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构建“双创”高地

席志刚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如何深入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推进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成都的决策层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课题。

在2014年全面摸清家底，统一市情再认识的基础上，成都笃定“创新驱动”战略，在推进创新改革上，用“双创”破题，解构当前成都“新常态、万亿级，再出发”方程式。

成都决策层的思考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行压力依然很大的情况下，成都新的发展动力是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特别是在经济总量进入到万亿级后，转型升级路径成为成都决策层面临的难题。

客观上说，在跨越万亿门槛之后，成都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面临GDP增速下滑的压力。在“城市万亿俱乐部”中，无论是深圳、苏州，还是北京、上海、广州，都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了中速平稳增长阶段。

成都社科院副院长阎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常态下，成都既受经济结构和经济周期等问题的影响，也受到全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在经过几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而且整个国家都面临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过去几年，成都大力引进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产业，这些产业投资快速形成产能，进而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新常态下，大项目引进更为困难，土地、资金等要素制约更为突出。

阎星认为，此前成都从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优势产业上不断汲取成长养分，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在传统优势产业进入平稳发展期后，成都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培育新的产业支撑，难度不小。

“特别是成都经济体量突破万亿后，固有的路径依赖使得转身很吃力。”阎星表示，成都决策层一方面要克服经济在可预见的时间周期内下滑时带来的压力，一方面又要非常谨慎地决策，难度之大超乎想象。

“尽管压力很大，过程很痛苦，但摸清了新常态下成都家底，基本找到了经济发展存量和增量间的逻辑平衡点。”阎星认为，成都决策层在经历了严谨的思考后，做出了创新驱动成为转型的必然选择的决断。

存量方面，成都依然将重点放在抓投资、促项目、保运行，“稳”字当先。增量方面，则向改革要红利，旨在激发和释放各类市场主体及社会个体的创新创业活力，鼓励社会资本力量参与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创新的基础是科技资源，成都在这方面“家底”雄厚。成都市区域内分布有53所高校院所、30家国家级科研机构、45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研究中心和研发平台，8个国家级创新性企业，972家高新企业，高端人力资源和创新要素在中西部排名第一。

各类科研院所、高校的科技成果存量巨大，特别是制造领域的一些高精尖成果，亟须消化。另一方面，这些具有科技创新实力的科研机构和人才在创新增量上仍有潜力可挖。成都决策层有了底气。

在顶层设计层面，“双创”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创新创业对成都意味着什么？从全国来看，四川要做西部大开发领头羊;从全省来看，成都是首位城市、核心增长极。而成都要有新作为，很大程度上要靠创新驱动来实现。

谋定而后动。对成都而言，“创新驱动”战略需要与国家“双创”战略在对接上形成具体的落实计划。

2月8日，成都确定了新常态下的新打法，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创业天府”行动计划。该计划拟用10年时间，通过汇集创业力量、建设创业载体、强化科技金融、聚集创新要素、塑造创业品牌等方面的努力，把成都打造成为全球创新要素聚集的新高地，创新创业生态环境的新标杆，国家自主创新发展的引领区以及全国领先、国际知名的“创业之城、圆梦之都”。

该计划锁定大学生、高校院所科技人员、海归创业者、连续创业者等为代表的最具活力的创业人才群落，其中青年大学生、高校院所科技人才、海内外人才、企事业人员被称为创业“新四军”。

创业“新四军”中的前三类人群均和高校有关，高校之所以被视为创新资源的集中地和重要源头，是源于这一机构所具备的科技创新实力和活力。成都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高校科技创新资源长期积累的科技成果存量，是一笔不小的创新创业资产，由于科技成果交易体制掣肘，很多都束之高阁。

科技成果转化在近年来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而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也是不争的事实。把这些科技创新资源红利释放出来，成都决策层颇费心思。

首先，成都市提出了“抓科技就是抓经济、抓创新就是抓发展”的理念，谓之“摆位”。在动作上亦颇为大胆，提出“要用改革的思路和魄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要求。

在中国，凡是以“改革”冠之的工作，意味着难度不小，尤其是涉及体制的改革。在经历了诸多改革试验的成都决策层看来，“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的结论来自于长期实践，在改革步入“深水区”之际，更具有勇者胜的气魄。

在转型路上，“创业天府”行动计划将创新创业融入到成都改革发展意志层面，这样的决断与尝试，不仅是一种路径，也是成都对外发布的最直接信号。

“创业天府”向改革要红利

成都的“创业天府”行动计划是一个向改革要红利的系统工程，涵盖了各项政策支撑，甚至还考虑到了改善生活环境。实施“创业天府”行动计划，首当其冲的着力方向是要注重市场导向;其次，则是要激发高校潜力，推动“研究+创业”双轨发展。

但成都市仍存在校地间战略合作发展相对滞后、高校科研和成果评价体制制约显著、旧有体制对成果转化的机制不畅，以及创新载体建设总体规模与需求不相匹配等问题。

硅谷的成功经验表明，畅通的产学研成果转化机制为“实验室”通向“生产线”搭起一座桥梁。而在中国，高校人才发明成果依然是职务发明，其处置权、收益权以及所有权依然是成果转化绕不过的“门槛”。

成都推动全面创新改革试验，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主攻方向。科研成果如果束之高阁，不仅不能形成生产力，而且反过来会窒息科技创新。同时，如果体制机制不能有效激发创新活力，首先需要创新和变革的就是体制机制本身。

抓好创新驱动，走好“一带一路”，必须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这事关“十三五”开局。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被摆到了重要位置。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推动校地协同创新，是成都改革科技转化体制迈出的第一步。但这无疑会触及到改革的痛点，即便是痛，成都还是出发了。

