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政策话语对教育开放的关注①——基于《教育部工作要点》的文本分析

张优良，张 颀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近30年来政策话语对教育开放的关注①——基于《教育部工作要点》的文本分析

张优良，张 颀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改革开放后，教育开放是我国教育政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30年来我国教育开放政策的关注点，主要包括出国留学与人才回归、来华留学生和外籍教师引进、孔子学院与汉语国际推广、与港澳台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与教科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交流合作、中外合作办学与境外办学等方面。研究发现，我国教育开放政策的关注点的数量和内容均有变化；我国教育开放政策主要关注高等教育领域；与政治形势紧密相关，具有阶段性特征；另外，政府在推进教育开放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教育开放；政策文本；《教育部工作要点》

一、问题提出

建国后，我国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对象、内容、关注点及相关教育政策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迎来空前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此同时教育国际交流和合作真正起步，并得以迅速发展。改革与开放逐渐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两个着力点。当今世界一体化的深入推进，我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教育领域的进一步开放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对教育领域改革、开放与发展关系做出了如上界定。教育开放成为我国教育政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当前现实的政策语境下，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教育实际发展情况几乎是亦步亦趋。教育开放与教育开放政策也是密不可分的，教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定什么样的教育政策。［1］近年来我国教育开放进入深水区，教育行政部门开始推进“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因此有必要回顾、梳理、总结我国教育开放政策30年来的历程。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教育部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是教育部每年年初出台的工作规划，涉及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对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工作要点》虽然并不是正式颁行、具有行政效力的规定性文件，但属于“教育行政部门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一定教育目的而制定的关于教育事务的行动准则”的范畴，属于广义上的教育政策。［2］而且由于《工作要点》的出台具有很强的连贯性，可以从中看出我国教育政策变迁历程。因此，《工作要点》是教育领域重要的政策文件，是教育政策研究合适的研究样本。［3］教育开放的内容在每年的《工作要点》中都有所体现，是指导教育领域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的重要文件。本研究以查阅到的1987年至2015年教育部制定的《工作要点》为主要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某一教育政策的出台和变迁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影响因素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博弈和权力斗争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教育政策文本不仅是政策的象征与体现，更能反映出政府在面对“内部或外部压力时所做出的反应，其演变反映着所在领域社会结构和组织的变迁”。涂端午认为“对于大多数很少有机会接触政策过程‘黑箱’的政策研究者来说，政策文本分析为其提供了一种‘黑箱技术’，即通过作为政治活动产出的文本来‘观察’实际上并不可直接观察的长时段政策演变过程”［4］。本研究试图采用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对近30年教育对外开放政策文本的梳理，明确教育开放的关注点，把握当代我国教育开放政策的特征。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首先对《工作要点》中教育开放的有关工作事项进行编码处理，进而将内容相似的工作事项归为一类政策关注点，并梳理关注点的实际内容变化情况。最后，结合关注点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分析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政策的特征。从技术手段来看，研究一方面对政策文本的关注点进行量的统计分析，从数量上呈现教育开放政策的变迁历程；另一方面对每一项政策文本进行定性分析，对文本所负载的意义进行阐述。

三、教育开放政策的关注点

（一）政策关注点的整体情况

政策文本中对不同事物的言说构成政策的不同关注点。［5］通过对近30年《工作要点》进行编码统计，共涵盖234项涉及教育开放的工作事项，每年平均为8项（见表1）。通过分析工作事项实际内容，可将其合并为20类关注点。统计关注点出现的频次，分别为来华留学21次；孔子学院与对外汉语教学20次；港澳台合作与交流20次；加强教育交流合作19次；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服务18次；公派留学18次；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13次；中外合作办学11次；留学组织和制度建设10次；自费留学、外事立法与监管、外籍教师引进管理、出国教师选派均为8次；学位学历互认、推动境外办学、举办参与会议、教育援助均为7次；在外留学人员管理、高等教育示范区和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国别与区域研究均为3次。其他事项统一归为其他关注点，各出现1次。按照年度对关注点进行统计，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初期教育开放政策关注点数量波动很大，出现了1991、1998年的高峰期和随后数年的低潮。近年来，教育开放政策的关注点数量逐渐稳定，总体上教育开放的关注频次呈增长趋势。

