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新道德”
——试论梁启超“新民”理想实现途径之一

俞霁瓅

（海南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海南 海口 570228）

“发明新道德”
——试论梁启超“新民”理想实现途径之一

俞霁瓅

（海南大学 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海南 海口 570228）

在《新民说》的前期，梁启超的关注点主要每一个国民，并且主要想在思想层面达到“新民”理想，认为国家革新的根本办法是“新民”。本文即针对梁启超“新民”理想的实现展开几点论述。

梁启超；“新民”；实现

在《新民说》的前期，梁启超的关注点主要每一个国民，并且主要想在思想层面达到“新民”理想，认为国家革新的根本办法是“新民”，“新”的是民德、民智与民力等方面，前期梁氏认为的重中之重又是“德”中的公德。在梁启超的思想中，改变人们的思想与国家、制度方面的改革是因与果的关系：

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①

《新民说》中这一为人传颂的话道出了梁启超提出“新民”口号、以“新民”为目标的缘由。在他看来国家的强弱，其根本原因在于组成这一国家的个体水平的高下，因此要想解决中国目前的困境，必须从根上着手，而不是“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②。

“新民”即是“自新”，梁氏说道：

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自新之谓也，新民之谓也。③

既然要“自新”，就需要有方向或方法，由此梁提出了实现“新民”的途径，其中之一就是“发明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实则就是前面讨论过的一种新的国民意识、国家思想以及政治思想，因此他说：

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④

梁认为就当时的国内与国际形势而言，以古圣先贤的思想、教言为一切事物的标准这一方法已不再适用，亟需重新制定一种符合当时现实情况的新道德，这一道德须以“利群”为根本目的。如何发明这种“新道德”呢？

关于如何“新民”、如何“发明一种新道德”，梁启超提出了他的见解：

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所新之。⑤

从《新民说》的起始，梁启超就表明了他对与新旧文化的看法，“新民”与“发明一种新道德”虽然重点在“新”，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与传统的、旧的东西彻底告别、划清界限。相反地，若要国家和民族能立于世界，“淬厉”与“采补”二者，缺一不可。

梁氏对传统文化持肯定态度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是中国这一泱泱大国能立于世界几千年，梁认为这是由于国民所独具的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⑥都有一种独立的精神，代代相传，使国家能够发展延续下来，梁认为这种独立的精神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和源泉。其二，梁启超指出“新”的东西的产生不是凭空的，而是需要一定基础才可能，这一基础就是旧有的东西。他用树木和井水打比方，说树若不每年都发新芽、井里若不是天天能涌出新泉，那么离树木之枯与井水之涸就不远了，而这新芽与新泉又从何而来呢？因此在梁启超看来，要想有新的建树，必须有赖于原有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濯之，拭之，发其晶光；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濬之，原其本原”⑦。当时“守旧”二字极为众人所厌恶，但梁启超所担心的并不是世人守旧，而是不真守旧，而是相反，因此他说真正的守旧是“淬厉其固有而已”⑧。

当然，梁启超认为光有“淬厉其所本有”是不够的，还应该广学多闻，博考各名族各国家的自立之道。这些学习应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政治、学术、技艺等实用性较强的，更应学习民德、民智与民力方面。并且他指出，民德、民智与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等的根本与源头，切不可本末倒置，因此他进一步引申出“新我民之道”才是重点、是国家民族革新的根本，这也就是《新民说》全书的中心主旨。

梁启超也解释了为何要“采补其所本无”的原因，自古以来国人视国家为天下，国人只有其为一人之资格、一家之资格、一乡与一族之资格的意识，却唯独没有作为一国之国民资格的意识。虽然后者不一定比前者好，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梁认为具备国民资格的意识是必须的，否则中国就无法在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丛林法则中生存。而这一部分恰巧是中国固有文化中较欠缺的地方，因此要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方面亦在于此，即国民意识与国家思想。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精粹的地方融合在一起，用他的话说就是“新学输入，古义调和”，如此才能生出可以“新民”的“新道德”。

对于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态度，是梁启超思想中较为特别的地方，他的态度是客观而温和的，也可以说他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是极为清醒的。梁启超谈到保守与进取的关系时，认为二者关系不外乎偏于其中一边，或两者同时并取却有冲突，或两者共存却能和谐，而他自己的观点，则是希望两者能够很好地调和。由此梁启超强调，他所说的“新民”之道，既不是否定抛弃自己的文化，全盘学习他人文化，亦不是默守陈规、死守固有的文化，不懂学习他人长处，而是要在进取与保守中进行调和：

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流者。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利于大地也。⑨

正是他对于传统文化持肯定与客观的态度，为他访美归来后更趋保守埋下了伏笔，他的这一转变，在此便可寻到源头。并且亦可看出梁氏对于传统是有理智上的认识与真切的体认，并不像后来学者如列文森等提出的，梁氏在理智上已经抛弃了传统，有的只是感情层面的依赖与眷恋。⑩

由上述也可看出，梁氏对于文化兼具保守与进取的眼光，是极具智慧和洞察力的，一直择中道而处，这是在他所处时代乃至五四时期大部分人所不及的，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在文化建设领域提出的“批判地继承”、“拿来主义”等观点，都是沿着梁氏的思想路子往下走的。

注释：

①②梁启超：《新民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8页。

③梁启超：《新民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④⑤ 同上书，第18页。

⑥⑦⑧梁启超：《新民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⑨梁启超：《新民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

⑩(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刘伟，刘丽，姜铁军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页。

B259.1

A

1671-864X（2015）12-0040-01

俞霁瓅（1991.11--）；性别：女，籍贯：云南省曲靖人，学历：在读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海南大学；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