破除体制、制度、政策藩篱，是成都改革路径的重要阐述，针对科技成果转化面临体制桎梏，成都开展高校科技成果处置权管理和收益分配改革，打破高校科研和成果评价体制障碍，赋予高校自主处置权，这是激活和释放创新创业红利的关键。

为打破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桎梏，2014年8月，成都出台《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在蓉协同创新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成都十条”），直指上述三权“破冰”问题。“探索高校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核心是给创新者更大自主支配权。”成都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让发明创造者获得应有报酬，激发高校院所科技人才面向市场的创新创业活力。

在破解高校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方面，“成都十条”明确，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可用于人员激励，这一比例可不少于70%。“创业天府”行动计划更进一步提出，出台“成都十条”，支持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等部省属高校开展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改革试点，实行职务发明成果转化和股权分红激励，建立科研人员自主处置、全面放开的成果转化机制。

这项改革措施获得了政产学研用各方的普遍欢迎，被誉为“最接地气”的科技改革，很快有了结果。西南交通大学进行了一项创新改革：学校名下的100%国有职务发明专利权，划出50%给发明人团队，实现了职务发明人团队由被奖励权向财产权的转变。

此项改革直接催生了该校材料学院黄楠教授团队的心血管支架项目，成为该校在“成都十条”后的首例科技转化成果。这一项目的知识产权评估价为1500万元，专利权由西南交通大学持有。划拨给该校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后，由国家大学科技园出具变更手续，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现了国家大学科技园代表西南交通大学与发明人团队所组成的公司共同持有专利权，促进了该专利成果的评估入股孵化。

在这种激励之下，在蓉高校院所的各类创业主体发展如雨后春笋。科技人才加速向成都汇聚，一批代表“成都创造”“成都智造”水平的高端产品加快形成，鼓励创新、支持创造、崇尚创业的创新文化氛围加快形成，创新创造的人文特质不断融入成都改革精神血脉。

然而，打破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桎梏，并不能完全解决科技成果与市场的衔接。科技成果评估、载体孵化、科技金融、财政杠杆、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需要继续改革探索。

成都市的导向十分明确：能用市场的力量推动的，行政最好不要过多干预。成都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对此要求的理解是，政府在土地、财政、税收等基础层面做好规划，预留好政策调整空间，做好引导和服务即可，剩下的交给市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建好基础生态。”

目前，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在高校院所里已成潮流，建设校院地协同创新载体的步伐不断加快。成都支持在蓉高校院所与地方共建一批产业技术研究院、科技孵化器、成果转化实体机构、公共技术平台等，已初步建成电子科大电子信息产业孵化器等首批载体。

2015年5月23日，选手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调试参赛的“机器人战车”。ROBOMASTERS 2015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开战”。图/新华

与此同时，在对接中央科研院所方面亦有斩获，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国家网络空间安全产业化基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民用航空电子系统产业化基地、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先进激光创新基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都创新基地等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在成都落地。

不仅如此，高校院所还纷纷出资和地方联手催生项目落地。西南交大与双流县合作即是如此：西南交大出资1000万元现金和价值 3500万元的知识产权，双流县政府提供340亩工业用地和60亩科研用地以及1.4亿元资金，共同推动科技成果在双流的转化、孵化、产业化。

“双流的制造业较为高端，具有基础优势，因此更专注创新驱动高端平台建设。”双流县科技局副局长贺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述改革正在推动“双流制造”加快向“双流智造”转变。

构建新型政企政民关系

创新驱动战略势在必行，政务服务创新职能转换刻不容缓，从研发管理转向创新服务，职能一变，活力立现。现在全国各地均在实施简政放权，成都也不例外。

在成都市决策层看来，发动创新驱动“新引擎”需要友好的创新环境。政府要转变履行创新职能的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放松管理的手，举好政策的旗，铺好创新的路。

企业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发展水平决定城市发展水平。地方党委政府支持企业发展，关键在提供高效的政务环境和充分的要素保障。而这力促成都加快政务改革，“破陈规、求突破、增活力”成为此轮改革的最低要求。

成都正探索实施“企业有需求，政府来满足”新型政企合作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成都在新一轮简政放权改革中对“互联网+”情有独钟。事实上，自“互联网+”今年首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后，成都将“互联网+ ”与政府管理服务和城市建设相结合，构建B2G新型政企关系、R2G新型政民关系，以提高政府管理服务效率。

这项思考很快成为现实，成都B2G企业服务新机制9月份已经启用。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目前，成都已计划在武侯、锦江等区（市）县先行试点，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以方便基层、方便企业、方便群众为出发点，形成“互联网+政府”的模式，推进管理服务扁平化，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成都决策层期待这项带有互动性的政府管理服务模式，能够发现更多的企业共性诉求，从而出台相应政策制度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提高政府解决企业问题的效率和速度。

在商事制度改革层面，成都推出《成都市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创新试行先照后证登记制度、试行小额经营社区备案制度等，成都市市场主体突破100万家，注册资本总额突破2万亿大关，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二位;在人事流动、金融扶持、平台搭建、大学生创业就业、小微企业扶持、科技人才创新创业资助等方面，出台覆盖创新创业全链条的7大类46条政策。

科技部党组书记王志刚在谈及扶持“创客”与改革“再出发”时表示，政府和社会要给“创客”良好的“土壤”，鼓励和支持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包括政策环境、制度条件和人文氛围等。

从校院地协同创新、“成都十条”“创业天府”行动计划、“创业天府·菁蓉汇”，各类政策组织、法律、制度和服务平台悉心呵护每一个小微创业主体方面不难看出，成都加快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大力推动“双创”工作的良苦用心。

在经济总量迈入万亿级、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成都通过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找到城市发展的新动力，提供了一个城市转型增长的探索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