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狱

王若煜　那非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一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与往常一样，新生机械厂三中队的犯人在监舍开过早饭，排着队由值班队长（干部）和犯人值勤员（犯人的生产班组长）带着来到拉管车间大门口，解散后各自到各班组的更衣室换上工作服，来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参加劳动改造。

我和所在的维修班犯人，来到维修车间，换上工作服，打开工具箱，拿出工具套和皮带扎在腰间，来到车间检修设备。

整个车间一派繁忙的景象，犯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一丝不苟，挥汗如雨，辛勤地劳动着。他们穿着油渍渍脏兮兮的工作服，顶着高温的灼烤，用汗水和强体力劳动赎着自己对人民和国家所犯的罪。

我听到有人喊我：“王师傅，指导员叫你到办公室去。”

来到办公室，指导员说：“王子祥，我们今天收到了你的平反裁定书，你拿上，坐下自己看吧。”

翻开裁定书，抬头便看见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中级人民法院”的大红字样。

我急切地飞速地阅读，心似乎一下子就要跳出来一样，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只觉得头越来越大，耳朵嗡嗡作响。我半张着嘴，说不出一句话来。在这一刹那，一阵酸楚和凄苦涌上心头，我的眼睛不由地湿润了，无法控制的激动的泪水喷涌而出。

片刻之后，我努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反复阅读这张决定着我命运的裁定书。

指导员说：“王子祥，从现在起，你已经平反了，你把所领的工具交到保管员那里，洗个澡，换上衣服，我带上你到厂部办理有关手续”。

办完手续，我跟着指导员来到大门口的警戒线。我停了下来，回过头去，用难舍难分的目光望一望难友们那一张张模糊的面孔，然后回转身，决绝地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监狱大门口内外隔十五米有一道“警戒线”。“警戒线”是用白色油漆在马路中间横向刷的一道十公分宽的非常醒目的线。这条线隔开了自由和不自由两个世界。监狱规定，任何罪犯在劳动和活动时，均不得接近“警戒线”，一旦有人接近“警戒线”，即视为企图越狱逃跑，岗楼上的哨兵就会立即鸣枪警告，令其返回；如仍不返回，哨兵就放第二枪，以示严重警告；如果犯人在哨兵鸣放第二枪后仍不返回，或者有别的企图，哨兵立即开第三枪，击毙。

每当带犯人外出劳动，值班队长先把犯人带到警戒线以外，值班队长和岗楼下的值班干部办理相关手续，登记所带出犯人的人数，再由值班队长和岗楼上的武警哨兵互通情况。哨兵站在岗楼上，手中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值班干部让犯人排成一排报数。报数时必须声音宏亮，报一个蹲下一个，一切遵照规定。再由一个犯人向岗楼上的哨兵报告：“报告班长，出！”岗楼上的哨兵回答：“出！”带队干部就可以带着犯人经过“警戒线”走出大门。

下午收工回来，队长带着犯人在大门口外的“警戒线”前排好队，也是站一排报数，报一个蹲下一个，然后由其中一个犯人向哨兵报告：“报告班长，进！”哨兵认真清点人数后，回答：“进！”犯人方可进去。带队队长在下层岗楼办理手续，犯人进门通过“警戒线”后，自行解散各自归队。

在劳改队的犯人，不会有人去闯“警戒线”，但在漫长的劳改生活中，特别是刑期长的犯人，又有几个不想逃跑呢。我背着二十年刑期的沉重包袱，在改造中也多次考虑过逃跑，但最终没有好办法，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刑期长的犯人，精神压力大，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的不自由，也就使有些人挖空心思想逃跑。在三中队就曾经发生过两起越狱逃跑事件。他们都能成功地逃出了高墙电网，但最终没能逃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大网。

马大武是西吉县法院送到机械厂的犯人。被分配到三中队拉管车间，他在拉管车间干了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了。事情是这样的，劳动了一天的犯人疲惫不堪地回到监舍，参加每晚的半小时学习后，大炉班的班长发现马大武没有回到监舍，就给值班队长报告了，队长让大炉班的班长带上几个积极分子从车间到全厂的每个角落，打着手电仔仔细细地进行查找，结果忙活了半夜，是死不见尸，活不见人。队长让继续找，一直折腾到天亮，仍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第二天管教科到中队组织犯人接着找，没有任何结果，最后断定马大武是越狱逃跑了，到底是怎么逃出高墙电网的，却是个谜。

