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勒氏评论报》专业新闻团队的跨界特征及效用

■郑保国

《密勒氏评论报》专业新闻团队的跨界特征及效用

■郑保国

《密勒氏评论报》是由托玛斯·F·密勒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第一届本科毕业生约翰·B·鲍威尔（老鲍威尔）①的协助下于1917年6月9日在上海创办的。该刊物在1941年12月到1945年10间因美日开战而停刊。抗日战争结束后，老鲍威尔的儿子约翰·W·鲍威尔（小鲍威尔）子承父业，在上海恢复《密勒氏评论报》的出版发行，直到1953年7月彻底停刊。《密勒氏评论报》在华前后共出版发行了约32年时间。刊物的英文名称6次更改，却始终沿用了一个中文名称——《密勒氏评论报》。它也是最后一份离开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在华英文报刊。它的停刊，标志着外国人在华（台、港、澳除外）外文报刊历史的终结。

密勒氏评论报；托玛斯·密勒新闻专业主义；政治传播；国际传播

《密勒氏评论报》名为“报”，实际是一份以新闻和财经类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与财政之周刊”。②其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发挥了沟通中美乃至中西的功能。政治上，它既是美国政策的解释者或辩护者，又是中国政局的观察家。刊物还搭建起了一座远东国际舆论平台。经济上，刊物维护美国在华商业利益，提供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和经贸信息，并主要广而告之中美两国商户。此外刊物还发挥了一定的教育和娱乐等功能。

这份刊物之所以能在中国最为动荡的历史时期发挥重要功能，主要依赖于密勒和老鲍威尔所凝聚起来的专业新闻团队。密勒被誉为“美国在华新闻业之父”（the founding father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China）（MacKinnon，1992）。老鲍威尔则是美国最早来华办报的新闻专业人士。③随着《密勒氏评论报》逐步在上海公共租界站稳脚跟，吸收更多美国或亲美的新闻专业人士来华参与新闻活动也就水到渠成了。与此同时，羽翼渐丰的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也正急于向全美乃至全世界扩张其影响力。于是，《密勒氏评论报》自然而然地成为密苏里新闻学子来华的落脚点和跳板。刊物也借此打造了一支别具特色的专业新闻团队。

一、专业新闻团队的源起

《密勒氏评论报》专业新闻团队的核心是著名的“密苏里新闻帮”（Missouri Mafia）（郑保国，2012）——一个由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生缔结的、在美国新闻界一度居于垄断地位的关系网。史蒂夫·温伯格（Steve Weinberg）认为，除了密苏里新闻学院这个共同的背景外，各种裙带关系更加强了“密苏里新闻帮”的网络连接。这些裙带关系包括父母与子女关系、婚姻关系和兄弟姐妹关系等 （Rozanski，1974）。这一关系网甚至延伸到了中国新闻界。密勒和老鲍威尔正是引领美国新闻专业人士来华的先锋。这两人也均来自美国“不轻信之州”（Show-me State）④——密苏里州。密勒虽然堪称引领“密苏里新闻帮”来华的先驱，但是，老鲍威尔之子小鲍威尔认为真正在中国凝聚起“密苏里新闻帮”的功臣是自己的父亲和其他一些成员：

我认为将联接密苏里人的功劳仅仅归于密勒和帮助密勒筹办《大陆报》后又去了日本的B·W·弗莱舍（B.W.Flaisher）是有失公允的。密勒是一个开创者，他将我父亲带到中国，但是真正连接起罗赞斯基所称的‘密苏里新闻帮’的操作者是其他一些人，比如说我的父亲、莫里斯·哈里斯（美联社）、约翰·莫里斯（合众社）和维克托·基恩（《纽约先驱论坛报》）等人。或许更重要的是从密苏里归国的中国学生，比如说董显光，他是我父亲在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生。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都直接得到了该新闻学院创立者沃尔特·威廉士院长的帮助。他（威廉士）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公关者。他确保学院向远东源源不断地输送毕业生。很多年里，父亲不断地收到院长的信件，‘指示’（suggesting）他做这做那，让他促进毕业生的流动，以及几乎一切院长觉得会促进学院发展的事情……

