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县青天河北魏摩崖石刻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研究

孙晓岗

（郑州大学美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博爱县青天河北魏摩崖石刻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研究

孙晓岗

（郑州大学美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河南省博爱县青天河北魏摩崖石刻的发现，引起学者的关注。但是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少，2002年首都师范大学李福顺先生在《中华文化画报》详细刊出碑文，后来河南博物院王景荃先生又对李先生研究的不足予以商榷。但是这些成果又存在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如图像的特征，碑文反映的宗教思想以及传播和影响，都没有探讨清楚，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观音造像；北朝佛教；摩崖石刻

在河南省博爱县青天河旅游景区内的石佛山山腰（俗称菩萨岭）间有一处北魏时期的摩崖石刻造像，该摩崖造像在距在青天河水面30多米的一个长约2.5米，宽约2米的造像佛龛内。站在水边仰望石佛山，佛龛与整个山体天然合一，并无突兀之感。该摩崖石刻于20世纪70年代由博爱县文物部门进行文物调查时被发现，2002年9月罗哲文、李富顺等先生首先对此进行考察，并对内容和题记进行诠释[1]；河南博物院王景荃先生又对李先生研究的不足予以补充和进一步探讨[2]。2006年6月，青天河摩崖石刻造像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摩崖造像雕刻在精心雕凿打磨的石龛内，主尊为阴刻线观世音菩萨像，左右两侧刻有432字《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廿四》的供养经文和题记，落款为“大魏永平二年（509）春二月造”纪年铭文（图1）。

图1 观音造像 北魏永平二年（509）博爱青天河摩崖石刻

经文和铭文记载：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廿四/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惚（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佛弟子清信士逹等，庸钦忝处朝末，猥蒙所遣，通治丹道卅二难，从难至北，造作垂讫。会/遇此难，其侧有自然石堪可造灵容，遂发微信，刊造观世音一区（躯），并注观世音经序首一/启。欲令路人憩息之暇，因生礼诵，敬拜赞读，靡不感悟。经云：“福不唐捐”，可谓妙旨之明验。后愿斯/道坚固，永不亏损，使行士驰途坦然无碍，所愿如是。其道以大魏永平元年冬十有一月建，功至二年/春二月成讫。凡用夫四千，其日九旬。

南无观世音菩萨消伏一切毒害，行人见者宜发菩提心。

厉威将军、覆津太守、监治道都将、员外将军、都副将、武功蘓建。大魏永平二年春二月造。

长史赵郡李雄；司马渤海高成；主薄兼长史间茂；长史汝南周祐；

司马新平冯珎；主薄带军主广平司空湛；当次难军主赵郡刘运；

军副颍川郡郭龙远；匠潘惠孙造；军副韩道遵；幢主张俱罗；

兼主薄令史索猛；主薄领令史姜逹；军副令史贾显；军副令史王方兴；军副令史李檦；军副令史郭逹；军主令史田显。

上录铭文记载的是两位将军统领四千兵丁，修筑从南向北的丹道（古丹道长约30公里，是豫晋山谷要冲。北通山西上党，东接华北平原，南经孟津渡黄河与古都洛阳相连），修到此处因地势险要，工程受阻时，突然发现周边山形貌似天然佛像，随发愿凿龛，雕凿观音菩萨像一尊，并刻《妙法莲花经普门品第廿四》，以祈愿工事顺利完成。此造像和碑文对研究观音造像以及观音信仰在中原地区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线索。

一、观音经典与造像

观音菩萨，以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功德被人们广泛信仰。观音是根据梵语“阿缚卢枳胝湿伐罗”音译的，最早在东汉185年支曜译的《成具光明定意经》出现“观音”之名。三国时期康居国沙门康僧铠在洛阳译出《无量寿经》称“观世音”，向人们介绍西方净土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势至之功德。西晋太康七年（286）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称之为“光世音”，后秦弘始八年（406）鸠摩罗什所译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420年佛陀跋陀罗译的《华严经》都称之为“观音”、“观世音”。北魏菩提流支译《法华经伦》称之为“观世自在”。这些经典描述的都是大乘佛教的修行方法。而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慈悲心怀和超凡神力，只要一心念叨观世音、诵持《观音经》就可达到正果 ，不坠三塗（妇女、禽兽、魔鬼）的功德，就成为大众心目中的神祗。所以佛教传来之后，观音造像就在早期的石窟寺、金铜佛、摩崖石刻等佛教艺术中大量存在。