表1：1987-2015年《教育部工作要点》关注点情况

续表1

从教育开放政策的提法上看，教育国际合作的提法首次出现是在1989年《工作要点》中，单列为标题“教育国际合作及留学生工作方面”。2001年《工作要点》标题中出现“教育对外开放”的提法，表述为“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自此，“教育对外开放”成为常用标题词汇，但具体表述在不同的年份则有一些差别。2001年、2004年和2009年标题中均提及“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近五年来，教育对外开放提出的力度不断加强，具体为“深化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全方位提高教育对外开放水平”、“推进教育有序开放”、“继续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另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内容和领域不断扩展。1995年、1996年和1998年均要求加强与国外高新科学研究的合作，1997年提出“改进和加强文科的对外交流与合作”。2002年开始主张“积极促进双边和多边教育交流与合作”，进而与相关国家建立稳定的工作磋商机制。2010年将“教育交流”进一步提升为“人文交流与教育合作”，教育交流成为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了教育交流的层次，扩大了教育交流的内涵和范围。这一变化与当今的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与世界各国外交往来频繁，也出现了各种摩擦。在当今的国际格局下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借助多种方式和途径。在人文交流的外交意义不断凸显和各国外交统筹人文交流的双向互动趋势下，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希望通过加强国际间人文交流的方式，推动实施人文外交。人文交流的内容大致涵盖了思想交锋、人员交往、教育交流、科技合作、文学艺术、语言教学、图书出版、信息服务等内容，几乎所有跨国人员和社会交流都被纳入其中。［6］

（二）政策关注点的具体情况

1.出国留学与人才回归

教育的对外开放首先表现在人员的交流与流动上。我国政府对我国公民教育领域对外交流的管理主要包括人员的派遣、对自费留学的规定、留学人员的回归和对在外留学人员的服务与管理等方面。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国留学人员主要是公派出国留学人员。［7］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确定了“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留学派遣原则，加强对出国留学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服务工作，要求各类公派出国留学人员，都应按计划努力完成学习任务，及时回国工作。1987年《工作要点》提出贯彻执行该通知，并做好落实工作。从1988年起教育行政部门开始提出对留学工作进行改革，改革的前期主要是以“按需派遣”的原则根据国家需要调整相应的人员构成，同时改革留学人员的选拔办法，加强对留学人员的服务和管理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留学人员逾期不归，政府一方面仍然坚持派出工作，同时在政策上做了若干调整，在原来留学方针基础上增加了“德才兼备”的要求。［8］这一方针在1991年《工作要点》有所体现，要求按照不同国别的情况，研究留学生派遣的具体政策；改进对公派留学人员的选拔办法；加强对国外留学人员的服务、教育和管理工作。1995年我国筹建留学基金委，开始对国家公费出国留学的选拔与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改革。2004年教育部提出要“加大高层次人才选派力度”，扩大研究生派出规模，提高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的培养层次，国家公派留学的目的更加具有针对性，即促进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2007年，为了支持和配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开始实施“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选派项目”。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工作要点》首次提出提高公派出国留学质量效益，标志着我国公派留学从注重规模和层次，开始向注重质量和效益方向转变。

1978年以前，自费出国留学从来没有成为国家出国留学政策的关注点，虽然有个别人自费出国留学。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大量派遣留学生，自费留学生数量也逐渐增多，也逐渐引起了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9］1982年和1984年，国务院分别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和《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开放了我国公民自费出国留学的途径。1989年《工作要点》提出“改进自费出国留学的管理办法”，2002年提出完善自费出国留学政策，2003年则提出积极引导自费留学健康发展。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我国政府的态度主要是监管、引导和支持。整体而言，我国鼓励出国留学行为，同时对留学中介机构进行规范和监督。

