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上）

李延国　李庆华

《根据地》是对中国共产党立党之本的探寻，借助对冀鲁豫根据地革命往事的踏访与追述，鲜明地提出人民是我们党最可靠的靠山，民心就是最大的根据地这一论断。无疑，这同时也是在探寻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历程的原点与出发点，是一部寻找根基与根本的报告文学。“根据地”中的“根”就是根本、根基，“据”就是依据、凭据，“地”就是土地、江山、社稷。“根据地”也就是共产党人打下江山得天下的根基与依凭，是共和国诞生的原点和出发点。从这个层面上说，《根据地》描述的是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党的历史，一段国家记忆。这段记忆沉淀在时间的长河里，被作家用生动的文字再次擦亮擦新。

序章 一个被遗忘的名字

历史并非易碎品。

因为它有记忆。

建筑、书籍、碑刻、墓葬、壁画、雕塑、传说、葬礼、歌曲、民俗，都会留下历史的投影。

今天的信息时代，记忆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中国研发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每秒钟可以运算数亿亿次，一块拇指大的电脑芯片，可以装下一整座大型图书馆的书籍内容，甚至连我们使用的手机，也可以储存下一座中小型图书馆的书籍内容。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代替另一种记忆的载体，那就是有情感的人。

人民，是民族血性传递的不可取代的载体！

2013年春天，山东省曹县刘岗村三位八十六岁的耄耋老人，联名给《菏泽日报》写了一封信，要求给七十年前冀鲁豫边区一位叫秦兴体的八路军战士立一座碑。信文朴实恳切：

我们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我们心中的英雄——秦兴体的事迹，不能发扬光大，不能给这样的英雄树碑立传，这种精神不能弘扬，我们觉得愧对英烈，愧对历史……这是我们人生暮年最后的牵挂，办好这件事，我们就可以无憾瞑目了……

七十年，大半个世纪，几万个日日夜夜。

三位耄耋老人为什么对这个叫秦兴体的八路军战士如此难以忘怀，刻骨铭心？

至今，老人们说起秦兴体的壮烈捐躯，干枯的眼睛里仍会淌出泪水，像两条弯曲细长的小溪，流淌在皱纹纵横的脸上。

虽然有时历史也会得健忘症，但许多事情是永远不应该被忘记的！

抗日战争期间，苦难的鲁西南，受尽了日寇的蹂躏和屠杀，鲁西南人民奋起抗争，但每一次反抗都会迎来另一次更大的杀戮。

曹县有个著名的“红三村”，它包括刘岗、曹楼、伊庄。鲁西南的日寇屡袭不克，日军指挥官便在军用地图上把三个村子用红笔围起来，并赠名“赤三村”。

“赤三村”的百姓无一参加伪军，无一当汉奸和叛徒，坚持与日、伪军浴血奋战八年，以后就被根据地的人民称为“红三村”。

由于“红三村”分布成掎角之势，敌人来扫荡，可以互为联络，互为支援，人民群众基础好。冀鲁豫边区第十一行署、冀鲁豫支队的指挥部便设在这里，号称鲁西南的“小延安”。

1943年秋天，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五分区领导接到情报，商丘、兰考等地上万日军正在秘密部署，准备对鲁西南地区进行军事扫荡，“红三村”是重点。

接到情报后，根据地领导决定对军队和行署机关进行转移。

当时，秦兴体二十五岁，任五分区根据地供给部被服厂保管股股长。按照组织要求，秦兴体将边区货币、缝纫机、棉花和布匹等物资就地掩埋妥当。这时，敌人已在夜间将刘岗村团团围住，秦兴体已无法转移，便换上农民衣服留了下来。

10月6日拂晓，一千五百多名日伪军把“红三村”全部包围，决心找到八路军的后勤物资。秦兴体一边组织民兵阻击敌人，一边掩护群众突围撤离。由于敌众我寡，敌人很快攻占了刘岗村，秦兴体与一千多名群众一起被赶到村外的“寨海子”里。

“寨海子”，是村民为了防匪、防盗、防日寇而在村围子外挖的水塘。日寇架起机枪，让一千多名群众统统进入“寨海子”，冷水没胸，“寨海子”变成了一个大水牢。

一个日本翻译官嘶哑着喉咙对水牢里的群众说：“乡亲们，皇军大大地爱护老百姓，今天你们只要说出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八路军的军用物资藏在哪里，皇军就会放了你们。要是不合作，马上统统拉出去枪毙！”

群众哑然无声。

日军翻译官见没有人说话，就从人群里拉出两个青年人，逼问：“谁是八路军？”

二人一齐回答：“不知道！”

站在旁边拄着指挥刀的日军指挥官一努嘴，日本兵立即举起枪打死了他们。随后，日本兵又把一个叫杨二孬的青年拉出来吊在树上，挥舞着棍子猛打，一边打一边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

杨二孬强忍着疼痛，坚决地回答：“不知道！”

残忍的敌人将杨二孬活活打死。

日本翻译官指着三个青年人的尸体，发狠地对群众说：“你们看到了没有？要是不说，统统跟这三个人一样的下场！”

那时，三位老人之一的刘效民刚满十五岁，他和父亲紧紧拉住秦兴体的手。目睹日军的残暴，秦兴体心如刀绞，他几次想冲出去和敌人拼命，但都被刘效民父子和群众扯住。群众泡在水中，默默地坚守着一个信念：一定要保护八路军的安全。

更加残酷的审讯又开始了。敌人在坑边放了一张刑床，不时从水坑里拉出群众捆在刑床上并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群众被敌人折磨得惨不忍睹。但不管怎么审讯，受刑的群众都咬定：“不知道！”

“统统的死了死了的！”日军指挥官多喜成一恼羞成怒，挥舞着指挥刀，大声叫嚷着。

秦兴体再也忍不住了，猛然在水牢中高喊：“我是共产党！我是八路军！”

多喜成一脸上露出一丝奸笑，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的出来出来！”

秦兴体挤出群众的保护圈，大义凛然地站到矮小的多喜成一面前。

“你真的是共产党、八路军？”

秦兴体回答：“我就是共产党、八路军！”

“你们八路军的军用物资放在什么地方？说出来大大的奖赏！”

“你先把群众放了！”秦兴体坚定地说。

多喜成一命令把大家从“寨海子”里赶出来，然后又凑到秦兴体身边：“八路的军用物资到底藏在哪里？”

秦兴体拍拍胸脯：“我告诉你，它全藏在这里！”

“你的，这样的不好。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谁是村干部？你统统地给我说出来，我不会杀你！”

秦兴体铁塔一样站立着，开口大骂日军的暴行。

多喜成一“嗖”的一声抽出指挥刀，放在秦兴体的脖子上。秦兴体还是泰然自若，昂首不语。多喜成一把军刀一挥，用日语吼叫了一阵，日军翻译官立刻带领几个汉奸，把秦兴体绑在刑床上，用皮鞭抽打他，并向他身上滴特制的黑色酸性液体，秦兴体浑身顿时烧起了许多血泡，疼得昏死过去。

日本兵往秦兴体头上泼了一盆冷水。待秦兴体苏醒过来以后，多喜成一又问道：“你说不说？”

秦兴体沉思了一会儿：“我说。”

日军翻译官喜出望外，立即让人把秦兴体放下来，年轻英俊的秦兴体满脸血水，转过身来，向群众大声说道：“乡亲们，抬起头来，不要伤心难过，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抗战一定会取得胜利！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回来，他们会给死难的群众报仇！血债终要血来偿！我们要坚持到底，和日寇汉奸斗争到底……”

多喜成一被气得直哆嗦，指着秦兴体大喊：“快！快！把他的喉咙卡住，别让他搞赤色宣传！”

日军翻译官立即领着几个鬼子，上前去掐秦兴体的脖子，秦兴体扬起一脚，把他踢了个仰面朝天。几个鬼子扑上来把秦兴体拖到墙根，像耶稣受难一样用长钉把他钉在木板上，秦兴体大骂日寇不止。

为了堵住他的嘴，日军用匕首从他身上割下肉，塞进秦兴体的嘴里。

秦兴体大声喊道：“狗日的小鬼子，肉，你拿去吧，骨头是我的！”

日军把门板倒过来，下面生上火，对秦兴体用了最残忍的酷刑——凌迟，用刀一块块切下他的肉……

群众忍无可忍，纷纷冲上去和敌人拼命，敌人机枪开火，一百多群众倒在血泊中。

日寇什么也没有得到，恼羞成怒，烧毁了全村的房屋。

秦兴体啊，你是人民的好儿子，你是中华民族的真壮士，你是冀鲁豫边区为中华民族留下的英雄记忆！

刘岗的乡亲们啊，你们家境贫穷，可你们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你们出身低微，可你们却是世界上最侠义的人！

你们在强敌面前显得弱势，可你们却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

一千多名群众为了救一个八路军泼洒热血，一个八路军为了救一千多名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人间什么样的血缘关系？

在水牢里，秦兴体的手从十五岁的刘效民手中抽出时，英雄的壮举就印刻在刘效民的脑海中，成为他终生不能磨灭的记忆。另一位老人刘思杰当时也在水牢中，少年的双眼如清晰的摄像机，把这一切都记录了下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七十年之后，那景象仍历历如新。

当天是中国传统的九月九重阳节，刘岗村的百姓没有一个进食的。他们用门板制了一副棺木，把烈士掩埋在刘岗村边，秦兴体永远成了刘岗人。

刘岗人曾多次为烈士寻找故乡。他们当年知道秦兴体的家乡在河南省修武县，后在滑县道口铁路当过学徒，到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可是刘岗人寻遍了这些地方，都没有找到烈士的家人。

秦兴体，你是否在等待着一个叫“谷子地”的人，为你吹响迟来的集结号？

笔者前去刘岗村寻访老人，老人们用手掌擦着泪痕：“今天住上了楼，吃上了白馍，可秦兴体还没有找到家。英雄没了，怎么也要告诉家里一声。一想到他，心里就难受啊……”

三位老人，有一位已经坐上了轮椅。为筹资立碑，他们摇着轮椅，手托柳条筐，在“红三村”募捐，一毛、一块、十元、百元、千元……最后竟募集到了五万元。

捐款人都没有留下姓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被遗忘的名字——根据地！

第一章 渐行渐远的冀鲁豫

1.询问大地

“红三村”老人对秦兴体烈士的缅念，牵出了当年冀鲁豫边区党和军民血肉相连、生死相依的悲壮历史。

老人和秦兴体的故事感动了整个鲁西南。

菏泽市委、市政府领导当即作出指示，全力支持帮助老人完成他们的愿望。市政协领导敏锐地察觉到，经济欠发达的鲁西南地区，拥有冀鲁豫根据地光荣的革命传统，应尽快开展“抢救行动”。

菏泽市政协主席刘勇、副主席付守明、陶体华亲自投入到冀鲁豫根据地历史的征集、写作、宣传活动中。他们组织起一个精干的团队，要把这份宝贵的遗产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史工程、思想工程、政治工程、改革工程挖掘出来，留给后人。

时任菏泽市委书记的于晓明前往“红三村”访问老人，并亲自南下贵州，慰问南下的老干部，了解当年冀鲁豫的光荣传统。他对笔者说：“菏泽不仅是牡丹之乡、书画之乡、武术之乡，她还是革命之乡。冀鲁豫当年留下的革命精神，是菏泽腾飞最大的资源和财富！”

冀鲁豫根据地的历史，是欠发达的鲁西南拥有的最大“金矿”。

我们行走在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平原上。

菏泽，古称雷泽。《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古时雷泽西纳济水，通黄河；东入泗水，通淮、江入海。在古代运输工具原始落后的条件下，水系发达的菏泽成为中原一带的交通枢纽，商舟往来密集，被称为“天下之中”。

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以及蚩尤、少昊、共工、鲧、大禹等，皆在今天的菏泽地域留下了活动足迹。至今，菏泽巨野留有蚩尤墓，鄄城留有尧王墓。后来商汤灭夏，建都于亳（今曹县）。

战国时期，越国重臣范蠡帮越王勾践复国之后，悄然泛舟到“天下之中”的菏泽陶丘定居。范蠡运用他的商业智慧，三致千金而散之于民，被称为“商圣”。因范蠡曾被封为陶朱公，后人将他定居的陶丘更名为定陶，传承至今。

战国名将吴起、孙膑及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皆出生于菏泽鄄城和周边地域。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庄子也出生于菏泽曹县东南之地，在漆园（即今菏泽东明县境内）为吏。

项梁反秦战死定陶，汉高祖刘邦曾在此登基建立西汉政权，并娶了菏泽的吕雉和戚夫人为王后和妃子。

曹植在封地鄄城赋愤诗，唐末黄巢曾在此举兵起义。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高适等，都在菏泽留下许多佳作。北宋一百○八好汉聚义梁山泊……无数历史壮举在此演绎。

进入“二十五史”的菏泽英杰达二百多人。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经济学家、政治家数不胜数。

著名抗日名将赵登禹将军就出生在菏泽。当年他带着八百鲁西南壮士，每人身背一把大刀走上抗日前线。在长城喜峰口的对日作战中，身高一米九的赵登禹身为旅长，率部夜袭敌营，身先士卒，将他用一百八十块银圆打造出的两柄特制钢刀砍卷了刃。这一次奇袭，日寇在喜峰口留下五百多颗头颅，其中被赵登禹砍下的有六十多颗！此战催生了著名的《大刀进行曲》。

此役中，赵登禹的左腿被弹片炸伤。他的女儿赵学芬至今保存着赵登禹负伤后的一张照片，将军用两行遒劲的行楷在照片一侧写下：“肢体负伤为小纪念，战死沙场才为大纪念。”他的命运被自己言中，最终他倒在北平南苑保卫战的战场上，身中五弹，鲜血流干，年仅三十九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政部向赵登禹家人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编号为○○○八○号，签署人毛泽东。

建国后，党中央做出决定，不准以领袖个人名字给北京街道命名，但是，唯独有三条街道以国民党将领的名字命名至今——赵登禹路、张自忠路、佟麟阁路！他们是抗日战争中盟军牺牲的级别最高的三位将领（上将）。

赵登禹从鲁西南带走的八百男儿无一生还，全部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赵登禹在喜峰口刀劈日寇不久，他的家乡鲁西南也遭受到日寇的蹂躏。

1939年初，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派出一部分主力，到赵登禹的家乡——鲁西南，开辟敌后根据地，发动群众，抗击日寇。

今天，我们叩问这片大地，半个多世纪前，这里发生过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是否还留下了记忆？

我们站在一所中学的门口，询问一位放学的翩翩少女：“你知道冀鲁豫吗？”

少女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走了。

我们走进一座超市，询问一位带着女友购物的青年：“你知道冀鲁豫吗？”

“什么鱼？鲈鱼？”他憨憨一笑，“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然后就去挑选五光十色的商品了。

我们走进肯德基，买了汉堡坐下食用。对面是一位女大学生，我们问：“你知道冀鲁豫吗？”

对方觉得我们怪怪的，或者不怀好意，或者把我们的问话当成了一个什么邪教的联络暗号，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然后什么也没回答，匆匆离去……

我们怅然。

难道时间是一面筛子，过滤了英雄的事迹和他们的精神？

难道货币、商品、高科技、娱乐大片，能遮挡住历史的光芒？

我们无权要求人们都记住烈士鲜血的重量，也无法参透当年先烈与我们今天生活的联系！

我们也更不能只期待三位耄耋老人靠刻碑记事来留住民族的光荣！

我们只能以自己有限的力量，从浩瀚的史海中，从时间的沉船中，打捞出依然在闪闪发光的冀鲁豫精神。

2.罗荣桓郓城战日寇

1939年初，春寒料峭。一支穿着灰色粗布军装的队伍，穿行在历史之页。

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在代师长陈光（师长林彪因负伤去苏联养病）和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的率领下，遵照中共中央“打到敌后去，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从山西出发，越过一道道封锁线，挺进山东，以策应华北抗日战场。

当时日军主力主要在华北和山东胶济线一带。鲁西南没有铁路，公路也不多，不便于机械化作战。日军在每个县城驻军不多，主要依靠伪军进行统治。

杨勇率领的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开进到鲁西鄄城扎营。这是我八路军作为正规军第一次踏上这片黄色的土地。当地的群众和一些开明绅士，听说平型关打鬼子的一一五师来了，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日寇1938年秋侵占鲁西南的重镇郓城，并积极向外扩展其势力范围。当时，驻郓城日军有二百多名，日军采取了“以华治华”的政策。原韩复榘部下、郓城日伪县长刘本功，派其弟刘玉胜驻郓城西北之樊坝。这伙伪军全部是日式装备，自盘踞樊坝以来，催粮、要款、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当地人民恨之入骨。

具有抗日倾向的国民党郓城县地方部队保安司令祝璧臣，带着二十名当地开明人士，跋涉数十里，冒雨前去欢迎杨勇。祝璧臣原为国民党八十八师副师长，曾参与过围剿中央苏区红军，但现在他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不满，倾向于八路军的抗日政策。他指控伪军刘玉胜盘踞樊坝之危害，要求八路军打击日伪，安定民心，解除人民的苦难。

3月2日，我一一五师师部率师直部队和六八六团进入郓城县郊。郓城县委书记梁仞仟带领县委成员来到团部驻地轩楼。他们也赞同八路军挑个“硬柿子”捏，拔掉樊坝日伪据点的想法。

樊坝位于郓城县城西北，距城十八华里，是伪县长刘本功据点中兵力最强的一个，驻伪军一个团共五百余人，装备有小炮一门，轻机枪十三挺，步枪四百余支。伪军团长刘玉胜亲率主力驻守樊坝，戒备森严。

杨勇率领六八六团接受攻打樊坝任务后，立刻进行了战前准备。当时，我军经过长途行军，非常疲劳，且刚到鲁西，敌情、地势都不熟悉，加之过去部队始终在山区作战，缺乏平原作战的经验。战前会议上，杨勇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指出了我军的最有利条件是有地下党和老百姓的支持。

说到杨勇，不得不提一提平型关大捷。长征时杨勇就曾当过师长，国共达成联合抗日协议后，红军整编为三个师，杨勇“降职”当了六八六团的副团长，1938年1月任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在平型关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杨勇端起刺刀冲入敌阵，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平型关大捷是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与日军正面冲突取得的第一次大捷。

杨勇带领营连干部察看了地形，研究了作战方案，部署了战斗任务。

时值正月十四晚，元宵佳节前夕，樊坝戏台上正演着古装戏剧《杨五郎出家》，表达了外族侵略下的家仇、国恨。伪军团长刘玉胜却非常不满：“谁点的戏？死的死，亡的亡，除了哭还是哭，多晦气！”

刘玉胜并不知道八路军已到了郓城县境。

杨勇通过侦察了解到，敌人每天晚上两次将护寨河上的吊桥板放下，打更的巡逻兵走出围寨，巡逻一遭，如没有情况，就回到据点里去。

1939年3月初，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到达鲁西郓城一带。

杨勇决定在敌人将吊桥放下时快速打进去。执行突击任务的三营十连在红军时期被称为夜老虎连，多次在夜间完成奇袭任务。不料，突击排刚开始冲锋便被敌人发觉，敌人随即扯起吊桥，把突击排的一个尖刀班卡在里面，两个班被阻在寨外，突击排被敌人切为两截。被卡在寨内的尖刀班在围子的门洞里，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危急时刻，后续部队发起冲击，一阵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守寨门的敌人全部被歼。晚11点，一营突击队突入寨内，经过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打进樊坝伪据点，并消灭了从郓城前来支援的一百多名日军。

旭日初升，樊坝东边团柳树庄的枪声依然激烈。这时，几个战士押着一个头上负了伤的俘虏来到杨勇面前。经过审问，他正是伪军团长刘玉胜。

杨勇让卫生员给他包扎好伤口，问他：“那边小庄里是谁的部队？”刘玉胜有气无力地说：“是我的一个营。”

杨勇说：“那好，你马上写封信，让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刘玉胜见大势已去，随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

不久，守团柳树庄的全体伪军左肩扛着枪，右手举着枪栓，走了过来。对于敌人的投降，八路军是有经验的，他们把准备好的箩筐放在路边，伪军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把枪栓扔到箩筐里，然后站队集合。

樊坝战斗共击毙击伤伪军二百余人，日军一百余人，活捉伪军团长刘玉胜及伪军三百多人，缴轻机枪十一挺，小炮一门，步枪四百余支，解放被掳妇女三十余人，村干部二十多人。

六八六团执行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对被俘虏的伪军，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受重伤的给予治疗，伤愈后，再由其选择去留。

杨勇按照毛泽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对刘玉胜也采取了宽大政策。刘玉胜在鲁西曾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杀了他也不冤。但是实行宽大政策，对于开展这里的工作，化解顽固派更为有利。为此，杨勇不但派医生给他和他岳父治伤，还亲自找刘玉胜谈话，向他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希望他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当时，地处三省交界的边区司令多如牛毛，在鲁西北部有王金祥、齐子修、郁仁治、田家宾；在两濮及豫北有石友三、孙良诚、丁树本、杜淑、李旭东、孙殿英、庞炳勋等人；在湖西有冯子固、耿继勋；在鲁西南有孙秉贤、孙瑞亭、张子刚、王志杰、周倜等人；在水东地区有马逢乐……他们虽然都是反共顽固派，但又自成体系，抢地为王，各霸一方，各自拥有上千或数千支枪。做好刘玉胜的工作，可以教育其他的顽固派。

1939年5月，日军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当时杨勇身边只有一个连队，双方兵力悬殊，再加之日军施放了毒气，杨勇只得率部撤出战斗。在樊坝战斗中被俘的刘玉胜本可以乘机逃走，但他耳闻目睹了八路军抗日杀敌、救国救民的行为，对八路军有了新的认识。在突围中，他曾一度与部队失散，但又很快追了上来。

鉴此，杨勇决定释放刘玉胜，还特意还给他原来所带的手枪和马。这一切使刘玉胜非常感动，他声泪俱下地表示，今后一定要洗心革面，戴罪立功，以报答共产党、八路军的不杀之恩。

刘玉胜说：“我感谢杨勇团长的再造之恩，刘某有幸得以生还，实出意外。今后定要多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再不做昧心之事。”

为了表示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刘玉胜郑重地发表了一个“告同胞书”：

……玉胜不才，身为中华民国之军人，乃受敌伪之迷诱，沦为卖国求荣之汉奸……樊坝之役，幸被生俘，得蒙不死，倍享优待，并晓以救国救民之大义，教诲良深……玉胜扪心自问，愧悔交集，今日获释，恩同再生……誓当重整旗鼓，投效抗战，将功折罪，以雪吾耻，以谢国人……

刘玉胜的反正，对于我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极好的示范作用。

3.梁山水泊会议的争论

1939年8月，一一五师首长和鲁西军政委员会在鲁西南的梁山水泊召开联席会议，鲁西区各地委书记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在冀鲁豫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

会议上议论纷纷：

“我党我军的根据地大部分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平原无险可依，建根据地不容易。”

“当年捻军起义，曾在这里大败清军，杀死了清朝名将僧格林沁。最后因这里无险可守，退出鲁西南。”

“日军有飞机、汽车、坦克，在平原作战有优势，我们只有一双腿，打起仗来，无处隐蔽。”

“这里是平原，兵多为患，除了有日军、伪军外，还有中央军、红枪会、民团等，但他们相当一部分，并非真抗日，只为占山为王。我八路军在此创建根据地，几乎没有同盟军，必受排斥。”

“这里民风彪悍，民智未开，群众工作不好开展……”