院长重视父亲是因为他们关系更为亲密。父亲是学院第一届的毕业生（1910年毕业），后来回到院长麾下任教。在此期间，院长应密勒的邀请派父亲去当他的助手（MacKinnon，1992）。

诚如小鲍威尔所言，在老鲍威尔的努力下，《密勒氏评论报》成了密苏里新闻学院学子的实践基地，成为该学院毕业生源源不断输往中国的重要渠道。事实上，老鲍威尔一直和学院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为了吸引那里的学生关注远东局势，他在学院设立了一个奖学金，用以奖励在太平洋问题上发表过出色言论作品的学生。该奖项由《密勒氏评论报》出资，每年颁发一次，一等奖50美元，二等奖25美元。奖金虽然不高，却唤起了许多学生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兴趣。⑤

二、专业新闻团队的跨国特色

《密勒氏评论报》十分倚重以“密苏里新闻帮”为核心的专业新闻团队。团队成员主要是中美两国的专业记者和编辑。20世纪上半叶，在《密勒氏评论报》和《大陆报》有过工作经历的外国记者数量最多。而且两家报刊旗下的中国和西方编辑记者之比也最为对等。1944年，老鲍威尔对从1910年开始活跃在中国的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生做过统计。他在题为《在东方的密苏里作家和记者》（Missouri Authors and Journalists in the Orient）一文中共列出43名从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的中外人士。⑥其中，美国人和中国人各21名，另外一名为日本人。美国人主要包括鲍威尔父子、斯诺、史沫特莱、武道（Maurice Votow）、聂世芬（Vernon Nash）、帕特森 （Donald D.Patterson）和马丁（Frank L.Martin）等人。熟悉外国在华新闻史的人对这些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在《密勒氏评论报》周围还活跃着一批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的中国人。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中国新闻业的“干将”。例如，曾主管国民党政府对外新闻事务的董显光、曾任国民政府新闻官的沈剑虹、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并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的马星野、《申报》著名记者汪英宾（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广州时报》主笔黄宪昭、路透社记者赵敏恒、著名报人吴嘉棠、新闻教育家蒋荫恩、梁士纯、谢然之等。他们中很多都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专职或兼职的记者和撰稿人。下图呈现了《密勒氏评论报》麾下以“密苏里新闻帮”为核心的专业新闻团队的组成及其跨国特色：

《密勒氏评论报》与“密苏里新闻帮”关系图

三、专业新闻团队在华的分布特征

《密勒氏评论报》的专业新闻团队不仅具有明显的跨国特色，还呈现出跨领域、跨区域和跨党派分布的特点。

（一）地域分布

在地域上，随着来华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生和中外专职记者的增多，其分布的地域也逐渐拓展。这些记者以上海和北京两地为起点，逐渐从东部和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向中国内陆推进。其中“密苏里新闻帮”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广州、南京和汉口。随着越来越多的密大新闻系毕业生来到中国，老鲍威尔在《密勒氏评论报》开辟了《京津新闻》栏目，加强了刊物京沪两地之间的联系。后来，这些专业记者逐渐扩散到华中（汉口）和华南（广东）等地。1937年底，大批中外新闻记者随着国民政府向中国西部转移。他们先是聚集在武汉，随后又从长沙奔赴重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曾先后供职于《密勒氏评论报》的专业新闻人士。

（二）领域分布

《密勒氏评论报》专业新闻团队在华另一个更为明显的分布特征是跨越政界、新闻业界和新闻教育界三个领域。早期在华“密苏里新闻帮”成员几乎都有着跨界工作的经历。他们有的跨越政界和新闻业界，有的则跨越新闻业界和学界，有些人甚至跨越了这三个领域。面对着中国新闻业尚处于“有术无学”的局面，很多在20世纪前半叶学成归国的密大新闻学子开始撰写新闻学方面的书籍。与此同时，“密苏里新闻帮”的美国成员则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著作。与在华“密苏里新闻帮”的美国成员相比，中国成员似乎和政治联系得更加紧密。这和中国传统文人所秉持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观点不无关系。因此，中国成员的跨领域特征也就更加明显。像董显光和马星野等人有时就身跨政界、教育界和业界三个领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当时对新闻专业人士的渴求。