过了三天，下午下了班的犯人三五成群地在篮球场树下或院子里闲转，忽然很多犯人都向一个方向看去，我也向那里看去，原来是马大武被五花大绑着，满身尘土，面色灰白，灰头土脸地被两个警察押着穿过篮球场，被关押到小号里。

马大武经过平罗法院的提审，在关押一个月后中队召开批斗会，对马大武的抗拒改造、越狱逃跑罪行进行批斗，批斗结束后，指导员宣布法院的判决书，对马大武加刑二年与残刑合并执行，宣布结束后，解除马大武关押小号，带回车间劳动。

我找机会接近马大武，想弄清这其中的秘密。

有一天，下班后，我看到马大武独自一个人在一颗树下站着，我便点了一支烟若无其事地来到树下，看看四周无人注意，就悄悄地问马大武：“大武，上次你是怎么从这里跑出去的，咋又被那么快被抓回来了？”

马大武说：“指导员说我怎么逃跑这件事不准给任何人说，王师傅，我不敢给你说。”

我说：“大武，你逃跑这事，走得干净、利落，我很佩服你，我就是想知道你是咋跑出去的，为什么几天就又被抓回来了？”

马大武说：“王师傅你万万不能给别人说，我把怎么跑出去的，又咋让抓回来的告诉你。”

我说：“大武，你放心，我不会给别人说，我也不会害你，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

马大武说：“我自从分到拉管车间，上拉管台，每天有闲空，我从楼上的窗子看到从大门进进出出的人拿着出入证（正式干部是红色小本，留厂就业人员是蓝色小本出入证）到门口把小本一亮，然后就走了，岗楼上的哨兵只是站岗，岗楼下边值班的干部只要一看有出入证就行了，有的干部互相认识，连出入证也不拿，就出去了。根据我的观察，星期六干部和干部家属进来到拉管车间门口的洗澡堂子洗澡，干部衣服里肯定装着出入证。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偷一个出入证，就可以从大门口混出去，往最坏处想，顶多混不出去，被抓住，愿意咋办就咋办。”

他接着说：“等到星期六这天，早上我把在外面穿的衣服穿在里面，把帽子装在口袋里（劳改队有规定，入狱后不准穿在社会上穿的衣服，一律穿囚服），上班时我把工作服穿在上面。到下午五点时，洗澡的人就少了，我从楼上下来，把油工作服挂在车间门口的沙枣树上，脱去囚服，戴上帽子，走进洗澡堂的更衣窒，从一件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红色的出入证，把出入证装在上衣口袋里，就大大方方地朝大门口走去。我当时很紧张，一个劲地安慰自己要镇静，沉住气，能混出去就混出去，混不出去，最坏也就是被抓回来，反正杀不了头。我走到大门口，到值班室门前，稍一停顿，把口袋里的出入证向外一提，还没拿出来，值班干部就点头示意让我走。我就这样走出去了，当时心反而跳得更厉害了。我急匆匆走出场区，进入沙枣树林子里，慢慢地不紧张了。天还没黑，我坐下休息一会儿后，穿过沙枣林，从荒郊野外向西大滩火车站的方向走去。天完全黑下来了，到火车站一看，有一个火车头喷着水蒸气，拉着一长串油罐车皮，发出“咣当”的声音，又看到后面有几节闷罐车皮，正好有一节车厢门口有一条缝，我急忙扑上去，从门缝里钻进去，这时火车就“叮铃咣当”、“叮铃咣当”开走了，我当时高兴得笑了。从火车的门缝里看到，黑沉沉的天空，星星飞速向后流动着……

有节奏的“咣当”声把我带入梦乡。我仿佛变成了一只小鸟儿展开翅膀，在蓝天下翱翔，一会儿直冲蓝天，一会儿向下俯瞰，天地是那么大，大河小溪、高山原野尽收眼底，我自由地飞啊，飞啊……

