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尔顿对“史诗英雄”的改写
——论《失乐园》中“战争英雄”与“循道英雄”的二元对立

2016-01-24 01:15吴玲英
关键词:弥尔顿失乐园夏娃

吴玲英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弥尔顿对“史诗英雄”的改写
——论《失乐园》中“战争英雄”与“循道英雄”的二元对立

吴玲英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以《伊利亚特》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史诗将“史诗英雄”传统地定位于“战争英雄”,但弥尔顿在史诗《失乐园》里将恶魔撒旦刻画为“战争英雄”。此外,弥尔顿将撒旦设置为史诗主人公“循道英雄”亚当之对敌,并自始至终将“战争英雄”和“循道英雄”置于二元对立。这揭示西方史诗发展史上“英雄”的演变,并暗示,弥尔顿改写了“史诗英雄”。在弥尔顿看来,唯有亚当这样的“循道英雄”才能体现出以“信仰”“顺从”“谦卑”等美德为核心的英雄品质,才能成为“没有战争的史诗”里的“史诗英雄”。

《失乐园》;“史诗英雄”;“战争英雄”;“循道英雄”;二元对立

从一定程度上讲,人类发展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或者说是由英雄开启和推动的历史。因为英雄往往为大众的利益而战,体现人民的意愿。在文学作品中,“英雄”最充分的刻画是在史诗里,因此,“英雄的”(heroic)和“史诗的”(epic)常被视为同义词,“英雄主义”也成为史诗的标志性特点。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生活条件艰险,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部落或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这往往取决于超凡的部落英雄或民族英雄以及他们非凡的丰功伟绩。关于英雄的歌谣于是成为该部落或该民族最早的文学形式,这就是早期的史诗。早期史诗是一种诵唱艺术,伴奏乐器是竖琴,由出没在宫廷、军营或民众聚会等场所的吟游诗人唱诵,世代相传。从史诗出现的先后顺序而言,这种早期颂唱的史诗叫“原始史诗”(Primary Epic),又称“传统史诗”或“一类史诗”(First Epic)、“口头史诗”(Oral Epic)、“真实史诗”(Authentic Epic)或“民间史诗”(Folk Epic)。另一类史诗叫“二类史诗”(Secondary Epic)[1](187)①,又称“派生史诗”(Derivative Epic)、“书斋史诗”(Closet Epic)、“人工史诗”(Artificial Epic)或“文学史诗”(Literary Epic)。在西方史诗传统里,“原始史诗”的代表是“西方文学最古老的史诗《伊利亚特》”[2](xiii),弥尔顿的《失乐园》则被认定为“文学史诗之冠”。从史诗的主题而言,《伊利亚特》被视为书写战争的“古典史诗”(Archaic Epic)之代表,其史诗英雄为依靠体格和武器等外在力量的“战争英雄”,而《失乐园》为关注人的内心善恶之争的“宗教史诗”(Religious Epic)之典型,其史诗英雄为注重美德建构的“循道英雄”。[3](62)②但两部史诗分别塑造的两类史诗英雄共存于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里且截然对立。本文以此现象为切入点分析西方史诗传统中“英雄”的演变和弥尔顿对“史诗英雄”的改写。