（三）党派分布

《密勒氏评论报》创刊的前十年里，京沪两地的美国驻华记者在对华的政治观点上很不一致。莫迪凯·罗赞斯基曾这样记述到：随着外国来华职业记者的增加，他们在京沪两地形成了有关中国新闻报道的两大分野。上海一派受密勒和（老）鲍威尔的影响，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持支持的态度。而北京一派中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学子较少，他们相对比较保守，一开始就对民族革命运动持不友好的态度（Rozanski，1974）。

随着来华的“密苏里新闻帮”成员的日益增加，密勒和老鲍威尔对中国新闻界的影响日趋明显。京沪两地美国报刊的这种分野也逐渐弥合。大多数密大新闻系毕业的人都趋向支持国民党。早期的“密苏里新闻帮”的很多中国成员加入了国民党，比如说董显光、马星野、沈剑虹和卢祺新等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多数来华的美国记者逐渐选择了各自的政治倾向，也就是所谓的“划分山头站好队”（French，2011）。⑦相对国民党所属的《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记者团队体现出了更明显的跨党派色彩。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和外国记者之间基本上有着良好的关系。然而，随着国民党加强了针对中共管辖区域的新闻封锁，国民政府和西方记者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抗日战争后期，这种紧张关系达到了顶峰。斯诺对这种新闻封锁的突破使得几乎所有在重庆的西方记者都想亲赴延安，去一探中共统治区域的究竟，这导致抗战胜利以后国内外的无党派人士通常都支持共产党。对于外国记者来说，国民党强制遵从一家之言的态度“简直就是挡在愤怒的公牛前的一块红布”（French，2011）。《密勒氏评论报》的专业团队成员也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者。

四、专业新闻团队的特殊效用

《密勒氏评论报》的专业新闻团队在华呈现出跨国、跨地域、跨领域和跨党派的跨界特征，这一特征帮助刊物和其在华团队发挥了独特的效用。刊物在真实地展示中国形象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是否多角度呈现新闻事实很早就成为美国新闻业衡量新闻公平公正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密勒氏评论报》对此显然是非常看重的。该刊发行10年的时候，老鲍威尔撰文分析当时在华记者处理新闻的手法，他提到，曾经有一位美国杂志的撰稿人将在华记者分成三类：第一类记者热衷于呈现单一角度的观点；第二类记者热衷于报道新闻涉事各方，并且关注事件的发展，从而呈现出事件的完整的图画；第三类记者根本不做原创性的报道，只会从别的记者或专职宣传员那里获取新闻。对比这三类记者，老鲍威尔认为美国记者对中国局势的报道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一方面，美国主流报刊已经注重派记者从中国获取一手信息，而不再依赖于从欧洲获得有关中国的新闻；另一方面，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联合通讯社（United Press）和国际新闻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等美国通讯社使得国际新闻的流向发生了逆转，越来越多的欧洲报刊开始从美国通讯社获取有关中国的新闻。⑧后来的研究者也发现，20世纪30年代以前，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信息源过于单一。

和今天的记者所面对的过多的信息相比，1930年代，中国记者写的更多是单一消息来源的故事。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很难核实。彼此孤立而又原始的通信使得新闻报道五花八门。因为记者们在选择“事实”上有更多的限制，所以就肆意地表达他们对中国的偏见。美国新闻界对有关中国现实的报道体现了巨大的反差（MacKinnon，1992）。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日益严苛的新闻审查和新闻封锁使得报刊很难准确地报道新闻事件，这不仅迫使报界常常以讹传讹，也使得人们更加渴求了解各种事件的真相。加之一些西方记者在“蜻蜓点水”式地访问中国后，写出了一些严重失实的报道，甚至书籍，更加重了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密勒氏评论报》对这种状况非常不满，时常对一些严重失实的报道提出批评，并予以纠正。⑨

