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之痛

1

走廊湿漉漉，映着蜡黄的灯光，稍不留神布鞋就湿了。我买拖鞋回来时，原本的领地已经被占，洗浴间只有一个喷头，冷水哗哗地流着，里面的人跺着脚、号着歌，很嗨的样子，好像这样就不冷了似的。我右臂夹着脸盆，倚着走廊栏杆。此刻，只有等待。一位打着赤膊的年轻父亲从我眼前晃过，瞄了我一眼，他没有想排队的意思，径直走进洗浴间，不管和里面的人认不认识，他开始脱裤子。

走廊向两侧延伸，到头后涡向对面，再向中间靠拢，对面也是走廊，围出个天井。围栏伸出去、往下一尺是依次向外排出去的几根晾衣绳。我站在三楼—天井的中部位置，被这些原本该像电线或者琴弦的晾衣杆缠绕，现在，它们就像废品收购站，晾着生病的孩子的、陪床的父母们的形形色色的衣服。如果有哪个心理变态的人想要女人的胸罩做意淫的工具，这里应有尽有，红色的、黄色的，B罩杯的、D罩杯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通通挤在一起，永远也晾不干似的。阳光照不进来，到处散发着潮湿的腐味。赶上雨天，雨水就和衣服里的水一起滴答着，没完没了。

这里是儿童医院，也是一个巨大的加工厂生产车间，生产着形形色色的生活垃圾。一到用餐时间，降解饭盒分分钟就堆满几个塑料桶;睡觉前，总有破了洞的袜子或内裤出现在垃圾桶旁，或者，出现在一楼——天井的井底，你无从知晓它是从几楼飘下去的。当然，更多的，是针管、注射器、吊瓶、残破的塑料盆子和便桶。当垃圾的处理速度跟不上生产速度时，只有靠消毒水来证明它还是个医院，到处充斥着消毒水的气味。

我从洗浴间进入病房时，一摊绿水从64床孩子的身下呲了出来，险些溅我一身。他

正双腿劈开、坐在他母亲的双腿和双臂间痛苦地哭着。这孩子进来三天，输了三天液，仍旧持续水一样的腹泻，伴有低烧，在医院里，别说买来的饭菜，就连稀饭他也吃不得了，医生给他破了例，建议父母自己买个小电锅煮粥吃。此刻，孩子的晚餐正在床头柜上沸腾着。

这是一间容纳六张床位的病房。我和母亲陪孩子住在65床，我们右手的66床发高烧。左手64床对面的67床是刚来的一对农村夫妇，老头不修边幅，胡子拉碴，穿一双懒汉鞋;老太婆相对齐整些。在这里，你无法对孩子产生多少印象，他们多数在襁褓中，长得都一样。能让你记住的都是陪他们来的家长，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居多，这分明像是老人医院，偶有父母出现，也都是像我这种毫无经验的80后，甚至90后。67床也不例外，那是一团至多刚出百天的肉球，病况如何无人知晓，他在老太婆的怀里哭闹着;老头则有些不耐烦，他有很多入院的手续要办理，包括去哪里领被子、租热水瓶、租陪护床以及充卡缴费，这些，让他稍感力不从心。孩子怎么也哄不好，老头气得脾气无处撒，扯着嗓子对女人喊，女人则唯命是从不敢吭声，抱着孩子踱来踱去。我们正对面的68床是个女孩，同样发高烧，体温比挨着我们的66床高得多，几天都保持在40度上下，体温降不下来，孩子的外婆就只能用冷毛巾给她敷额头，然后将孩子抱在怀里，长久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以便她能舒服些、多睡会。挨着她的69床是整个病房里年龄最长的男孩，看样子应该上幼儿园了，精神状态也最好。他后脖颈上留着一根纤细的小辫子，整天床上床下乱跳，玩的时候跟他爸爸就像哥们一样，打架的时候更像哥们，他爸打他、他也打他爸，他爸真急了，他就不敢吭声了。他在疯玩的时候，你完全想不到他会是这个病房里病情最重的一个——明天他将走上手术台做开胸手术。当地县医院给出的“肺炎”的说法耽误了他，到儿童医院后，一片微不足道的瓜子皮终于在肺泡间被揪了出来。这一晚，她妈妈又给她买回了一大兜他喜欢的玩具，他妈问他明天就要手术了怕不怕，他不吭声，然后三口之家偎在一起久久没有动静。

