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参照体下藏族、汉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研究

吕庆燕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48）

不同参照体下藏族、汉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研究

吕庆燕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48）

以70名藏族、汉族大学生为被试，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和内隐联想测验对藏族、汉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外显自尊进行了研究，同时考察了不同参照体下藏族、汉族大学生内隐自尊方面的差异。结果发现：（1）藏族和汉族大学生都存在内隐自尊效应，被试都倾向于把自己和积极属性词归为一类。（2）当以本族群做参照时，藏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效应不显著；而汉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效应显著；当以对方的族群做参照时，藏族、汉族大学生均表现出了内隐自尊效应。（3）在外显自尊方面，藏族大学生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汉族大学生的自尊水平。（4）藏族、汉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之间不存在相关，二者是分离的。

内隐自尊；外显自尊；内隐联想测验

一、引言

自尊是指个体在社会化比较过程中所获得的对自我价值的积极评价和情感体验。[1]在已有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当个体进行自我评价时，往往会对自己做出积极的评价，这说明多数人都对自己持有积极的态度；也有学者认为，当把某物同自我相联时，个体会对其做出积极的评价，即存在所谓的自我态度效应。[2]针对已有研究中的自我态度效应，Greenwald等人在1995年提出了内隐社会认知的概念，其主要内容便是内隐自尊。他们将其定义为：人们在对与自我相关或自我无关的客体进行评价时的一种自我态度效应，这种态度效应是无法通过内省的方式被意识到的。[3]内隐自尊是相对于外显自尊而言的，后者一般使用直接的自陈量表测量，表达的是受个体意识控制较强的自我评价倾向，前者则是“被自动激活的”、表达受意识控制较弱的评价倾向，通常使用启动测验，姓名与生日数字偏好测验，词汇完成测验和内隐联想测验（简称IAT)进行测量。[4]其中内隐联想测验是目前使用最多的内隐自尊的测验方式之一。

内隐自尊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迅速成为内隐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关于内隐自尊的研究主要包括：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关系研究、特定人群中的内隐自尊研究、内隐自尊与其他社会认知结构的关系研究、内隐自尊与行为关系的研究和内隐自尊的神经机制研究等。[1]如蔡华俭在2003年的研究结果表明：东方文化下内隐自尊是存在的，个体无意识中对自我持有一种积极的评价，但强度不如西方个体。并且，研究还得出：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是相对独立的两个不同的结构，二者仅存在低的正相关；[2]通过失败反馈任务对抑郁症患者内隐自尊稳定性探讨的研究发现，抑郁患者的内隐自尊不稳定，容易受失败反馈的影响，而正常人的内隐自尊比较稳定。[5]

综上，研究者关于内隐自尊做了很多探讨，但从已有文献来看，在运用内隐联想测验时，研究者一般只考虑了“我+积极词”与“他人+积极词”比较时，个体在反应时方面的差异，均没有考虑“我+积极词”与“我的族群+积极词”相比较时，个体是否表现出反应时方面的差异。即在不同参照体下，个体的内隐自尊效应。基于此，本研究除探讨藏族、汉族大学生是否存在内隐自尊效应外，主要考察不同参照体下，藏族、汉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从西北民族大学随机抽取藏族、汉族大学生80人为被试，删除无效数据后，有效被试共70名，其中男34人，女36人，藏族32人，汉族38人。

（二）研究工具

1.外显测验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该量表信、效度良好，Dobson和Fleming曾分别报告该量表的α系数为：0.77和0.88；效度方面，张文新曾作了该量表和Coopersmith自尊调查表的相关， 发现二者相关非常显著(r = 0.4583，n=176)。[2]该量表由10个项目组成，分数越高说明自尊水平越高。

2. 内隐测验

根据Greenwald 等人的研究，借鉴已有相关研究，[6]自行设计IAT。IAT 测验材料包括目标概念词和属性概念词。本研究中，IAT共分为三部分，以汉族为例，IAT1表示我和他人作比较时，被试的内隐自尊效应；IAT2表示我和我的民族作比较时，被试的内隐自尊效应；IAT3表示我和对方的民族作比较时，被试的内隐自尊效应，每一部分的目标概念词见表1。IAT 中的属性词包含积极和消极属性词两类，其中积极属性词有聪明、幸运、快乐、忠诚、荣誉、自豪、诚实、成功、高尚、和平；消极属性词有愚蠢、失败、卑鄙、痛苦、肮脏、无能 、罪恶、恶心、残忍、虐待。