频繁的战争使得真实的消息更为难得。抗日战争初期，西方世界一度并不相信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残暴行径。随着战事全面铺开，国民政府的宣传工作反而变得简单了。为了让外界了解日本军人在中国犯下的残酷罪行，董显光有目的地减少了向外国记者提供的战争信息，转而让这些外国记者亲眼目睹战争的残酷性，因为董深知他所辖的国际宣传机构在外国记者眼里具有明显的倾向性。鉴于此，在抗日战争早期，董显光和他的国际宣传机构并不急于向在华外国记者提供信息，而是任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搜集的一手资料向其母国发回对战争的报道。这些报道真实而准确。董显光的工作也很简单，就是据实而说。然而情势的进展越来越不像早期那样黑是黑、白是白。“真相也有了很多阴暗面（Truth hasmany shadings）”（Tong，1950）。

老鲍威尔和《密勒氏评论报》立足于自身，在追求新闻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方面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是任何媒体在任何环境下赖以生存的根本。进入新闻专业主义阶段，真实性成为新闻业明确的最高准则。追求真实性的基础是确保基本信息的准确性（accuracy）；然后是保证新闻所陈述的是事实（fact）；更高层次的是对“整体真实”（general truth，或whole truth）的追求。国际租界不仅为报刊提供了自由的新闻环境，同时也是假新闻盛行的温床。这里的报刊经常转载其他报刊的新闻，同时对消息来源不加任何说明。有的报刊只对它报的新闻稍作改动或改头换面，就充作本报新闻。由于国际租界没有版权法，这些在美英两国不可饶恕的行为在上海却大行其道，报刊发行人也因此肆无忌惮。尽管《密勒氏评论报》始终坚持说明二手信息的来源，但是也深受租界内假新闻泛滥之害。创刊初期，主编密勒有一次看到某报的一篇文章，阅读了一小段后就决定予以转载，并对那家报刊予以赞扬。不久之后，密勒收到一篇读者来信，指出此文早前就刊登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密勒这才发现他转载的文章大部分是自己曾经撰写的内容。为此，刊物专门刊登评论，抨击上海国际租界内报刊这种不负责任的抄袭行为。⑩

跨界分布的专业新闻团队使得《密勒氏评论报》更有能力从多角度报道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局势。首先跨国的团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语言的障碍。其次，跨党派、跨领域和跨地域的分布使得其记者团队率先突破了中国形形色色的新闻检查和新闻封锁。再次，这样的分布特征也确保了刊物消息来源的多样化。正是得益于这些有利条件，《密勒氏评论报》才能够呈现出整体上更为真实的中国图景。

（一）克服语言障碍

跨国编辑记者团队首先在语言上保证了《密勒氏评论报》获取更为准确的信息。从创刊起，在华“密苏里新闻帮”的中外成员便赋予了刊物解决语言问题的先天优势。老鲍威尔不仅保持了这一优势，而且着意强化编辑和记者的国际背景。后来，《密勒氏评论报》不但解决了在华外文报刊普遍面临的语言问题，还能够向外界提供语言服务。1945年复刊后，小鲍威尔延续并强化了刊物所拥有的语言优势。他曾经骄傲地宣布《密勒氏评论报》解决了语言的巨大问题：

我们设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提供翻译服务。我认为我们的翻译服务比领事馆的要好得多。我们的办公室每天早10点前会汇集全城主要报刊，以及它们刊登的重要文章。而后每周翻译出50～60页摘自中国杂志的内容。我们就以那样的方式克服了语言问题（MacKinnon，1992）。

显然，语言的障碍是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西方记者在中国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而《密勒氏评论报》不仅通过其跨国的团队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语言的问题，甚至还能够为其读者和中外新闻界提供翻译和英语课程等方面的服务。

