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是现代民主常态化的表现
——本刊专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乔新生

访谈执行_本刊记者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是现代民主常态化的表现
——本刊专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乔新生

访谈执行_本刊记者

乔新生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央之所以专门出台文件高度重视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在现实中长期普遍存在着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健康的政治生态，不利于建构良性的选人用人机制。那么，时至今日，在“能上能下”方面还有哪些阻力？又该如何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呢？近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乔新生（以下简称“乔”）就此对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进行了解读。

重点要解决“不能下”的问题

记：我们最近从新闻获悉，中央再次专门出台文件要求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您是廉政方面的研究专家，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具体内容。

乔：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是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问题。为此，中央高度重视。201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是从严管好用好领导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重点是解决“不能下”问题。在干部中，既要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干部选准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问题或者相形见绌的干部调整下来。这是执政党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之后，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此前，包括河南信阳在内的一些地方曾经推行干部“能上能下”制度，对那些不认真执行上级指示、决策、部署，或者不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作风专断的领导干部采取免职、降职、责令辞职，改任非领导职务或者转岗等方式进行职务调整。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干部“能下”的问题，并且颁布相应的纪律规则，这充分说明中共中央已经意识到当前干部任用中存在的问题，决定打破领导干部任用的“铁饭碗”，真正贯彻落实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针，密切联系群众，对干部队伍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整顿。

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进行过哪些干部任用方面的改革？

乔：众所周知，为了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我国在干部任用方面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早在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便曾谈到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情况，增长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领导干部年龄老化的问题，党中央提出了“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口号，让一大批年轻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事实证明，无论是越级提拔，还是定向提拔，这一举措切实解决了干部年轻化问题，可是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一些年轻干部缺乏基层工作的经验，政治履历不够，业务素质不高，他们占据领导岗位，不仅严重挫伤了基层领导干部的积极性，而且其中的某些人更主要是败坏了党的风气，影响党的方针路线贯彻落实。将那些“坐直升飞机”提拔上来的干部重新下放，让他们脚踏实地，继续接受群众教育，不仅对他们自己有利，而且对党的领导事业至关重要。

进入21世纪后，一些地方为了解决“领导干部知识化”的问题，从高等院校直接提拔一部分博士生和硕士生担任领导干部，这些人坐上了领导干部的“直通车”，直接进入机关担任领导岗位。可是，由于他们缺乏机关工作经验，不了解工作所在地的实际情况，结果在领导的过程中出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

记：这些问题对干部用人方面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乔：一些领导干部由于书生气非常严重，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结果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假如不尽快将这些直接从高等院校选拔的领导干部调离领导岗位，那么，有可能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干部晋升问题，一些地方把国家机关升格或者“高职低配”，这严重违反了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和党的干部任用制度。部分领导干部认为自己的级别很高，因此，在工作中“耍特权”，不接受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成了不受约束的特殊人物。

如果不尽快处理这些人，不仅会严重影响干部队伍的团结，导致人心涣散，而且会使论资排辈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干部的素质和干部队伍的整体质量将迅速下降。推行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制度，实际上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僵化的组织人事制度，激活党内的民主体制，对执政党进行刮骨疗毒，让那些寄生在执政党体制之内的不合格领导干部洗心革面，振作精神，真正发挥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作用。

“能上能下”才能使领导干部心存敬畏

记：中央出台《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规定（试行）》，对这些负面影响有哪些针对性？

乔：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制度，就是要针对那些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者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立规矩，敲警钟。这说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制度具有非常明显的针对性。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缺乏最起码的法律知识，他们对国家的保密工作一无所知，在工作中官僚主义严重，要求所有下属都必须言听计从，在政治上搞“一言堂”，缺乏最起码的民主作风。

这些评价充分反映出群众对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厌恶之情，也反映出执政党在用人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由于一些地方上级机关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过程中只强调听话，而没有对其政治操守进行全面的考察，结果导致一些人格卑劣的办事人员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胡作非为。这些领导干部在单位内把国家资源当作是自己的资源，把自己领导的工作单位变成了“小朝廷”。如果对于这些不懂政治规矩的领导干部不及时地加以调整，那么，必将会使党的事业受到严重破坏。

如果不尽快调整这些领导干部的职务，让他们继续在领导岗位上瞎指挥，那么，不仅会造成党和国家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会让那些长期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同志感到心寒。对那些能力不够，缺乏担当，工作不实在的领导干部进行处理，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能够强化执政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记：您认为该如何对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顽症对症下药？