我静静地听着马大武的叙述。

马大武接着说：“一阵嘈杂的人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车门被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拉开了，他们是往下卸货的。我十分害怕，我怎么到这里来了？这群人发现了我，其中一个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扒火车到亲戚家的。他又问：‘走亲戚为什么不买票我说：‘我没钱买票。那个家伙眼珠子骨碌碌地转着，又问：“你的亲戚家在哪里？”我说：‘我的亲戚家在新疆一个军垦农场。‘到底是那个军垦农场？几团几连？具体的地址是哪里？我一阵紧张，身上都出汗了，回答说：‘我只听我妈说，我的一个表姐嫁到那里了，具体地址我忘了，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忽然旁边有一个人说：‘我看这个家伙有问题，把他带到保卫科让保卫科的人审查吧。他又叫了一个人，把我往保卫科带。我跳下车厢，向四周一看，这根本不是火车站，两节车皮停在钢轨上，钢轨的两侧是一排高大的库房，大铁门锁着，走出这个院子，一副大铁门从钢轨上穿过，锁着一把大链锁，铁门口留的小门开着，人是从这个小门进的。两个人把我带到了保卫科，他们两个把以上的情况介绍了一遍，说：‘我们看这个人有问题，所以把他带来了，你们审问吧，我们走了。”

马大武沉思了一下说：“坏就坏在这里了，保卫科有两个人，这两个家伙可能是造反派的头头，一个长得贼眉鼠眼的，高个子，刀条脸；右边的脸上有一个三寸长的疤痕，露出一口黄牙，一开口就从嘴里喷出一股烟熏的恶臭味，说话时嘴里的唾沫星子像下小雨一样洒在别人的脸上。这个家伙又重复着问了一遍。我越紧张，越说不明白，越有漏洞，自己也就越心虚，他们就越是不放我。另一个中等个子的人，长得胖乎乎的，留个小平头，眼睛里闪着狡猾的冷光，在地上转来转去。忽然他开口说：‘疤队长，我看这个家伙不来点荤的，他不会说老实话。疤队长拿起墙上挂着的钢鞭，噼噼啪啪使劲往我身上打，打完以后，用手铐把我拷在铁床上，不给吃饭，不给水喝，不准睡觉，逼着我交待是哪里人，到哪里去。我硬是扛了一天一夜，实在受不了他们的折磨，我一想，与其被他们折磨死，还不如回劳改队。我把如何从平罗新生机械厂逃跑的事交待了以后。他们停止了对我的折磨，然后，厂里管教科把我带回来关进了小号。”

时间一天天过去，春天的温暖气息，赶走了严冬，春风吹拂，冰雪融化，人世间到处生机盎然，一派勃勃生机。

难耐这漫漫时光的犯人们，急切地盼望着春的到来，然而春的脚步却总是那么迟缓，那么艰难。

就在这春寒料峭乍暖还寒季节，又发生了一件越狱逃跑事件。三中队政治犯徐玉祥逃跑了。

徐玉祥二十三岁，被青铜峡保卫处以“偷听敌台”罪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捕前徐玉祥在厂当工人，父亲是一位退休老工人，家庭条件较为优越，他是父母的心肝宝贝。他一米六七左右的个子，如玉盘般的圆脸上时时透出孩子的稚气，人很随和，人缘也好，从不给别人提意见或在大小会上批判别人。平常给人的印象是忠厚诚实。在节假日休息时他经常拿着一本《电工学》自学电工知识。

然而就是这位徐玉祥，他确实做出了一件震惊全厂乃至劳改系统的惊人之举，他居然越狱逃跑了。

一天晚上，全厂犯人集中在篮球厂看电影，影片是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在放映前先放新闻片，每当新闻片上出现毛主席或是林彪时，犯人们立刻右手挥舞着毛主席语录本，呼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卖花姑娘》以感人的故事情节紧紧扣住每一个人的心弦。影片放映结束后，回到监舍，犯人们低声谈论着电影中的情节，以及卖花姑娘所遭遇到的不幸。有的监舍则已鼾声四起，伴随着移动的月影，在监舍墙上消逝。喧嚣了一天的夜晚是那样的安静，几只蚊子嗡嗡叫着，飞来飞去。寂静的夜、睛朗的天、天空群星密密麻麻，是那样的深沉。

大炉班班长何成在阅览室看完了当天的报纸，轻轻地关掉电灯回到大炉班监舍，拉开电灯，向两边的通铺上扫了一眼，发现徐玉祥的床位上没有人，被子叠得好好的，被子上立着的语录牌上写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何成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种感觉，徐玉祥逃跑了！他大步流星跑到大门前：“报告队长，徐玉祥不见了！”这一声大叫像一个炸雷，把熟睡中的犯人惊醒了，有的犯人翻了一个身骂一声“神经病”，就又睡去了。何成仍然大声叫着并用力摇动着大铁门：“报告队长，徐玉祥不见了！”有的监舍里传来低沉的骂娘声：“他妈的，这个王八蛋！都啥时候了大吵大闹的，闹得他爷休息不成。”何成仍旧用力摇动着大铁门，大声地叫喊着……