（二）寻求更多的消息来源

人们很可能忽视了以“密苏里新闻帮”为代表的在华美国记者们所秉承的新闻专业主义理想与激情。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十分在意所谓的党派立场，而是更为关心能否探访到事实真相。当时，多角度地报道新闻已经成为《密勒氏评论报》旗下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记者们的一种报道和写作新闻的习惯。1945年10月复刊后，小鲍威尔延续了刊物追求更多消息来源的传统。当时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严重依赖国民政府官方和“美国战争新闻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同时，共产党也在争取西方记者的支持。周恩来和宋美龄成为两个被在渝外国记者格外推崇的重要信息源。但是小鲍威尔并没有随大流，而是更加注重开辟不同的消息来源。中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成为刊物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消息来源——

似乎我们有两个消息来源：国民党和共产党。我们大多很早就发现，得自国民党的信息都不太好。于是，我们就开始寻找其他消息来源。共产党在重庆的确有一个总部，（成员）包括周恩来、龚澎等人。但是我认为主要的信息来源是中国不满于现状的知识分子。我从没有见过周恩来，一次也没有去过他的新闻发布会。

那不是我们的消息来源。我们从一个在战时就与之打交道的、更大群体那里获取消息。一些是我战前就在上海结识的中国报人和教授等。要知道，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对国民党不再抱有幻想。这些人是靠得住的……一大群普通的、非政府人士成了我们最大的信息来源（MacKinnon，1992）。

更多的消息来源显然有利于《密勒氏评论报》呈现事件的真相。刊物不仅消息来源广泛，其编辑和记者也很注重从多方证实新闻的真实性。这种专业的报道手法也得到了刊物读者的广泛认同。

（三）突破新闻封锁和新闻检查

新闻封锁可算是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闻界遭遇的最大的障碍之一。《密勒氏评论报》在中国经历了各种类型的新闻封锁，也在冲破种种新闻封锁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刊物团队的跨界特征更有助于其成员突破新闻封锁和新闻检查。以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和新闻封锁为例，从30年代初开始，国民政府不仅开始在其统治区推行了更为严苛的“新闻检查”，更是对共产党活动的红色区域实施了极为严密的“新闻封锁”。从围剿江西苏区红军开始，蒋介石阻止了任何来自红区的信息传播。在“白色恐怖”中，哪怕提一下共产主义都会招致可怕的后果。在文学上与共产主义有染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几乎没有外国记者造访过江西苏区。结果，租界里到处都在散布共产党是多么野蛮的谣言（Rand，1995）。

尽管如此，《密勒氏评论报》仍持续关注中共和红军的动向。从1930年开始，《特殊稿件》里有关中共和红军动向的文章有三四十篇。从下列标题中，我们可以看出《密勒氏评论报》对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持续不断的关注。

●《湖北‘红匪’一盘散沙》（第53卷第1期第24页）

●《‘莫斯科无形之手’》（第53卷第11期第409页）

●《红军扩张之严峻形势》（第55卷第9期第322页）

●《一位美国军官对中共的调查》（第55卷第13期第453页）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第62卷第12期第526页）