这是一个巨大的声音制造车间。在这里，再豁达的人都是快要疯掉的，常常左边刚哭完右边哭，一个哭起来会带动整个病房的都跟着哭。日子被熬得越发漫长，家长们习惯整天捏着太阳穴、搓着耳朵，谁也不理谁。

此刻，一天的喧嚣结束。我儿子已经睡下了，母亲也准备睡了。在儿子住院的第二天，他身上大面积不规则的红疹已然消退，肛门周围的红色素也明显降了些，四肢水泡一样的脱皮还在继续。医生的话让我和母亲长了知识，他得了一种叫“川崎”的病，医生说到了手脚脱皮这一步就已经过了最佳治疗期，这种免疫类疾病会不会对心脏动脉产生影响全看他的造化，因此我们在这里等着做心脏四维彩超，预约排在三天之后。

2

入夜，我在走廊里徘徊，想着孩子的心脏，想着我的假期，想着高昂的住院费……我母亲觉得什么检查也没做，也没用治疗川崎病的药，只是每天打些消炎针就要日均消费近两千元，她理解不了。她催促我，你想想办法吧。

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午夜过后，我在

床上眯着，想到了故乡，我变成了一株植物，时光倒转，我在梦里俯身看着自己生长，细数着自己每一步的艰辛。小时候，作为计划生育实施最严格的那个年代里的“第二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冠以一种强硬性的输入式教育：父亲指着母亲对我说，这是你婶婶，记住了，她不是你妈，陌生人问，你就要这么说，你是寄居在这里的。

母亲则指着父亲对我说，这是你叔叔，记住了吗？

于是，在我懂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生活里都只有叔叔、婶婶，没有爸爸和妈妈。

想到这些，一种无言之伤占据心头。三更半夜，我终于还是拨通了一个久未联系的老师的电话，求他帮忙插个队。换做以往，这种事我是断然说不出口的——插队，意味着更多的人将付诸于等待，意味着更多的孩子将在这个生产车间里忍受着。他们病着，医院也病着。病毒弥漫在这高度污染的巨大生产车间里，我和母亲，我们都等不下去了。

后来，我在那天的微信朋友圈里写道：

以前总觉得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是个低能儿，尤其是在处理关系及动用手段违背现实规矩方面。可自从孩子出生以来，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会做。

3

救护车伴着初夏清早的冷风，一起奔跑在去往南昌的高速路上。我永远忘不了一年前——2013年的五四青年节。

之前的一天——5月3日，上午11时40分，我的孩子被医生从产房门口递到了我怀里。她说，恭喜你，是个男孩，八斤重，母子平安。然后，我盯着他看了一眼，他真不像以往我见过的初生儿那样脏兮兮、皮肤皱巴巴的，他白净得就像个出了月子的孩子，皮肤完美无瑕，头发浓密。我迫不及待将他抱回病房，交到母亲怀里。母亲激动得唠叨，来，让奶奶抱抱我大孙。她眼睛湿润着。

这之前，我在产房到病房的走廊里徘徊。近一个上午，没一点消息，直到那个头上卷着黄色大波浪的医生说，孩子太大，担心缺氧，怕是要抢救，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话压得我心一阵阵疼，在那医院并不安静的产科走廊里，我听得到自己的脚步声，强忍着泪水挪进病房时，眼泪还是下来了。母亲宽慰说，不要紧，现在医学发达。

现在，医生终于说了母子平安，我和母亲的心也总算放下了。母亲却把一个秘密藏在了心里。

第一晚，过得难熬。孩子几乎断断续续哭了整宿，我和妻子，还有母亲，我们仨都没睡多少觉。母亲说，这孩子八成是在娘胎里睡颠倒了。到了第二天，孩子仍旧哭闹着不睡觉。来看望的同事说，他好像有些鼻塞。这个秘密终于被揭开了面纱，是的，他确实鼻塞，有微微的鼾声。母亲埋怨我，生了你也不赶紧过来叫我，准是你从产房抱过来这一路着凉了。