根据佛典和现存图像资料来看，观音菩萨最初只是作为佛陀的胁侍出现，如西秦建弘元年（420）开凿的甘肃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在北壁第六龛塑的一佛二菩萨像，旁边有墨书榜题“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得大势志菩萨”的墨书题记（图2），这是标准的“西方三圣”组合形式，表现的是往生西方净土、佛国极乐世界的情节。

在敦煌佛教艺术中，以雕塑形式首见于北魏第259窟西壁龛的释迦、多宝并坐像两侧的菩萨像（图3），这也是根据《法华经》记载塑造的观音和大势至菩萨。

图2 炳灵寺 西秦 第169窟

图3 观音菩萨 北魏敦煌第259窟

作为独尊的观音造像在北魏太和年间就很多。如日本私人藏北魏皇兴四年（470）王钟造观音像有“皇兴四年七月酒王钟夫妻为亡父母早观世音像一躯。愿令亡父母常与观世音菩萨共生一处”铭文。大英博物馆藏北魏皇兴五年（471）仇寄奴造观音立像，有“皇兴五年三月廿七日新城县民仇寄奴为父母造观音像为父母上升天上……”铭文。日本个人藏北魏太和八年（484）赵氏造观世音菩萨鎏金铜像，有“太和八年七月六日清信士赵囗为亡父母造观世音像一区”铭文。1961年河北省平皋出土，藏于河北省博物馆的北魏太和十三年（489）阿行造观音立像，有“维大代太和十三年，岁在已巳七月壬寅朔，东平郡衬如罗太平息女阿行，仰惟能仁，慈怜穷子，俯……衬请师造观音像，阿行舍此女形，生思衬”铭文。这些都是早期的代表作，造像具有犍陀罗佛像特征，并且有明确的铭文记录。特别赵氏造观世音菩萨和阿行造观音立像，面目清秀，头戴高冠，宝僵僵硬上折，没有飘逸动感。裸露上身，项佩戴板式装饰或璎珞，天衣缠绕双臂，璎珞于胸前交叉。下着长裙，衣纹雕刻对称有规律。右手上举持长柄莲花，左手下垂握巾端。跣足站立于莲花座上。背面雕刻的树下思维菩萨像，都坐在印度式的藤椅之上。但是与我们所理解的观音菩萨特征差之千里，其特征多是手持莲花或净瓶，且部分佛像的铭文刻有“敬造观世音一区”字样，如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藏北魏正光元年（520）王富如造观世音菩萨鎏金铜像最具典型。说明这时期佛教造像还是处于混淆阶段，观音菩萨造像并无固定的样式或典型的特征，其与一般菩萨造像无明显区别，只能根据造像组合和铭文来判定。

观音造像真正有明显标志的出现，是在北魏中后期，如云冈第17窟南壁第二层东侧的坐佛龛外的二菩萨，均头戴宝冠，宝缯呈“S”形向上飘荡，右协侍的宝冠中刻一尊禅定坐佛，左协侍的冠中刻一宝瓶，均一手屈肘于胸，一手下垂握帔帛。这种宝冠中刻有“化佛、宝瓶”标志的菩萨（图4），与《观无量寿佛经》中所描述的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的特征相同。至此，头戴化佛冠彩成为判定观世音造像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云冈的观音造像特征与博爱青天河摩崖石刻的观音造像完全不一样。

图4 观音菩萨 北魏 云冈石窟第17窟

图5 观音菩萨 北魏永平四年（511）

博爱的观音图像应该是一种新的造像风格，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原风格”。山东博兴县崇德村龙华寺遗址出土的永平四年（511）明敬武造观世音菩萨像（图5），头戴三瓣花冠，与太和晚期的菩萨特征相似，服饰为南朝风格，宝缯向两侧伸展后呈九十度角垂落于肩，缯端尖锐开叉。项悬宝珠，肩有圆形扣板，除了天衣以外，璎珞于腹前交叉，装束华丽[3]。上海博物馆藏神龟元年（518）张匡造观世音菩萨铜像（图6），头戴团花式宝冠，宝冠左右对称，直角下折垂于肩部，穿环飘展。裸上身，项饰板式装饰，披巾于胸前交叉穿环，下着长裙，这种“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特征、风格与青天河观音造像逐渐接近。这应该是受南朝造像风格影响而形成的新的中原风格。