过了有十几分钟，值班队长从值班室里走了出来，站在值班室门口问：“什么事大吵大闹的？”何成说：“报告队长，徐玉祥不见了！”值班队长打着哈欠，从值班室里拿来大铁门的钥匙，打开铁门，仔细地询问。在何成的带领下，值班队长到大炉班监舍看了一遍，然后拉开各监舍的灯，依次查看了一遍，就是徐玉祥的床位空着。

各监舍的犯人这下都彻底醒了，小声议论着：“小徐跑了，可能是自杀了。”值班队长叫来各班组长，到值班室研究了一会儿，然后来到篮球场。篮球场一片昏暗，队长打着手电，来回查看，空荡荡的篮球场在手电光的映照下突然发现了一个小马扎，小马扎上放着一只搪瓷茶杯，杯子里盛着半杯水。何成拿起荼杯说：“报告队长，这个茶杯是徐玉祥的。”值班队长沉默了一下，带着各班组长回到值班室说：“你们就别休息了，分成三个小组拿上手电，从车间到厂里的各个角落进行寻找徐玉祥的工作，根据找的情况回来汇报，无论哪一组发现，立即带人回来。”然后各自分别行动。

值班队长拨响了厂部值班室电话，向厂部汇报了情况。厂部马上拨通武警部队值班室的电话，告知情况。武警部队立即组织人力，加强警戒，进行巡逻。

厂部值班室拨通了三中队的电话，问值班队长：“你估计是自杀，还是越狱逃跑。”值班队长说：“我估计是越狱逃跑，徐玉祥不可能自杀，是不是没有逃出去，仍然藏在什么地方，我已安排犯人分组在车间厂内查找，一有情况我立即给你汇报。”

厂部值班室拨通了管教科值班电话，通知管教科马上组织人员到明水湖农场进行调查。到明水湖农场去的原因是放电影时，明水湖农场用二十八型拖拉机，把农场的犯人拉来看电影，看完电影后，二十八型拖拉机把农场的犯人仍然拉回去，会不会徐玉祥扒上了拖拉机趁机逃跑了？

天快亮了，犯人陆续到值班室门口，向队长报告查找的地方不见徐玉祥的任何踪迹。队长挥挥手，要求，总之死要见尸，活要见人。

“明水湖农场”方向也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武警部队也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情况。

这就怪了，一个大活人到底哪里去了？

上班了，中队指导员和中队长研究决定，各班组正常上班，从维修班和电工班抽调一部分人员继续搜索寻找。中午分头找的人回到车间向指导员汇报，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下午两点钟，厂部和管教科在三中队召开临时会议，研究徐玉祥失踪的分析会，会上三中队值班队长汇报了发现徐玉祥失踪的全过程，中队指导员谈了徐玉祥在改造中的表现以及平常徐玉祥爱看《电工手册》的书。一石激起千层浪，电器工程师陈月明马上得到启示，他说：“我认为应该组织电工，对电网进行仔细检查，是不是剪电网逃跑了？”管教科长说：“剪断电网逃跑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三千三百伏的电压，人是很难接近和从电网上逃跑的，我建议在厂区内继续找，陈月明工程师抽调电工检查电网，分头行动。”厂部把有关徐玉祥失踪的事情打印成材料向劳改局汇报。散会后，按照部署分头行动，有情况及时通报。

陈月明工程师领着犯人电工带着工具，从大门口开始，认真检查电网。下午五点，检查到西墙和南墙拐弯处的岗楼附近，发现了新的情况，这个拐角处的电网被剪开了一个洞，电网下边的墙边立着一个梯子，地上掉着一把半新的手钳子和两块巴掌大小的汽车内胎胶皮。这一发现揭开了徐玉祥失踪的秘密。陈月明立刻向管教科做了汇报，管教科干部拿上照相机到现场拍了照片。

厂部决定对现有电网进行改造，增加电压，由原来的三千三百伏变成七千伏高压，在电网和各岗楼、厂部值班室、管教科值班室、武警值班室设置连锁反应报警系统。有任何物品或飞鸟碰撞电网的任何部位，电网和各岗楼各值班室的报警电铃就会自动报警。