“兵多民贫，这里的群众已不堪战争的重负，部队的后勤得不到保障……”

一直没有说话的罗荣桓发言了：“你们讲的都有一定道理，但这些并不是能否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根本理由。”

这时，罗荣桓把一本小册子举起来：“这是毛泽东同志刚刚写成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我们大家应该好好读一读，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

会场顿时静了下来。

罗荣桓说：“游击战，是与人民共存共生的一种战争。哪里有人民，哪里就可以开展游击战争。平原虽无山地做屏障，但成千上万的群众，就是御敌的最强大屏障，只要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生死与共，就可以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创建和坚持平原根据地完全是可行的。”

人民就是山，人民就是御敌的屏障！人民永远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会议形成决议：按中央指示，在冀鲁豫平原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会议后，一一五师、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立即分赴冀南、豫北、鲁西南，投入到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

1940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清平县（今山东长清、平阴）召开了冀鲁豫边区工作会议，正式成立了冀鲁豫边区委员会，王从吾任冀鲁豫边区书记，黄克诚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一年后，杨得志接替了黄克诚的职务，成为冀鲁豫边区军事最高领导人。

4.辉煌的史诗

冀鲁豫根据地于1939年创建，五年后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冀鲁豫根据地辖二十二个行署，一百九十八个县，三万二千六百个行政村，二十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五百五十一万。

抗日战争期间，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依靠群众，歼灭、瓦解日伪军十五万多人，军民浴血奋战，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冀鲁豫根据地成为中国敌后抗日的坚强堡垒。

但冀鲁豫边区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1945年抗战胜利，中共中央任命林彪为山东省军区司令员，刚上任，就接到中央指示：美国提供大批军舰和飞机，向东北运送国民党部队。令林彪从晋冀鲁豫组建二十四个团的干部架子挺进东北。冀鲁豫子弟由此成为第四野战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6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曾思玉任副司令员，张国华任副政治委员，冀鲁豫边区子弟成为刘邓大军的主力。

1947年6月30日至7月2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在北起黄河岸，南到陇海铁路，西自菏泽，东到大运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发起一次次大规模歼灭战。十战十捷，歼敌近二十万人。

1947年，刘邓大军数十万人从冀鲁豫出发，千里挺进大别山，拉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8月，冀鲁豫区委从各地抽调近千名干部组成南下支队，随刘邓大军先抵大别山，后到江汉开展工作，建立江汉区党委，袁振任区党委副书记。

同月，冀鲁豫地委书记赵紫阳等率一批干部随军南下，建立桐柏区党委，赵紫阳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

1947年9月，区党委再次抽调千余名干部组成南下支队，冀鲁豫干部李剑波任支队队长，随军到达豫皖苏地区。

1948年春，冀鲁豫区委书记张玺率一批干部赴豫西开辟工作，建立豫西区党委，张玺任区党委书记。

1949年3月，五千九百多名冀鲁豫边区干部战士组成南下支队进军大西南，接管江西、贵州。

冀鲁豫的干部成为许多新区的火种。

淮海战役期间，冀鲁豫边区出动民工三十多万人，牲口十二万头，支援战争的人次达到五千八百五十多万个，畜工一千二百多万个，组织担架一万余副，大小车十万多辆。

淮海战役后期，被围的杜聿明拒不投降。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已经今非昔比，几千门大炮围住了三十公里的“驻地”，一天之内即可全歼被围之敌。中共中央为了减少双方士兵的伤亡，下令推迟一个月发起总攻。毛泽东提出：尽量减少双方的伤亡，并亲自拟写了《告杜聿明投降书》。总攻时间的推迟，需要一亿斤小米的后勤保障，这并不在原来后勤保障计划之中。但鲁西南人民很快筹集了一亿零五百万斤小米，用平板车送上了前线。

冀鲁豫边区成为支援淮海战役的大后方。

1949年8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冀鲁豫边区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平原省委委员会、平原省人民政府。冀鲁豫根据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能给人以光明的地方，一定有火炬！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本身就是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

5.不能背叛的根据地

2008年，台湾知兵堂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突击丛书》。这套丛书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分别编著成册，比较客观、详尽地记叙了双方在三大战役中的兵力装备、战略部署、将领指挥之得失、战况过程、战斗结局等。

该丛书淮海战役一册定名为《徐蚌会战》，书后的两篇附录颇耐人寻味。“附录一”用列表的形式，对国共双方在三大战役中投入的兵力、武器、伤亡人数做了对比。从列表上可以看出，“国军”的兵力、武器都远远优于解放军，但解放军一栏却多了“人民支前”一栏：支前民工八百八十六万人，担架三十六万三千副，大小板车一百○一万辆，牲畜二百○六万七千头，粮食八亿五千四百七十六万斤。

“附录二”题为“徐蚌会战检讨”。“国军”总结出“决心不定，贻误战机”“单线部署，缺乏纵深”“将不能自专”“将领不和”等七大失败原因，但唯独没有检讨“国军”缺少人民的支持。

一支失去民心的军队，注定失败！

该书的编著者在“附录”中虽然客观地列举了支援解放军的民兵、担架和粮食的数量，但却没有揭示出，在这些数字的后面，有一个力大无比的巨人，他的名字叫“根据地”！

从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开始，革命的火种便以星火燎原之势，唤醒了被压迫在三座大山之下的穷苦百姓。

根据地的定义是什么？

有了革命的武装、革命的政权、革命的群众组织、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而且前面的三种组织都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这四种组织在一定地区能够公开地合法地存在，各自执行自己的职权（如政权执行自己的法令、纪律、各种制度等），这样的地区，就叫作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经“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南昌起义的朱德所部会师，先后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至1945年间，先后建立了陕甘宁、晋察冀、豫西、东北、华南、湘鄂、冀鲁豫等十几个抗日根据地。

这一块块由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用血肉组成的抗日根据地，坚持打击日伪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这一块块零散而坚实的根据地，养育了共产党人和人民子弟兵。这一块块血染的根据地，成为共和国的奠基石。没有根据地，共产党人或许将变成黄巢和李自成一样的流寇。毛泽东在革命的早期就批评过“流寇主义”，毫无疑问，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哲学思想、民本思想。因为革命根据地不是占土地、占山头，而是拥有民心！

共产党人在革命征途上，一次次被逼入绝境，却又一次次化险为夷。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巨人叫安泰，他是大地女神盖亚的儿子，力大无穷，只要他保持和大地母亲的接触，就可以不断地获得力量，不可战胜。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因根据地而生，因根据地而成长壮大，因根据地而取得了革命最后的胜利，锻造出属于人民的共和国。

我们可以忘却许多事情，但是对于革命根据地的记忆却绝不能遗失。

根据地，不只是一个历史名词！也不只是一个政治概念！

第二章 生死相依的红色基因

1.毛泽东的送行宴

早在杨勇打樊坝之前，中国共产党对建立冀鲁豫根据地就已经“组织先行”了。

冀鲁豫边区位于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处，包括直南、豫北、鲁西南二十余县。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黄河由西南向东北斜穿腹地。冀鲁豫边区作为华北、华中的结合部，成为连接太行、鲁西、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8年4月的一天晚上，正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的段君毅忽然接到上级通知：“明天上午毛泽东主席请您和黎玉等同志去谈话。”段君毅听后兴奋不已。

第二天上午，他和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等人早早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警卫员招呼他们六七位同志在院子里坐下。不一会儿，毛泽东从屋里走出来。他穿着一身灰色的破军装，没戴帽子，脸显得有些消瘦，炯炯有神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大家都站起来，毛泽东和大家亲切地握手后，示意大家坐下，他自己也搬了个小凳子坐下，然后对黎玉说：

“黎玉同志，你不是专门从山东来延安要干部的吗？你谈谈吧。”黎玉谈了山东抗战的形势。他说，当前日军大举侵入山东，当地军阀韩复榘闻风而逃，日军横冲直撞，为非作歹，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党先后领导群众在徂徕山、天福山、长山、黑铁山、鲁东南、枣庄矿区发动了武装起义。山东地区特别需要干部去领导群众性的武装抗日战争。

听到这里，毛泽东问：“你们计划需要多少干部？”

黎玉答：“原来计划要二百名，听说延安也缺干部，那就给一百名吧。”

毛泽东听后笑笑说：“你的胃口不小嘛。我们目前还满足不了你的要求。从全国的抗战形势看，各地发展都很快，都需要干部，但是我们一下子不能培养那么多。再说，斗争情况很复杂，一下子到敌后去那么多人也不方便。”

稍停，毛泽东又讲道：“今天请你们来，就是商讨一下到山东敌后去的问题，对日军来说，山东是块大肥肉，所以他们才那么穷凶极恶。山东是对敌斗争的前线，也是将来我们的大后方，我们需要派一些得力的同志到那里去建立根据地，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经中央研究，准备派你们一些同志到山东去开展工作，去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这是个很光荣的任务呀。”

毛泽东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同志，说：“你们去的同志，要会工作，要发挥我们的优势。要像松柏那样挺拔，经得起风雪严寒；要像柳条那样坚韧，插到哪里都能生根、开花、结果。到那里以后，你们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尊重并依靠地方党的组织，要注意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总之要把我们的群众发动起来，狠狠打击敌人。”

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在这次谈话的五天后，毛泽东又把段君毅等人请了去。不过，这次来的人除段君毅外，还有十五名抗大学员以及三名报务员、两名译电员，共二十二人。

毛泽东的秘书对大家说：“今天主席请客，请大家到屋里坐吧。”段君毅一伙进屋一看，屋里已摆好了三张八仙桌，每张桌子上放着六样菜，还有酒。当时延安生活很苦，极少有宴请。

段君毅知道，毛泽东的生活标准一直很低，今天，为了招待即将出征的同志，破例增加了几个荤菜。

毛泽东来了，他招呼大家坐下后，用一口湖南口音说：

“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们二十二位同志马上要到山东去，开展敌后工作。到那里要充分依靠群众，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消灭民族的敌人。

“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早已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中国国土上布满了焚烧日本帝国主义这头‘野牛的堆堆干柴，你们这些同志就是革命的火种，到那里要点燃抗日的烽火，把那些‘野牛全部烧光！”

讲到这里，毛泽东又风趣地说：

“我们发展抗日武装的宗旨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你发展一个连，你当连长；你发展一个团，你当团长；你发展一个军，那你就当司令！”

毛泽东笑着问道：“你们是准备当连长啊，还是当司令？”

同志们一起大声说：“准备当司令！”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同志们，祝愿大家都当司令，祝大家一路顺风。来，我们干杯！”

1938年4月30日正午，段君毅一行到达鲁西南的曹县，住在曹县县城东关马家店。当时济南失守，曹县县城成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临时驻地。

当日下午，段君毅、王彬前去拜访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其时，韩复榘已被蒋介石处以军法，沈鸿烈接任省主席。

沈鸿烈是何许人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军强大的攻势下，不到一个月，平津失守。日军即沿津浦线南下山东，1938年1月初占领济南，10月占领青岛，月底占领泰安。山东军阀、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与国民党第三舰队司令兼青岛市市长沈鸿烈闻风而逃，致使山东大好河山落入日军之手。沈鸿烈一个“跑路将军”，却被蒋介石任命为山东省主席，他到处收编地主武装和杂牌军，却从未向日军放一枪一弹。

虽然此时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见到延安来的干部后，沈鸿烈态度却不冷不热：“明天省政府将在曹县南关广场召开庆祝台儿庄会战胜利大会，你们延安来的干部选位代表在大会上讲讲话吧。”

5月1日上午，段君毅一行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庆祝台儿庄会战胜利的标语，唱着抗战歌曲，进入庆祝大会的会场。

会上，延安来的共产党代表讲了话，高度赞扬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又赞扬了蒋介石发表国共合作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国共合作抗战的做法。紧接着，他详细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介绍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战、一二零师雁门关大战，一二九师奇袭阳明堡机场以及新四军在长江两岸的抗日战况。最后讲道：“我们这次到敌后来，就是为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

台下，延安干部带领群众高呼抗战口号，高唱《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在场的青年学生和老百姓也跟着唱歌和呼起口号来，连国民党警察也一起呼口号、喝彩。整个会场群情激昂，庆祝会实际成了共产党宣传抗日主张的动员大会。

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书记李文斋等少数顽固分子气急败坏，认为这是共产党的煽动宣传。会后，李文斋立即向沈鸿烈提议：派特务队将延安来的干部秘密杀害。

同情共产党、赞同国共合作抗日的东北将领谢珂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找到段君毅，告知这一紧急情况，并直接游说沈鸿烈：“我看从延安来的这些人不像是一般干部，他们对全国抗日情况了如指掌，动员抗战更是深得人心。再者，他们坚持国共合作抗战的原则，来得光明正大，我们若采取行动是不是应先向蒋委员长汇报？”

段君毅向上级汇报了这一紧急态势。曹县已不宜久留，必须马上离开。但这么多人要快速撤离，交通工具是个难题。段君毅遂与曹县县长王贯一一起打着范筑先部有急事需要用车的旗号，连夜找到东北军原张学良将军的秘书，中共党员郭维城。他派来一部卡车，段君毅带领延安来的全体干部悄悄登上汽车，火速北进菏泽。

当时段君毅年仅二十八岁，怀揣着一腔报国热血，政治斗争经验尚不丰富，到敌后开辟革命根据地要比想象的困难大得多。他对延安来的干部们说：“这次曹县的遭遇，说明蒋介石的所谓合作抗战仅是表面文章！”

到了菏泽，段君毅发觉形势仍然严峻，第二天便奔郓城，找共产党领导的自卫团团长梁仞仟。这个自卫团也叫“窝窝队”，因为给养不足，一天三顿啃菜窝窝，喝稀粥。段君毅被招待吃了一顿菜窝窝，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听取了梁仞仟关于中共郓城县委的工作。段君毅赞扬了梁仞仟父子倾家荡产发动群众打日寇的行为。梁仞仟则嘱咐段君毅说：“进了郓城不要找县长王念根，他是个顽固派。”

郓城倾共的驻军司令祝璧臣回了老家祝桥，司令部的人看过梁仞仟的信，便开了介绍信，以到聊城找范筑先的名义，请沿路地区政府为郭、段一行安排食宿。最后一行人辗转来到了山东省委组建的山东泰西区抗敌自卫团驻地泰西。

山东泰西区抗敌自卫团这支刚刚建立的武装，1月17日攻克肥城县城，击毙汉奸维持会会长范维新；1月28日奇袭界首火车站，消灭日军十余人；3月下旬破坏津浦铁路，炸毁万德铁桥，阻止了日军向台儿庄增兵；4月6日在肥城的道朗一带配合民团与日军血战，歼日军百余人。连战连捷，军威大振。目前，已发展为十七个大队两千七百余人的抗日武装。

为加强党的领导，山东省委电呈中央同意，设立中共泰西特委，段君毅任书记，张华北任军事部部长，孙光任组织部部长，万里任宣传部部长。张华北兼抗敌自卫团主席，延安来的军事干部何光宇任副主席。

曲折的道路使段君毅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是多么正确！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也便没有革命的根据地！

在段君毅和特委的领导下，通过举办培训班和送上级培训，用两个月的时间培训党员干部四百余人，帮助四十余名失掉关系的党员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许多“民先”队员发展为共产党员。在此基础上，先后建立了长清、泰安、肥城县委和汶上、宁阳县工委，并将东平县工委改建为县委，所辖大部分区建立了区委，部分村庄建立了党的支部。全区党员迅速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在各级党委和农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工人、农民等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儿童团、姐妹团等抗日群众团体蓬勃兴起。

1938年8月，原属中共苏鲁豫特委领导的郓城中心县委及其所辖的菏泽县工委、郓鄄工委、巨菏工委、巨嘉工委等县党组织，划归泰西特委领导。此时，泰西特委辖区东至济南、西至菏泽，长约二百五十公里。

泰西地区的部队建党与地方同步进行。1938年5月，自卫团十七个大队中活动在大峰山区的四个大队建立了党支部，其余的十三个大队和自卫团团部都没有党的组织，只有一些抗战前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民先”队员。这些同志多数都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七·七”事变后才释放出来，还没有恢复组织关系就到泰西参与组建抗敌自卫团，并成为自卫团的骨干。据此，段君毅支持特委开会研究决定：尚未接上关系的老党员一律恢复组织关系；抗战前参加过共青团、“民先”队的，一律转为共产党员；对一些在组建武装和作战中表现好的积极分子均作为党员发展对象。在此基础上，段君毅和特委其他领导，深入到自卫团，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研究建党问题。

第一批建党的重点是大队、中队的教导员和政治指导员，凡是具备党员条件的，吸收他们入党，少数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也不随便降低标准，调换他们到别的工作岗位。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所有大队、中队的队长、教导员、指导员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还在班长、战士中大量发展党员，使部队的政治、军事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

为了提高部队政治思想和军事素质，特委在北仇村、边家院、高淤等地开办了多期党员培训班，段君毅等领导亲自讲课。他强调：在部队中要普遍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根据地的第一法宝

把世界普遍认为最落后的中国农民群体看作是拯救中国最伟大的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发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英明。

但是要把几千年来一直处于统治阶级残酷压迫下的农民发动起来，使其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怎样去实现呢？

共产党人找到了法宝。

原冀鲁豫边区的老战士侯存明老人告诉我们：

“这个法宝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冀鲁豫边区，人民群众就是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识八路军和共产党的。

3.棺材、枪声、遗言

鲁西南司令多如牛毛。日伪军、中央军、东北军、民团、红枪会、韩复榘的散部……许多军队打着“抗日”旗号骚扰百姓，许多老百姓见兵就躲。八路军进村，常常是空村、空寨。为了迅速打开局面，边区首长重申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布了三个不准：不准私拿群众财物，违者执行军法；不准向受蒙蔽群众开枪，违者执行军法；不准污辱妇女，违者执行军法。

由于水土不服，冀鲁豫军区骑兵团许多战士得了病。团卫生队军医助理袁天祥十分着急，到处找药。最后找到了一家药铺，老板早就逃跑了，情急之下，袁天祥拿走了一些中药，为战士们医好了病。

外逃的群众见八路军不烧房子、不抢东西、不杀牲畜，逐渐又回到村里来。

部队和群众打成一片，帮群众扫院子、挑水、修篱笆、收庄稼。

药店老板跑到军区机关，跪着说：“我知贵军有‘三个不准，可你们有人偷了我养家糊口的药，请长官给我做主！”

当时军区首长说：“你先回去，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如果是真的，我们一定会按军法处置，并赔偿你的损失。”

军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袁天祥执行铁的纪律。

团、营、连的指战员们纷纷来求情：“袁医助救了我们多少干部战士，虽然他违犯了纪律，但不是为了个人发财。”

军纪不严，必失民心。

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执行特殊的纪律。

死刑命令下达了，可全团的干部战士谁也不愿意去枪毙一个曾经为革命立过功的同志。

为难之际，袁天祥说：“我侵犯了群众利益，应该执行纪律，不为难大家了。”他让卫生队的同志找来一把安眠药，毅然吞下。

团里为袁天祥准备好了一口棺材。袁天祥自己爬进去，躺好等死。

一边是公审大会上，群众等着死刑的执行；一边是躺在棺材里的袁天祥一直死不了。

因为卫生队的战友不愿意他死，在安眠药里混了维生素片。公审大会形成僵局。

最后，七个团党委委员现场商定，由团长亲自执行枪决。团长作战时曾受过伤，是袁天祥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此时，团长打开手枪的保险，眼含泪花，看着才二十出头的袁天祥。

袁天祥望着团长亲切的面容，主动地说：“团长，送我上路吧。十八年后我回来再参加八路军。”

团长说：“你的父母我来照顾，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袁天祥说：“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保留我的党籍和军籍。”

“砰、砰”两声枪响，袁天祥闭上了眼睛。

枪火变成了一道闪电，照亮了鲁西南边区的夜空。

笔者为这段历史专程去北京西山干休所，采访时任骑兵团团党委委员、一营教导员杜连达。老人眼含热泪，一开始坚决拒绝谈这段历史，在我们再三恳求下，他带着哭声讲述了这个故事，最后说：“袁天祥真不应该死啊，那么忠诚的一个人，可是在当时条件下，不那么做也不行啊……”

4.喝群众的开水也付钱

1938年，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在冀鲁豫平原开辟抗日根据地。刚刚被任命为三四四旅代旅长的杨得志，奉命前往八路军总部接受任务。

杨得志走进山西长治县故县村八路军机关总部。朱德总司令正坐在院子里的大槐树下，戴着老花镜，在读《论持久战》。杨得志行了个军礼：“报告总司令，杨得志奉命来到！”

朱德微笑着让杨得志在石凳上坐下，然后扬了扬手中的书问：“毛主席的这个讲演稿你读过了吗？”

杨得志回答：“读过了，领会很肤浅。”

朱德摘下眼镜说：“这次你们去的地方，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著名的城濮之战、楚汉相争、官渡之战、朱仙镇破金以及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等都发生在这一带。这里对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遏制日军南下和西进，起着很大作用。所以，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任务艰巨啊！”

朱老总又指了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说：“毛主席在书中讲了二十几个问题。讲得很全面，特别是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他要我们有耐性，不要犯急性病。抗战一开始我们就要坚信日本不可能灭亡中国，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一两天也打不败他们。”

1939年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奉命率部到达直南豫北地区，在这里组建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确定了“依托直南，坚持豫北，开辟鲁西南根据地”的方针。3月，部队开赴鲁西南。图为到达鲁西南的情景。

杨得志凝神听着，不时点点头。

朱德继续说：“战争嘛，就是政治、经济、武器装备、指挥艺术的较量，看谁优势强。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民心所向，或者叫作政治优势。这是任何敌人无法和我们比拟的。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这一条，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朱德稍稍停顿后，话锋一转说：“海东同志身体不太好，你是代旅长，要把所有的工作都担起来。前一段，中央派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到冀南去了。你这次去，号称是一个旅，但你的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和主力部队都不能马上和你一起去。你和崔田民只能带一点部队先去，所以叫作开辟根据地嘛。”

杨得志听得出来，朱德在“开辟”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时值盛夏，朱德喊了一声：“警卫员，弄个西瓜来，为我们上抗日前线的勇士送行！”杨得志吃了两片西瓜，算是朱老总的“送行宴”。

杨得志和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领一百多人先到河南滑县，与已到那里的第六八九团会合。

六八九团的团长韩先楚、政委康志祥前来迎接他们的代旅长。在陕北西征时，杨得志曾经见过韩先楚。那时他们都是师级干部。尽管现在成了上下级，韩先楚还是非常热情。他们的手握在一起，浸透着深深的情谊。

杨得志的部队可谓走一路打一路。

在豫北的滑县，杨得志和崔田民率部与韩先楚的六八九团共同追歼伪军扈全禄部，在汤阴以西全歼了扈全禄的部队，俘虏一千四百多人，其中有两个旅长和一个团长，并解放了滑县县城。

一个月之后，杨得志指挥的部队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区内的伪军和土顽部队，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建立了安阳、汤阴、内黄等县的抗日政权。

离高平，出壶关，经全涧，杨得志和崔田民带领的队伍，又走在前往冀鲁豫边区的征途上。

过了平汉路，杨得志和崔田民带领的工兵排、炮兵排从五陵集渡过卫河，在浚县、内黄之间的井店一带与刘震带领的一个大队会合。这个大队是从第三四四旅三个团各抽一个连组成的，总共只有一个营的兵力。会合之后，部队于1939年3月9日进入东明地区，指挥部设在东明县姚寨。