在原始史诗或古典史诗里,史诗的主人公就是故事里的英雄,两者都用“hero”一词,史诗也就转义为“英雄之歌”(a heroic song)。就《伊利亚特》而言,“伊利亚特”的字面意思就是“特洛伊之歌”(the Song of Troy)。也就是说,在《伊利亚特》里,“唯有战争重要”,[4](179)史诗就是为了歌颂特洛伊战场上的英雄,如,“被敌我双方公认为最优秀的武士。”[5](127)阿喀琉斯(Achilles)、阿伽门农(Agamemnon)、赫克托耳(Hector)、帕特罗克洛斯(Patroklos or Patroclus)、狄俄墨得斯(Diomedes)、帕里斯(Paris)等。根据这些较早的史诗英雄之刻画,他们具有身体神力、好战且英勇善战,常被称为“战争英雄”(the Warfaring Hero)。这些英雄往往为“带走财物、将女人领回家”[6](III.70)等自我荣耀而奔赴战场厮杀,展示出极度的暴力和残忍,因此也被视为“暴力英雄”(the Hero of Violence)或“武士英雄”(the Martial Hero)。由于这种英雄源自希腊荷马史诗和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诗,因而又被统称为“希腊式英雄”(the Greek Hero)。这类英雄的特点,比如好战、身强力壮、战场勇猛、善于搏杀等,都在史诗《伊利亚特》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渲染。在这些特点中,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战争英雄们的荣誉观。在他们看来,“荣誉”就在于战场上的勇猛能带给个人的物质奖赏或战利品,如“最好的座骑、肉、酒、女人”[6](XII.310)等。女人永远是英雄最显赫的首选战利品,纳吉(Gregory Nagy)称之为“永恒的慰藉”[7](29)。据《伊利亚特》描述,要成为武士第一,就必须奔赴战场去拼杀,从敌营里将女人夺走,使之为自己拥有。由于这种英雄的英雄主义体现在奔赴战场杀死敌人以赢取更多战利品,因此,强壮的体魄、强大的身体力量、奔赴战场的英勇、致命的杀人武器便成为战争英雄获胜的法宝和标志性特征。这一刻画就是古典史诗对“英雄”的塑造,上述的荣誉是他们赴战的动力,也将他们定位于“战争英雄”。这为后来的史诗英雄之塑造提供原型。

在史诗《失乐园》的一开始,弥尔顿便首先集中笔墨,于第一卷和第二卷里将反叛失败被贬地狱的撒旦塑造为阿喀琉斯般古典史诗英雄形象,其典型特点表现于:伟岸的身躯、如希腊神话巨人之体格神力、“坚厚、庞大”(PL I. 286)[8]③的战争武器、愤怒而坚定的复仇决心等。接着,弥尔顿在史诗第五卷和第六卷中更具体地呈现撒旦“战争英雄”的本质。弥尔顿通过拉斐尔之口详细地叙述了撒旦天庭反叛中的第一个战役。史诗如此描写当时的战争场面:撒旦反叛军里“刀枪林立,/盔甲云集,盾牌千变万化”(VI. 83-84),而撒旦“身裹/金刚石和黄金的盔甲,/高视阔步象高塔一样昂然而来”(108-109)。这与希腊史诗一样,凸显的是英雄的体格和武器等外在力量。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弥尔顿从史诗一开篇就将“战争英雄”撒旦定位为“行善决不是我们的任务,/做恶才是我们唯一的乐事”(I. 159-60)和决意“要从善中寻求恶”(165)的“大恶魔”[9](62-71),并在整部史诗里将之设置为史诗英雄亚当夏娃之对敌。更为关键的是,史诗第六卷更细致地描绘了撒旦首次被打败之后带领失败军发明和制造炸药的过程以及炸药的毁灭性。第六卷是史诗里最接近传统史诗的部分,和传统史诗一样侧重和围绕战争。这些场景更彻底地暴露撒旦“势必毁灭天庭、危及全宇宙”(VI. 698)的邪恶本性和对立本质。

将恶魔塑造成“战争英雄”并赋予他以强大的力量是英国文学中的重要传统之一。《创世记B》中里“拥有/强大力量”[10](II.280)的撒旦,嫉妒亚当夏娃为“泥巴捏的”,发誓要“使他们来到这可怕的深坑(地狱)”[10](II.405)一道受折磨。在另一部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中,葛婪代(Grendel)和赫拉莫德(Heremod)也都是力量强大的“恶魔”[11](86, 102)、“顽敌”“地狱之魔”和“人类的仇敌”[11](101, 162, 127)。《农夫皮尔斯》中拥有统领全军威力的撒旦反叛后“变为狰狞妖魔”[12](114)。《仙后》里的“三无”兄弟为“武装到牙齿的体格巨人”兼“道德矮子”和“精神懦夫”。就外在而言,他们都手持巨刀,其中,“无信”“体格魁梧,骨骼庞大”[13](ii.12),“无法”“跨着高头大马”[13](iii.9),“无乐”“全副武装”[13](vi.370);然而,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揭示出其品德的贫瘠:“无信[仰]”“无法[律]”和“无[欢]乐”。