那是五月，初夏即将来临，我们都穿着短袖。母亲的话，连她自己也无法信服。到晚上时，孩子呼噜声更重了，还吐奶，脸憋得通红。这时，母亲终于说出了那个秘密，她对我说，你看，他的脚是不是肿了？昨天你才抱过来我就发现了，我还心想可能才出生的孩子都这样罢。你和你姐出生那会儿我也没在意。

我知道，她不愿意相信她的孙子身体有

问题，我也一样。

可事实显然是出了问题，孩子一直哭，哭声尖，怎么哄也不好，喂了奶也无济于事。于是，我们赶紧跟医生要了点滴鼻子的药水，未见效果后，又找来值班医生。产科医生拿不准儿科的病症，只好建议：转院吧。

就这样，当晚十一点左右，他在脱离母体仅一天后，就开始了和他母亲短暂的分离，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短暂”比我想象得要长很多。

住进妇幼保健院的新生儿病房，抽血化验必不可少。正纳闷看不到血管要怎么抽时，护士的一句话一个动作让母亲心疼得眼泪哗哗流了出来。护士按了按孩子的左腿内侧，说，等下我抽血时，你们一定要盯着他的脸，如果脸色不好，赶紧跟我说。

母亲顾不得抹眼泪，瞪大了双眼盯着孩子的脸。

护士顺着脐带向他左腿摸去，整整一寸长的针头直上直下地扎进了他的肉里，黑红的血瞬间占满了整个针管。孩子的脸哭得通红。

接着，他被装进了保温箱，头上缠着纱布，两瓶药水和一个针管，三种药同时缓慢地注射进他的头部血管里，鼻子上吸着氧。

仅出生一天的他身上插满了管子。每隔十几分钟，就会有液体从他嘴里漾出。开始时是奶，后来就变成黄色的水。我和母亲拿着纸盯着，随时伸手进去给他擦拭。

无需擦拭的时候，我看着闭着眼痛苦的他，真想躺在里面的是我自己。我将一只手伸进保温箱，挠挠他的手心，他竟一把握住我的食指指尖，力量十足。

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整夜，我和母亲一人占据一侧，坐在方木凳上。母亲接二连三地叹气，整夜的忙乱让我回不过神来。到次日凌晨四五点钟，我发现母亲老了许多。

六个小时，药水没打完，病情也未见好转，保温箱里仍旧传出鼾声，他呼吸显得很费力，双脚依旧肿着。医生委婉提醒，他能用的药都用了，这么打下去估计无济于事。去省儿童医院吧，那里设备和条件都更好。

他，我的孩子，熬了一夜，终究还是没逃脱再次转院的命运。

就这样，我们叫了救护车，带着产科医生，抱着氧气包，一路朝南昌开去。

南昌，我曾经热爱的、生活过四年的城市，此刻，却一点不想去。不想去，又不得不去。我心里反复默念，孩子，你别离开我，你别刚让我见你一面，就离开我。

4

没经历过新生儿病区的人，都会被那阵势吓得惊慌失措，可即便再惊慌失措，总有比你处境更艰难的病人。或者说，在医生眼中，你们都一样。不论你是抱着氧气包冲进去的、是转院有医生陪同的，还是自己挂号排队的，同样的程序、基本的检查样样不少，医院只相信他们自己的检测结果。

进新生儿病区的走廊两三米，被护士站死死拦着，呈现出一种冰冷的对峙。紧闭的门里是新生儿隔离病区。外面人山人海。再多的人山人海也只能挤在从护士站到走廊大门，以及楼梯拐角这加起来总共不足二三十平米的地方。清晨刚过，打地铺的家长还没来得及整理好行李，逼仄的空间就显得更加拥挤。