东明县位于鲁西南的边缘。当年秦始皇东巡至此，风沙大作，天昏地暗，始皇帝骂了声什么鸟东明，纯粹是东昏。后来便改名为“东昏”。后来王莽执政时，又改称东明，沿用至今。东明毗邻河南兰考，属黄河故道，土地贫瘠，非碱即沙，由于地贫人穷，这里历来很少驻军。

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已建立了游击队。杨得志经上级批准，将自己带的部队和两支游击队编在一起，共两千多人，称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支队长。

可是，受到敌、伪、顽反动宣传影响，人民群众并不了解八路军，他们一见到八路军就往土围子里跑，把围子门关得紧紧的。这些土围子筑得高，墙也厚。躲在围子里的男男女女都操起大刀、梭镖，架起土枪、土炮，大喊大叫着不许八路军靠近。

“不让靠近就不靠近，更不许攻打！”杨得志给部队下达了命令。

杨得志下令，部队除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外，还要加上三条，群众不在家，开门就犯法；过路不住房；喝水要付钱。

有的干部说，从来没听说当兵的喝碗水还要付钱的，老百姓和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杨得志回答：“井，是群众出力挖的，开水是群众用柴火烧的，柴火也要花钱买，喝水不付钱就是侵占群众利益。”

部队在村外埋锅做饭，睡在野地里，秋毫无犯。

围子里的群众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他们知道，八路军凭着手里的武器装备，攻打他们是不成问题的，但却没有这样做。逐渐，他们白天把围子门打开，让八路军通过；后来又让八路军在围子里休息，还送开水。八路军喝了水竟然还付钱，这使他们更感到惊讶。休息的时候，八路军官兵就对群众说：“我们是来和你们一起打鬼子、打汉奸、打土匪的。喝水交钱，损坏东西赔钱，是八路军的纪律。”

再后来，有的老百姓就说：“你们这支队伍真不孬，可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打鬼子和汉奸，保俺老百姓过安生日子。”冀鲁豫支队在鲁西南落脚后，国民党菏泽专员孙秉贤，威逼利诱六个县的会道门——红枪会，袭击八路军，妄图挤走八路军。孙秉贤学着蒋介石的腔调，说八路军是“游而不击”，散布八路军破衣烂枪，打不了仗，迟早要走的谣言。他唆使地方封建势力不许供给八路军粮食，进而命令其部下向八路军进行武装挑衅。

冀鲁豫支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百姓家中无人，部队露宿门外。

5.能守纪律能杀敌

很少有人知道，杨得志这位能攻善守的战将，出身贫寒。1926年，杨得志还是一个衡阳的农村少年，为了生活，他和哥哥到衡阳修公路谋生。1927年，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消息也传到修路工地。不久，红军独立第七师路过工地，招募新兵。十七岁的杨得志和哥哥一起参加了红军，并留在师部当通讯员。

衡阳的路没有修成，风起云涌的工农革命却把他送上了一条完全崭新的大路，他参加的这支部队，正是到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的朱德的部队。

杨得志二十二岁便担任了红军第九十三团的团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了不少恶仗、硬仗、苦仗。第五次反围剿后，又任红一团团长。遵义会议后，红一团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四渡赤水的作战。尤其在长征路上，红一团突破乌江天险与抢渡大渡河两役，都被写入我军军史。

到达陕北后，杨得志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和东征。

抗日战争爆发，杨得志被调往一一五师六八五团任团长，参加威震中外的平型关大战，率领全团指战员杀入敌军中，进行肉搏战，打出了军威。

杨得志率部在鲁西南扎根后，在金乡县的白浮图奇袭日军的一个汽车队，将日军赶跑，大长了群众的志气。

杨得志通过中共曹县县委，与国民党曹县县长王贯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联合王贯一的保安团，一举歼灭了反对八路军进入鲁西南抗战的李文斋的反动武装一千余人，打开了曹县一带的局面。

早在出发到冀鲁豫边区来之前，朱德就对杨得志说过，鲁西南司令多如牛毛。来此之后，他才真正感到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些土匪司令。这些队伍的成员复杂，有一部分是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当汉奸的民族败类和坚决的反共分子，更多的却是满脑子杀富济穷思想的无业游民和极端贫困的农民。

对于上述两种人，杨得志坚决执行党的一贯政策，能争取的，就把他们改造成抗日的武装；对汉奸武装和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毫不手软地予以严惩。

杨得志率第一大队由东明、曹县之间南下，突然袭击，活捉血债累累的考城第三区伪军头目徐鹤鸣，召开公审大会，宣布其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就地枪决。群众拍手称快，当天有三百多名青年报名参加冀鲁豫支队，大大震慑了附近的伪军及国民党顽固分子。

紧接着杨得志在曹县东南与崔田民率领的部队会合，将虞城县伪军蔡洪范部一千余人击溃，开辟了曹县、成武、单县结合部地区为新的根据地。

1939年4月底，杨得志率部队夜袭了金乡县城的日军，歼日伪军二百余人。

战斗结束后，冀鲁豫支队撤出金乡县城返回，日军从济宁调兵追击。冀鲁豫支队在成武的白浮图、苏庄、李庄一带设伏。日伪军进入伏击圈后，冀鲁豫支队猛打猛冲，日伪军又丢下一百多具尸体窜逃。接着杨得志又打掉桥镇日伪据点，歼日伪军一百余人，攻克温楼据点，活捉伪军中队长曾棣堂。开辟了民权、兰封、考城、曹县交界地区的新局面。6月，杨得志率部又连克曹县、定陶，歼灭了两个县城的反动武装两千余人。

鲁西南的百姓对杨得志的部队刮目相看，说：“杨司令的部队既讲纪律，又能打仗。”

有一个叫刘杰三的土匪司令，已经年近花甲，拉起几百人的队伍。他的卫队，每人一支步枪、一支驳壳枪，全部骑自行车，很是威风。杨得志记得朱老总的嘱咐，要多团结抗日力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他多次派人做刘杰三的工作，也亲自上门长谈，终于把他争取到抗日的队伍之中，并且委任他为这支队伍的司令。

刘杰三逢人便说：“我是八路军委任的司令，正牌的！”

刘杰三有三个老婆，一些人就想不通，说：“一个人三个老婆，霸占民女嘛，怎么能当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队的司令？”杨得志说：“你是先动员他抗日好，还是等他退了三个老婆再去抗日好？我看还是先抗日好。我们的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

杨得志的下属则半开玩笑地对部下说：“你是打土豪劣绅出来革命的，人家刘杰三是拉队伍占山为王的。你是共产党员，党教育多年的红军战士、八路军战士，是为打日本到敌后来的；人家刘杰三在我们来之前还不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哩。带着三个老婆打日本鬼子，对刘杰三这样的人来说，我看可以，可我们共产党人不行！”

群众看到八路军能打胜仗，真的搞统一战线，疑虑打消了，青年人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八路军帮助曹县建立了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支队，成立了民兵联防组织，还组织了“青抗先”“妇救会”等各种抗日团体。曹县县委也由秘密转到公开活动。

杨得志虽然出身贫寒，却具有卓越的军事天赋，他每打一次仗，不论大小、胜负，都要作战斗笔记，用箭头标出双方布阵和变化轨迹。他的指挥艺术随着战斗的增多不断升华。

冀鲁豫支队在鲁西南地区一年多时间，进行过大小一百○一次战斗，毙日军六百八十四名，伪军一千三百七十五名。一系列对日作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声望。

冀鲁豫支队根据党中央关于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抗日的指示精神，对鲁西南各地的各色武装力量逐步进行改造、收编，使之成为抗日力量。冀鲁豫支队迅速壮大，由原来的二百多人扩大到一万七千多人。

杨得志面临的突出困难是如何解决部队一万余人的粮食和过冬棉衣问题。

1939年7月，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在定陶以南伏击日军。

为不给当地群众增加负担，杨得志决定打击通敌有据的恶霸地主高圣君。高圣君绰号“高二穷种”，是曹县南部有名的大地主。他接受日军的委任，组织私人武装，依仗日军的势力，横行乡里。他本人半身不遂，却霸占三十多名年轻妇女，群众恨之入骨。

秋后的一天，冀鲁豫支队第二大队一举攻克高辛庄，将高圣君豢养的“富户团”三百余人全部缴械，活捉高圣君，并勒令高家拿出七万块银圆罚款。为民除害，百姓叫好。部队用这些银圆购买粮食、布匹、棉衣，由群众日夜赶制了一万七千套棉衣，使部队穿上清一色的新军装。

在此期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到濮阳视察部队，杨得志赶往濮阳面见彭德怀汇报工作，并希望彭老总能给点军费支持。

彭老总住在一户农民的破草屋里，土炕上铺着一张旧席子，炕头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床薄薄的旧被子。他没戴帽子，看来好长时间顾不上理发，原来的短发变得很长了，胡子倒刮得很干净，满脸红光，就是额头上多了几道皱纹。杨得志见他盘腿坐在炕上正在同司、政、后的干部谈话，就悄悄站到一边，没有打搅他。过了一会儿，感觉谈话差不多了，杨得志才走上前，行了个军礼：“报告彭总，杨得志来见！”

彭老总立即下了炕，走过来，握住杨得志的手说：“啊，一年不见了，大家都好吗？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杨得志把冀鲁豫边区一年来的情况扼要地向彭老总作了汇报。彭老总高兴地说：“你们搞得不错嘛！”

杨得志说：“总的形势还可以，但也有使人伤脑筋、发愁的事呀！”

“发什么愁呀？”彭老总关切地问。

杨得志说：“一万七千多人，要吃，要穿，要用，要弹药，这些都没有着落。冬天又来了，怎么能不发愁呢？”

“噢，一万七千人的‘大军，吃、穿、用没有着落是个大问题，让我也得发愁呀！”彭老总说到这里停下来，笑眯眯地望着杨得志，“这么说，你是从微山湖来‘讨鱼税银子的喽！”

过了一会，彭老总转身对杨得志说：“得志同志，你困难，我也困难。现在各个根据地都相当困难，我们的‘财神爷（供给部）的腰包里，据我了解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挤。”

彭老总的话使杨得志的心沉了下来。彭老总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杨得志感到要空手而回了。不料，彭老总突然转过身来，拍了拍杨得志的肩膀，笑着说：

“可我也不能让你这个一万多人的支队长白跑一趟，怎么办？我批一个条子，你去找供给部的同志，让他们给你——”彭老总停了停，像下了很大的决心，“给你一万块银圆吧，数目不多，一人还摊不到一块钱，这些情况你要向各级干部讲清楚，还是要像在井冈山、中央根据地那样，一靠自力更生，二靠从敌人那里夺取！那首《游击队之歌》怎么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

笔者在此必须提到冀鲁豫根据地创建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湖西肃托”。

正在鲁西南边区抗日局面兴盛发展之际，1939年8月，湖西区发生了大规模亲者痛仇者快的“肃托”事件。

这是一起在全党有重大影响的错案。事件从湖边地委开始，逐渐扩大到整个苏鲁豫边区。苏鲁豫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治委员王凤鸣（后叛变投敌），与混入党内的敌特分子王须仁（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纠合在一起，控制了区党委领导权。他们既不报告山东分局，又不接受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指示，大肆抓捕革命干部，并使用各种残酷刑罚，采用逼供、指供和骗供等诬陷手段，制造假证据，扩大事态，并假冒中央名义，擅自将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宣传部长马霄鹏、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各级党、政、军干部约三百人杀害。

整个湖西党组织的活动一度陷于瘫痪；各级群众组织几乎全部解体；部队连营以上干部全部受到牵连，主力部队减员近千人，地方部队几乎全部垮台。

9月间，中共湖西区委给杨得志、崔田民来电，称鲁西南地委是“托派”组织，要求将区以上干部逮捕送湖西“受训”。杨、崔接电后，认为事关重大，一方面复电说，没有证据不能抓人，请将具体材料详细告知；一方面急电告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要求速派人解决湖西“肃托”问题。杨得志同时通知鲁西地委书记戴晓东：湖西正在进行“肃托”，暂不要派人去湖西，区党委通知开会也不要去。

湖西的“肃托派”专程派人上门催促杨得志亲率区以上干部到湖西整风，杨得志和崔田民坚决拒之。不久，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骑马夜奔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事件的发展。

“湖西肃托”事件是中共党史上的一大错案。亲自处理这一事件的罗荣桓事后曾多次把它与苏区时期的“AB团”事件相比。除了震惊于这一事件的残酷、惨烈之外，其荒谬绝伦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冤有头，债无主”。此事件为混进革命队伍的敌人所制造，使几百名根据地的领导干部被杀害，造成我党的重大损失。

杨得志以他政治上的敏感性和坚定的党性，抵制了错误路线，为根据地保护了大批干部。1944年1月，中央命令杨得志率六个团赴陕北，执行保卫党中央和延安的任务，其中就有鲁西南地区的十九团。

5月份，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仍为冀鲁豫军区，鲁西南地区改为十分区。黄敬兼军区政治委员，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

6.缪堤圈夺大炮

炮兵，被军事学家称为“战争之神”。

在抗日战争中，夺取一门大炮要比缴获一百支“三八大盖”更能鼓舞军心和士气。

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览大厅里，摆放着一门日式马拉重型锡平大炮，炮身上“昭和十三年制造”的字样仍清晰可辨。

八路军初到鲁西南时，没有自己的兵工厂，装备落后，重型武器除了有少量的迫击炮，中型和重型炮都是空白。

边区群众看到的八路军的子弹袋都鼓鼓的，其实里面塞的都是些高粱秆子，以示军威。缴获敌人武器，是冀鲁豫八路军武器的主要来源。

杨得志率部在鲁西南开辟的抗日根据地越来越大，驻曹县县城的日军极度不安，他们曾多次扫荡，妄图消灭杨得志的冀鲁豫支队，但都没有得逞。新任驻曹县的日军中队长间野，上任时带了一门崭新的马拉重型锡平大炮。这门大炮成了间野的镇军之宝。这门火炮威力巨大，一般的城墙，三发炮弹便可轰开。

间野是个标准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上任前他立了“军令状”，一定要消灭曹县东南地区的八路军，创造“剿共治安”的奇迹，超过他的前任。

1939年6月21日，正是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间野亲率一个日军中队、两个伪军中队共三百多人，拖着大炮出了城，沿着从曹县到青堌集的公路向曹县东南地区进发，百姓们四处逃难。

间野带着大炮扫荡，情报很快传到了设在老黄河北大堤下刘胡同的冀鲁豫支队二大队指挥部。

杨得志问二大队队长覃键：“能不能夺过那门重型锡平大炮，煞一煞鬼子的威风？”

覃键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个有丰富战斗经验的红军干部。政委常玉清也是一个老红军战士。两人一齐向杨得志表态：坚决完成任务！

覃键命令手下的三个营长：“这次战斗，目标就是要夺大炮！”

杨得志派人送来正式作战命令：歼敌夺炮，打一个大胜仗是给群众最好的礼物……

抗战年代，能打鬼子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就能赢得民心。

炮声震得大地微微颤抖。随着炮声越来越近，侦察员跑来报告：“日军边打炮边行进，已到青堌集，离这里不到十里！”

覃键果断地命令：“一营在大堤下青堌集至缪堤圈的路上设伏，派出少数部队诱敌进入设伏地区；二营、三营在大堤一线设防，待战斗打响后，从西侧迂回包围，歼灭敌人。最关键的，是盯住敌人大炮的位置。”

覃键把设伏这个硬任务让一营来完成，因为从太行山带来的两个主力连都在一营，战斗力强，武器全是平型关大捷中缴获日军的。

间野骑着高大的东洋马，一只手拿着望远镜瞭望，另一只手按着东洋刀。一路上，平锡大炮见村就打，一座又一座民房被轰成了废墟。快到青堌集了，没有遇到八路军的阻击，间野望望背后的大炮，想给它找个耍威风的目标。

黄河故道北岸的大堤下，一拉溜有好几个村庄，周围都是密密麻麻的藤花树丛。大堤的半坡上，常玉清正带着二营、三营在抢修工事，靠东一侧的缪堤圈村头，埋伏着覃键和一营的干部战士。缪堤圈是个大寨子，覃键估计间野到青堌集不见我主力，必定会窜到这里寻找，所以在此设伏。

间野到了青堌集，命令部队停下来。他站在青堌集南门外的围墙高处，用望远镜东张西望。

间野确实是一个狡猾的家伙，他没有被一营派出的少数部队所迷惑。经过一阵观察之后，猛地把指挥刀向二营、三营的阵地上一指：“八路的那边，冲击的嘿嘿！”

日军的骑兵、步兵，马拉着大炮，一窝蜂地向缪堤圈西侧的大堤涌上来。日军将大炮架在大堤下，连发轰击，炮弹不断地落在二营、三营的阵地上，缪堤圈的寨门楼子被一炮掀掉半边。二营、三营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还击。日军主力在炮火的掩护下，想穿过缪堤圈登上大堤。

一营长挑选了二十名身强力壮的战士，组成突击队，给他们配足了子弹和手榴弹，迂回过去夺大炮！

夺炮突击队正待出发，忽然，日军的大炮停止了发威，估计是变了炮位。

村里的一位老大爷跑来报信，说日军把大炮拉到土地庙附近的藤花树丛里了，七八个日军正在捣弄呢。侦察人员立即前去察看，敌人的大炮、弹药果然在那里，这门大炮直接威胁我二营、三营的阵地。老大爷来得太及时了！

于是，撤到村边的一营一连开始向东出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八路的突围！八路的突围！”成队的日军随着喊声向村东冲去。

二连副连长李红登带着夺炮突击队，在藤花树丛的掩护下，迅速向土地庙移动。时已正午，火辣辣的太阳像一个大火球，沙地里冒着蒸人的热气。离敌人越来越近了，李红登命令突击队停下来。这时，他能看到捣弄大炮的敌人旁边还有一个班的鬼子兵护卫大炮。

炮兵正在调转炮口瞄向我一营部队。

李红登喊了一声：“同志们，夺炮！”突击队员一阵猛烈的射击，扑向敌人的大炮。

护炮的鬼子用步枪拼命还击，妄想保住大炮。

二十名突击队员接连甩出一批手榴弹，鬼子全部毙命。李红登把手一挥，大家推的推拉的拉，把大炮拖到了我军阵地。

间野得知大炮让八路军夺走，捶胸顿足，怒不可遏。他命令日伪军向我军阵地冲击，妄图抢回大炮。

覃键率一营正面阻击，二营、三营从侧翼赶来，日伪军处在我军重围中，死伤惨重。

缪堤圈一战，毙、伤日寇百余名，夺得了大炮，壮了军威。

鬼子为找回失去的大炮，多次出动部队扫荡，但在群众的掩护下，始终没有找到大炮的踪影。

有意味的是，冀鲁豫兵工厂聪明的技工们，仿着缴获的日军重型大炮，经过反复试验，造出了多门“山寨炮”，在后来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一位学造炮的铁匠后来成了边区兵工厂的工程师。

边区人民受到的最大鼓舞是八路军有了重型炮，看你鬼子往哪跑！但八路军知道，夺炮全靠老百姓的眼线，敌人的大炮拖到哪里，都有群众来报信。

7.杨勇激战潘溪渡

1940年夏秋，日军在中国战场加紧诱迫国民党投降，继续以主要力量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特别是在华北实行“肃正建设计划”和“囚笼政策”，企图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

“百团大战”之后的1941年初，日军投入六成以上的军队和全部伪军来疯狂地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向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猖狂的“扫荡”。“扫荡”和“反扫荡”、“蚕食”和“反蚕食”的斗争，成为当时敌后战场斗争的主要形式。

长时间的战斗，我军逐渐摸清了敌人这一活动规律。

敌人在鲁西南将郓城作为大本营，又在其周围设立许多据点，频繁集结兵力到我根据地扫荡。每当一个据点受到袭击，郓城的敌人必然出动进行援救。

当时杨勇将军任鲁西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军区政委。

杨、苏做出决定：佯装进攻侯集据点，引蛇出洞，设伏打援，围歼郓城出援的敌人于潘溪渡一带。

1月7日夜间，部队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急速行进，秘密到达各自作战位置。夜里零时，我军向侯集据点发起围攻，摆出一副拔掉敌伪据点的架势。据点之敌立刻发电向郓城大本营求援。

第二天上午11时许，郓城出援的敌人进至潘溪渡村。七团团长刘正当机立断，发出了攻击信号。霎时，我军轻重机枪居高临下对敌扫射，战士们投出的手榴弹冰雹似的在敌群中开了花。随后，战士们端起刺刀冲入敌群。

我军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至下午5时许，全歼了该敌。敌人九二式步兵炮被我军缴获。

围点打援，巧设伏兵的潘溪渡歼灭战，一举全歼日军一个加强中队和一个伪军警备大队，毙日军软木少佐以下一百六十余人，毙伪军大队长王品端以下一百三十余人。焚毁汽车四辆，缴获重机枪二挺、轻机枪六挺，步枪一百九十余支。这是我党我军在鲁西南平原上所创造的又一个全歼日军的模范战例。

八路军又为人民办了一件“实事”。

当地群众编了一首歌谣，并争相传诵：

正月里，正月正，遍地麦苗青又青。

潘溪一仗打得好呀，八路军个个是天兵。

夺大炮，立大功，八路军都是真英雄。

用兵如神是杨勇，黄河岸畔留美名！

8.《水浒传》与西瓜园

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刚进入山东即为日军所注目，因为在平型关战役中一一五师曾给日军王牌军坂垣师团以沉重打击。进入鲁西南后，首战郓城，再战潘溪渡，使日伪军尝到了八路军一一五师铁拳的滋味。山东日军恼羞成怒，四处寻找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进行决战。

1938年8月，罗荣桓将师部移至梁山前集的一座关帝庙里。关羽塑像保持完好，蚕眉长髯，坐姿英武，两边站着周仓和关平。被后世奉为“战神”“财神”的关云长，似乎在等待着观赏一场即将到来的英雄与倭寇的较量。

供桌上摆着一份军用地图和一本古法装订的折页《水浒传》。

梁山，位于运河以西，黄河南岸，四周原为沼泽地带，古时曾多次被溃决的黄河水灌入，水面曾达百余里，故称“水泊梁山”。《水浒传》因描写了一百单八将在梁山聚义的故事而传世，从而也使梁山闻名于世。此时，水泊已成平地，它的西南是郓城，东南是汶上，东北是东平，皆为日伪军在鲁西南平原上的重要据点。

8月2日晨，平型关之战的老对手坂垣师团下属的驻济南日军第三十二团，得知罗荣桓到了梁山，便派出一支由大队长长田敏江率领的包含步、骑、炮兵的四百多人精锐部队，在伪军的配合下，欲一举端掉一一五师的指挥部，活捉罗荣桓。

罗荣桓用缴获的炮队镜指挥作战。

罗荣桓将杨勇旅的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叫到指挥部交代任务（杨勇此时率部在汶西、郓东、鄄西南等地区发动群众，创建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罗荣桓说：“敌人来‘扫荡，我们就在水泊梁山来个‘反扫荡。他们孤军深入，我师部特务营只有两个连，但班以上干部都是红军，骁勇善战，现在正是青纱帐起，利于我军隐蔽行动。师部令你旅第一团主力来参战，敌人不知此地有我军主力部队，可以攻其不备。找你来，是因为你在梁山时间长，熟悉情况，让你负责战场勤务工作。”