在《失乐园》里,弥尔顿沿用英国文学这一传统,融“战争英雄”与恶魔于一体,将撒旦之流刻画为力量超人、外表凶猛、武器精良的“战争英雄”兼本性邪恶、道德精神力量空乏的恶魔形象。除前面所分析的撒旦之外,撒旦的十二名“骁将”均是如此。弥尔顿一方面用激越高昂的史诗语言总体介绍他们“个个英姿焕发,/状貌超过凡人”(PL 1. 358-359),“勇武非世人所能比”(388),而站在群魔之间的撒旦“象一座高塔”(592)。但另一方面,诗人精心措用各类贬义词,以披露这些“骨骼高大的巨人们”(642)共有的邪恶本性和各自不同的邪恶之处,如,“以人为牲,沾满血迹”(392-93)的“凶残”魔王摩洛(Moloch),“淫秽”(416)的始作俑者基抹(Chemos),“擅用妖术蒙骗他人”(478)的奥赛里斯(Osiris),“堕落天使军中/最荒淫、最十恶不赦的”(491-2)别烈(Belial),等等。

在弥尔顿的时代,基督教传统里的邪恶势力撒旦之流被赋予更大的危险性,尤其在英国历史上 1605年的“炸药阴谋”[14](87)④之后,人们开始普遍认为,邪恶力量不再直接作恶或单独为恶,而往往更间接且集体地通过隐藏其真实的邪恶用心和扰乱他人内心来阴谋计划以实施邪恶行为,其中,撒旦被称为“阴谋家和炸药发明家之父”。[14](88)弥尔顿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多次在诗作里提及“炸药阴谋”事件,在创作《失乐园》时也将之作为史诗里撒旦邪恶势力的阴谋活动之原型,将地狱描述为练兵磨枪的军事基地,又在史诗第六卷中通过叙述天庭之战的三天战斗场面而将撒旦刻画为发起人类第一支军队、发动第一场战争、发明第一个杀伤性战争武器“炸药”的“战争之父”。由此,“战争英雄”撒旦爱好战争和阴谋以及发明毁灭性战争武器的恶魔形象便定格在史诗里。

相比之下,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塑造的史诗英雄亚当夏娃却大相径庭。亚当谦卑、温和,每日虔诚地颂扬上帝,而夏娃智力稍欠、温顺,顺从于上帝和亚当。在希伯来文里,“伊甸园”(Eden)意为“愉快”。史诗的深刻之处在于,亚当夏娃愉快的生活场景均通过撒旦偷窥的视角加以展现,而撒旦此时满怀嫉妒和仇恨。史诗分别将撒旦和亚当夏娃比喻为老虎和幼鹿,前者勇猛、凶残,后者驯善、无力,两者的悬殊不仅为亚当夏娃不可避免的堕落埋下伏笔,也揭示弥尔顿的史诗英雄与古典史诗英雄间本质的不同。

撒旦与亚当夏娃不仅不同,而且始终截然对立。撒旦表现为古典史诗里的毁灭性战争人物,以发誓要引诱亚当夏娃堕落的诱惑者形象出现,亚当夏娃则是被诱惑的形象,而史诗的张力就在于撒旦与亚当夏娃之间的较量。撒旦先设法找到夏娃的致命弱点,即其与生俱来的“自恋”,之后,将诱惑夏娃犯罪作为突破口,逐步实施其复仇大计。