就在厂部抓紧时间对电网进行改造之际，徐玉祥已被临河火车站派出所抓获，厂部派人到临河派出所把徐玉祥押回关进了小号。

徐玉祥自入狱以来，就对所判自己“偷听敌台”的罪不服；而且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更是不服。那个年代，判刑是由造反派组织的保卫处进行判决的。就“偷听敌台”的罪名来说，他晚上听收音机，有时拧来拧去，就听到收音机里有用暗语呼叫特务，联络方法和攻击大陆政策的广播，自己也不知怎么的就被人告发了，厂里保卫科找他谈话，他就如实把上述情况作了交待。接着就把他抓到看守所里。他自己认为听收音机怎么会是犯法呢，自己听了以后又没对别人说。关押两个月以后，又被以“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更使他大为吃惊。他背着“反革命”罪十五年徒刑这个沉重的包袱被送到机械厂劳改。分配到三中队后，繁重的体力劳动，手上一层又一层的血泡，高温的灼烤，肚子也吃不饱，这些都是他从没受过的苦。十五年刑期，劳改不到十五年，自己就会被折磨死在劳改队了，因此他经常失眠，睡不着，胡思乱想。想来想去，只有逃出去，上北京告状才是唯一的出路。他想剪断电网逃出去，从哪里剪断呢，电压有多高，谁也不知道（电压三千三百伏犯人是不知道的）。他就开始进行第一步，观察，当时有一段围墙里面是大炉班开垦的一片菜地，菜地里种着茄子、辣子、西红柿、豆角，大炉班犯人经常轮流在这片菜地里劳动，每次轮到徐玉祥劳动时，他就看着电网，看着岗楼里哨兵的换岗时间。经过仔细的观察，他意外地发现在菜地前面和后面的岗楼每天都有哨兵按时换岗，唯有菜地中间拐弯处的这个岗楼没有哨兵，岗楼的窗子玻璃也碎了，不像有人站岗，因为其它岗楼的玻璃都是新的。选好这个地点以后，他便开始偷偷地做第二步计划，准备相关工具，他必须弄到一把手钳子。大炉班的马大眼经常做私活，领了一把新手钳子，徐玉祥趁其不注意， 把手钳子弄到手，然后利用下班闲转的机会到二中队汽车修理组向维修工要了一块汽车内胎。比照手掌大小剪了四块，又准备了一副劳保手套。当这些准备好以后，他开始等待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看电影的时候，他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篮球场，来到大炉班，把准备好的工具带上，扛了一把梯子，来到菜园子里面，等待换岗的武警换完岗离去后再实施他的第三步计划。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他蹲在岗楼下静静地听着，他估计换岗的时间已过，电网墙外不会有行人，便把梯子搭在墙上，爬上梯子，戴上手套，在手掌心里垫上两块汽车内胎胶皮，剪断电网。在剪电网的一刹那被强烈的电火花灼伤了眼睛，眼前漆黑一片，他急忙钻出了电网……

当他醒来的时候，害怕极了。他记不起来剪断电网之后，自己是怎么钻出了电网，又是怎么站在了围墙的外面。一直到被抓回来他自己都说不清当时是怎么回事。他强忍着疼痛，揉了揉眼睛，挣扎着离开了围墙边，向着荒郊高一脚低一脚蹒跚着走去。

他意识到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地方，越远越好，他不停地揉着迷迷糊糊的眼睛，看着火车站上暗淡的灯光。他努力地辨别着方向，步步艰难地离开平罗火车站，向着“红果子车站”的方向走去。视力在渐渐地恢复，他来到了“红果子车站”，躲在附近，盼望着北上的火车赶快进站。

呜——

一声长鸣，一列客车喷着水雾，冒着黑烟进站了。因为是小站，停车时间短，下车的人也很少，就在火车即将启动时，他三步并做两步疾速地抓住车门的栏杆。乘务员问：“同志，你的票。”他回答：“上车买。”就在这时，火车启动了，火车呼哧呼哧地冒着黑烟开走了。

上车后，他在过道里急急忙忙向着人多的车厢走去，然后找到一个座位，使疾速跳动的心平静一下，坐在座位上，暗自庆幸这次冒险行动的成功，他逃出了劳改队这个鬼地方，将要到北京最高法院去诉说自己的冤枉；诉说他根本就不是反革命，硬要把他打到“反革命”行列里；诉说他生长在新社会，受到党的教育，从学校走上工人阶级的队伍，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总之，这时他想得很多……