欧阳文当即受命。

罗荣桓手握芭蕉扇，在香案前踱着步，他指着香台上的那本《水浒传》，用浓重的湘音说：“在水泊梁山，一面指挥打鬼子，一面看《水浒传》，还蛮有意思哩！何况还有关老爷坐镇！”

接着，罗荣桓来到一个大院里，向集结在此的特务营两个连的指战员作战前动员：

“同志们，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大半个中国，全国都在奋起抗战，我们八路军要做民族抗战的先锋。我们进入鲁西，就是为了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要建立根据地，没有群众的支持是不行的。入鲁后，我们虽然打了几仗，初步开辟了鄄（城）、郓（城）、汶（上）、运（河）西地区，但局面还没有真正打开。大家看到了，梁山一带的群众，由于受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土匪的祸害，生活得很苦，他们弄不清哪些是真抗日的队伍，哪些是假抗日的队伍，对我们也不那么相信。”讲到这里，罗荣桓停顿了一下，提高了声音说：“大家不是想打几个过硬的胜仗吗？好，今天就满足大家的愿望。我还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对手还是坂垣师团。”大家一听说要打坂垣，群情激昂。

罗荣桓亲临第一线部署，将特务连埋伏在汶上通往梁山路旁的高粱地里。中午时分，大队日军和伪军从东面逶迤而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几匹高头大马拉着一门九二式山炮和两门崭新的野战炮，日军指挥官日本天皇的亲戚长田敏江骑在大洋马上，洋洋得意。当敌人进入我军的伏击圈后，连长喊了一声“打！”顿时，成群的手榴弹飞向敌人，紧接着机枪、步枪同时开火，子弹雨点般地射向敌群。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日军因摸不清我军虚实，不敢恋战，撤到附近一个村子里，重新整顿队伍，派出搜索队，可什么也没搜到，朝四周打了一阵炮，便又继续西进。下午，敌人到达梁山下的独山庄。

此时，罗荣桓亲自来到了前沿。他把几个排、连干部叫到一起，指示说：“这一仗打得漂亮，日军的这个大队是跑不掉了。现在，胜利摆在我们面前，你们只管放心地打，打一个彻底的歼灭战。”

梁山战斗打了一夜，经过激烈拼杀，白刃格斗，到8月3日晨，终于将固守在骡马店和砖窑内的残敌全部歼灭。这一仗，全歼来袭日军，缴获意大利造新式野战炮两门，九二步兵炮一门，轻重机枪十七挺，长短枪二百余支，战马五十多匹。打扫战场时，战士们把鬼子、汉奸的尸体，用绳子拉着集中到村外；其中有个肥头大耳的矮胖尸体，一把大洋刀从前心穿进后心，躺在地上，刚好摆成一个十字，被血污染了的胸章写着“第三十二师团大队长长田敏江”。

日军的坂垣骄子被全歼，老百姓都说八路军又打了一场小“平型关”。

梁山战斗后，罗荣桓率一一五师部和六八六团离开鲁西，进入沂蒙山，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

梁山之战使我们不得不感叹岛国倭寇的武士道精神，四百多名日军奋死抵抗，除战殁者，只抓了二十四个俘虏。行军中，几个战士带着几个日本俘虏，觉得实在是个累赘，真想一毙了之。可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明文规定不许虐待俘虏。

在转移途中，路经群众的西瓜地。当时正是西瓜成熟的季节，我军战士虽然又累、又渴、又饿，但都自觉地遵守人民军队的纪律，谁也不去动群众的西瓜。但是，刚被俘还没有接受教育的日本俘虏，看到满地滚瓜溜圆的大西瓜时，闯到西瓜地，用皮靴把西瓜踢掉，用手捶开西瓜，边走边大口大口吞吃起来。

日寇皮靴的一踢，饱含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蛮横和蔑视！

这种蛮横和蔑视，早在那个岛国“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了。“明治维新”的先驱吉田松阴曾提出“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之岛”，野心昭然若揭。

这种蛮横和蔑视，早在甲午海战的炮声中就开始了。随着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一个腐败的王朝也沉没了，岛国上的士兵携带着军刀，携带着残暴、淫欲、掠夺、恐怖、屠戮，踏上了旅顺，踏上了东三省，踏上了华北，踏上了他们的皮靴可以踩到的任何地方，他们像希特勒仇视犹太人一样仇视中国人！即便是当了俘虏，仍然如此蛮横。

中华民族近代的苦难全部来自海上。甲午海战后，日本从中国割去了台湾，获赔银两亿两，用这些钱又可以打造若干支三八大盖、坦克、山炮来对付中国人。更糟糕的是，甲午海战使这个岛国得到了如此大的利益，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效仿，用坚船利炮，使一个曾有过辉煌历史的泱泱大国沦为半殖民地。

不容置疑，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卢沟桥的这一枪，是日本帝国主义宣示灭亡中国的发令枪……

我们的故事再回到西瓜地里。

罗荣桓知道了日俘踢西瓜的事。他找到该连连长、指导员说：“听说俘虏吃了群众的西瓜，有这回事？”指导员说：“有。”罗荣桓说：“你们得想法赔偿啊！不要因为是俘虏吃的，就可以不管。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可不能马虎哟！”

遵照罗荣桓的指示，连里把这件事交给刘副指导员去办理。他带了钱，找老乡赔礼送钱去了。到了西瓜地，却找不到主人，部队很快又要转移。无奈，就写了个条子，将钱夹在里面，压到了瓜棚的铺席下面，就赶回了连队。

不久，部队行军又路过那块西瓜地。刘副指导员想再去找找瓜主，当面道歉，同时问问钱收到了没有。谁知道瓜地还是无人，去瓜棚掀开铺席一看，钱和条子都不见了。

当刘副指导员转身要走时，一位老乡从瓜地边的高粱地里出来了，他迎上去问：“老大爷，这西瓜地是您老的吧！我们给您搁那儿的钱收到了没有？”

“收到啦，收到啦！小鬼子俘虏吃了两个西瓜，你们也这么认真。”说着，便从衣兜里掏出了钱，硬要塞回刘副指导员手里，嘴里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这钱说啥我也不能收！”

最后，老大爷拗不过刘副指导员，只好把钱掖回兜里。

望着八路军远去的背影，老人家自言自语：“好兵，好兵，天底下少有的好兵啊！”

9.边区有个《人山报》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1920年，翻译家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中国革命的先驱们纷纷阅读、传播、思考、介绍、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李大钊办起了《每周评论》，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毛泽东办起了《湘江评论》……

邓颖超说过：“共产党是靠宣传起家的。”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当天，红军在瑞金成立了红色中华通讯社，并同时创办了苏区第一份报纸《红色中华》，后改为《新中华报》。红军报纸甚至在五次反围剿的艰难条件下都没有停办。在延安，红色中华通讯社更名为新华通讯社，后来《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日报》创刊，后来成为我党的党报。

此外，各根据地和野战军、军分区，都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国共实行统一战线时，周恩来还在重庆办事处办了《新华日报》。就连后来冀鲁豫的骑兵团也办有《铁骑报》，用以传递上级的指示，表扬先进人物。冀南三分区创办报纸时，取名颇费周折。徐向前同志进入冀南后说：“周恩来同志说，军队与游击队是鱼，而人民是水，这个比喻是最正确不过的。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地区，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引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怎么样的山，都没有这样的‘人山好。我们在平原上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筑造成‘人山。依靠人民群众筑成的‘人山，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冀南三分区机关报因此就取名为《人山报》。

《人山报》的同志们在艰苦的环境里，在敌人的密集“扫荡”“清剿”中，克服各种困难，坚持收发电报、编印报纸，并扩大版面，改五日刊为隔日刊，传播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报道各地的胜利消息等等，让干部群众从黎明前的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后来冀鲁豫边区创办了《冀鲁豫日报》，报纸开辟了“有问必答”“大众信箱”“批评与建议”等专栏，专门刊登群众的呼声和批评。

冀鲁豫行署专门发出通知：各级政府、干部要正确对待报纸批评。要求各级领导和负责同志，如果在报纸上发现了本部门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被批评时，不问其意见来自何处，正确与否，应该马上亲身或督促下级干部进行检查，绝不许有忽视与搁置现象，不能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各级政府对于有关报纸上所提出的批评，必须及时检查，任何拒绝检查或故意拖延的现象，都应受到严格的批评，如果坚持错误不肯改正的话，要受到纪律处分。

1943年3月31日，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在《冀鲁豫日报》发表的题为《加强我们党报的党性》的文章中指出：

党报的党性要做到具有明确的党性，但又不是党八股，这首先就是和群众生活、群众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而不要把自己看成群众斗争的同情者。

特别是一个共产党员，时刻都不要忘记自己是生长在群众之中，而又领导着群众的基本责任。从群众斗争的同情者的观点上来写新闻，在我们报纸上还很不少。带有这种观点的人，他们仅仅为执行政治任务，或是以个人，或是以个人的同情来不关痛痒地描绘群众生活，他们所指的政治斗争，又与群众的痛痒不相关联。他们总喜欢生活在不同凡响的云端，但他们应做的事，却在平凡的地下。

他们政治上虽愿为群众斗争而服务，但对群众生活却缺乏任何真切的实感。因此他们对于群众中活生生的事实，缺乏强烈的情感和敏锐的知觉。他们的情感和群众的还不能合拍，还不能和群众的血泪融成一片，他们关心群众还极不深刻。

因此，采访与报道新闻时往往是超抽象的、空洞的，和群众的生活远远隔离着的，这就无怪乎不能摆脱干瘪无味的党八股的圈子。只是用“异常痛苦”“光辉成绩”“继续努力”等抽象词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深深钻到实际生活里去，不要只在外面参观，而要和群众的生活、党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热爱群众的心情与灵敏尖锐的知觉，来对待一个事情的发生，我们的新闻才能够敏锐地实际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因此，他们看不到群众生活中的血与肉，就创造不出新的形式，只好去找已经过了时，血肉已经腐烂的骷髅了，只好去搬那些老新闻术语，什么“马革裹尸”“光怪陆离”等四字叹了！这些“四字叹”不但群众听不懂，就是懂得的人，看了以后，也很难使他情感上有多少激动，印象是非常模糊的，这就是语言无味的八股。再加“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咬紧牙关”等等，按其内容来说，若仅仅把这些词句翻来覆去地使用，不根据新的生活加以补充，就会成为滥调。

黄敬的文章深刻、尖锐，通篇的核心就是强调共产党人不要脱离群众。

《冀鲁豫日报》从此形成敢为群众负责的作风。这个传统后来被南下干部带进了贵州。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来自济南、延安、武汉、平津等地的流亡学生、进步文化人士等，陆续到达聊城，在鲁西北特委领导下，与当地文化教育界人士共同组成了文化救国会。1937年12月前后，创办了《战地文化》半月刊、《先锋》半月刊、《战线》旬刊及《抗战文艺》周刊。组成了孩子剧团和抗战移动剧团，编排出多种文艺节目到各地巡回演出，鼓舞人民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边区进行曲》，歌词是：

太阳照红了东方，春风吹荡着麦浪。

我们自由地走，纵情地唱。

在这广大的平原上，

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敌人，有过这样的后方。

东至津浦线，西到卫河岸，

黄河边，怒吼着武装抗日的群众一千万。

一千万，游击战，到处打得敌胆寒。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把他消灭在哪边。

在鲁南、豫北和鲁西南，文化教育界人士共产党员晁哲甫、平杰三、刘晏春、王从吾等人组织起冀南文化界抗日守土后援救国会、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成立了大众剧社、抗战剧社、鸭绿江剧社、战号剧团。以群众所熟悉热爱的文艺形式——河南梆子（当时叫高调）、河南坠子、山东坠子、影子戏、话剧和舞蹈等，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在湖西，共产党员郭影秋联系知名文化界进步人士如章乃器、李公朴、金山、张瑞芳、冼星海、王莹等，参加宣传、演出活动。

1942年，冀鲁豫文联总会正式成立，并创办了综合性文艺刊物《文化生活》，陆续发表了区党委书记黄敬的《整风随笔》、姚天纵的《王五》、韶华的《石磙》、田兵的《越狱》和周子芹的《批评之风不可无》以及夏川等同志创作的一些优秀作品。

在救国救亡的岁月里，有骨气的文人们以笔杆为武器，以舞台为战场同敌人进行战斗。他们不论走到哪里、演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笑声、口号声，哪里的墙壁上就有群众喜爱的宣传画。

著名诗人王亚平自重庆经南京辗转来到冀鲁豫解放区首府菏泽。边区成立了文联，王亚平任主任，创办了文艺刊物《平原文艺》及群众性通俗刊物《新地》。此后又创办了《演唱杂志》、综合性通俗刊物《平原》《大众戏曲集》《冀鲁豫画报》等，用不同形式的文艺作品宣传抗日的英雄事迹。在王亚平的带动下，边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区党委和军区领导，亲自动手撰写文章，带头创作。区党委书记黄敬、宣传部长申云浦都写了不少有指导性的文艺评论、杂文和诗歌。

1940年，日寇进行“五五”大扫荡，大众剧社人员王回卿不幸被俘，敌人对他百般殴打折磨，他就像自己主演过的《骂寇》一剧中的春亭那样大骂敌人，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1942年敌人“九·二七”大扫荡时，前锋剧社陷入重围后，优秀的文艺骨干小演员靳式衍等九名同志未能逃出，当日寇向他们步步紧逼时，靳式衍大声疾呼：“誓死不当俘虏！宁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在他的正气凛然的呼声中，几个人聚在一起拉响了手榴弹，和残暴的敌人同归于尽……

如果说边区的报纸和剧社等是根据地的上层建筑，那么根据地同时也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1940年4月15日，在东平戴庙召开鲁西各界大会，成立鲁西行政主任公署，肖华为主任，段君毅为副主任，杨勇等十五人为委员。在鲁西三十六个县中，已有三十个县可以推行抗日民主政府的政令。

在段君毅的主持下，及时发布了《施政纲领》，针对“三三制”、拥军、优属、减租、减息、发展生产、财政、经济、司法、公安、文化教育及邮政等方面的工作，先后发布了一系列的条例和政策。

段君毅十分重视根据地财政金融体系的建立，行署成立后，即设立了财政处、粮食处、贸易局等财经部门。1940年5月，他根据鲁西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参与领导筹建了鲁西银行，并组织发行了鲁西银行钞票，在抗日根据地广泛流通，被称为抗日钞票（简称“抗钞”）。在此期间，敌占区通货膨胀，根据地物价相对稳定，群众都喜欢用鲁西银行的抗钞。因抗钞纸质差、易破旧，群众说：“国民党、日本的钞票哈啦啦（纸张好），不如抗钞一把抓（纸张差但不贬值）。”

有了粮食和钞票，我党、政、军机关的供给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不久以鲁西银行钞票为基础，边区还建立了信用合作社，发放贷款，支持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雏形在冀鲁豫边区已基本形成。

10.鲁西南抗日民谣

劝郎劝得屋里有了光，

天大亮，

我的郎喜洋洋，

走上战场。

秧歌把你送，

骑马披大红，

乡亲们都欢送，

多么光荣。

四季歌春天里，暖洋洋，

帮助百姓把地来种上。

夏天里，酷阳高，

帮助百姓来站岗。

秋天里，好时光，

帮助百姓来藏粮。

冬天里，北风冻，

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支援前线打鬼子老大娘纺花真正好，

吃饭睡觉都忘了，

一天能纺半斤线，

十天织成大布卷，

我们真喜欢，我们真喜欢！

勤劳英勇的姐妹们，

我们也要这样做，

支援前线打鬼子，

生产劳动做英模。

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太阳出来照湖西太阳出来照湖西，

八路军打仗真出奇，

游击战争呱呱叫，

嗨！努力地扩大解放区。

敌占区的苦楚不能提，

男女老少哭啼啼，

里应外合打鬼子呀！

嗨！打走了鬼子笑嘻嘻。

11.回民英雄马本斋

军屯，是菏泽市鄄城县的一个回民村，紧依在黄河边。

1942年，是鲁西南边区最艰难的岁月。

在一个深夜，军屯突然进驻一小队人马，老百姓尚不知道，领军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回民支队队长马本斋。

马本斋，1901年2月出生在河北省献县东辛庄一个回族农民家庭里。父亲马永长是一位老实忠厚的农民，母亲白文冠善良且又识文达理。十岁那年，马本斋到私塾读书，他好学上进，尤其喜爱读中国古典名著的精彩章节。他对那些扶弱抑强、仗义疏财的英雄豪杰格外崇拜。他助人为乐，爱打抱不平，在家乡的同龄人中，他是个“头”。鬼精，有心计，大人夸他：“将来一定有出息！”

十七岁那年，他决意去当兵，要用枪杆子为“穷回回”撑腰争气。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加入了东北军，被选送到沈阳北大营讲武堂受训。毕业时，由于成绩优异，他被提升为连长。

1932年，马本斋在国民党二十七师师长刘振年部下任团长，深得上司的赏识。但他对军阀连年混战甚为不满，对官场荒淫无耻、尔虞我诈更是切齿痛恨，常常为自己的一腔抱负不能实现而陷入痛苦之中。后来，马本斋辞官解甲归田，回到生养自己的故乡。

不久，日军攻占了河间县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人民群众针锋相对，纷纷组织起自己的武装保家护院。东辛庄的民众一致推举马本斋带头，搞了几支枪，组织了十几个人，成立了联庄会。期间土匪周朝贵及另一些土匪武装多次向马本斋封官许愿，拉他入伙，马本斋都严词拒绝。

1938年，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在河间县成立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马本斋深为共产党坚决抗日的行动所感动。1月，吕正操的队伍攻下河间城后，马本斋即派三弟马进波进城同共产党领导的“回民教导队”联系。在马本斋的领导下，东辛庄七十名青壮年来到河间城，参加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之后，马本斋被委以队长。

1938年6月，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同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合并整编，名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党的信任和倚重使马本斋非常感动。他说：“过去我在旧军队里当团长，不敢说自己是回民，现在正因为我是回民，才让咱当这个队长。共产党信任咱，咱要和汉族同胞团结起来，共同打鬼子！”

1938年10月，马本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上写道：“我决心为民族的解放奋斗到底！而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才能实现。”

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到1939年底一年多的时间，敌人对冀中地区连续进行了五次大“扫荡”。遵照上级指示，马本斋指挥部队积极活跃在河间、献县、青县、沧县一带打击敌人，扩大部队。1940年初，在深南地区活动的八路军主力转移作战，敌人趁机窜犯这个地区。马本斋奉命率部开赴深南地区开展对敌斗争。连续作战三十余次，打开了深南对敌斗争的新局面。

秋天，驰名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后，马本斋率部主动出击，在深南拖住两千多敌人。在严酷的斗争中，马本斋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干。

1940年7月间，回民教导总队到定县参加整军运动，遂改称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支队司令员，军区派红军干部郭陆顺任支队政委。郭陆顺以红军部队的好传统、好作风言传身教，马本斋带头学习老红军的光荣传统。他不吃小灶，战马让给伤病员骑，按时参加司令部的党小组活动，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马本斋在政治思想上日臻成熟起来。

敌人穷凶极恶地加紧对马本斋诱降、逼降、劝降。1941年8月4日深夜，日军山本联队长纠集日伪军千余人，突然包围了东辛庄，将马本斋的母亲抓走，妄图胁迫马母劝马本斋投降。

当马母被捕的消息传到部队后，敌人也从各据点送劝降信给马本斋，大意是你若是孝子，若是为你母亲着想，就应该把队伍带过来投降，必重赏之云云。

马本斋是个大孝子，父亲死得早，是母亲把他养大。他对母亲百依百顺。母亲不让他喝酒、抽烟，不喝酒他做到了，可是不抽烟没有做到。一次，郭陆顺政委同他一块去看他母亲，他把手里正夹着的烟赶快捻灭藏到袖子里，谁知未完全熄灭，把袖子口点燃了。他母亲不高兴地说：“你又抽烟了。”堂堂一个司令员，在母亲面前一副狼狈相。

马本斋得知母亲被捕后悲痛欲绝。当看到敌人无耻的劝降信，他强压怒火，大声说：“真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然后安慰前来送信的妻子不要难过，母亲是个坚强的人，他不会上敌人的当。

战士们纷纷要求前往解救，马本斋镇静地劝说大家，目前战斗任务正紧，不能为救自己的母亲而影响战斗任务。他严令战士们回去坚守岗位。

马母大义凛然，怒斥敌寇，顽强地进行绝食斗争，连续数日滴水不进，身体十分虚弱。山本来劝降时，她摘下手上的玉镯，向山本头上砸去。她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了儿子的大义，献出了生命。母亲死后，马本斋无限悲痛，写了一首悼母诗：

宁为玉碎洁无瑕，

烽火辉映丹心花。

贤母魂归浩气在，

岂容日寇践中华！

日寇不死心，又先后派马本斋的表弟哈少符、回奸马庆功来劝说。马本斋大义灭亲，果断地将他们交送军区审判严惩。

敌人黔驴技穷，企图与回民支队订下互不妨碍的“君子协定”，他们派人给马本斋送信，签订“谁也不打谁”的协定。马本斋回信严词拒绝：“我与日本鬼子仇深似海，不消灭日寇，誓不甘心！”

从9月下旬至11月初，马本斋率回民支队在景和、青县西里坦、刘庄频频向敌人出击，取得了连续胜利。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一年。4月27日，在交河县陈庄战斗中，支队政委郭陆顺不幸牺牲，马本斋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5月1日，日军五万人对冀中地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

在重兵面前，马本斋指挥部队配合军区主力转移作战，围攻泊镇，进逼交河，使敌人极为震惊。过了两天，大批敌人蜂拥而至，回民支队陷入万余敌人的重围中。残酷的斗争虽然使部队遭受较大的损失，但这支民族武装终于保存下来，敌人妄图吃掉回民支队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为保存回民支队这支民族抗日力量，上级决定回民支队实行战略转移。1942年7月初，马本斋率回民支队越过北运河、津浦路敌人的封锁线，到达渤海抗日根据地进行休整。8月初，遵照上级指示，马本斋率部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挺进。9月中旬，进至冀鲁豫中心地区范（县）观（城）濮（阳）东明（县）一带。回民支队到达鲁西南后，冀鲁豫军区为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政治领导，派张同钰同志任支队政委，刘世昌为政治部主任。

不久，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决定：马本斋任三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原三分区司令员赵健民任副司令员。从此，回民支队便深深地扎根在鲁西南这块土地上，广阔的鲁西平原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为了打开莘县对敌斗争的局面，马本斋亲自指挥部队对盘踞在莘县境内的日伪军进行打击。1942年11月，马本斋指挥三中队，夜间割断了敌马厂据点通往莘县城的电话线，然后在附近的焦花园布兵。第二天拂晓，敌三十余人出来查线，当行至焦花园村头时，三中队突然出击，将敌全部俘虏。下午，莘县日伪军百余人，沿徒骇河河道搜索而来。待敌人进入伏击区后，我重机枪首先开火，当即全歼敌人。

马本斋的声威震撼了敌人，鼓舞了根据地的人民。

大汉奸伪县长刘仙洲一听到马本斋的名字，就吓得魂不附体。他说：“那是爷爷，咱惹不起！”

而人民群众则说：“马司令一到，咱就可以睡个安稳觉！”

1943年鲁西北已连续三年大旱，回民支队和群众同甘共苦，部队粮食定量由一斤减至十二两（当时十六两一斤）。即便如此，仍不能保证供应。马本斋说：“我们都出生在贫苦人家，都知道挨饿是什么滋味。眼下，老百姓都在挨饿，我们要配合地方党组织把群众从饥饿中救出来。我们解决不了他们一年一月的粮食，解决三天五天的粮食也是好的。”