第一步,撒旦在夏娃熟睡之际假扮亚当的声音,在她耳边阿谀奉承,将邪恶的意念置于她的脑海,以“引起/[夏娃]不满的思想,空虚的希望,/虚幻的目的和非分的欲求,/吹起她的狂妄自大”(PL IV. 803-809)。第二步,在现实的诱惑情节中,撒旦如希腊史诗英雄般慷慨激昂,巧妙地将基督教里的唯一真神上帝置换成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710)、“天道”篡改为“命运”(689)、“顺从的美德”颠覆为“勇敢的美德”(697)。夏娃深受鼓惑,完全沉溺于幻想,幻想自己成为“神一样的”、能与其他众神抗争的古典史诗英雄。值得指出的是,综观西方史诗传统,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史诗英雄主义往往是男人的特权,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Odysseus)、埃涅阿斯(Aeneas);而他们背后的女人,如海伦、珀涅罗珀(Penelope)、狄多(Dido),却往往被动无力。这说明,弥尔顿将夏娃刻画为不同于传统史诗里处于“他者”地位的女人,赋予夏娃足够的自由意志,同时将撒旦刻画为如他本人一样熟知史诗传统同时也暗知人心和人性的人物。撒旦在引诱夏娃之辞中将摘吃禁果的行为同时用一对反义词进行并置描述,即,“小小的罪”(IX. 694)和“勇敢的美德”(697);撒旦以此暗示和鼓惑夏娃:你只需犯下一个“小小的罪”,便可以凭此“勇敢的美德”成为改写史诗传统的女英雄。由此,夏娃最终被撒旦惯用的诱惑所催垮,自我膨胀坠入堕落。

就亚当而言,见夏娃已经“堕落、玷污、凋零”(901),又面对夏娃连续四次重复的“爱情”(961;971;975;983)和“哽咽饮泣”(991),亚当于是决定与夏娃同罪。学者对亚当屈从于夏娃的原因解读基本一致,倾向于将亚当视为浪漫人物。⑨这表明,弥尔顿亦旨在将亚当塑造为相别于古典史诗英雄的形象。在荷马史诗里,爱情仅为装饰,不值一提,女人亦不过是战争英雄凯旋后的“奖赏”,所以她们基本上无名无姓,被英雄们统称为“我的奖赏”。维吉尔史诗里的爱情和女人虽然是史诗故事的开始和史诗艺术之所在,如史诗第四卷里狄多的爱,却始终是希腊诸神操控史诗英雄埃涅阿斯的工具,终遭遗弃。

史诗《失乐园》唯有一次将亚当夏娃与撒旦加以同等描述,即,当撒旦与亚当夏娃分别在史诗里首次出场时,诗人将他们都形容为“神一样的”。在《失乐园》第一卷,弥尔顿这样描写道,从“万魔殿”里走出的撒旦在王公显贵们的簇拥下俨然“神一样的”“至高无上”(I. 507;506)。当亚当夏娃在史诗第四卷首次登场时,诗人通过撒旦的视角亦将他们形容为高贵、俊美的一对,强调俩人“神一样的”品质,如,“神一样的挺拔”(IV. 289)、“神圣的容颜”(291)和“造物主的光辉”(293)。而亚里士多德曾在《尼克马古伦理学》(Nicomachean Eethics)中将“英雄”定义为“神一样的人”(the Godlike man)[15](66)。弥尔顿的这一匠心致使三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失乐园》的史诗英雄之争论成为学界一直争执不休的主题,其中争议最大的焦点就是处于二元对立的撒旦和亚当(实为亚当夏娃之整体)。虽然弥尔顿没有如乔伊斯(James Joyce)那样直言要“使评论家忙上三百年”,[16](72)⑥但事实却已证明如此。