乔：我国反腐败工作正处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反腐败已经让一些腐败分子有所忌惮。可是，在反腐败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一些领导干部认为过去工作可以“利益均沾”，现在工作不能收钱，因此，他们能推就推，能不干就不干。部分高等院校的领导干部缺乏担当，无所作为，被国家领导人称之为“不学无术，不思进取，不敢担当”的“三不”干部。

只有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才能让一些领导干部产生危机感；只有将那些官僚主义严重的领导干部撤职查办，才能彻底整顿党的队伍，增强干部队伍活力。党内民主是国家民主的前提和基础，推行党内民主必须首先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

今后在党的建设工作中，应当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逐步建立自下而上的选举和监督机制，让普通党员随时监督党的领导干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的民主常态化。建议中共中央总结联系群众实践教育活动的经验，尽快修改党的组织人事制度，建立周期性的党内民主选举程序，让党员群众通过投票选举党的领导干部。如果领导干部不称职，那么，党员群众可以通过周期性的选举将他们拉下台，因为只有这样，党员领导干部才会心存敬畏，才会真正扑下身子密切联系群众，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同样不能忽视高校“不能下”问题

记：除了前面您所说的一些人从高校到机关任领导干部“水土不服”的现象，我们认为高校也同样存在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现象，而且比较严重。

乔：是的。当前在我国高校之所以出现非常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原因在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了加强对高校的管理，提拔了一大批教师担任副部级或者厅局级的书记、校长。这些人本来就缺乏群众基础，缺乏基层工作的经验，可是，由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把高等院校看作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为了加强对高校的管理，设置了领导岗位，结果让一些高校的服务人员和教师一步登天，成为了所谓副部级或者厅局级领导干部。某高校一些书记见到领导干部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可是见到教师却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背后议论，这些人天生就是“当领导干部的料”，因为他们会溜须拍马，是典型的“两面人”，他们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因为他们缺乏人格。

发生在一些高校的腐败案件充分说明，强化对高等院校的行政管理已迫在眉睫，而在高等院校设置的行政级别，很可能会把高等院校变成腐败的滋生地。现在一些高等院校领导干部生活腐化，他们不仅出入有专车，而且下班时间还要后勤管理部门提供锻炼的设备和场所。某些高校书记不仅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博士学位，而且成为学术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为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获取学位提供便利。当前我国党政机关之所以出现一大批非在职博士，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某些高等院校的书记、校长为了“更上一层楼”，和一些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拉关系套近乎，把学位当作礼品送给党政领导干部。如此看来，解决高等院校的腐败问题必须釜底抽薪，必须尽快去行政化，让那些所谓的厅局级的书记、校长成为一般办事人员。

记：您认为部分高校领导“不能下”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现在一些高等院校党委机关已经成为凌驾于师生头上的官僚机构，有的高等院校党政领导干部不是为教师服务，而是千方百计地给教师找麻烦，让一些勤勤恳恳踏实工作的教师苦不堪言。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一些高等院校领导干部明知道国家有保密的法律规定，不得泄露国家保密人员的身份，可是，在工作中由于不愿担当，遇到问题层层传达，结果导致国家安全工作遭受巨大的阻力。更为遗憾的是，高等院校去行政化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没有改变思想观念，把高等院校去行政化的工作交给高等院校的书记、校长，让他们自己来解决去行政化的问题，这是典型的缘木求鱼。

因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应当尽快出台文件，要求所有高等院校都必须取消行政级别，高等院校的书记、校长和院长不再享受任何行政级别待遇。恢复高等院校基层党组织的本来面目，让高等院校的党员群众选举产生书记，书记不再脱离教学科研岗位，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党的各项工作。中央可以定期对高等院校开展巡视工作，凡是发现问题应及时纠正，以此来彻底克服高等院校的官僚化现象。

人物简介》》

乔新生，男，汉族，1963年9月生，中共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商业法研究会理事，湖北省传播法研究会会长，湖北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武汉市法学会经济法研究会理事，当代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先后担任中南财经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所副所长，香港经济与法律杂志社名誉顾问，《中国法律述评》副总编辑，武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道博律师事务所顾问，律师。主要从事商法的现代化与当代经济法的发展研究，特别关注转型期制度变迁与人权保护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先后主持或参与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竞争法、商品交易法等多项国家和部级课题研究。在全国各类公开报刊上发表文章300多篇，主编参编学术著作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