部队立即开始节衣缩食，支援群众度过灾荒，并从粮食定量中再拿出二两救济灾民，吃不饱即以糠菜充饥。在张鲁集，回民支队工作组仅用三天时间就发动群众借粮一万三千八百余斤，救济了两千多人。

经过一年的斗争，马本斋和回民支队与鲁西人民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鱼水之情。部队每到一地，人民群众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热烈欢迎，给他们烧水做饭，送军鞋军袜，部队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

马本斋有勇有谋。冠堂公路以北的田寨据点是伪区政权所在地，工事坚固。马本斋便采用了一种“土坦克”的攻击战法，就是将层层湿被覆盖在方桌上，造成一个“土坦克”，挑选特等战斗英雄贾福海用背驮着直奔围寨南门埋地雷。冲锋部队埋伏在一路之隔的敌寨门对过，准备地雷一响即发起冲锋。敌人以密集火力射向“土坦克”，但由于层层湿被覆盖，子弹无法射透，“土坦克”照样向前推进。贾福海在南门埋好地雷后，即向敌人喊话，晓以民族大义，讲明缴械不杀，随即从桌下钻出，大摇大摆由原路返回。敌人吓得没敢再放一枪，未等地雷爆炸就缴械投降。我方没伤一兵一卒就将田寨攻克。

1943年，由于灾荒严重，敌人吃饭成了问题，经常蹿出据点抢粮。有些据点的伪军一看到哪个村庄有烟筒冒烟，就不顾一切地跑出来抢饭吃。回民支队抓住敌人这一活动特点，在一地故意引火冒烟，诱敌出动，在设伏地域予以歼灭。一次，部队半夜进驻一个周围都有据点的村庄，首先在村外形成三角形埋伏，清晨即在村内假装生火做饭，三个据点的敌人都出来抢饭吃。等进入我伏击圈后，一排排手榴弹，炸得敌人抱头鼠窜。我方全体出击，俘敌六百余人，缴步枪五百余支，机枪三挺。

1943年10月，鲁西北划归冀南区后，马本斋任分区司令员，奉命率回民支队到直南的昆吾、尚和一带活动，11月6日，马本斋率部参加了冀鲁豫军区组织的攻克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总部八公桥的战斗。战斗发起前，在研究作战计划的会议上，马本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即用“牛刀子钻头”战术，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袭击，首先挖掉敌总部八公桥，回过头来再扫清外围据点。杨得志司令员称赞：“奇袭八公桥，是摆脱被动、力争主动、破其一点、牵动全局的一着好棋！”

此战毙敌数百名，俘伪第二方面军参谋长、特务团长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余名，一举将孙良诚总部直属队全部歼灭，仅敌首孙良诚去开封开会漏网。

马本斋带着回民支队转战冀中、鲁西北、鲁西南，指挥大小战斗百余次，使日伪军闻风丧胆。他打出了军威，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赞扬马本斋是“后起的天才军事家”。

1944年2月，回民支队接到开赴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任务，部队集中在范（县）观（城）濮（县）一带进行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为了向冀鲁豫区的父老乡亲告别，部队抓紧排练文艺节目，准备召开军民联欢会。马本斋亲自组织大家排演京剧《陆文龙》，他亲自上场扮演王佐的角色。此时，他的颈椎部生了一个对口疮，疮疼难忍，由于当时缺医少药，体温一直上升。疮痛辐射到脑髓，病情迅速恶化。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非常关心马本斋的病情，派一个连的兵力护送他去位于濮阳小屯村的军区后方医院抢救。在路上马本斋苏醒过来，发现有一个护送连，心里很不安。他批评随从人员不该让这么多的兵力护送他一人，这样浪费兵力，不利于完成反扫荡的战斗任务。他坚持只留下一个班，其余的同志都立刻归队保护群众的资财粮食。到了医院，马本斋已处于垂危状态。

弥留之际，马本斋对身边人员说：“我不行了，要把我的家属送到延安去。告诉三弟抗战到底！”

临终时，他向家属嘱咐：“我不能为国家、为人民、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是件憾事。教孩子继续我的志向，做革命工作。告三弟领导伊斯兰民族抗战革命到底。”

1944年2月7日，马本斋病故于冀鲁豫军区后方医院，一腔热血洒在了黄河岸边。

毛泽东挽词：“马本斋同志不死。”

朱德挽词：“壮志不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周恩来挽词：“吾党战士，民族英雄。”

12.生死相依吕沟村

吕沟村地处定陶、菏泽、曹县三县交界处，属“三不管”，日伪势力相对薄弱。

1938年10月，青年农民吕克明、吕贞志参加八路军东明抗日军政训练班后，带着党的指示回到吕沟村，走街串户，向村民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9年7月，吕沟村率先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会。吕克明、吕贞志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又发展两名党员，建立起吕沟村党小组。

1941年1月16日，冀鲁豫三分区副司令张耀汉专门和吕沟村的代表吕文彬谈话，要求尽快把群众发动起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经过动员工作，吕沟村成立了八个人的抗日小队。

1941年2月20日，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建立吕沟村党支部，吕恒魁任党支部书记。党支部继续发动青年参加小队，一个多月后，抗日小队增加到二十八人，武装力量扩大到附近九个村庄。

为了解决枪支问题，他们采取“一借、二献、三买、四夺”的办法，向有枪的财主借，动员群众献，筹钱外出买，从伪军手里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抗日小队每人配长枪一支、手榴弹四颗，实力大增。白天，队员在吕沟寨墙上站岗放哨，夜里有机会就袭击伪军，小股敌人从此不敢到吕沟为非作歹。

吕沟村成为鲁西南的一个抗日堡垒，分区部队打完仗常拉到这里休整训练。张耀汉副司令经常住在村里，军民一家，情同鱼水。独立团一营曹营长从部队抽出骨干力量，帮助抗日小队和民兵训练，与大刀会一起练武。夜里，部队战士和民兵一起护村巡逻。

吕沟东北二里路的河南王村有座日本炮楼，炮楼里的日伪军对吕沟村又恨又怕。一天，几个伪军结伙来吕沟村催粮，看到吕沟寨墙上有背枪的八路军站岗，没敢进村。他们灰溜溜地回到炮楼向伪军大队长井书本报告，说吕沟村住着八路军，没法进村催粮。

井书本不相信，又派两名心腹进村探听虚实，被区小队队员抓住，交给独立团处理。井书本以为当时是日伪军的天下，吕沟村竟敢抓他的人，气得暴跳如雷，率领三十余名日伪军到吕沟村要人。进村后就被独立团和区小队包围起来。

井书本没经过这阵势，吓得失魂落魄，跪倒在地，连叫“长官饶命”。张耀汉副司令教育他：“你们都是中国人，应该有良心，不能给日本人卖命，残害自己的同胞，要为中国人民做好事。”

日军从此更把吕沟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密谋报复。

一次日军中士班长三乔带领十二名日军和三十多名伪军偷袭吕沟村。独立团和区小队官兵早已严阵以待。区队副队长吕文彬一枪击毙拿旗的日本兵。独立团、区小队齐开火，打得日伪军狼狈逃窜。此后十多天，日伪军经常从河南王村西头柏树林里向吕沟村打枪，但不敢靠近。

1941年3月初，一连十几天伪军没再从树林里向吕沟村打枪，形势似乎平静下来，群众思想上有些松懈。而部队领导分析认为，这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农历三月二十二，一场激战终于爆发了。日军驻菏泽司令官小松亲自督战，从菏泽、成武、定陶、曹县调来的四百余名日军和三百多名伪军，悄悄地包围了吕沟村。敌人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带了八门大炮，分别架设在黄河南的王庄、杨庄、张府家等处，瞄准吕沟村的东门、北门和南门，形成扇形包围。

上午8点半，日伪军开始炮轰吕沟村，上百发炮弹泻进村里，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浓烟滚滚，吕沟村变成了一片火海，树被打断，房子被炸塌。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日伪军端着枪逼近村子。据点的伪军大队长井书本等为了报被捉之仇，气焰嚣张，骑着大马，手握指挥刀，带领一百多名伪军打头阵。他们首先占领了离吕沟村半里之遥的张陵高地，然后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子弹像雨点般射进吕沟村，寨墙上、房墙上、树皮上布满了弹坑。

独立团曹营长看到敌我力量悬殊，打下去军民会吃大亏，紧急做出决定，由部队掩护吕沟村村民从西门转移，冲出包围圈。村干部带领大刀会留下来，利用村寨易于发挥巷战短兵相接的优势，保卫村庄，杀伤敌人。

四十八名大刀队员严阵以待，到下午4点多钟，敌人看寨中没有动静，便逼到寨门边，井书本指挥伪军把梯子竖到寨墙上。一个打着小旗的伪军第一个爬上寨墙，刚要挥动小旗发信号，手还没抬上去，便被大刀队员一刀劈下胳膊，随着“啊”的一声惨叫，连人带梯子倒了下去。

吕沟村的男女老少为前线的胜利日夜推碾、磨面。

伪军见守寨人有刀无枪，放开胆子聚到寨门下。大刀会员拉响了自制的环子炮，“轰隆”一声巨响，浓烟滚滚，铁砂子像雨点一样射进敌群，当场炸伤十几人，几十名大刀队员挥舞着耀眼的大刀片杀出寨门，刀光闪闪，杀声震天。伪军们顾不得开枪，兔奔而逃。

日军指挥官小松对翻译官说：“吕沟村的土八路用的什么炮，厉害厉害的！”便命令八门大炮集中火力轰南门。炮弹把南门炸开了，一百多名伪军蹿进来。大刀队员英勇无畏，挥舞着大刀杀入敌群。伪军一个机枪手刚架好机枪，没来得及拉上扳机，大刀寒光一闪，砍到枪把上，吓得机枪手扔下机枪抱头就跑。

井书本见到眼前简直是一支“赵登禹式”威猛的大刀队，惊慌失措，弃马逃走。伪军们看大队长逃了，也一窝蜂地跟在他屁股后面逃走，大刀会追了半里多路，砍死砍伤伪军三十多人。直到日军在阵地开枪扫射，大刀会才退回村里。

日军指挥官小松恼羞成怒，举起指挥刀亲自督战，命令三百多名日军反扑。日军炮弹不断地在大刀会阵地上爆炸，有几位大刀队员相继受伤、牺牲。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军冲向村寨。

支书吕恒魁、村长吕西才决定立即撤出寨子，保存实力。此时，曹营长已把大部分群众安全转移出去，返回身来，掩护大刀会突围，借机毙伤数十名日伪军。

大刀会撤出以后，日伪军由机枪开路，冲进村里，对吕沟村实行“三光”政策。三百八十六间民房被烧成灰烬，熊熊大火映红天空，二十里外都能看见。这罪恶之火一直燃烧到深夜，吕沟村变成了一片焦土。

战后，杨得志司令员、分区张耀汉副司令带领部队来到吕沟村，帮助村民重建家园。

在被炸毁的祠堂前召开的全村群众大会上，张耀汉激动地讲：“吕沟村的村民是英勇的！大刀会的同志是勇敢的！你们打出了鲁西南人民的志气。虽然你们村庄被烧光，但是英勇的吕沟群众还在。日军伪军欠下的血债迟早是要还的。”

吕沟村村民擦干身上的血迹，重新振奋精神，在部队帮助下垒墙盖房，重建家园。青年们发誓要讨还血债，一百二十四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

吕沟村虽处敌占区，距河南王村日伪军据点二里路，但全村人没有一人当伪军，没有一人通敌叛变。日寇每年春秋两次大扫荡，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干部、家属常到吕沟村隐蔽，从来没有出过闪失。

1943年10月，日军集结了三万多人，对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秋季大扫荡。

日军首先对“红三村”进行铁壁合围。张耀汉副司令带领分区独立团一百余人到吕沟村隐蔽。村党支部连夜召开各街长会议，研究了掩护方案。各街长把部队官兵领到每家居住，连人带枪掩护起来。张副司令住在村长家，团政委陈耀光住在吕见山家。民兵以联庄会员的身份站岗放哨，来回巡逻，保护部队首长的安全。

这次大扫荡持续十八天，日伪军几乎每天路过吕沟村，他们相信那次扫荡已经把这里荡平，而我军民正是利用敌人这一心理，隐蔽在敌人眼皮底下。进东门出西门，没出一点儿问题。扫荡结束，张副司令代表部队向吕沟村群众致谢说：“只有军民一家，共同努力，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1944年9月，分区独立团和区小队拔掉了河南王村日伪据点，日伪军龟缩到县城中去。1945年日本投降，军分区授予吕沟村“抗日模范村”的称号。

壮哉，生死相依的吕沟村！

13.鲁西南的“小莫斯科”

鲁西南人的性格，如《水浒传》里描写的英雄们那样，尚忠尚武、刚毅好胜。当年“红三村”被根据地称为“小延安”时，安陵集的老百姓不服，便将自己的村子称为鲁西南的“小莫斯科”。

在他们心中，是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革命火种传到中国的，莫斯科的来头比延安当然要更大一些。

抗日战争时期，“红三村”和安陵集都属曹县辖地。当时一个县有三个县政府：日伪有一个政府，驻在城里；国民党有一个政府，要么和日伪军勾结，在城里与日伪政府毗邻而居，相安无事，要么蹲到一个村镇，隔岸观火，看日本人打共产党；共产党的县政府是流动的，但是有群众根基。说来也奇怪，那时三个政府都征收公粮，可是农民却悄悄把公粮交给共产党的政府。

1940年上半年，在发展抗日武装的同时，共产党还在边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减轻了农民负担，赢得了民心。

安陵集最盛时，是一个有近万人的居住地，建于先秦，曾为“安陵郡”。

史载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年），魏国攻打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齐军孙膑为解赵国之危，率军八万救赵。孙膑佯攻魏东阳地区军事重镇平陵，实则围攻魏都大梁，史称“围魏救赵”。史载的平陵，即指今天的安陵集。

安陵集在宋明时期曾是商贾云集的商埠（水旱码头）。1368年因水患，曹州（今菏泽）治所迁安陵集，设巡检司，有古城墙，高数丈，设垛口、炮台。

清末，政治腐败，对外割地赔款，对内残酷镇压，横征暴敛，使广大农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鲁西南地区民间忧国忧民的义士，为了反对满清王朝的暴政统治，秘密聚集结社，曾在安陵堌堆举起义旗。起义军李彪为兵马大元帅，并印制四色大旗。黄色大旗上写着“替天行道，改朝换代”；红色大旗上边写着“杀富济贫，除暴安良”；黑色大旗上面写着“杀贪官，除恶吏，为百姓”；蓝色大旗上面写着“天神下凡，男女贫富平等”。仅几天时间各地饥民、信徒手持大刀长矛、杈把、扫帚、铁锨，从四面八方涌至起事地点安陵堌堆，有数万之众。

安陵堌堆农民起义虽然只存在了七十二天就夭折了，但安陵集百姓的血性世代流传。

说到安陵集的红色革命斗争史，不得不先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程力夫，出生在安陵集一个贫农家庭。他聪颖好学，1933年从曹县师范毕业后，在县城北门里丰永祠堂教书。国民党韩集区部请他当乡长，被其拒绝。正好，一位河南范县来的教师于子元也应聘在此教书。于子元见程力夫富有正义感，和他交为朋友，经常和他在一起聊天，讲俄国“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中国苏区红军的反围剿、陕甘宁根据地、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

有一天，程力夫突然问于子元：“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于子元微笑而不答。其实，于子元是河南范县师范的地下党负责人、范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因组织暴露，奉上级指示到鲁西南开辟革命根据地。他通过教书、做小生意、教人学武术、挑着书担走街串巷等方式，了解了鲁西南的风土人情、政治环境和地理环境。一年多的考察后，他回到黄河北，向直南特委做了汇报，组织上认为鲁西南地处两省（河南、山东）几县交界处，国民党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群众生活困苦，宜于我党开展革命活动。

1936年，于子元返回曹县，发展程力夫为共产党员。二人的频繁接触，引起了城里国民党特务的盯梢。于子元和程力夫便回安陵集开辟根据地。

当时安陵集全村五百多户人家，仅十多户富农地主的耕地面积就占全村的八成以上，广大贫苦农民长期遭受地主剥削，常年吃糠咽菜。本村老会首掌握着旧村政权，事事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韩大善人”韩文季为盖楼院霸占贫苦农民马海三分宅基地，勾结旧县政府诬陷马海到他家偷盗，被关进大狱致死。

1937年冬，贫农马百勋因土地问题与老会首说理，当场踢翻桌子，地主马金柱从家里拿出匣枪怒气冲冲出来，被众多穷人连推带劝，劝回家去。经过多次斗争，最后采取投票方式改选村政权，终于把村政权从地主阶段手里夺回来。地下党员马腾云当了村长。这场夺权斗争的暗中指挥者，就是于子元和程力夫。

于子元、程力夫和早期党员杨贵法成立了安陵集党支部，这是鲁西南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他们和曹县中共县委取得联系，在安陵集又成立了曹县一带党的第一个地下联络站。

“七·七”事变后，党支部以发展农民互助会的名义，成立了三十多人的“安陵集抗日救国会自卫队”，利用手中大刀、长矛等武器，抗击日寇的扫荡。

1938年冬天，一支八路军部队（东进支队）几百人身穿破旧的灰色军装，脚穿草鞋来到安陵集，程力夫、程广学组织学生打着小红旗出村迎接，端茶送水，把他们分别安排到群众家中，这支从太行山下来的老八路，纪律严明，一进村就帮助群众扫街挑水，唱歌、演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安陵集住了十多天，然后向东开拔。这支部队负责人是彭明治、吴法宪，临走时在村西庙前将违反纪律的司务长王恩路枪决。

安陵集的老百姓就这样认识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1939年正月，又一支八路军的队伍进驻安陵集，指挥员是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杨得志之所以选择在此驻军，就是得知这里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会自卫队”。

在安陵集驻军期间，杨得志帮助“抗日救国会自卫队”进行训练，讲共产党的宗旨，讲抗日武装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冀鲁豫军区为培养干部，于1939年正月在安陵集不远的桃园集村，创办了冀鲁豫军区军政干部随营学校，校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副校长杨得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苏振华。学校一边招生一边开课。

学校按军队编制，设十二个班，每班十二个人，也称为一个队，有队长、指导员，后来学员数量逐步扩展到一个营，下分四个分队，全校为一个大队。

1939年农历六月，盘踞在定陶、成武、曹县、单县四个县的日伪军组织大扫荡，其中一股日伪军奉命袭击这所学校，遭到保卫这所学校的部队的猛烈阻击。战斗进行到当天深夜，学员们在隆隆的枪炮声中紧急集合。杨得志向学员颁发了冀鲁豫军区军政干部随营学校毕业证书。号召学员们，家乡远的跟随部队行动，家乡近的回去搞民运工作。并要求学员不要忘记自己是“冀鲁豫军区军政干部随营学校”的学员，他讲话后，学员们在部队的掩护下排着队出了校门。

冀鲁豫军区军政干部随营学校，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用短暂的时间为国家培养了数百名抗日干部，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学员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鲁西南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杨得志来鲁西南时仅有一百多人，他以安陵集、东明姚寨、曹县“红三村”等村庄为主要根据地，发动群众，打日伪、灭顽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年后就发展到一万七千人。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黄克诚奉命南下，带走了一万多人，充实新四军。

杨得志不久又拉起上万人的抗日队伍。

1939年7月，冀鲁豫边区党委任命戴晓东为鲁西南地委书记，在安陵集设区委、曹东县委。此时安陵集村党组织迅速发展，安陵集设立党总支，下设三个支部，共产党达一百七十多人。在“红三村”被日军扫荡的危急时刻，戴晓东带一个警卫员，去黄河北找杨得志搬兵，解了“红三村”之围。

曹县第一任人民的县长刘齐滨，也曾在此工作过。

安陵集形成了人民政权的雏形。这里设立了法庭、工商、治安、工厂、邮局、书局等，为了繁荣经济，还开设了八大行：粮行、药行、布行、酒行、五金行等，不仅我军在此购买所需物资，敌占区的伪军和群众也来进行交易。

群众是最好的屏障，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曾多次想端掉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可是共产党人耳聪目明，不但民心向着共产党，而且在日伪军里也有耳目。敌人每次扫荡至安陵集，党的政府机构早已提前转移。

1941年夏天，德军二十八个师，四十四万兵力包围了苏联首都莫斯科，德军的前沿部队已进入离莫斯科中心仅八公里的郊区。

斯大林于194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纪念日这天，登上了红场检阅台。斯大林向受阅的士兵和群众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到入侵，全体苏维埃公民和军队都要不惜用尽每一滴鲜血，来保卫苏维埃土地和村庄。”以往的阅兵式，都是在上午10时开始，而这天，于8时10分开始阅兵。十几万受阅的指战员，手持武器，迈着整齐的步伐，经过检阅台后直接开赴前线。莫斯科保卫战，彻底摧垮了不可一世的德军，扭转了整个战局。

安陵集的百姓当年把自己的村庄比作“莫斯科”，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

鲁西南的革命火种从这里燃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站立起来，成为巨人。他们在这里点燃和保护了革命火种，让它烧遍鲁西南，安陵集村一批批青壮年也从这里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冀鲁豫支队，走上了抗日救亡的前线。就像1941年11月7日走过莫斯科红场的士兵军队，奔向枪林弹雨、奔向光荣和牺牲、奔向民族和国家的尊严！

一个安陵集村，以身殉国的烈士达一百多人，仅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七十三名战士为国捐躯！

14.当年与日寇的一场“拔河赛”

安陵集历史上还有一件大事不得不提，那就是消灭红枪会。

抗日战争时期，鲁西南曾经有一支势力强大的民间组织——红枪会。其会员最多时总数达五六万人，会员大都是农民。

这一支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组织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早在1937年秋，日军就派来一个名叫山口恭右的大佐，是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部下。他以商人身份便装来到鲁西南考察，此人是一个策划组织“帮会”的专家。他知道宋朝时有一百○八位英雄在鲁西南聚义，了解到此地民风重侠义，善结帮会，便用怀柔手段和各地红枪会的头目拉上关系。

共产党、八路军到鲁西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后，红枪会有针对性地向我党、我军挑衅，变成一支不穿军装的伪军，头目们聚集受蒙蔽的群众，对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平原人山”战略。

1939年夏天，安天国带红枪会几千人，在安陵集南门外的戏台上检阅红枪会会员。他说：“没有狗胆不能称英雄，黄巢起义杀人八百万，我比黄巢还厉害！”

1939年11月的一天，安天国又在安陵集东门外奶奶庙戏楼上召开红枪会全体会员大会，面对台下一万多名红枪会会员说：“穷靠富，富靠天，老百姓就要入红枪会……”

地委民运部长于子元接到情报后，请示地委书记戴晓东，说：“安天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这样搞，这是有意地挑衅，太猖狂了。”戴晓东思索良久说：“红枪会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大部分成员都是农民，这是敌人要挖我们的根基，我们就和他们的后台来个拔河赛吧！”他决定由于子元带两个警卫员先去闯会场，向群众讲道理，再由程力夫带十个短枪队员接应。

于子元当了一回独胆英雄，赶到会场，跳上戏台，安天国恶狠狠地问：“你来干什么？”

于子元不慌不忙地答：“你们开大会，我不请自来，想借这个机会向乡亲们讲几句话。”