与出国留学相对应的是政府非常重视留学人员回国事宜，《工作要点》多次提出“研究促进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政策措施”，加大对留学优秀人才回国服务的资助力度。1992年原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应该成为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看待留学人员回国事宜。1993年之前《工作要点》均强调做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随后则是鼓励留学人员采取多种形式为国服务，不再强调回国这一单一的为国服务途径。如在外为国服务（1994）、短期回国（1995和1996）、适当方式为国服务（1998和2001）、多种形式为国服务（2002和2003）。2008年提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的政策措施”。由于近年来留学人员回国数量持续增加，自2010年后《工作要点》再也没有提及相关事项。

2.来华留学生和外籍教师引进

教育领域人员国际交流还表现为吸引国外学生来华留学和教师来华工作。改革开放初期，来华留学生数量较少，主要集中在与我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且我国的外国留学生没有自费留学生，全部是享受我国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1978年之后开放自费来华留学生教育。1992年之前，我国一直在进行针对来华留学生的规定和制度建设，对吸引来华留学生持比较审慎的态度。1996年提出“积极稳妥地扩大招收外国留学生”，但直到2002年才再次提出“扩大接受外国留学生”。此后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成为《工作要点》中的常用表述，反映了我国逐渐向外国留学生开放的过程。随着来华留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多，2008年提出“扩大中国政府奖学金规模，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提高来华留学生质量成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重点。与吸引来华留学之相伴的是改进对来华留学生的管理和服务，2014年教育部计划出台《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规定》和《高校国际学生勤工助学管理暂行办法》。

吸引外籍专家来华工作始终是我国教育开放政策的关注点之一。1991年，我国研究制定改进高校聘请外国专家的管理办法；1992年提出要“贯彻落实来华专家教师管理规定”；近五年来，我国加大了外籍教师管理和服务的重视力度，教育部对外籍教师管理制度开展调研工作，鼓励高校吸引世界一流专家学者来华工作，加大引进国外专家工作力度，推进聘任管理制度和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探索完善服务和管理机制。表明我国在吸引外籍专家方面，注意到相关配套服务的重要性。

3.孔子学院与汉语国际推广计划

我国政府在实施教育对外交流不久就开始将对外汉语工作提上日程，将其作为教育领域“走出去”的一个重要事项。1987年我国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简称“国家汉办”，致力于对外推广汉语教学。1989年《工作要点》提出“制订对外汉语教师任职资格条例”，开始对对外汉语教师的资格进行认证。此后，历年的《工作要点》中几乎都会提及对外汉语教学工作。1992年正式提出“在国外举办汉语教学点”，1998年提出要“努力推动对外汉语教学和汉文化的传播”，将文化传播正式纳入汉语教学的任务之中。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形式更加多样，但组织模式仅局限在汉语教学点。为了扩大汉语教学的规模和影响，从2003年我国开始重视“加快对外汉语教学基地的建设”；2004年正式提出启动境外“孔子中文学院”建设（第二年改称“孔子学院”），此后孔子学院作为国家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的媒介在历年的《工作要点》中占据重要地位。2007年提出推动汉语教学进入国外正规教育体系。2012年开始关注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问题，办好网络孔子学院。近年来，开始对孔子学院和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进行合理规划，制定了《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年）》，并鼓励社会组织和机构积极参与孔子学院建设。《工作要点》从孔子学院的布局和建设，教师队伍的培养和派遣，教材的开发等详细加以设计，可以看出我国对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重视。

4.与港澳台地区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教育交流合作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密切。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开始回暖，两岸的人员和信息交流逐步开放，1987年底两岸同胞隔绝状态被打破，随着两岸经贸交往、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蓬勃发展，教育交流与合作也相继开展。1990年《工作要点》提出在“坚持原则，多做工作，防止外来干涉、颠覆与渗透”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开展同外国及港、澳、台的教育交流与合作。1994年、1995年和1996年《工作要点》均指出“贯彻中央对港澳台地区的工作方针、政策”，进而扩大招收港、澳、台学生。1997年香港回归，教育部提出“配合香港回归，加强与港、澳、台的教育交流”。1999年我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在香港和澳门陆续回归后，加强两岸三地的教育交流更是教育部每年必备的工作项目之一。