护士站往右，贴墙留了个半尺的口子，

里面是问询区。问询区四五米长的柜台把医生跟家属隔开来。问询时间一到，医生从病房里出来，站在柜台里叫号，卖东西一样，被叫到号的家长可以上去询问孩子的病情和治疗进展情况。

这是个无陪护病区。

孩子被抱进去，就像一件商品，脚踝处系上姓名牌，换上统一的婴儿被和统一的纸尿裤。家长能做的就是每周的二、四、六早上指定时间来询问孩子治疗情况;另外，如果需要化验检查，医生随时电话通知。化验检查，是要家长自己抱着孩子去做的。

这个柜台，同样也是一个个新生儿被收容进去的第一关。

接收医生打开包裹我儿子的棉被，里里外外初步观察了一遍，说，孩子呼吸障碍、低烧，怀疑肺炎。鼻子不通，不排除鼻腔构造问题。双脚硬肿，不排除硬肿症。孩子哭声尖利，较大，不排除脑部发育不全。对了，孩子大小便怎么样？

我愣在那，双耳失聪，耳旁嗡嗡响。

母亲说，拉——拉——拉了几次大便，都是胎便，挺稀的——带着尿不湿，也看不出拉的同时尿没尿啊。

那就是没尿过了？

母亲吞吞吐吐，是没见他尿过。

那不排除肾脏发育不全。接着，医生递过来一张单子叫签字，那上面赫然写着：病危通知书。

我盯着那几个字，顾不得看，也没时间想，颤抖着双手，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就这样，医生将他，将我的儿子，描绘成了一个还没做足准备就来到人间的孩子，描绘成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机器。

我后来回忆起医生在嘈杂声中喊着说出的以上那些让身边的实习生记录在案的话，想到她喊出那些话的那一幕，就好像一个收购山货的人，在对卖家喊着斤两和价钱。

一上午，整个人一点力气也没有，不想说话。后来，孩子外公和舅舅赶来了，他们一路问这问那，我却什么都不想说。挨到午饭时，整个人终于垮了，我趴在饭桌上嚎啕大哭起来。

母亲被我带动，也抽噎起来;母亲抽噎得很猛烈，像个因犯错被家长打骂的孩子，上气不接下气。我从未见过母亲那样哭，我后来回忆起那一幕时，才觉出后怕;我发觉母亲的那种绝望对她身体本身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可我当时竟一点感觉也没有。母亲说，儿子你不能倒，你要是坚持不住，那我就完了。

5

母亲话里有种孤独：这种孤独，不单是年岁对我们内心强大与否的考验后的结果——母亲老了，我尚年轻。年轻却未长成担事的肩膀，年轻却显稚嫩，让母亲失望了。这种孤独，显然是透着失望的。这孤独中的另一层意思则是，这些年，我一人在南方漂浮，母亲初来乍到，唯我可依靠。我们，就像被移植的树木。这其中，不可避免有地域和人的关系。突然想起龙应台在《目送》中写道：“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不知道，母亲是多少次的目送送出了

现在的我;我那时更不知道，我第一次目送我的孩子住进隔离病房会换来什么。

我们寄居在小舅子在南昌的出租房里，整整一个下午，母亲靠着床流泪;我倚着床嘟囔着傻话——我这辈子都不会对妻子提起的傻话。我说，他要是救不活，这个家就散了，我就不在南方呆了，我跟你回东北去。一个人在这边，没意思。

这么说着，泪水就怎么也忍不住。母亲不说什么，像没听到一样，偶尔叹着气。

说到后来，我嗓子哑得失了声，给妻子打电话时她甚至听不见我说话。

就只能发短信，一条短信接着一条短信。妻子宽慰我说，老公，对不起，我没给你生一个健康的儿子。妻子说，……妻子说，你要相信儿子，他还要给咱们养老呢！

现在想来，我真应该相信他，相信我的孩子。我能做的也只有相信他，除了这，我还能做什么呢？

那时，我父亲还一个人在东北老家。于是，那些天，我和母亲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在父亲那，将孩子的病隐瞒下来，免得他担心。父亲正沉浸在家里添丁进口的喜悦中，每天都会打个电话过来，我和母亲就想尽办法搪塞他。他问怎么没听见孩子的哭声，我们就说孩子睡着了。因我们住的地方挨着铁路，而我定居的城市尚未通火车，我们就经常去厕所跟父亲通电话，将水龙头开到最大。