安天国威胁说：“戏楼下是我们的人，除了我，谁也没有向他们讲话的权力！”

于子元针锋相对地说：“戏楼下是不愿受奴役的乡亲，是我的同胞、兄弟、姐妹，我向他们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没有错！”

安天国拍着胸膛说：“我是三不跟，一不跟共产党走；二不跟国民党走；三不跟日本人走。”

于子元说：“现在日寇的铁蹄已踏进中华腹地，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眼看我们的国要亡，家要破。我们共产党人主张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不当亡国奴。你的‘三不跟，只是一面幌子，你跟谁你心里最清楚。”

戏楼下红枪会会员们听得聚精会神，不断爆发出热烈掌声。安天国不由得汗流浃背。接着，于子元针对安天国的“三不跟”的主张，逐条进行了批驳。

于子元演讲完，程力夫带人接应于子元回到抗日救国总会部。

在路上，于子元对程力夫说：“安天国不可挽救了，要尽快拔掉这个钉子。”

11月的一天，安天国带领一帮满身刺青的打手，在西郭村设神坛符场，发展红枪会会员，并大肆污蔑攻击“共产党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扬言要与共产党、八路军决一死战。

红枪会很快在其总部所在地湾杨村发动了暴动。安天国纠集一万多名红枪会会员，手持长矛、大刀，到处捕捉我党和救国会的干部，抓捕安陵区委书记寇真一、曹东县委组织干事刘贵修、救国会的干部张东岭、程留金，将他们关押在湾杨村一户人家中。夜里，五大队组织部队翻过寨墙解救被捕同志，因转移失败，在村外与五六十个红枪会骨干发生战斗。我方武装边打边撤，但是红枪会仗着人多，手持红缨枪、大刀，喊着号子，紧追不舍。当追到村西北角油坊树林时，被埋伏在那里的武装部队打得逃回村内。

当天夜里，红枪会在湾杨村后街楼院内，用大刀砍死我方十三名抗日干部和群众。我部队撤走后，一名十五岁的负伤小号兵，曹县梁堤头人，腿被打断，在村前爬着跟过路人要水喝，被红枪会骨干分子杨传乾用红缨枪活活扎死。

湾杨事变后，安天国带人到安陵集抓程力夫家的人，没抓到人，便把他家的房屋扒掉。他们又去刘岗抓曹县共产党的首任县长刘齐滨，未得手，又把他家的房屋放火烧掉。

安天国的红枪会，勾结日伪军和反动势力，对我根据地形成包围，而且包围圈越缩越小，一直把地委、县委、救国会压缩到刘岗、伊庄、曹楼三个村。其他村庄的抗日团体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转入地下斗争。地委、县委和救国总会的领导同志也都在晚上到各村活动，一晚上至少换三个村庄。

1940年正月，冀鲁豫支队团长龙世兴带一个团从黄河北回到鲁西南地区，与冀鲁豫军区第五大队一起攻打红枪会总部湾杨村。因天黑，我方部队埋伏在村外寨墙下等待攻击命令。这时，红枪会骨干分子从寨墙上突然跳下来，趁我方不备，手持大刀，连砍我方两名战士后跳回寨内。我方开始攻击，但由于红枪会拼死抵抗，且村寨墙上筑有坚固的防守工事，又有日伪军暗中资助的武器弹药，而我方部队没有重武器，弹药不足，伤亡很大，成僵持状态，黎明前不得不撤回部队。

日军指挥官称赞红枪会是皇军的“良民”，不断暗中给予武器和经费支持，安天国干脆变成了伪军头目。安陵集的党支部和救国会的各级组织一直坚持斗争，八路军几次攻打湾杨村红枪会总部时，安陵集的村干部都积极组织群众，帮助部队转送伤员。地、县委的领导在夜间也经常来这一带安抚群众，并向被蒙蔽的红枪会会员及其家属宣传我党、我军的宗旨，劝其悔悟。郓西和县属金堤两岸的“杆子会”被我党做工作，投奔八路军，被改编为八路军三四三旅第一游击大队，震慑了红枪会的顽固头目。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岂容敌寇借帮会之手如此蹂躏！

1943年9月，冀鲁豫支队二纵新三旅旅长赵基梅，政委谭甫仁率两个团又一次挺进鲁西南。在韩集、常乐集、张湾等地接连打击敌人，一举打下了红枪会的老巢湾杨村，击毙了红枪会头目数十人，安天国则逃到毕寨日伪据点躲起来。

红枪会的真面目终于暴露在鲁西南人民面前。

我党政军机关积极开展工作，清理和恢复地方党、团组织，争取受日伪和红枪会欺骗蒙蔽的群众，严厉惩处日伪汉奸和叛徒。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不仅恢复了原来活动区的抗日组织，而且扩大了根据地范围，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第三章 问君槐花可曾开

1.县长当一年，家产全卖完

从秦始皇时代实行郡县制统治以来，县级政权便作为基层权力机构存在至今。

习总书记曾经在2013年纪念“七·七”事变大会上讲到“以史为镜”，我们在冀鲁豫的历史中找出几任县长为镜，今天的共产党人，可以用来对照，以正衣冠。

根据地的干部并非都是“土包子”。刘齐滨，出生于山东省曹县刘岗村一个比较清贫的书香家庭里。1931年，刘齐滨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北京大学生请愿团，奔赴南京请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17日，请愿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刘齐滨也被军警用枪托砸伤了左胸。1933年，刘齐滨身染肺病，被迫辍学，返回家乡。

国民党曹县县党部利用他在曹县西北地区的威信，委派他任三区区长。

上任不久刘齐滨发现，要想为人民群众做点好事很难，上受国民党县党部的压迫，下受同僚和一些土豪劣绅的排挤，自己美好的愿望处处碰壁，于是愤然辞去区长职务。

1938年3月，“曹县青年抗日救国会”在曹县东关成立，刘齐滨被选为会长。1938年8月，刘齐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8月，曹县抗日政府在曹西北冯寨村宣布正式建立，刘齐滨被选为第一任县长。上任时他对着上千名群众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你们的长工，一生为你们做牛做马。我将以关心群众的疾苦为天职，尽心尽力为人民办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廉洁奉公是我的本分，我保证不往自己家里拿公家一分钱，如果发现我失职和有违背诺言的行为，请党和群众随时将我罢免。”

就职后，他立即着手在根据地内筹建区、乡抗日政权。同时还带领县政府其他成员，发动群众破坏交通，为我军开展平原游击战、粉碎日寇“扫荡”创造有利条件。

一天，他接到曹县顽军头子王子魁的一封信。王子魁企图利用刘齐滨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享受过曹县县党部的资助金这件事，对他恫吓、劝降。

刘齐滨看完信后，说：“有来无往非礼也。给这些卑鄙龌龊的败类回信，不能动用人民的一个信封、一张纸。”

他掏出钢笔，在王子魁的墨迹旁加批注：“为国为民我问心无愧，背叛你们我无比自豪。”

刘齐滨是刘岗人，王子魁在信中写道：“兔子不吃窝边草。”

刘齐滨旁批：“离你家也不远。”

王子魁在信中嘲笑土八路的武器装备差：“你们抗什么日，手里的武器是秦始皇他老奶奶时的——老得没牙了的毛瑟枪，射出的弹丸嗯嗯发响，像飞叫的屎壳郎。”

刘齐滨旁批：“就凭它，苏联红军打进了冬宫推翻了沙皇，还是靠它，八路军战士再来消灭你们这伙祸国殃民的败类。”

刘齐滨又在“你们勾结俄国，割据华夏”一旁，加批了：“联共、联俄，这是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请问，你是谩骂我们？还是谩骂孙中山先生？”

王子魁信中说：“羔羊犹反哺报恩，你今日已辜负县公费供你读大学之恩。”

刘齐滨在一旁批写：“应感谢你们给共产党输送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我能够毅然决然背叛你们，今天手拿钢枪反对你们，并打算抓到你时，我亲自审判你，我感到无比自豪。”

他把批注的原信，笑着交给那送信人，并端给他一大碗开水喝。

送信人回到韩集交差，王子魁正摆宴行令，他接过信，皱着眉看了一遍，立时怒火万丈，气得浑身发抖，一脚踢翻了席桌……

刘齐滨就任县长后，党派来大批干部开辟鲁西南平原抗日革命根据地，许多抗日“救亡”同志云集曹县西北，杨得志、戴晓东等都在那里工作生活过。

那时这些领导同志日夜工作，干革命没有“工资”，生活非常艰苦。在这种情况下，刘齐滨便在自己家里热情接待革命同志，把家办成了“救亡饭店”。

2010年刘齐滨的儿子刘振堂在回忆录中这样写他的父亲：

不管炎暑寒冬，不论白天黑夜，同志们一到家，母亲就把洗脸水送过去，接着便抱柴火生火做饭。往往是这几位同志刚搁下饭碗，还没有来得及收拾，跟着又进来几位，母亲就撩起衣襟擦了把脸上的汗珠，又笑盈盈地给新来的同志做饭去了。这样，常常一天做七八顿饭。有时一次来几十位同志，遇到这种时候，母亲总是跟着忙前忙后，饭做好了，同志们一起，三人一堆，五人一摊地吃了起来，大家边吃边交谈，有说有笑，亲如一家。

有时，深夜同志们来了，父亲就急忙起来，问寒问暖，一边让母亲起来去做饭吃，一边千方百计安排同志们的住宿。

一天，在同志们吃饱饭，各干各的工作去的时候，母亲悄悄走到父亲面前，轻声地说：“咱的粮食快吃完了，怎么办？”

“卖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咱院里不是还有几棵树吗？把它卖了，不就有钱买粮食了吗？”第二天同志们一来到，香喷喷的小米饭又端了上来。

过了一阵子，母亲又愁蹙蹙地来到父亲面前：“粮食又快吃完了，咋办啊？”

“你就不会向亲友去借一点？”

“借过了，要不借粮能撑这么长时间吗？”

“那……”父亲作难了。是啊，如今日寇横行，谁家生活不困难！亲戚朋友又有多少多余的粮食往外借呢？弄不到粮，同志们来了吃什么？再困难，也不能让同志们吃不上饭。于是，他便到屋里屋外，房前房后地看了一遍，好像要找出点值钱的东西来变卖似的，可是除了那些破破烂烂的家什和一点必不可少的农具外，再也找不出可卖的东西了。

思前想后，父亲想到，家里还有三亩地呢！便果断地对我母亲说：“卖地！撑过去这一关！”

“卖地？”母亲有点吃惊，“咱可就只剩下这三亩地了啊！”

父亲沉思着说：“有国才有家，只有打倒了日本鬼，咱穷人才能翻身。将来，建立了新中国，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的，咱个人还愁没地种？为革命就是倾家荡产也最值得。”

地卖了，我们家这个“饭店”又照常门庭若市、炉火通红，温暖了来到这里的一切革命同志的心。

由于日寇汉奸活动猖獗，同志们得经常转移驻地，我父亲和其他同志一样，经常东奔西跑，四处活动，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日日夜夜都在考虑研究对敌斗争策略，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有一次，全家随我父亲转移到孙庄。刚安排好住处，我姑父王合宾（担任联络工作）急急忙忙地跑来报告说：“敌人偷袭刘岗村，没抓到我们的人，你家里的房子被敌人烧掉了！”大家一听都很痛惜。家里的房子虽然破旧，却能遮风挡雨，不管生活怎样艰苦，一家老小住在一起，总像一个家啊！现在敌人一把火烧掉了，谁不感到痛心！

但是父亲平静地问我姑父：“邻居家的房子有被烧掉的吗？”

“没有。”

我父亲立即拍手大笑起来。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莫名其妙：对敌人的暴行不感到愤慨，反而拍手大笑，这是为什么？

我父亲好像看出了众人的心思，带着几分激动的语气说：“敌人偷袭刘岗村扑了个空，今天只烧了我一家的房子，群众的财产没受损失，这就值得庆贺！敌人烧我的房子，说明我参加革命使敌人害了怕，咱的拳头打到敌人痛处，他们才恨我。所以我感到很光荣！”

他吁了一口气，又风趣地说：“烧了房子和东西，以后再东奔西跑闹革命，就省得挂家啦。一把火掉了一个包袱，不又是值得庆贺吗？”

一年后，刘齐滨成为冀鲁豫边区第三专署的第一任专员，日夜操劳。过度的劳累、恶劣的环境再加上营养不良，使刘齐滨的肺病加重。他瘦得皮包骨头，走路也困难，在机关转移时，骑着一匹小马跟着东奔西跑。

后来连骑马都骑不了了，就坐上担架坚持工作。日益严重的肺病折磨着他，他时常咳出一摊摊的鲜血，胸部的脓疮一次就可以挤出很多脓血，领导和同志们再也不忍心让他工作了。

他讲话困难，就让人在床头放上一只手摇铃，他没气力喊人，有什么事，就把铃铛一摇，把同志们召集到跟前安排工作。他还让人每天给他读文件，谈情况，把自己对工作的意见慢慢写出来，送给有关领导同志，就这样一直带病坚持工作。

1942年4月15日，在曹县张子高村，一早他就摇铃，叫人把专署的负责同志都请来。他竭尽最后的力气说：“要好好保护眼前的麦收，这是关系千万群众利益和抗战的大事……”他艰难地喘了喘气又说，“我不行了，死后不要搞什么仪式，埋了就行了，不要再花公家一分钱，孩子不要管，让他们自寻活路……”

说完，与世长辞！

2001年我们采访了当年参加过追悼会的刘齐明老人。他说：“群众自发到了好几千人，台子前满满的，没有不哭的，大家都说死了一个好领导，从那天起，我就明白了共产党的官应该怎样当！”

曹县第一任人民的县长风范长存。

2.县长赈灾民，妻儿没粥喝

1941年到1943年，是鲁西南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连年大旱，大面积的灾荒，日伪军频繁的扫荡，国民党反共势力的封锁摩擦，抗日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1941年5月，青黄不接，鲁西南抗日军民最困难的时刻，王石钧出任曹县抗日政府第二任县长。为纪念刘齐滨同志，曹县改名为齐滨县。

在频繁紧张的反扫荡战斗中，许多同志负了伤，但当时缺少医药治疗。药，成了王石钧日夜思索的大问题，他想了很多方法，但是都不能马上解决问题，最后只好从家中一头耕地的小黄牛身上打主意，卖牛买药。

一天，他爱人找他要牛钱，准备修补露着天的房子。他回答：“牛钱买药给同志们治伤，花光了。”

他爱人听了这句话怔住了，过了一阵子，说：“屋子还露着天，你看这咋办？”

王石钧劝说道：“屋子露天要修补，同志们抗战挂了彩要治伤，我是人民的县长，你是光荣的抗属，咱们不能小肚鸡肠。你想一想，鬼子这样疯狂，到处奸淫烧杀抢掠，如果没有抗日的八路军到处打击敌人，房子能保得住？恐怕连地也种不上了。你看一看有很多人家的房子被鬼子烧光，到现在不还在露天里睡觉吗？等大家的房子解决了，我们也会有房子住。”

1942年，灾荒更重，许多人家都揭不开锅，连树叶都被吃光了。

王石钧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他一方面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一方面发动干部、党员节省粮食，请示地委在缺粮最严重的几个村子里垒起了大锅，每天他亲自煮几大锅粥，救济老弱病残。

这个时候，王石钧的家中也是多少天一直以野菜充饥。后来，实在揭不开锅了，饥肠辘辘的孩子对母亲说：“娘，俺爹是县长，听说在不远的村里给大家发粥，咱也去要碗粥喝吧！”

妻子深知丈夫的脾气，一声没吭，泪珠一滴滴落在孩子的脸上。后来在大伙的劝说下，她才领着孩子找到王石钧说：“我能忍，孩子实在饿得忍不住了。”

王石钧看着骨瘦如柴的母子，半天没有说话，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说：“这些村受灾比咱村重，救济粮食只有这一点，这粥咱能吃吗？”妻子再没有说话，背着孩子回家了。

不久，王石钧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捕，经受了严刑拷打也没吐过一个字，趁黑夜敌人把他往城里押送时，他跳车逃跑。

王石钧被大伙救回来时已经奄奄一息，苏醒过来时，他问：“槐花开了没有？”

大伙告诉他，槐花已经开了。

他断断续续地说：“这就好了，群众有吃的了……”他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永远闭上了双眼。

槐花开了，杨得志下了一道命令：部队一律不准打槐花……

3.县长打日寇，父子齐上阵

在庄严雄伟的古城延安，原中共中央研究院附近的黄家坪山顶上，有一座用青石砌成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梁仞仟同志之墓，1941年中共中央研究院立。

在延安中央机关工作过的老同志，很多人都了解梁仞仟。

在抗日战争时期，山东运西地区的男女老少，一提起“窝窝队”（鲁西抗日自卫团）的创建人梁仞仟，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梁仞仟，1912年出生在山东省郓城县洪王庄。1935年底，梁仞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遵照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梁仞仟返回郓城开展党的工作。同年9月，建立郓城县第一个党支部——洪王庄党支部，直接隶属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梁仞仟任书记。

11月，中共鲁西南工委书记白子明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来到郓城，与梁仞仟取得联系，明确由其负责筹建中共郓城中心县委。在梁仞仟领导下，党的组织迅速发展起来。1938年底，中共郓城县委在郓（城）鄄（城）巨（野）菏（泽）四县接合部地区建立，梁仞仟任书记。

为了组建抗日武装，培训骨干力量，郓城中心县委以鲁西抗日自卫团的名义，先后在郓城城南飞哲集等地举办了三期训练班。梁仞仟亲自担任教员，向参加训练的民先队员、进步青年和农民抗日积极分子讲述抗日救亡的形势和任务。

训练班每期三四十人，先后共有一百多人参加。训练班学员的吃住条件都很差，梁仞仟和学员全都挤在三间破屋里，他们铺麦秸、枕砖头。梁仞仟动员父亲梁秀松筹集了许多高粱做训练班的口粮。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学员们的情绪却异常高涨，个个生气勃勃。训练班除集中上课和军事训练外，还抽出大量时间深入村庄，发动群众，宣传抗日。

训练班轰动了全村，每天都有前来打听观望的群众。群众见他们讲的话、唱的歌都是打日本鬼子的事，又见他们顿顿吃黑窝窝，便亲切地称训练班为“窝窝队”。

从此，“窝窝队”的名称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鲁西南。

1939年1月，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罗荣桓政委和陈光代师长领导下挺进郓西北，梁仞仟组织地方力量积极配合，于农历正月十四一举攻下了郓城北部黄河岸边的伪军据点樊坝。

1939年9月，郓城县各界代表召开大会，担任地委书记、专员公署秘书长和七支队政治部主任的梁仞仟被选为郓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梁仞仟的父亲梁秀松被选为区长。父子同时被民选为抗日干部一时传为佳话，群众编了歌谣：

老区长梁秀松，

骑毛驴、戴眼镜，

倾家荡产闹革命，

年高六十又出征。

儿子当县长，

老子听命令，

抗战杀敌人，

梁家父子兵。

正当抗日蓬勃发展的时候，国民党于1939年11月掀起反共高潮。冀鲁豫地区的国民党部队蠢蠢欲动。12月底，郓城县国民党县长张培修突然抓捕了梁秀松老人。老人就义前，威武不屈，大义凛然，高喊：“要杀就杀，要砍就砍，头可断，血可流，精忠报国不能丢！”28日，老人在于阁村壮烈牺牲。

1940年梁仞仟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他同杨勇、徐运北等同志奔赴党中央驻地延安。到延安不久，梁仞仟积劳成疾，得了肠胃病，经医治无效，于1941年9月不幸逝世。父子二人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双双为国捐躯。

梁仞仟创建的“窝窝队”不断壮大，后来编入了八路军正规部队。

第四章 我们的祖母、母亲、姐妹们

1.千年悲歌

冀鲁豫边区包括冀南、豫北、鲁西南、鲁西、鲁西北、泰西和湖西的广大地区。北界漳河，南跨陇海，西靠太行，东倚泰山，方圆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平原上，生息着两千多万人口。

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前，封建势力强大，土匪、会道门猖獗；经济、文化落后，群众受尽地主及地方官吏的租税盘剥和残酷压迫，生活困苦。尤其是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在“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中，早婚、纳妾、蓄婢、买卖婚姻、溺女婴、冀鲁豫妇女代表李秀真（右三）参加开国大典与毛泽东合影。

缠足等陈规陋习，把她们的自由和权益剥夺殆尽。

广大妇女不仅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而且还受族权、神权、夫权的严重束缚。寡妇不准改嫁，女儿没有财产继承权，婚姻不能自主，公婆虐待，丈夫打骂，男女极不平等。“男的不要女，只用一张纸（休书）；女的不要男，只有一个死”。妇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井、上吊自杀的悲剧时有发生，甚至奴隶社会的所谓“初夜权”，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这里依然存在。

时任丰县、鱼台妇女部部长的张令仪写道：抗战初，在鲁南，我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事，佃贫家的人新婚之夜，新娘要被地主享有初夜权。据她叙述，1938年她在单县任县委委员时，中共县委书记张子敬亲口对她说，因佃种了单县辛羊区张寨地主的田地，张子敬新婚时，妻子被张寨的地主施行了初夜权。

1942年12月，湖西巨南县抗联主任戴洪慈以大田集为试点，发动群众，开展反恶霸、反“黑地”斗争。大田集有一千多户人家，村里的大地主姓刘，外号刘霸王，刘霸王除了对佃农娶的媳妇享有“初夜权”，还要求生了孩子的佃农家，每天要将一碗人奶送给他享用。1943年12月，陈毅经过鲁西南，写下《曹南行》诗：

亳邑汤都史所传，

至今豪霸圈庄园。

蜀客多情问遗事，

居停首说初夜权。

在封闭千年的鲁西南乡村，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地主豪绅，可以为所欲为。百姓的财产就是他的财产，百姓的妻子就是他的妻子。

日寇入侵后，每到一处，妇女都是最大的受害者，被凌辱奸淫，横遭杀戮。

鲁西南的女性，在各种权势压迫下哀吟出一曲千年悲歌！

2.共产党掀开半边天

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侵略。

9月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讲话。至此，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战争。

9月，中国共产党发布《妇女工作大纲》，提出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从争取抗战民主自由中争取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平等，改善与提高妇女地位。《大纲》还特别强调：培养大批女干部，来迎接抗战新阶段工作的开展，是我们妇女工作的中心环节。

1943年3月1日，彭德怀发表重新认识妇女工作的讲话。讲话指出：

第一，应该认识目前的妇女运动，是抗日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二，我们各地的共产党员，特别是那些做负责工作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应该把解放妇女当作自己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第三，在女干部当中，在知识分子妇女当中，更应该重新认识自己的责任。解放妇女这个伟大工作，男子是要负责任的，妇女本身却要负主要的责任。这里，我要对于我们的女干部和知识分子奉送一句话：应该把广大被压迫妇女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像争取自己利益一样去争取广大被压迫妇女的利益。

《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于1943年9月29日颁布。

《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施行细则》于1944年4月9日颁布。

《冀鲁豫行署关于处理因灾荒买卖人口纠纷的规定》于1944年10月14日施行。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任晁哲甫，副主任徐达本、贾心斋于1944年5月2日发表《冀鲁豫行署通知民财字第二○五号令》，第四条第九项规定，婴儿在生育后第一年可发给土布七丈、棉花七斤，按实际需要，婴儿衣服必须先准备，故决定产前产后各发给一半。