5.与教科文等国际组织的多边交流合作

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我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的初期，以参与反对霸权等政治斗争为主，与教科文组织在教育、科学、文化等业务合作还没有开展。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我国与教科文组织在其业务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蓬勃发展，成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教育和科学技术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与教科文组织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10］1998年《工作要点》首次提出“积极开展与教科文组织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争取外来经费”。这一时期在继续通过教科文组织学习对我国有益的东西之外，我国也对教科文组织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进入21世纪，我国教育部非常重视与联合国教科文等高端国际教育组织的合作与交流，以此来增强我国对国际教育事务的参与程度。2013年提出要“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教育国际规则制定”。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在国际组织中从被动的参与者、接受者、倾听者，逐渐谋求为主动的参与者、组织者和规则制定者。目前，教育部正推进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力图在国际组织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6.中外合作办学与境外办学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是1986年成立于南京大学的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93年，原国家教委发布《关于境外机构和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通知强调与境外机构或个人在我国内合作办学，应坚持积极慎重、以我为主的原则。1995年国家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使我国合作办学有了法律规定。［11］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教育领域的扩大开放不可避免，中外合作办学作为外国教育实体进入我国的一种方式得到确认，2002年《工作要点》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了专门解释和任务安排，2003年我国正式实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该条例的颁行是为依法规范中外合作办学行为，也是为更好地促进我国教育与国际接轨。随着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和院校数量的增加，近三年来《工作要点》主要关注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评估和质量认证，如引进境外高水平大学来华办学；优化中外合作办学类别、学科结构和地区分布；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监管等。

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是指高等学校在境外举办以境外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或者采用其他形式开展教育教学活动。［12］1997年《工作要点》就曾提出“制订境外合作办学管理办法”。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政府开始“积极稳妥地推动有条件的学校赴境外办学”。实施“走出去”战略，研究制定高校赴境外办学的指导意见（2013），修订《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支持国内高水平教育机构走出去办学（2014），稳步推进境外办学（2015）。

7.其他关注点

随着中外高校交流的日益加深，学历学位的互认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2002年提出“研究和推动与国外互认学历、学位的工作”，此后随着学历学位互认工作的推进，2012年提出要“研究制定中外学位互授联授的相关管理措施”。另外，教育部非常重视举办并参加国际教育会议不断加强留学工作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建设，推动外事立法与涉外活动监管。教育援助也曾是《工作要点》的关注点。比如援助第三世界或者接收世界银行和教科文组织的援助。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是高校整合资源对某一国家或者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开展全方位综合研究的实体性平台。［13］2014年“推进国别与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建设”，2015年“加大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建设”。区域研究为我国对外交流和合作提供了信息支撑，也成为《工作要点》的关注领域。早在1992年，原国家教委就曾支持国内一批重点研究单位，加强对俄、东欧及第三世界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此外，建立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是教育部推进新时期教育国际合作交流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四、近30年教育开放政策的特征

通过分析政策关注点的形式和内容，研究发现了近30年来教育开放政策发展变化过程中所具有的一些特征。

（一）与政治形势紧密相关

我国教育开放政策与政治形势紧密相关，在不同时期具有差异性。结合时代背景，本研究将近30年的教育开放政策划分为恢复与发展、稳步探索和深化发展三个阶段。

恢复与发展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政策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改革和开放成为促进经济建设的两翼。早在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党内外各项职务以后，首先开始负责科学和教育领域的整顿和恢复工作。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就派遣留学生问题做了重要指示，“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14］。据此，教育部、外交部以及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我国教育对外交流从文革时期的基本中断至此得以恢复，新时期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正式拉开了序幕。

稳步探索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外局势复杂，这一阶段政策的关注点相对偏少，主要集中在推动出国留学和人才回归、加强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校之间的交流和科研合作、加强与港澳台地区的联系、推广汉语教学等。“积极稳妥”是这一时期的关键词，如1996年、1997年和1998年连续三年提出“积极稳妥的开展发展来华留学生工作”，反映出政府在推动教育对外开放时，既想扩大开放程度，增强改革动力，又担心在开放的过程中对教育发展造成冲击。这一阶段持续到2001年前后。