夜不能寐，被拉得漫长。第二天，又赶上不是探视日。时间，将我和母亲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小舅子和他同事早早去上班了。我和母亲勉强吃了点早饭后，立在空荡的客厅里发呆。

我说，妈，你和我去学校走走吧。

我妈说，不想去，没心情。

我几乎喊出来，那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大眼瞪小眼吗？时间怎么过啊！

母亲终于答应了我。

从我们的住处到我的母校，要先步行一段路，然后再坐一个小时的公交。刚挤上公交车，我们就后悔了。母亲想起了昨天接收儿子的医生说的话，他说，如果你明天接到医院的电话，就代表孩子情况不好，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新生儿，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若是没接到医院的电话，代表孩子一切平稳。

于是，整整一天，我和母亲都身心分离;整整一天，无论走在学校的哪个角落，我手都不敢离开裤兜里的手机;整整一天，我幻听了好几次，总以为手机在响。我甚至不停地想，如果手机响了，怎么办呢？那可是几公里外的郊区，连的士都难打到。

好在直到我们从学校回来，吃了饭，又呆坐过了零点，我的手机都没响。

6

我和妻子结婚伊始，对于儿子的出生，我自认为做好了心理准备：顺其自然。我对妻子说，怀了就生，早晚的事！再说，怀个孩子哪能那么容易？顺其自然，怎么也能过上一年两年的二人世界罢！可就在我带妻子回东北老家办婚酒的那几天，我们的孩子，便开始在母体里孕育了。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既惊又怕。我发现，事实上，我并没有做足迎接他的准备——结婚时我天天喝酒，并且患上了重感冒、接连挂了几天吊瓶。我

抱着极坏的想法，抱着可能失去他的想法，去征询了医生，没想到医生给的答案颇为乐观。就这样，我们选择将他带到这个世界。

孩子，从受精卵诞生之初，就开始经历磨难。他这一生要经历多少磨难呢？

我不得而知。

我只知道，他从出生以来经历的这些磨难，在一点点瓦解我对“父亲”这一原本认为带有掌控、级别词汇的理解。我越来越认识到一个道理：他是我的孩子，他更是他自己。生命是我和他母亲给予的，但现在，是他自己的。疼痛是他自己的、坚强是他自己的，痛苦是他自己的、快乐也是他自己的。你为他的疾病而难过，为他的疼痛而痛苦，但你丝毫帮不上他。想当初，他出生的第二天躺在妇幼保健院的保温箱里，攥着我的食指。那时，我在心里默念，苍天啊，赶快让我的孩子好起来，我愿折寿十年换取他的平安。

时过境迁，不免觉得这话可笑。倘若我每次如此，我得折去多少寿命？而我折去的这些寿命，即便真的让他少经历了苦难，可对他而言，真的是好事吗？他以后的路，没经历过这些磨难的他又哪来的精神抗体呢？

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进而想到了我的祖母，一生育有十子，养活了七个。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自身难保，祖母能给予她的孩子的，太少太少。她也就只能寄希望于孩子自身。在这一前提下，本身就应定义为弱势群体的祖母，变得冰冷，她在这种冰冷中衍生出一种精神上的强大。谈起那三个没养活的孩子时，她恨铁不成钢地说，命是他的，他自己没力气活，他不想给我做儿子，我干嘛为他伤心？她就是在这种决绝中，将悲伤深深隐藏。