IAT的程序采用E-prime 软件编制，按照Greenwald七步范式实测（见表2），以IAT1为例：第一步，要求对属性词进行辨别归类并按键反应，把属于“积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E 键反应，把属于“消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I 键反应；第二步，要求对目标概念词进行辨别归类并按键反应：把属于“我”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E键反应，把属于“他人”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I 键反应；第三步，要求对前两部分中所出现的所有刺激词进行联合辨别，把属于“积极”和“我”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E 键反应，把属于“消极”和“他人”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I 键反应（练习）；第四步进行联合辨别任务（正式）；第五步是第二步的反转，要求把属于“他人”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E 键反应，把属于“我”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I 键反应；第六步是第三步的反转，即把属于“他人”和“积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E 键反应，把属于“我”和“消极”的刺激归为一类并按I 键反应（练习）；第七步进行反转的联合辨别任务（正式）。上述第一、二、三、五、六步为练习部分，不计时，出错时给予反馈。第四、七步分别为相容和不相容测试部分，正式计时，不给予反馈，以免干扰被试反应。同时，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顺序效应，相容和不相容组的顺序在实验中进行了平衡。

表1 IAT目标概念词

表2 三个部分的IAT分类任务

3.研究程序

施测时，为了平衡实验中的顺序效应，一半被试先测量外显自尊，一半被试先测量内隐自尊，主试根据标准程序施测，当场收回问卷。内隐联想测验在计算机上进行，主试向被试介绍实验指导语及实验要求，然后要求被试在计算机上完成内隐联想测验。

三、结果与讨论

（一）数据的预处理

对内隐测验的结果，先按Greenwald 等的建议，对反应时大于3000ms的以3000ms计，对反应时小于300ms的以300ms计，对错误率超过20%的被试予以剔除，对不相容部分和相容部分的反应时分别求平均，其差便是内隐效应的指标。[2]

（二）藏族、汉族大学生内隐自尊的比较

表3 藏族、汉族大学生相容和不相容反应时的比较（单位:ms）

藏族、汉族大学生在IAT1中相容和不相容分类的反应时结果见表3。从表3可知，藏族大学生的平均反应时长于汉族大学生。但无论藏族大学生，还是汉族大学生，当把自己同积极属性词归为一类，即进行相容归类时，反应时短，反应快；相反，当把他人同积极属性词归为一类，即进行不相容归类时，反应时长，反应慢。分别对藏族、汉族大学生在IAT1中的相容、不相容部分的反应时进行配对样本t 检验，结果显示∶ 藏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效应显著（t=4.72，df =31，p＜0.05），汉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效应也显著（t=5.76，df =37，p＜0.05）。这表明，被试都倾向于把自己和积极属性词归为一类。可见，藏族、汉族大学生都存在内隐自尊效应。

（三）藏族、汉族大学生外显自尊的比较

对藏族、汉族大学生的外显自尊测验结果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结果见表4。表4反映出，藏族大学生的外显自尊水平显著低于汉族大学生的外显自尊水平。

表4 藏族、汉族大学生外显自尊测验结果的比较

（四）在不同参照体下，藏族、汉族大学生内隐自尊的比较

藏族、汉族大学生在IAT2和IAT3中的实验结果分别见表5、表6。表5反映出，对藏族大学生而言，在与藏族做参照的内隐联想测验中（即IAT2中），没有表现出内隐自尊效应，在与汉族做参照的内隐联想测验中（IAT3中），表现出了内隐自尊效应。这表明，藏族大学生倾向于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均与积极的属性词归为一类。表6反映出，对汉族大学生而言，无论是以汉族做参照，还是以藏族做参照的内隐联想测验中，均表现出了内隐自尊效应，这表明：相对于藏族大学生，汉族大学生的民族融合性较低，倾向于把自己与自己的民族相分离。

表5 藏族大学生在不同参照体下的IAT效应（单位:ms）

表6 汉族大学生在不同参照体下的IAT效应（单位:ms）

（五）藏族、汉族大学生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关系

表7 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的相关

外显自尊的得分越高，表示外显自尊水平越高， IAT指标越大，表示内隐自尊效应越明显。以对数转换后的IAT1结果为基础，对外显测量和内隐测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7。藏族、汉族大学生被试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量表的相关结果表明，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相关为0.079（p=0.455）,这与国内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外显自尊测量和内隐自尊测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也表明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四、讨论

（一）藏族、汉族大学生内隐自尊效应的差异分析

本研究显示，藏族、汉族大学生在IAT1中均表现出了较强的内隐自尊效应，即：当被试将自己同积极属性词归为一类时，反应时短；反之，当被试将自己同消极属性词归为一类时，反应时较长。即表明：藏族、汉族大学生都存在内隐自尊效应，倾向于把自己与积极事物相联系。这证实了已有研究中关于内隐自尊的研究结果。但是，藏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效应低于汉族大学生。这可能与藏族大学生的少数民族身份有关，从而产生自卑和消极态度，降低了对自己民族的积极认同，从而降低藏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效应。当然，这种对本民族的消极态度是无意识的，只在内隐测验中表现出来。为了解决这种心理矛盾，我们认为藏族大学生需要积极学习主流群体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让自己尽可能融入主流群体。这一结果与对西方白人、黑人间种族态度的研究所得结果有相似之处。在以白人为被试的IAT 中，他们几乎均表现出了很强的内隐自尊效应，但近期低社会地位群体非洲美国人的IAT 表明，非洲美国人在IAT上没有表现出内群体偏爱，他们有时甚至表现出对外群体的偏爱，但在外显测验上又表现出较强的内群体偏爱效应。[7]