冀鲁豫行署还发布了《冀鲁豫行署关于女子继承权等问题的决定》《冀鲁豫行署关于妇女参政问题的指示》《提高妇女地位行署颁布妇女分地法令》等一系列有关妇女问题的政令。

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女性第一次得到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权如此的关注！

3.妇女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做出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定，当时的中央委员中唯一没举手的是一位女性，她的名字叫陈少敏，正是来自冀鲁豫根据地！

1937年秋，陈少敏受中共河北省委的委派，以妇女代表的名义到冀鲁豫鲁西南边区的沙区工作。她和沙区的妇女党员一起，提高妇女觉悟，组织妇女群众为反对封建压迫、争取妇女解放而斗争。

至此，边区的妇女工作普遍开展，妇女救国会会员迅速发展到十五万余人。各地妇女培训班相继开办，大批妇女积极分子经过培养、训练、提高，充实到抗日救国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线。

1939年3月，为防止敌人误解和破坏，把妇女培训班改为识字班，组织妇女学文化，结合扫盲讲解抗日道理，以发动妇女参加抗日。这一形式受到妇女群众的欢迎。

妇女培训班是直接培养、训练、选拔、输送抗日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人才的园地，经过培训的妇女为冀鲁豫边区的事业奋战。有的同志分配到部队，随军转战南北；有的同志为革命英勇献身。大多数同志回到本乡本土，担任区、村妇救会干部，脚踏实地，任劳任怨，为抗日战争和妇女解放事业日夜奔波。

妇女培训班不仅是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园地，更是宣传动员群众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的有效方式。抗日群众团体中的妇女干部绝大多数经过培训，妇救会系统中的女干部全部经过培训。经过培训的妇女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分赴不同岗位，绝大多数成为抗战队伍中的骨干力量，投身革命。

先期培训的妇女干部走家串户，与老大娘、大婶、大嫂讲道理，聊家常，还用填上新词的各种民间小调在集市上教唱：

月儿渐渐高，挂在柳树梢。

小佳人，在绣房心中好苦恼。

你苦恼什么？

可怜奴的郎，死得好不冤枉，

日本鬼丢炸弹丢在他身上。

那你怪谁呢？

也怪奴差错，不该留他家中过。到如今，只落得有苦没地方说。

那你为什么不报仇？

有心去报仇，脚小不能走……

那你为什么不跳河？

有心去跳河，上有二公婆，还有那小娇儿交给哪一个？

那你一不死，二不报仇，怎么办呢？

奴劝姊妹们：参加妇救会，不打倒日本鬼，永远不能翻身！

此外，妇女干部还进行反对封建压迫、争取男女平等的教育，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抗日、生产和支前活动，劝说妇女放脚、识字，提倡儿媳孝敬公婆，公婆爱护儿媳，夫妻互敬互爱，反对公婆虐待儿媳、丈夫打骂妻子等。因为鲁西南地区传统封建意识浓厚，妇女受到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重压迫，“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走”等封建观念和习俗的毒害很深。如果不启发妇女的反封建觉悟，不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抗日活动，翻身和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妇女干部就从妇女的切身利益讲起，如讲到妇女的痛苦，有的受丈夫打骂，有的公婆虐待，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不能做主，父母让嫁给谁就嫁给谁等各种真实情况，都让人非常感动。

妇女干部经常把婚姻不自由的小调在妇女群众中教唱：

郎十一，妾十九，好像毛虫配莲藕。

奴家旁边说句话，可恨爹娘不改口。

有的妇女由父母包办早早订婚，因丈夫病重而嫁去冲喜，过门后不久丈夫即死去，只好在婆家“守贞节”。妇女干部们又把丧夫守节的悲苦歌谣唱给妇女听：

一七到来哭哀哀，手拿被儿盖起来。

风吹红被四角动，好像我郎活转来。

……

妇女干部边唱边讲，常使一些妇女感动得低头不语或泪流满面。寡妇王大嫂说：“你们讲的句句是我们心里话，我们妇女的苦水倒不完，我一定叫我女儿跟着你们干革命。”妇女干部还号召妇女依靠自己劳动，挣脱身上的枷锁，争取男女平等，并教唱歌曲《妇女要参加革命》：

谁说我们应该关进厨房？

谁说我们应该死守锅台？

在敌人的炮火下，

多少姐妹被屠杀！

多少姐妹被奸淫！

我们不能再忍受，

我们不能当绵羊。

我们要握紧拳头，

挺起胸膛，

参加抗战求解放！

……

湖西地区的妇女识字班编了《办冬学歌》传唱：

西北风吹来阵阵寒，

收完了庄稼没有事情干。

嗨，冬学办起来，

赶快把书念。

睁眼瞎子真困难，

处处受欺又受骗，

不会写，不会算，

你看可怜不可怜。

湖西七分区给妇女家属识字班编的课本中，第九课《自给》：

丈夫儿子都不靠，专靠自己谋生活。

劳动两手和两足，自给自足自过活。

第十课《学习》：

学习好，学习好，

学习以后少苦恼，能够算账少混淆，

写信看信少讥诮，睁眼瞎子人鄙视，

政治提高信心牢，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句老话要打倒。

文化落后、风气闭塞的冀鲁豫广大农村，由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与影响，妇女受压迫、受凌辱成了天经地义，“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根深蒂固。抗日战争开始，妇女干部们走村串户，苦口婆心地宣传动员妇女参加抗战。遍及全边区的各种形式的妇女培训班中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争取人身自由、婚姻自由等道理以及慷慨激昂的抗战歌声，使广大妇女耳目一新。妇女干部为国为民赤胆忠心、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作风，更使群众敬佩。

这种思想上的觉醒是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内在因素，思想上一旦挣脱了牢笼，旧的传统观念便土崩瓦解，冀鲁豫的妇女便以崭新的面貌，带着崭新的观念和男子并驾齐驱，战斗在广阔的平原上。

破陈规陋习、逐步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家庭关系是妇救会发动妇女争取解放的重要工作，许多村妇救会制定了模范婆婆和模范媳妇的条件。

模范婆婆的条件是：（1）自己参加妇救会；（2）让儿媳妇参加妇救会；（3）对媳妇和女儿一样看待。

模范媳妇的条件是：（1）自己参加妇救会；（2）孝敬公婆；（3）丈夫参军不拉后腿；（4）能做活。

广大妇女干部还向群众深入宣传缠足的苦处和不缠足的好处，教她们唱《放足歌》：

唯有妇女最困难，

天生两足多好看。

为什么缠成小金莲？

脚趾齐折断，

身体受摧残！

……

唱完歌又对妇女们说：“大娘、大嫂、姐妹们，你们想想，过去咱们妇女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不能让自己的女儿、媳妇们再受这样的苦了。”这些情真意切的话，深深打动了妇女们的心。

郓城县汉石桥西街的妇救会主任关贵芝，因为家庭贫苦，从小随母亲下地干活，一直没有缠脚，她用亲身体会动员妇女放脚。年轻的妇女们也学着把脚放了，可是有的受不了别人的闲话、家庭的反对，没过几天又把脚缠上了。关贵芝的堂大伯哥曹继连就坚决反对儿媳妇放脚，说冀鲁豫解放区的妇女为华野西兵团的英雄们戴花。

儿媳妇若要放脚，就不让她出门参加妇救会活动。关贵芝就上门做工作，不想一进门，曹继连就是一顿数落：“自己大脚不害臊，反让大伙跟着丢丑。”关贵芝听了不计较，还是平心静气地跟他讲放脚的好处，曹不但不听，反把关贵芝赶出门。关贵芝左思右想，若是自己族亲都说服不了，还怎么做别人的工作呢？于是她不怕骂、不怕赶，多次耐心开导，经过五次劝说，终于说服了堂大伯哥。

在冀鲁豫地区妇救会工作开展较好的村，三十岁以下的妇女都把缠脚布放开了，十五岁以下的女童不再缠脚。

4.寻找丁二嫂

冀鲁豫边区史资料中，一位名叫丁西武的老八路写过这样一段回忆录：

1942年丁西武负伤被安置在鄄城小丁庄丁二嫂家养伤。一天拂晓，敌人突然进村抢掠，几个日伪军闯进丁二嫂家的院子。这时丁西武正躺在东间床上，已来不及转移了。危急时刻，住在西间的丁二嫂猛地从自己的床上爬起来，一下子钻到丁西武的被窝。敌人进屋后，指着丁西武问：“他是什么人？”丁二嫂撩撩头发，镇静地回答：“他是我男人，得了重病。”

丁二嫂的丈夫刚好头一天夜里给八路军带路去了，敌人盘问了半天，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走了。

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农村年轻媳妇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该有怎样的勇气和情分！2001年，我们曾到鄄城小丁庄寻访过丁二嫂。

“咱村上有没有一个姓丁的？”

“这个庄上都姓丁。”

“大家都称她丁二嫂，掩护过一个八路军。”

“掩护八路军的事多了。”

来到这里我们才知道，村里的人几乎都姓丁，许多结了婚的妇女都被人称为二嫂，可问起这件事，人们都说不知道。快六十年了，谁能记起这样一件发生在丁二嫂家里的事情呢？再说这件事当时也不好张扬啊！

有位村民说：

可能是二大娘吧，啥事她都行，一听说有八路军伤员，她就去救。

最后大家推测，丁二嫂可能是两年前去世的丁二奶奶，她家过去住的八路军伤员最多。

她的丈夫在一次支前中失踪了。她为婆婆养老送终以后，又一个人生活了四十多年，活到今天也有九十八岁了。

我们没有找到丁二嫂，可我们又真真切切地感到，在冀鲁豫边区的老村，到处都有丁二嫂。

5.凌静延安见陈云

凌静，在冀鲁豫边区也算是个知名人士。一是因为她长得美，有文化；二是因为她是边区领导人之一的郭影秋的夫人。

1937年“七·七”事变时，郭影秋是徐州地下党负责人之一，他一方面联络失散的党的干部和流亡学生、团体，派往抗日前线；另一方面加入了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领导的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组织抗日青年训练班，发动民众准备抗战，工作十分忙碌。

当时，凌静还不是中共党员。她作为助手，积极地协助郭影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二人在工作中相识相知，在战乱中成为伉俪。

凌静渴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郭影秋是个才华横溢，却又有些傲气的人，凌静虽然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但郭影秋总是挑剔：“你太娇气，小资产阶级的味儿很浓。我们是夫妻，更应该严格要求。”

凌静好打扮，也成为入党的障碍，凌静长得白，不像劳动人民，也成为不发展她入党的理由。凌静换上农妇的衣裳，到田里帮助农民干活，欲把脸晒黑，以便更像“劳动人民”，郭影秋却说：“你是个红皮萝卜，心里还是白的。”

凌静一气之下出走了，郭影秋不知道她的去向。

凌静和一个叫徐斌玉的女同志结伴，经陇海，过黄河，到山西投奔了抗日组织“牺盟会”。后来又离开山西，于1938年2月到达延安。不久徐州党组织的介绍信也到了延安。

凌静的出走使郭影秋后悔不已，当延安方面要徐州地下党为凌静出协调信，郭影秋立即给予办理。知道凌静到了延安，郭影秋也放下了一颗心。

通过了政治审查，凌静被分到陕北公学工作。

1938年夏，凌静在延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

当时的延安，抗日气氛十分高涨，中央号召妇女不带孩子。如果是干部，孩子可以送到保育院。凌静虽已三十岁，在同学中年龄比较大，但只是个学员。怎么办？她只好忍痛将这个孩子寄放在一个农民家中。

延安马列学院是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如果没有革命经历，较难录取。1938年11月，凌静和几个同学报名后，正在焦急等待发榜，却看到有人在学院的组织部门做不正当的交易。

这种在“国统区”司空见惯的事，居然在“革命圣地”也有发生。凌静非常气愤，她鼓足勇气，直接找到时任中央组织部的领导陈云同志，告了一状。

她对陈云同志说：“这种事在‘国统区可以有，根据地不可以有；国民党可以有，共产党不可以有；西安可以有，延安不可以有！”

陈云同志十分赞赏凌静的见识和勇气，凌静走后，他对秘书说：“难得，难得。”

后来，陈云同志在公开场合赞扬了凌静，并破格录取她进入了延安马列学院。在马列学院的一年半时间里，凌静度过了她一生最幸运的时光，实现了她人生的最高理想——站在火红的党旗下，宣誓入党。

凌静心中也曾暗喜：你郭影秋不让我入党，我在延安入了党，在“革命圣地”入党了，在毛主席身边入党了！你还敢说我“小资”吗？

虽然凌静是和郭影秋闹情绪分离的，但她毕竟在心里还思念着郭影秋。他们四年没有通信，只知道郭影秋已成为冀鲁豫边区湖西区主要负责人之一。1939年底湖西根据地搞“肃托”，错杀了几百名优秀干部，不知郭影秋是否还活着。如果郭影秋被杀害，她将多么悲伤和内疚。

1941年2月，中央组织干部支援苏北根据地，凌静被批准参加。这支队伍有八十多人，大部分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其余的人也大都打过仗。队伍里有六位女同志，其中四位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唯凌静和一名叫李剑的女同志从未参加过战斗。

上级专门挑选了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负责照顾凌静。他的名字叫柯邦坤，二十四岁，江西宁都人，1931年参加革命。柯邦坤对凌静说：“知识分子是党的宝贵财富，你又是个女同志，我的任务就是护送你。碰上危险，宁可我被打死，不能让你被打死；如果你被打死了，尸体也得拖回，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凌静听后笑了，“老红军”比自己还小八九岁呢。可她不知道，柯邦坤虽然年纪小，但却身经百战。抗战初期，他在山东受了伤，被送到延安养伤，又上了抗日军政大学。

1941年4月中旬，干部队从二十里铺出发。出发前夕，朱德、徐向前来送行。24日从葭县渡黄河，开始了历时一年、跨越五省、行程六千里的挺进敌后的征途。

这一年的艰苦历程，对凌静来说真是从未有过的壮举。一过黄河就进入敌占区，大片的荒地，常常几十里见不到一个村子。好不容易走进一个村子，也是房屋烧光，空无一人，无粮无水，令人不寒而栗。

凌静后来回忆说：“过同浦路前，连续几夜的行军，我实在困得不行，走着走着闭眼睡着了。那时真有睡着觉走路的。柯邦坤看我不时撞在前面人的背包上，怕我丢了，每晚行军时用根绳牵着我走。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又累又困，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竟躺在一个地沟里，周围一片漆黑，静得没有一点声音，队伍早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当时我怕极了，不知朝哪个方向去追部队，真是哭都没人应啊！这时，忽然听见远处有悄悄呼唤我的声音，我赶忙回答。原来是柯邦坤发现没了人，又返回来找我。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又发愁，愁的是即使有了他，我们在这漆黑之夜到哪里去找部队呀！柯邦坤毕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既沉着冷静，又有丰富的经验，不时趴在地上，摸马蹄印子判断部队的去向，终于在天亮后追上了部队。”

凌静后来总是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段历程：

“最后一次冲平汉路，一夜跑了一百四十多里。在过一道封锁线时，四周碉堡里机枪声连成了一片，到处是子弹发出的火光。我实在跑不动了，坐在一个大石头上，看着战友们从身边一个个冲过去。等到人都跑光了，我反而平静下来。我想，我今天死在这里算了。子弹不时打到大石头上，迸出阵阵火花，我一点儿也不怕。坐了很长时间，居然没有一颗子弹打中我。

“忽然，我看见前方有一个人往回跑，牵着一匹马。近了一看，原来是柯邦坤。他说：‘都过去了，你怎么还坐在这里？我说：‘算了，我死在这里算了！他说：‘不行！快跟我走！我说：‘你去吧，我实在不行了，我不连累你！他说：‘不行，你骑上马，我们快冲过去。我说：‘我不会骑马，我不骑马。他对我翻了脸，骂起来：‘混蛋！不会骑也得骑！两腿夹紧，搂住马脖子…来，上马！

“我骑上了马，他牵着马飞跑起来。我紧张得不行，使劲用两腿夹着马肚子，紧贴在马背上。四面的枪声时断时续，地上不时有飞起的火花。好在是夜里，虽然护送的部队都已经过去了，但敌人无法判断，还不敢冲过来。我们就这样一气跑了七十多里才到宿营地。大家来接我们时，我已经下不来马了。

同志们把我抱下来。我站不住，腿肿得像两只小水桶。我看到柯邦坤蹲在那里吐血。

我哭了。从这以后，他的身体很不好，好像是伤了肺，经常咯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辈子都欠他。”

当然，凌静也有英勇的时候。有一次冲封锁线时碰到了封锁沟，又深又陡，过不去，绕路又来不及，天一亮鬼子出动就要出大问题。当时大家都没有好办法，议论纷纷。忽然凌静心一横，解开了背包，把被子往身上一裹，纵身便滚下沟去。大家都吓了一跳，以为她掉了下去。没想到凌静到了沟底竟没有跌伤，在下面招呼大家。于是大家都照此办理，纷纷“滚沟”。

同行的欧阳平在回忆录里写道：有一次过封锁沟，由于沟太深，不得不拋弃了马匹。凌静后来回想，当时别的同志犹豫，是舍不得丢掉马匹啊。

凌静在队伍中体力最弱，但她能奉献给大家文化知识。队伍中大多数干部文化程度不高，柯邦坤连字也认不得几个，凌静就成了他的文化教员。只要部队一驻扎下来，她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所以同志们都称她凌老师或凌大姐。

1942年元旦，干部队终于踏上了湖西根据地的土地。此时凌静的心里忐忑不安，在延安她得知郭影秋参加创建了湖西根据地，并成为领导人之一。这些年他们没有一封书信来往，到底他是不是活着？他有没有爱上别的女人？或者有没有别的女人爱上他？

当时干部队的目的地是苏北根据地。经过湖西，凌静当然希望知道郭影秋的情况，并渴望见到他。一踏上湖西根据地，凌静就看到一张布告，下面赫然署着郭影秋的大名，一颗心才落了地。原来郭影秋和梁兴初正要被处决时，罗荣桓骑马赶来，他们才逃过了被杀的命运。建国后曾任“万岁军”三十八军军长的梁兴初中将在他的《湖西托难忆罗帅》一书中写道：如果不是罗荣桓政委果断处理，我和郭影秋早就成为“湖西肃托”的冤死鬼了。

这时，他们分开已是整整四年了。

干部队在湖西根据地的中心区单县的一个村子驻扎下来。

听说延安的干部队到了，郭影秋和戴润生等几个领导人赶忙出村去迎接。只见远处黑压压来了一队人，破衣烂衫，拄着木棍，活像一群叫花子。这就是从延安跋涉几千里来的干部队啊！

郭影秋迎上前去，他一眼就看见了队伍中蓬头垢面的凌静。

后来儿子经常问郭影秋在那一特别时刻的感受：

“你们见面后没有扑上去拥抱吗？”

“哪里的话，那时不兴这个。”

“你们一见面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说，和大家一样握手问好。”

“当天你们住在一起了吗？”

“你不懂革命的纪律，她仍住干部队。”

“你们为什么没有立即到一起呢？”

“分别四年，活着就是幸事。双方都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已经又有了爱人，怎么能贸然行动？即使对方没另结婚，也得先了解对方的想法，否则勉强别人多不好。”

凌静后来对儿子说：“那时候，敌人经常扫荡，驻地三五天就动一次。男女都是分别集中住，也不可能安家。不过后来我知道了他的情况，我不在时，他曾九死一生。有女同志追过他，他始终没有答应。这时我知道我不会随干部队继续东征了。于是我抓紧时间教柯邦坤读书，结果又引起了误会。”

“有一天，你父亲来，看到我又和柯邦坤在一起，便生了气，对柯邦坤很不礼貌。这事使我负疚极了，我也没给他好脸色看……”凌静煞有介事地对儿子说。

晚年，已经鬓角斑白的郭影秋对儿子说：“瞎说，根本没有的事，她才是小心眼，老是怀疑别的女同志。1962年我到上海动手术，有女同志来看我，她还生了半天气。”

郭影秋又说：“1942年2月底，干部队过微山湖前，我给组织写了报告，请求将凌静同志留下。她又回到了我身边。这时我发现她确实变了，比抗战初坚强多了。”

柯邦坤同志解放后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因为身体不好，又受到排挤，“文化大革命”前就养病休息。1969年林彪发布一号通令，他被“安置”到泰安，1972年病逝。

去世前因怕牵连凌静，他告诉子女不要通知凌静同志，但留下了一封长信。

后来凌静卧病在床。每当提起在延安的四年经历，总是非常兴奋。讲起穿越封锁线，更是有说有笑。但听儿子念柯邦坤留下的长信时，一连让儿子念了三遍，眼泪簌簌地往下流，然后把信放在她的枕头下珍藏。

6.“金小姐”娶了“白二哥”

根据地血与火的斗争中，并非全是悲壮，敌人的凶残无法扑灭革命者乐观的笑声乃至爱情。

白林，冀鲁豫二分区妇女救国会主任。浓眉大眼，一米七多的个头，即便在今天当模特也绰绰有余。在冀鲁豫根据地，白林经常女扮男装，挎双枪骑大马出现在日本人的视线里和日伪军进行周旋，在老百姓眼里绝对是个帅小伙。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村与村之间要挖交通沟，沟的两边都有单人掩体，还有小推车上下的通道。一次两个老百姓推车过沟，小车载重推不上沟，正好白林骑马路过，只见她翻身下马，左右开弓，一手推着一辆车，一下把两个车子都推了上来。老百姓连声说道：“二哥，谢谢了。”

“二哥”在当地是对人的尊称。从此大家都开玩笑叫起“白二哥”来了。以后连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都称她“双枪白二哥”。当时伪军只要听说是“白二哥”来了，都不敢拦挡，抱枪躲到一旁。

金风，郓城县委书记，但他文质彬彬，瘦瘦弱弱，在地处水浒之乡的鲁西南的男性中，绝对算不上威猛。加上他平时少言寡语，又爱吹个口琴，怎么看，都有几分妩媚。一次文艺演出，他扮演了一个富家小姐，出彩的表演让他落下了“金小姐”的名号。

1938年11月，白林和金风都领命到鲁西党校学习，而且分到了同一支部，金风是支部委员。金风经常到白林学习小组参加学习讨论，他的发言有较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并能结合自身实际，令人信服。在一次讨论中白林知道了金风家住在昌乐县商家庄，离铁路很近，铁路沿线都被日寇占领，日本鬼子为非作歹，罪行罄竹难书。金风以全县头名成绩考上济南高中，济南高中毕业时各科成绩也都在前三名。但偌大个中国已无法放下一张书桌。金风在济南上高中时就对国民党政府奉行对日不抵抗主义不满，激烈抨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曾组织游行，抗议国民政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签订何梅协定、冀东自治、华北五省自治等卖国主义行径。

金风的发言激起了白林对自己身世的回忆。“七·七”事变后的9月里，进驻白林家乡邱县的二十九军与追赶的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日军死伤很多，二十九军撤出后，日寇进城报复，仅一个小时就屠杀无辜群众八百多人，白林的两个哥哥也不幸遇难，尸体是从一口井中捞出来的，惨不忍睹。后来八路军来到邱县，纪律严明，买卖公平，群众反映很好。八路军协助邱县地下党组织建立抗日政府以及战委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开展抗日活动。白林的父亲白鸣鸾把自己的五个孩子先后送进了革命队伍。白林先参加了战委会，随即又参加了妇救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鲁西党校，金风、白林这对热血青年，相互产生了好感。