这种风格同时传到河西敦煌，在莫高窟西魏石窟第285窟有大统四年，五年（538，539）的墨书题记。在东壁北侧“无量寿佛”侧旁又见“无尽意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囗志菩萨”铭文题记（图7）。此时的观世音造像与一般的菩萨特征没有多大区别，头梳束发式髻，袒右肩，斜披珞腋，下着长裙，左手胸前持莲花，右手下垂握帔帛。

图6 观音像 北魏神龟元年（518）

这种风格可能与孝昌三年（527），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从洛阳到敦煌“建平东阳弘其迹”分不开[4]。敦煌佛教艺术中出现“秀骨清像、褒衣博带”造形风格，完全是受中原的影响。因此，博爱青天河北魏永平二年造像铭文的观音造像的发现，对研究佛教艺术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男性观音之问题

关于观音菩萨是男性还是女性的问题，我曾专门撰文进行详细论述，这是一个佛教艺术中国化的问题[5]。

佛教自释迦牟尼创始之初，就是以男性为中心世界观的宗教，他的追随者都为男性，并要求他们割断与家庭和社会的一切联系专心修行，要过禁欲行乞生活，特别规定严禁女性入教。为了引起弟子们的注意，他将妇女、禽兽、魔鬼三者并论，称之曰“三涂”，都是佛徒修行学道的大敌、破坏者。释迦牟尼涅槃后，传衣钵于大弟子大迦叶，他仍在坚持其法，在其主持第一结集大会时，所有释迦高足弟子，都被邀请，唯有号称多闻的阿难不在其列。问其缘由，主要是他劝释迦牟尼允许其姨母出家。由此可见迦叶仍在遵守旧法。释迦牟尼姨母出家，是佛教中的第一个女信徒、比丘尼。此后，佛教改变了此条戒律，女子亦可以和男子一样，成为佛教的信徒，除男女僧徒分居诸多的具体规定之外，还宣称，女徒如果想取得正果，必须先修男身。这种情况下，女性菩萨或菩萨造像都较少见。

图7 无量寿三尊像 西魏 莫高窟285窟

菩萨造像是大乘佛教发展的产物，虽然佛经中多有菩萨记载，但是在印度早期造像中菩萨造像少之又少，都是以佛陀的形象出现的，可以说菩萨造像是在中国丰富发展的。自从有了菩萨这种神祇，观世音菩萨也随之而出现。一些佛教经典在解释这一问题时，称其为中性，即非男亦非女，仍是讳莫如深。至于观音菩萨的性别及其形象、据《曼殊师利经》的叙说是，此菩萨具有定、慧二德，主慧德者，名毗俱胝，作男性；主定德者，名求多罗，作女性。这是佛经对菩萨性别的说明，也就是说，她可以根据需要而现身，或男或女，都是按照实际情况而变化的。在《法华经》、《十一面神咒心经》中，佛陀称观世音菩萨都为“善男子”。只有在盛唐的观音经变中才出现男女化身的观音形象，如莫高窟第45窟南壁所绘观音救苦救难的画面里有24次现身，其中以男性出现20次，以女性比丘尼、优婆夷、童女、婆罗门妇身份出现的有4次，这就是说观音菩萨在化现度人时还是男性居多，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女性身份的存在。这种时男时女的现身与主尊观音的结合，正符合佛教讲的“定慧二德”，更符合佛教所讲菩萨是不男不女的中性之特征。

此观点从遗留和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即可证明，而博爱青天河摩崖石刻观音造像亦可佐证此观点。

三、观音普门品经变的传播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华经·观音菩萨普门品》是《法华经》的一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法华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它给人们指出一条解脱苦难、满意如愿的最简便、最捷径的修行方法，这就是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观音普门品由此而深入人心，不但出现了诸多的观音菩萨造像，而《观音普门品》也就形成了独立的经变画，以后又演变成观音经变，从而将观音菩萨信仰推上了政治、文化舞台。

