上升，收入增多，消费水平提高，纳税能力也提高。长江下游社会人口稠密，社会高度商业化，市场网络与农民的家庭紧紧联系在一起。如此多的人口在有限的地段，分享有限的资源，为了生存，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必须为市场做带点什么。每个农民家庭都在当地市场上从事贸易，同时又通过当地市场与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市场联系在一起。他们可以居住在自己的村子里，同时却直接参与大生产体系的运作。

随着人口的大量增长，物价急剧攀升，尤其是米价，人们几乎承受不了，随着时间推移，不仅米价，其它物品的价格也开始攀升。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提高货币发行量(当时有业主在安南才银矿，墨西哥的银元也大量的流入中国)，大量白银货币流入社会，所以虽然那时候物价仍未降低，但人们购买力增加，“今则鱼虾蔬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而且中国当时是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正值乾隆盛世，表面上是一派繁华景象，社会相对稳定，物产丰富，国力较强盛。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百姓对于叫魂危机的反应自然无法同同时期的欧洲相比，所以中国的妖术危机产生的危害影响也比欧洲的巫术危害小得多。

在欧洲，巫术恐惧大多数受害者是女性，但在中国，妖术危机中大众提防和迫害的对象多是和尚、道士以及乞丐，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两个阶层来分析这个问题。

弘历对于和尚的看法受到了新儒家在性问题上假正经态度的很大影响，将僧道人员同包括施展妖术在内的种种有害及不道德行为联系在一起。当官员们看到下层僧道人员数量激增，皇帝对于僧道的恐惧也大大加深，并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妖党进行追踪围剿。除乞丐外，和尚道士——尤其是那些小寺庙和道观中以及外出在途的和尚道士——便成了全中国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社会群体。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讲，这些和尚道士，尤其是外来的和尚道士，在人们眼中都具备着常人不具备的神奇力量。人们认为好的或者安全可靠地礼仪职事人员必须是社区的一员，而坏的和危险的职事人员则不属于社区。鉴于这种排外性，在1768年的许多叫魂事件中，外来性几乎自始至终是叫魂大恐慌的导火线。

而人们对于乞丐的恐惧同他们是否账务礼仪、技巧并没有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的危险性正在于无人能在礼仪上非议他们。人们惧怕乞丐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们带来的污染，二是他们通过礼仪活动所造成的破坏。这两者事实上又紧紧联系在一起。仅让一个乞丐触摸一下，便足以引起人们对这会造成致命污染的警觉。

叫魂危机最终以清朝皇帝听取近臣意见放弃追究而结束，这场初期由民间发起、后期被上层统治者利用的闹剧就此被扑灭，与其说是一场危机，更不如说是官僚系统的内部清洗、调整借用的工具以及民众彼此戕害对方的武器。欧洲的巫术恐慌也随着人性的复苏，社会的稳定而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去。反观以上两种危机，同时不同地，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危害，这是受当地社会生产力、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的稳定程度所决定的，清朝的稳定大一统，还有康乾盛世的繁华兴盛都是制约“叫魂”危机深化的有力武器，而当时的欧洲恰恰缺乏这些条件。所以不论是在什么时代，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安定繁荣程度，百姓的生活水平如何，都是影响当地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1]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第一版.

[2]爱弥儿·涂尔干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04.

[3]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4]岳永逸著.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09.

[5]马昌仪著.中国灵魂信仰[M].上海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6]乌丙安著.中国民间信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C95

A

1671-864X(2015)11-0007-02

杨熔博(1990.2-)，男，汉族，山西临汾，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