1939年5月初，日伪军八千余人，由日第十二军司令官尾高龟藏指挥，分九路围攻泰西抗日根据地。10日各路日伪军实施向心推进，紧缩合围圈。同日，一一五师令六八六团主力掩护机关、部队分路突围。当夜，除山东纵队第六支队顺利突围外，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津浦支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共三千余人未能突出包围圈，被迫在陆房周围纵横各约十公里的山区凭险据守。11日拂晓，日伪军在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进攻，八路军被围部队沉着应战，以猛烈的火力打退日伪军数次冲击，坚守住了阵地。15时许，日伪军又集中兵力猛攻陆房西南的牙山、肥猪山制高点，六八六团英勇奋战，打退日伪军九次冲击；在西北部，日伪军二百余人突破阵地，进抵陆房附近。津浦支队和六八六团密切协同，以迅猛的反冲击，击退突入之敌；东南部的日伪军，突入孟家村附近受阻。黄昏，日伪军畏怯夜战，停止攻击。22时许，八路军被围部队在夜色掩护下，分路实施突围，至12日拂晓，顺利地突出了日伪军包围圈。这就是著名的“陆房突围”。

白林、金风所在的鲁西党校就被日寇包围在最中心，他俩和学员们与八路军战士一起同日军激烈战斗了一整天，阵地上硝烟弥漫，战马嘶鸣，动人心魄。太阳落山后学员分散突围。几天后鬼子撤退，学员们按照约定又都回到陆房。相逢之日，学员们激动的情绪无法用言语形容，大家不分男女相互拥抱着，唱呀！喊呀！等平静下来，白林定睛一看，自己稀里糊涂抱住的竟是金风。

学习结束后，党校学员陆续分配到冀鲁豫边区各个岗位，开创抗日根据地。金风分配到郓鄄县任县委书记。白林也分配到郓鄄县管屯乡公所，公开的名称是八路军宣传队。在郓鄄县工作期间，因为工作关系，白林与金风的来往更加密切、频繁，加深了革命友谊。

1940年白林被任命为边区二分区妇救分会主任，次年被抽调到北方局党校学习，同去的有妇救总会主任郭军。学习快结束时郭军问白林有没有对象，白林说没有，郭军问白林对哪个男同志的印象最好，白林说对金风印象好。谁知不久白林就收到了金风的一封来信。信中先是称赞白林落落大方，是一个革命的新女性，然后表示答应白林的请求，愿意同白林结合。白林莫名其妙地问郭军，郭军诡笑不答。

后来白林学习归队再见金风时既高兴又激动。她悄悄问金风求婚信到底是怎么回事？金风没有说话，从兜里掏出—个很好看的笔记本送给白林，上面还划了一些道道，白林问他这又是什么意思，金风笑了笑说，这是订婚礼。白林羞红了脸，跑进屋里。她找出从党校带回来的当时最为珍贵的一本马列著作递到金风手里，金风低头一看是列宁写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到底谁是求婚者？这事后来成为白林夫妇之间多年的争论话题。

在抗战的烽火岁月里，白林和金风的爱情不断增进、升华，他们向组织报告表示愿意结为战斗的夫妻、革命的伴侣。

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女方总会撒娇问男方：“我和你妈同时掉到水里，你先救谁？”这似乎成为中国一个最普遍的爱情测验题。而当时白林也给金风出过测验题，有一次，两人坐在田野的埂坝上，白林问：“如果咱俩被敌人包围了，只能冲出一个人，你怎么办？”金风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我掩护，让你冲出去。”白林摇摇头。金风说：“怎么，我说的不对吗？”白林说：“咱俩一起突击，要死死到一块。”听到此，金风眼含热泪地把白林拥到怀里。

1942年夏季的一天，地委在鄄城三区东仪楼冀庄开县委书记会议，会议结束时地委书记万里宣布了一项特别议题：各位书记们一起吃白林金风的婚宴，地点在村公所。村长说金风白林结婚要特别关照，我们找了最好的房子，还找了最干净的被褥，一定让二位满意。

结婚仪式很简单，却很热闹，大家开玩笑、编贺联以示祝贺。鄄城县委副书记白桦还亲自编了一副婚联，上联：东坡有片柏林树，下联：西边飞来金凤凰，横批：凤栖柏林。写完还专门解释，我们的金凤凰今天到了柏树林就不愿意走了，长期住下了。大家哄堂大笑：这回真是“金小姐”嫁给“白二哥”了。金风白林沉浸在幸福之中。

结婚后有个女同志问白林，你怎么与金风结婚呢？他那么严肃冰冷。白林说他是热水瓶，外边冷里边热，外表严肃但待人热情，很关心很喜爱我，我认为他是个大好人，他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你之类的话，但在一起时相互觉得温温暖暖的，谈工作，谈敌情，谈八路军胜利的消息温馨极了。

因为工作关系，平时聚少离多。白林生第一个孩子在观城县大张庄休息时，她亲手给金风做了一双鞋，金风穿上后很合适，但只是看了看白林，笑了笑没说什么话。

金风向白林提出，我们不能只沉浸婚后的幸福中，我们要携手并肩看谁为党为革命多做了贡献，白林点头称赞。

金风在对工作一向积极认真负责，工作起来没日没夜，被同志们称为工作狂。他任书记的鄄城，各项工作都开展得很好，在依靠群众开展对日作战、开展敌伪工作、民兵工作中都取得了好的经验。金风下很大工夫建立了精悍的县大队，他任县大队政委，经常给大队战士讲话，讲抗日战争必胜的道理，讲如何开展抗日游击战；他亲自教战士们唱抗日歌曲，与战士个别谈话做思想工作。一有敌情他就带领县大队开展游击战，配合正规军与敌人周旋。大队与各村自卫队民兵的联防工作配合得很好，使小股敌伪汉奸不敢离城骚扰，这对巩固根据地建设、稳定群众情绪安心生产起到了很大作用。县大队发展壮大了，军分区有两三次抽调大部分队员补充到部队里，金风都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认为队员补充到正规军是理所当然的，县大队可以再招嘛。由于工作出色，鄄城形势比较稳定，边区党委机关单位、直属部门的重要物资、小印刷厂等都在这里，伤员病员也在这里休养。1942年最艰苦的岁月里，上级领导人万里、段君毅曾长期住在鄄城指导工作。

7.被农民封“官”的四大娘

四大娘本名李二趁，濮阳郎寨人，和滑县汴村的雇工李昌邦结婚后定居在汴村。

1933年，李昌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大娘便成为李昌邦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在这一年，李昌邦带领汴村的雇工、佃户拿起长矛、大刀向地主进行夺粮斗争。胜利后，地主勾结国民党官府把李昌邦抓进监狱。

四大娘变卖了所有家产才把李昌邦营救出狱。此后，夫妻俩借居在一间破草房里。在上级党组织指示下，破房稍加收拾变成了小酒馆，夫妻俩以卖酒为名，做地下工作。

李昌邦当时是四区党组织负责人，四大娘是四区的地下联络员，酒馆就是地下联络站。

残酷的斗争，把四大娘锻炼得机警沉着。党组织在她家开会，她就让外甥女孙大娥趴在房顶放哨，自己坐在门口做针线活，机智地保护党的干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已经五十一岁的四大娘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秘密串联群众，建立了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组织。

1941年农历五月初一，汉奸带着皇协军闯进汴村，再次抓走李昌邦。四大娘为了鼓舞亲人的斗志，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监。冀鲁豫根据地的妇女们为前线将士赶做军鞋。

李昌邦看到四大娘，想到党，想到自己未竟的事业，凝视着四大娘，语重心长地问：“我死之后，你的日子咋过？”

四大娘十分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她咬住仇，咬住恨，坚强地回答：“你尽管放心，你的事我都能办到，天塌下来我也顶得住。”李昌邦含笑点点头。

李昌邦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汴村，乡亲们悲痛不已。四大娘送走前来安慰的乡亲，拨亮油灯，紧紧抱住痛哭的孙大娥，悲痛而坚强地说：“孩子，你就住在我家里吧。要记住这笔血泪账，哭没有用，不打倒日本鬼子和汉奸，咱们就坐不了天下。走，找组织去。”

四大娘化悲愤为力量，领着孙大娥去找党组织。从此以后，她就带着孙大娥在敌人眼皮底下为党传送情报、贴传单，机智勇敢地掩护同志。

1943年春，四大娘听说住在两门的日伪军准备“扫荡”郭庄。她立即飞奔郭庄，向住在那里的区指导员报告。指导员刚跨出房门，敌人就窜进了村。四大娘随即向敌人迎去，故意让敌人盘查她以拖延时间，使指导员安全脱险。

又一次，区干部在她家开会，敌人突然进村。四大娘拿出几件破衣服让干部们化装出村。敌人从南来，四大娘护送他们向北跑，敌人紧追不舍。四大娘突然扭头向西，大喊捉人。敌人也追向西，同志们顺着东寨沟安全出村。

大娘还多次智斗敌人、营救同志。有一次，日伪军抓走了汴村五位党员。身为党支部书记的四大娘以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写信警告敌人：“你们如果敢动五个人一根毫毛，血债就要加倍偿还。一天之内，叫你们维持会长赵汉卿、狗头军师赵灿章倾家荡产，家人人头落地。”

汉奸地主为保住家人性命，不得不求日伪军放人。

一次，一位同志被伪军逮捕，四大娘侦察到敌人的活动规律，派民兵趁赶集时用手榴弹砸晕了一个伪军官太太的护兵，缴了他的匣子枪。当敌人追来时，又扔出去一颗手榴弹，一声巨响，吓得敌人胆战心惊。民兵高喊：“八大爷（八路军）来了，若不赶快放人，小心你们老鳖翻盖！人放出来，枪可以还你们。”

伪军怕日军追查责任，被迫放出了我们的同志。

四大娘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枪杆子”和“印把子”的重要性。于是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下，她着手组织自己的武装。四大娘先发动雇工、佃户组织一个合法的“护青队”，明里给地主看庄稼。

“护青队”组织起来后，就要求地主买枪。地主先买了几支枪让狗腿子扛着，“护青队”不答应，对地主说：“地是我们种，庄稼是我们看，枪应该我们扛！”

地主不干，四大娘软说不行就来硬的。她指挥着护青队员，一夜间把汴村十八家地主全部抓来，用大刀、长矛指着他们：“你们要死还是要活，要活就得交枪交钱。”

地主们为保命，只得交枪交钱。“护青队”拿交来的钱又买了十几支枪，“护青队”变成了民兵组织模范班。接着农会、儿童团、姐妹团等抗日组织相继建立。在四大娘身边成长的共产党员孙大娥担任姐妹团团长。

汴村地主不甘心失败。大地主赵九经等串联八里营等几个村的反动地主武装“天门会”等两千多人，向汴村反扑。四大娘得到情报后，临危不惧，她说：“决不能叫敌人称王称霸，休想砍下汴村的红旗，要叫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

她一面派人与区委联系，一面布置痛击“天门会”的战斗。四大娘指挥“先张开汴村的口袋”，白天让敌人窜进来，民兵早已四下埋伏。夜晚，区武装基干队和村里民兵杀声震天，枪声四起，吓得“天门会”乌合之众乱作一团。这时四大娘在村里指挥民兵点燃茅草，顿时火光冲天。火，是冲锋的信号。村外的基干队发起了总攻，村内的民兵拿着步枪、锄、耙杀了出来，里应外合，把反动武装“天门会”打得落荒而逃。

四大娘后来终落敌手，受尽酷刑，但她没有低头，没掉过一滴泪。敌人无计可施，最后把四大娘架到村南一口水井边，在她的脖子上坠上块大石头。敌人指着井口威胁她：“你要死要活？”四大娘面不改色，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敌人惊慌失措，把四大娘推下了井。

四大娘一家为革命壮烈牺牲，人民群众对她无限崇敬，无限怀念。四大娘生前，冀鲁豫边区的战士和群众都称她四大娘，牺牲后人们更称她为“官四大娘”。

当年在鲁西南，“官”字是指“公”的意思，比如公路称为官路。称她为“官四大娘”说明她属于党和人民，属于汴村群众，是大家共同爱戴、共同怀念、共同学习的“公家人”。

8.血洒女儿红

1938年，敌人勾结地方反动武装，趁拂晓包围了滑县的陈营，村里大部分群众未能及时撤退。日军进村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躲在张宝才家里的十七名妇女，亲眼看到日军凶狠残暴地屠杀自己的亲人，个个咬牙切齿。她们想：“绝不能等死，得拼。”她们个个扯散头发，涂抹面孔，冲出门外，要和日军决一死战。日军惊得不知所措。这时，张宝才的妻子和妹妹张巧等八名妇女，带着四个孩子，迎着刺刀，冒着弹雨，冲出大门，直奔屋边的大水坑。她们宁愿跳水死，也决不肯让日军蹂躏。日军撵过来，用机枪扫射跳水的妇女儿童，鲜血染红了坑塘水，十二名妇女儿童壮烈牺牲。没有冲出来的几名妇女手持木棍、粪钩、锄头，与敌人拼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日军在陈营一天一夜，杀害我同胞一百二十三人，其中妇女七十八人。屋边的大水坑在夕阳下一片血红……

9.小脚女团长传奇

“双枪老太婆”的形象通过影视和文学作品已深入人心，其人物形象多有艺术虚构。而在冀鲁豫根据地，却活生生地存在一个威震敌胆的“小脚团长”，并载入曹县党史。

“小脚团长”名叫周姜兰，曹县古营集乡段庄村人。家境殷实，是个识文断字、极富个性的女子。有一次她到集上去买针线回家做女红，路上正逢天下大雨，因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被淋得浑身湿透。正在她为难的时候，从后面来了一个打伞的男子，三十岁上下，高高的个子，英俊刚毅。看周姜兰淋在雨里，忍不住说：“我是袁辛庄的，一块走吧。”说着男子把雨伞撑了过来。望着这位乐于助人的男子，周姜兰红着脸问道：“你叫啥名？”“我叫周瑞廉，在城里读书，毕业了在家帮父母种地。”

俩人一边走，一边拉呱。周姜兰动情地对这位热情的男子问了一句：“你结婚了吧？”周瑞廉摇了摇头。

周瑞廉把周姜兰送到家后，二人又见了几次面。聪慧的周姜兰，借祝英台给梁山伯介绍小九妹的典故，主动上门给周瑞廉“提亲”：“周大哥，我有个妹妹，叫姜兰，人品好，长得也俊，你若有意，可请个媒人去我家说亲。我回去也对妹妹、父母亲说说。”

周瑞廉心知肚明，第二天请了媒人，一起到段庄提亲。不料，周姜兰父母亲大恼，因为周瑞廉曾有过妻室，虽已分开，嫁过去也算二房。父母没好气地对周瑞廉说：“请您另选高门，我们不敢高攀。”

两眼哭得通红的周姜兰从东屋跑出来，说：“这门亲事我自己定了，他是个老实正派有学问的好人，我愿意跟他一辈子。”

父母只好依了这个娇闺女。婚后，周瑞廉感慨地说：“咱们俩真是天作之合，没有老天那场雨，哪得你这好妻子啊。”周瑞廉在城里读书时，学了不少新知识，给周姜兰讲了不少新道理，什么自由解放、男女平等啦，义和团杀洋人啦，八国联军进北京，孙中山推翻满清闹革命等等。

日军侵占曹县后，到处烧杀淫掠，国民党的地方官员如鸟兽散，有的当了汉奸，有的变兵为匪，同日本鬼子一起祸害百姓。这时，周瑞廉不幸患重病去世，周姜兰成了一家之主。

在这种国破家亡、兵匪四起的乱世之下，周姜兰这个中小地主家庭的年轻寡妇，不仅成了汉奸、土匪敲诈的对象，就在同族人的眼里也低人三分。个性刚强而又追求自由的周姜兰不愿忍受这种耻辱，产生了一种买枪抗匪护村的念头。她是本村的富户，平时又好扶弱济贫，大家又深受土匪之害，经她提议，都很赞成。

在当时，一个庄上有几支步枪守夜，一般小股土匪就不敢来了。她出钱买了八支步枪并组织家丁和十几个年轻人护村。这样不仅保护了一村百姓的安全，甚至邻村的人晚上也来袁辛庄避难。

冀鲁豫支队到达鲁西南后，周姜兰听说这支部队喝群众的开水也付钱，所到之地，秋毫无犯。难道世上真有这样的部队？

周姜兰找到当了八路军的亲戚唐金轩说：“你们能领我见见八路军的领导吗？”唐金轩很高兴地回答说：“可以，我回去就请示首长。”

1939年麦收后的一天晚上，冀鲁豫支队五大队队长胡继成来到周姜兰家，亲切地说：“首长们欢迎你明天去曹西北看看。”

第二天天还没亮，她就上了路。到了八路军驻地后，五大队的首长们都到村头迎接。中午，还专门设宴欢迎，宋励华政委向她介绍了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徐州沦陷后，国民党军队跑了，八路军是来开辟抗日根据地、领导鲁西南人民抗日的，欢迎她为抗日出力。

饭后，首长们又领她到练兵场看了战士们的训练。她又走访了老百姓家，看到八路军战士帮助群众挑水、扫地，还到地里帮助做农活，跟群众亲如一家，她心里很高兴。周姜兰对宋励华说：“你们真是打鬼子的队伍，我回去要卖地买枪，跟咱们八路军打鬼子。”

周姜兰回到家里，一次就卖了四十多亩地，买了三十多支枪，上千发子弹，集合了百十名青壮年，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

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地委书记戴晓东亲自接见了周姜兰，对她倾家抗日作了很高的评价。杨得志说：“你真是咱鲁西南抗日人民群众的妇女之光。”这支武装被编为五大队第二团，周姜兰被委任为团长。随后，她带领二团到家乡一带进行抗日斗争。

周姜兰骑战马，挎双枪，参战必冲在前。她有知识、有智谋，打伏击、拔据点，连战连捷。日伪军恨死了这个八路军女团长。

一次，驻曹日军得到情报：周姜兰回到了袁辛庄。小队长松本带领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中队向城北开去。周姜兰刚从曹西北开会回来，得到日伪军向袁辛庄扫荡的报告，猛地一惊，因为二团的战士都随大部队执行任务去了，她只带着一个警卫班，硬拼是不行的。周姜兰考虑了一会儿，命令警卫班长：“你带领战士迅速出村，迂回到敌人背后南边几个村庄。过午之后，见敌人不走，你们向袁辛庄打一阵枪，随即向东转移。我留在村子里，给老百姓做个主心骨。”

中午时分，敌人进了村，没有受到任何阻击。松本命令鬼子和伪军把全村的老百姓集合在一块。一个戴着墨镜的翻译气势汹汹地站在石磙上，粗声粗气地说：“你们村的周姜兰，是八路的女团长，现在她回到袁辛庄来了。周姜兰，你快站出来。”

群众中无一人应答。

一个鬼子从人群中拉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周姜兰在哪里？说出来大大地有赏！”老大爷摇了摇头，装成哑巴。鬼子接着又审问了几个群众，没有一个人回答。

日伪军又把男女分开，对妇女一个一个地进行搜查、辨认。一个个农妇从敌人的尖刀前走过，轮到周姜兰了，群众都为她捏一把汗。只见她毫无惧色，泰然地出现在敌人面前。鬼子问：“你的，八路女团长的干活。”“我是袁辛庄的老百姓，不信，你问村上的人。”“她不是。”群众异口同声地说。

松本望着这位小脚女人，不像个女团长。又指着周姜兰问：“周姜兰在哪里？”周姜兰说：“周姜兰昨天晚上带着队伍来了，没有停就开走了，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正在这时，埋伏在村外的警卫班战士打起了枪，敌人怕被八路军包围，便撤回了县城。

周姜兰机智、沉着地对付敌人，在群众中的声威更大了。周姜兰戎马倥偬，带领部队同冀鲁豫支队一起，转战曹县、东明、濮阳一带，足迹遍及黄河南北。她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在鲁西南广为流传。

20世纪60年代初，杨得志专程到菏泽看望当年冀鲁豫的老房东、老战士、老部下，他向当地领导提出来：“当年我手下有一个小脚女团长，很了不起，她现在在哪里？”当时在场的人谁也说不出来，杨得志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见一见当年我的小脚女团长！”

政府急迫地派人寻找那个叫周姜兰的小脚女团长，最后得知，她由于家庭出身，被打成“四类分子”，在当地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杨得志当场拍着桌子，怒不可遏：“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她是鲁西南的女英雄啊，当年日本鬼子都怕她，她对革命有贡献啊！”

杨得志在菏泽军分区设宴，贵宾便是当年这位小脚女团长周姜兰，还有当年他的马夫老周。老周在一次战斗受伤后留在了当地养伤，现在在小镇的路边卖烤地瓜为生。杨得志端起酒杯，眼含热泪，对周姜兰和马夫说：“周团长、老周，你们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人，我对你们关心不够，让你们的生活遇到了困难，我对不起你们！这杯酒是我敬你们的战友酒，也是道歉酒。”说罢，将酒一饮而尽。

周姜兰和马夫老周泣不成声，一边哭着一边说：“老首长还没有忘记我们啊……”

1964年12月，周姜兰被选为人民代表，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0.女杰李冉

1941年8月，郓南县政府抗日基干队中出了叛徒。13日夜，我郓南抗日民主政府、县委暴露。

郓南区抗日救国会主任李冉发现敌人后，为了使在北屋的同志脱险，急中生智地高喊：“同志们，出了叛徒，敌人来了，快冲出去。”她一边喊一边扑向敌人，与敌人扭打在一起，将进入院内的敌人全部引向自己身边。

这时住在北屋的救国会主任罗琳及王延芳等人，乘机冲出院子脱险，但李冉落入敌手。当夜，敌人将她绳捆索绑，押解到菏泽插花楼顽军专员孙秉贤处。李冉被打得遍体是伤，血肉模糊，还是不说一句软话。

孙秉贤装出笑脸对李冉说：“你一个青年女子何苦呢？还是自首了吧。自首书我已给你写好了，你签个字，我就放了你。我可以给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当姨太太，要官有官，要钱有钱。”

李冉一听大怒：“收起你这一套，共产党抗日干革命一不为官，二不为钱，我不会向你们自首。”孙秉贤气急败坏地说：“你真的不怕死吗？”李冉：“我们共产党人为了抗日，为了救国，绝不怕死！”

孙秉贤杀相毕露，大喝一声：“拉出去活埋！”李冉毫无畏惧，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刑场。刑场上已挖好了几个坑，突围时被捕的邵思淮等几个同志已被推入坑中。孙秉贤走到李冉面前，指着几个行将就义的战士问她：“怕不怕？自首不自首，这是最后几分钟了。”

李冉怒视着敌人：“少啰嗦！我怎样死？”

孙秉贤恶狠狠地说：“一个样！”

李冉立即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顽固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从容跳进深坑。她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花样的年华！

千年的妇女悲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血与火的洗礼，演绎成了波澜壮阔的巾帼浩歌！

我们冀鲁豫的母亲们、姐妹们，是你们的热血，换来了今天少女们的时尚与爱情；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人们今天的富足与梦想。

你们仍然活在油绿的青纱帐和金色的麦田里，活在黄河奔腾的波涛里，活在后代幸福的生活和笑容里。你们传递情报的泥泞小路，今天已建成了高速公路，你们的子孙驾着汽车在没有碉堡、没有战壕的高速路上奔驰；你们毅然跳入的土坑，已建成了美丽的公园，婴儿车里躺着你们可爱的孙子和孙女……

因为你们，冀鲁豫边区的血性得以传承，你们养育了子弟兵和共和国，你们是亿万华夏子孙共同的母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