深化发展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教育产业进一步介入国内教育市场，在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育方式等方面，对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15］2002年《工作要点》针对世贸组织对中国教育的可能影响进行了长篇幅的评估和讨论。此后，在《工作要点》中的标题中“教育开放”逐步取代“教育对外合作与交流”，政府深化了对教育发展的认识。近年来，我国的教育对外开放和改革进入深水期，如何进一步推进教育开放成为政府考虑的重大问题，除了历年的基本关注点之外，还提出了进行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综合改革试验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区建设、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建设等内容。

（二）教育行政部门占据主导地位

教育开放政策的变迁动力是非常复杂的社会机制。美国政策学家约翰·金登将一项政策的行为主体分成了“政府内部的参与者”与“政府外部的参与者”。［16］从政府这一行为主体的作用来看，教育行政部门在我国教育开放政策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从《工作要点》的用词中可以看出“加强（70次）、管理（44次）、改进（23次）、推进（20次）、贯彻（13次）、制订（11次）、落实（11次）、监管（9次）”几乎占据了每一工作事项的开头。教育行政部门在推动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政府也在着力搭建教育合作与交流的平台，凸显高校等行为主体在参与教育开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政府的行政意味依然浓重。由教育行政部门推动的教育开放进程更多的反映了政府的利益，我国教育开放政策的变迁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变迁、渐进变迁的结果，已经形成了政府主导的教育开放的路径依赖。

（三）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

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虽然包括各个层次的教育，但主要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涉及人才流动、中外合作办学和汉语推广等各个方面。这种交流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国家的政策，高等学校则是这种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执行者。［17］通过分析《工作要点》，我们发现高等教育领域一直是我国教育开放政策关注的重点。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和教育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将会有更多的政策措施从政府规章层面上升到国家法律和法规层面，从而提高国家对高等教育规制的力度。［18］目前，我国教育开放政策步入改革的深水区，高等教育将继续被重点关注，高校是我国教育开放的重点和核心，政府全面规制大学［19］，我国教育开放政策的落实需要各个高校的努力。因此，增强高校等外部行为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成为政府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1］康翠萍.一种分析范式：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

［2］吴志宏，等.教育政策与教育法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

［3］［5］周谷平，余源晶.近30年来政策话语对教育公平的关注——基于《教育部工作要点》的实证研究［J］.教育研究，2012，（2）：35.

［4］涂端午.教育政策文本分析及其应用［J］.复旦教育论坛，2009，（5）：24.

［6］赵可金.人文外交：全球化时代的新外交形态［J］.外交评论，2011，（6）：78.

［7］［9］［10］［11］［17］于富增，江波，朱小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181、144、305-342、302、157.

［8］陈学飞.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公派留学教育政策的演变及成效［J］.复旦教育论坛，2014，（3）：13.

［12］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EB/OL］. http：//www.oir.pku.edu.cn/Item/2924.aspx，2015-05-20.

［13］赵秀红.教育部发布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办法［N］.中国教育报，2015-02-10（2）.

［14］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65.

［15］柏杰，苏竣，何晋秋，等.加入WTO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1，（5）：21.

［16］［美］约翰·W.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丁煌，方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8.

［18］涂端午.高等教育政策的控制结构及其演变——基于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0，（2）：53.

［19］唐世纲，罗邓华.我国大学制度规制化批判［J］.现代教育管理，2015，（4）：45.

（责任编辑：杨玉；责任校对：于翔）

The Concerns about the Policy Discourse of Education Opening in the Late 30 Years in China

ZHANG Youliang，ZHANG Qi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After the opening up and reform，education opening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policy discourse.Based on Working Poi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the researcher analyses the concerns about the education opening policy in the late 30 years，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open policy in China.Studies have found that ou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focuses on quantity and content，which has changed a lot during the past 30 years；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focuses o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and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has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in addition，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education process.

education opening；educational policy；working poi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G40-011.8

A

1674-5485（2015）11-0027-07

①北京市教委委托课题“首都高等教育国际化现状研究”。

张优良(1987-)，男，河南商丘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高校管理、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张颀（1994-），男，河南周口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