他陶醉在成功越狱的欢愉中，忘记了没票上车的危险。危险正在一步步向他逼近。火车过了一站又一站，飞驰的列车快到“临河”车站了，车厢内一阵骚动，他不由地回头一看，查票了。他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冷噤，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急忙离开座位，向另一个车厢走去。查票的乘务长和乘务员终于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地查到了他无法再走开的这节车厢。他被查着了，没有车票的人被一个又一个带到了餐车里，乘务员动员让补票，一个一个没票的人跟着乘务员去补票，剩下的二三个人说没钱补票。这下乘警不高兴了，他开始搜身了。轮到徐玉祥被搜身，乘警很快从他的内衣口袋里搜出了他的判决书，乘警展开一看，眼睛忽然一亮，说：“你是反革命，判了十五年啊，你是越狱的逃犯！”徐玉祥的心不断地收缩着，只好硬着头皮说：“我是冤枉的，我要到北京去告状。”乘警说：“冤枉不冤枉这我管不着，你是逃犯，我就不能放过你，你还是老老实实呆着，到车站把你交给车站派出所。”

徐玉祥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有横下一条心，任凭这厄运的到来。临河火车站到了，徐玉祥被乘警带着来到车站派出所，乘警把判决书交给了派出所警察说：“查票时，查到了一个逃犯，是从劳改队逃出来的，他说要到北京告状，你们处理吧，我走了。”

派出所的警察拿出手铐，把他铐上，另一头铐在了办公室的床头钢管上，然后他仔细地看起了判决书。看完后，他拿出纸和笔，问：

“你叫什么名字？”

“徐玉祥。”

“民族。”

“满族。”

“文化。”

“初中。”

“年龄。”

“二十三。”

“从哪个劳改队逃出来的？”

“平罗火车站，新生机械厂。”

“改造几年了？”

“一年多。”

“为什么要越狱逃跑？”

“判我十五年不服，到北京告状。”

警察说：“你到北京告状，你告谁呢？共产党的保卫处判了你，你到北京告共产党，简直是痴心妄想，一派胡言！判了刑不老老实实地改造反动思想，越狱逃跑，你要知道越狱逃跑视其情节，要加刑呢！”

徐玉祥说：“无论怎么说，我是被冤枉的。”

警察说：“你是冤枉的，我们伟大的共产党，从来就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偷听敌台和美蒋特务遥相呼应，妄图颠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主义，你冤枉，我看枪毙你也不冤枉，看你年纪轻轻的，这么反动，你就死了心吧，到北京告状，纯粹是瘌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

警察拿起一本厚厚的电话号码本，查找出平罗火车站新生机械厂的电话号码，电话通了，他说：“我们是临河火车站派出所，在火车上查票时，抓住了你厂的逃犯徐玉祥，现在我们派出所羁押，请你们马上来人押回去。”

几个小时后，平罗火车站新生机械厂管教科来了两个人和两名武警战士，办完交接手续后，打开手铐，武警拿出麻绳，三下五除二，就把徐玉祥捆了个结结实实的，带上小车，押回了机械厂。

徐玉祥被关押小号一个月后，开宣判大会。他被押到会场主席台前，面色苍白，两眼暗淡无光。

平罗县保卫处法警宣布对徐玉祥加刑二年，和残刑合并执行后，管教科长宣布对徐玉祥解除关押小号，中队要对徐玉祥进行批斗。

徐玉祥的越狱逃跑以合并执行十七年徒刑宣告结束。

有了马大武和徐玉祥这二起越狱逃跑事件，我经常在思考，怎么才能成功地逃出去而不被抓住，这是关键。冒着极大的危险逃出去，又被抓回来确实令人胆颤心惊；不跑吧，我那二十年的刑期，让人不寒而栗。我时常陷入矛盾的权衡中。

我总结出的结论是：马大武的逃跑未遂是麻痹大意造成的，而徐玉祥则是因为没钱买车票造成的。在劳改队犯人是不允许拥有现金的。家属探视给几块钱，要由队长收下后给记在零花钱小本子上，犯人每月发的两块五角钱也是入在小本子上。犯人根本没有拿到现金的可能，所以就使徐玉祥因没钱买火车票，而被抓回来了。

在漫长的十二年的劳改生涯中，我没能有机会逃跑，但是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平反冤假错案，我终于有机会正大光明地走出了劳改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