●《中国的共产主义问题》（第65卷第6期第244页）

●《共产主义注定要在中国失败》（第65卷第12期第495页）

●《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在江西召开》（第67卷第13期第492页）

●《政府军‘边区’大胜‘红军’》（第68卷第6期第205页）

●《华中共党被赶至贵州；宁穗临近和好》（第71卷第5期第145页）

●《细数蒋将军如何将中共赶出江西》（第72卷第8期第251页）

●《中共福建沉浮记》（第72卷第11期第362页）

●《3万红军向甘肃首府兰州进发》（第74卷第4期第125页）

●《共产党楔入陕西》（第76卷第2期第56页）

●《中日联合发起反共运动》（第76卷第9期第316页）

●《中国红军领导人甘肃大会师》（第78卷第3期第89页）

●《张学良将军打击中共取得稳步进展》（第79卷第1期第22页）

●《共产党再度在华南活跃》（第79卷第8期第268页）

●《一个中国红军对共产主义的解释》（第86卷第2期第54页）（11）

上述文章大多是刊物自身记者所发回的报道。尽管在交代消息来源的时候，记者常常是语焉不详，但是所报道的细节大多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密勒氏评论报》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实施新闻封锁的情形下保持对中共和红军的关注，首先是因为刊物有“位于租界的英文杂志”的特殊地位；其次是得益于刊物跨界的专业新闻团队；再次就是这个团队中的各个成员在追寻事件真相方面的不懈努力。

自1920年代始，以“密苏里新闻帮”为代表的美国记者开创了美国对华报道的新高峰。更为可贵的是，刊物的报道并没有停留在在华外国人、中国主流和上层社会的层面，也没有局限在上海等大都会和各口岸城市，而是触及到了社会的底层，延伸到了更广阔的地区。刊物多次发起针对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调查，例如“民国十二大人物调查”“《中国名人录》对领导力影响的调查”（12）和“对华中丝绸工业的调查”（13）等等。《密勒氏评论报》旗下一批受过新闻专业教育的中外编辑和记者视自身为中立的观察者。他们很好地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突破了形形色色的新闻审查和新闻封锁，开拓了更多的消息来源，从而在整体上展现了更为真实的中国形象。

注释：

①约翰·B·鲍威尔和他的儿子约翰·W·鲍威尔曾先后担任《密勒氏评论报》主编和发行人。简便起见，笔者在文中分别称这对父子为老鲍威尔和小鲍威尔。

②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民国丛书》第二编（49），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89页。

③虽然《大陆报》同为密勒所创办，但是密勒本人并没有受过新闻学高等教育。他只是以新闻为职业，因此说《大陆报》可看做美国职业报人在华办报的开端。而《密勒氏评论报》则因为约翰·B·鲍威尔的新闻专业教育背景而可视为美国新闻专业人士在华办报的开端。

④美国密苏里州被成为“不轻信之州”（Show-me State）。美国每一个州都有这样的别称。比如说加利福尼亚州叫做“黄金州”（Golden State），新墨西哥州叫做“仙人掌州”（Cactus State），阿拉斯加州叫做“最后的边疆”（The Last Frontier），马萨诸塞州叫做“老殖民地州”（Old Colony State）等等。

⑤此文献保存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图书馆的西部历史文献汇编办公室（Western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llections of Missourian University Library）的约翰·B·鲍威尔文献汇编部分的第191号文件夹中（John B.Powell Collection（C3662），Folder 191）。具体出处为：School of Journalism Bulletin Series 94，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Bulletin，45（10）.美国西部历史文献汇编办公室设于密苏里大学图书馆西翼，专门收集美国中西部名人及其后裔捐赠或遗留的文献。

⑥此文献保存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图书馆的西部历史文献汇编办公室的约翰·B·鲍威尔文献汇编中。

⑦保罗·法兰奇著：《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张强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 176－189页。

⑧John B.Powell：WasChina‘Saved By TheForeign Newspaper Correspondents？The ChinaWeekly Review，Vol.41，No.5（July2，1927），page 106.

⑨Telling the Truth About China Without Lying，The China Weekly Review，Vol.66，No.5，page 171.

⑩Dishonest Journalism，The China Weekly Review，Vol.50，No.1（September7，1929），page 41.

（11）以上所选文章时间跨度从1930年开始到1937年结束。原题为英文，中文标题为笔者所译。

（12）此项调查刊登在《密勒氏评论报》第56卷第1期。具体出处为：InfluencesWhich Have Produced Leadership in China—An Analysis of Who’sWho in china，The ChinaWeekly Review，56（1），490－494。

（13）《密勒氏评论报》第35卷第1期起，连续6期刊登这一调查结果。具体出处为：A Survey of the Silk Industry of Central China，The China Weekly Review，35（1－6）。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张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