从博爱县青天河发现的“大魏永平二年（509）春二月雕刻的观世音菩萨像和《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廿四》的供养经文可知，此佛经应该首先在中原开始流行和传播，至于何时变成经变画的形式出现，值得探讨。

目前“法华经·观音普门品”经变画，我们知道在敦煌莫高窟隋代第303窟窟顶前部东披绘普门品（救苦救难）。西披绘普门品（三十三现身）。第420窟窟顶东披绘观音普门品。这是《法华经》中宣扬观音信仰的《观音普门品》经变图像的开始，是将观音救诸苦难的性格特征与民众的真实需求完美结合的作品，反映出观音信仰已植根于民间。但是，这种观音信仰应该是从中原传过去的，因为在西魏敦煌石窟突然出现一种新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带”中原绘画风格，如第249窟、285窟佛道以及升仙思想融合的题材出现。敦煌莫高窟第331窟藏《李君莫高窟佛龛碑》记载“……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东阳王元荣为北魏宗室，自孝昌元年（525）至大统八年（542）从洛阳到瓜州任刺史，共计十七年。他崇信佛教，在莫高窟写经、开窟。他写过数百部佛教，在敦煌遗书中还保留五件实物[6]。在莫高窟西魏第285窟有大统四年（538）、大统五年（539）的纪年发愿文。学者普遍认为这就是东阳王时期开凿的洞窟。那么，中原风格也就理所当然地传到河西敦煌。

另外，莫高窟第303窟和第420窟的窟形也是一种新的建筑形式。我们在安阳灵泉寺石窟北齐大住圣窟，邯郸北响堂山石窟北齐第三窟，庆阳北石窟第240窟北周都可以看到，从内容、题材和形式都可以看出他们的传播渊源[7]。所以说北朝晚期河西石窟主要受到中原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四、小结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过吸收、融合最终形成中国式的佛教艺术。观音菩萨作为主要尊像，它的出现及演绎最具代表性。

从调查和现存图像资料来看，观音菩萨造像应该在北魏太和年间出现第一次高潮，且出现了主尊供养像。但是其造像特征与其他菩萨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手持莲花或净瓶，完全没有按照佛经记载的特征塑造，如头戴化佛冠等特点。至南北朝晚期观音菩萨造像的特征才确定下来。

博爱县青天河发现观音菩萨像和《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第廿四》，说明由于南北朝晚期，社会的动荡，战争的泛滥，民不聊生，宣传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信仰已在中原地域广泛流传。至于观音菩萨男女性别，早期都应该是男性的，因为在犍陀罗佛教艺术，还有我国早期的造像中有很多这样的形象出现，这也是佛教艺术由西域传来的重要标志。女性观音菩萨的出现与社会的发展，人们思维意识的变化，民间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探讨佛教艺术世俗化的问题。总之，随着观音菩萨信仰的流传，至唐代，反映观音信仰的画面更显现出其多样性和世俗性，以至于出现独立的观音经变。唐武帝灭佛后，中国的佛教艺术更加世俗化，民间信仰和民间文学的昌盛，艺术家创作出更多、更丰富的观音造像，最终取代释迦牟尼，而成为中国的神祇。

[1]李富顺.河南发现北魏摩崖石刻[J].中国文化画报，2002(5):5.

[2]王景荃.博爱青天河北魏摩崖观音经像研究——兼与李福顺教授商榷[J].佛缘资讯，2010(11).

[3]中国美术全集·雕塑3·魏晋南北朝雕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图94.

[4]宿白.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大公报在香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卷上，1978.

[5]孙修身，孙晓岗.从观音造型谈佛教中国化[J].敦煌研究，1995(1).

[6]敦煌遗书总目录索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257.

[7]孙晓岗.中国仏教史における安仏仏泉寺石窟の位置付けについて(一).美仏史仏参—百桥明穗先生退职纪念呈献论文集[M].东京:中央公仏美仏出版,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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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岗（1965-），男，河南郑州人，博士，郑州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