本研究还发现，不论是在相容组，还是在不相容组，藏族大学生的平均反应速度均慢于汉族大学生，且达到显著性水平（t=6.37，df=68，P＜0.01）。这与我们之前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6]这一结果的产生与藏族大学生的反应习惯有关。藏族人大多生活在牧区，生活悠闲、自由、节奏缓慢，长期的行为方式可能影响他们的反应速度。此外，这还与两个民族生理方面的因素有关。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人体体质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表现在体型上，而且还表现在生理机能和心理特征等方面。对藏族、汉族大学生体质差异的研究表明，藏族、汉族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差异比较大，其中藏族大学生的速度素质明显低于汉族大学生。[8]

（二） 藏族、汉族大学生在外显自尊中的差异分析

外显自尊是一种外显的、个体能意识到的自我评价与情感体验,是个体在后天经验的不断累积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本研究显示，在外显自尊方面，藏族大学生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汉族大学生。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9-10]例如：国内研究显示来自城市的大学生自尊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强调了“经济贫困”和“生长环境”的特殊作用。本研究中藏族学生主要来自西藏或甘南藏族自治州，这一地区相比汉族大学生所在的内地，经济、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农牧区，各种教育资源比较贫乏、信息相对比较封闭,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大学生进入大学后，一方面想通过读书改变自身的命运，希望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另一方面，与汉族大学生相比，他们更容易知觉到由于教育资源的缺乏而使他们在学习、技能、网络应用等方面的缺陷与不足，并由此产生心理上的失意，使他们容易认知冲突，内心矛盾强烈，对自我的认识与定位不足，不能正确地评价自己，自我价值感较低，外显自尊相应地也较低。

(三）不同参照体下，藏族、汉族大学生在内隐自尊方面的差异

本研究表明，在以我的民族为参照的内隐测验中，藏族大学生没有表现出内隐自尊效应，汉族大学生表现出了内隐自尊效应，即在藏族大学生意识里，我和我的民族是融为一体的。相对于藏族，汉族学生的民族融合性较差。社会认知神经领域的研究表明，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中国文化与中国人，自我参照与母亲参照激活的是相同的脑区，而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分离的西方文化造成了西方自我（包括母亲）分离的神经活动。[11]藏族作为一个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民族的凝聚力和集体归属感非常强，他们将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是看作一体的，自我独立性相对较差。而汉族大学生作为主流群体，人口众多，相对于藏族，集体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较弱，加之他们自我意识水平较强，因此在以我的民族为参照的内隐联想测验中，表现出了内隐自尊效应。

（四）藏族、汉族大学生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显示，藏族、汉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之间不存在相关。这意味着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彼此间可能是相对独立的，二者属不同的结构。这从多重内隐自尊测量的角度证实了前人的研究结果，有效地支持了自尊的两维结构说，即除了外显自尊，确实还存在自尊的内隐成分[12]。周帆的研究也表明，个体积极自我评价的外显自尊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但具有自动加工特性的内隐自尊结构与被试自我觉察的心理状态之间的缺乏关联，二者分别对不同层面的行为产生影响。[13]

五、结论

1.藏族、汉族大学生都存在内隐自尊效应，倾向于把自己与积极的事物相联系。

2.藏族、汉族大学生的外显自尊存在显著差异，汉族大学生的外显自尊高于藏族大学生。

3. 当以本族群做参照时，藏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效应不显著；而汉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效应显著；当以对方的族群做参照时，藏族、汉族大学生均表现出了内隐自尊效应。

4.藏族、汉族大学生的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之间不存在相关，二者是分离的。

[1] 金戈.国内关于内隐自尊的研究述评[J].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2] 蔡华俭.内隐自尊效应及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关系[J]，心理科学，2003，(6).

[3]韩慧敏.初中生考试焦虑与内隐自尊、外显自尊关系研究[D].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8.

[4] 杨会会，刘亚军.内隐自尊探析[J]，社会心理科学，2006，(2).

[5] 席明静.抑郁症患者内隐自尊及其稳定性的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6.

[6] 吕庆燕,王有智.藏族、汉族大学生内外群体偏爱效应的差异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1(3).

[7] Jost,J.T.,Pelham,B.W.,& Carvallo, M.Non-conscious forms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ehavioral preferences for higher status group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2,(38).

[8] 雷慧等.藏族大学生身体素质状况研究分析[J].甘肃科技，2005(1).

[9] 康育文，陈青萍.贫困大学生心身健康与自尊、人际关系、成就动机的相关[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14(5).

[10] 辛勇.贫困大学生自尊与社会支持、应付方式的比较研究[J].黑龙江高教2005，(10).

[11] 贺熙，朱滢.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关于自我的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1).

[12] 杨福义，梁宁建.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关系:多重内隐测量的视角[J].心理科学，2007，(4).

[13] 周帆，王登峰.外显和内隐自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5，(19).

G444

A

吕庆燕（1976-），女，甘肃会宁人，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副教授，从事民族教育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

该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19002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