事实上，我的孩子两次病情都不重。一年前是因为在顺产的艰难里，呛到了羊水，引发肺炎;一年后的“川崎”也并未对他的心脏产生影响，他的心脏一侧冠状动脉值尚在正常范围之内。但他用行动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他教会了我很多。人得生活，生活的常态应该是平稳的，平稳的不仅包括生活中的事物，还有心。生活，就是要将你的心磨平。现在，我的孩子两岁多了。连着两个夏天，他都被他爷爷奶奶带回了东北，小小年纪就开始走南闯北。他比一般的孩子长得都壮，淘气时能将家里变成巨大的垃圾场。我原本该高兴得喜形于色，可我渐渐学会了保持一种更开阔的心态去面对喜，当然，也有悲。

老人常说一句话，大意是说孩子病一场长一次。有了孩子之后，便越来越发现老话儿中的真谛。孩子每病一回，就变得更懂事了。以前他乱扔东西，你吼他，他扔得更远，可病过之后，他再扔东西，你让他捡回来，他就乖乖地捡回来;以前只要惹着他，他喜欢伸手打人，可病过之后，他用摸摸你代替打你。每病一次，他就像上了一个台阶，这种感觉极其明显。

孩子——上天赐给我的礼物，他似乎在用一种强大的意识塑造着我，告诉我生命的诠释。在他“川崎”病发的前一天，趁着国庆假期，我闲得无聊，终于忍不住一个人偷偷跑去电影院看了一场预谋已久的电影《黄金时代》，然后就在我沉浸在电影的忧伤中回

到家时，他就病了，一把将我从电影抓回现实。总是这样，当我全身心投入生活的琐碎和工作的压力中，或者想潇洒彻底地在朋友圈放纵，这时，一场疾病便开始在他小小的身躯里酝酿了，等待着过分忽略他时的那场爆发。他好像能左右很多力量似的。可也正是《黄金时代》中那两个未曾出现的孩子告诉了我，一个人，他左右不了自己出生，也左右不了自己死亡。人对自己，是那么无能为力。

有一阵，我常常盯着孩子屁股上那一大片青胎记发呆，想到那个阎王踢他来投胎的民间说法，不禁想道，一个孩子，倘若在他身体诞生之前就先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就有权利选择的话，那他会选择做我的孩子吗？他就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他给予我陪伴，他带给我乐趣，他不断完善着我、成就着我，我无法想象，倘若没有他，我将是何等的孤寂。

“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之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际无着落，人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我知道，我们都在寂寞地修行，孤独地修行。

7

去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单位组织小分队进社区订报纸，我被安排在城西一片靠湖的小区。那天，是入冬以来的第一次大幅度降温，从早上到中午，犹如从夏到冬。近中午时，风雨交加，小区门口刚好在风口上，我们冻得瑟瑟发抖。这时，两辆车从远处开了过来。前面那辆的副驾驶里走下一个男子，男子双手捧着一尊面容娇柔的遗像。后面下车的几个男人捧着一床大红色的毛毯从背后披在男子身上，从我们的角度看上去，他真的就像是背了一个女人。拿香和拿鞭炮的人匆匆忙忙地跟上去，一行人快步朝小区里走去。

雨中的人们纷纷驻足，开始交头接耳，话题指向男子胸前的那尊遗像，他们都在猜测那个年轻貌美的女人的死亡原因。

就在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孩子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大概五六岁，身着一件带帽子的红色棉袄，站在我们的棚子外面。

同事说，小朋友你进来躲雨，别站在那，淋湿了。

孩子说，我有帽子。

同事说，有帽子也会淋湿，你赶紧进来呀。

可孩子就是不动。

身旁的同事突然意识到什么，弯下腰，问，下雨了，你怎么不回家呢？你妈妈呢？

男孩说，我妈妈掉了东西，我在找东西。可他却并未做出找东西的动作。

这一幕，像电影一样刺激着我，“生命”一词便在大脑里兴风作浪。我看见自己变成一株植物，橡胶，或者其他，总之，我不断挥舞着刀修剪自己，在刀刃落下去的截面渗出血来，然后愈合，焕发新叶;再砍，再愈合，再焕发新枝。我甚至能听见骨骼生长的声音。

雨终于越下越大，在我心里瓢泼起来。

王明明，男，1986年生，现居江西抚州。有小说、散文作品见于《花城》《山花》《青年文学》《长江文艺》《百花洲》等刊。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