相对于经久不衰的“撒旦派”[8](63)⑦之传统,选择亚当夏娃为史诗英雄的学者屈指可数。⑧导致这种尴尬最关键的原因在于,人们传统以来已习惯于从史诗里寻找战场和战争英雄,却陌生于弥尔顿的没有战争的史诗和不上战场与可视敌人搏杀的史诗英雄。弥尔顿虽然在《失乐园》里延续西方史诗传统,仍然将战争置于史诗的重要位置,比如,史诗里几乎所有的事件,包括撒旦在地狱里重整败军、远征伊甸园复仇、最后米迦勒叙述人类的未来等,都发生在战争的阴影下,但弥尔顿几乎完全颠覆了古典史诗里战争和战争武器的关键地位,戏讽战争场面,将古典史诗里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如超群的体格神力和非凡的盔甲武器等外在力量,赋予恶魔撒旦之流。结果,对于那些习惯于从史诗里寻找战场和战争英雄的读者而言,撒旦自然成为史诗英雄的第一选择,而亚当夏娃往往被排除。

《失乐园》的史诗英雄相别于传统史诗英雄,且与之截然对立,这揭示出人类历史上两希文化的碰撞和西方史诗传统中“英雄”的演变。实质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基督教传入欧洲,并对希腊罗马等异教文化进行着持续不断、日益深刻的“洗礼”。到四世纪初至六世纪后半期,西罗马帝国衰亡,各民族、尤其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这是世界历史上大动荡和大变革的时期,严酷的现实和时代需要英雄,由此催生大量英雄传说和史诗。然而,这些战争英雄身上后来被不同程度地赋予基督教的影响。特别在基督教于七世纪统治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后,英雄传说和史诗中那些崇尚武力、好战并善战的部落英雄或民族英雄逐渐由一个宣扬美德精神力量、具有全人类普遍意义的全新英雄——耶稣基督所取代。希腊式战争英雄的概念受到基督教教父们的质疑。圣奥古斯丁是首位挑战和彻底摒弃“希腊式英雄”概念的基督教思想家,认为“希腊式英雄”凶残、以自我为中心,于是提出“the Christian Hero”概念,并指出,“the Christian Hero”应藐视和摒弃世俗荣誉,因为真正的“荣誉”来自上帝的嘉许,也只有这样的精神荣誉才值得追寻,才能永恒。在《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中,奥古斯丁强调,真正的英雄是上帝的斗士,为上帝(真理)而战,他获胜的力量是道德精神力量。之后,更多的基督教思想家和文学家从《圣经》里找寻更详细的支撑。

与之前的神学家和作家不同,弥尔顿对“the Christian Hero”有自己独特的诠释。传统以来,人们习惯从广义上将“the Christian Hero”理解为“基督教英雄”,即,“基督教美德英雄”(the Hero of Christian virtues)或保卫基督教的英雄(比如十字军中的英雄人物)。但弥尔顿在神学著作《教义》和英雄诗歌作品中将耶稣基督作为英雄的楷模和原型来论述和塑造,将“英雄”从所有具有基督教美德的英雄升华并严格限定为“基督式英雄”,即像耶稣基督一样的英雄(the Christlike Hero)。在史诗创作中,弥尔顿最终放弃刻画英国民族英雄,将鸿鹄之志升华到具有全人类普遍意义的英雄视野,将英雄锁定为“站在上帝面前的每一个灵魂”[17](173),以亚当夏娃为每一个灵魂之原型(archetype),以耶稣基督为“基督式英雄之原型(prototype)”,[18](175-183)并立志运用西方文学中致力于塑造英雄的高雅体裁史诗来塑造他眼中真正的英雄,即他反复提倡并坚持塑造的“循道英雄”(the Wayfaring Hero)。

就《失乐园》而言,史诗英雄亚当夏娃所遵循的“道”主要体现于“上帝之语”(God's Word)。因此,诗人在整部史诗里反复宣讲人若不屈从于邪恶诱惑需坚守的“道”,尤其在史诗末三卷里阐明堕落之人再生成长为英雄须遵循的“道”,即,米迦勒讲述的“英雄知识”(the Heroic Knowledge),即美德。但堕落之亚当夏娃吸取“英雄知识”以获得精神再生之前,“自由意志”乃前提,此为基督教教义的关键,弥尔顿亦在史诗里反复强调它。本文在此仅举两例。

一例是撒旦于梦中引诱夏娃之后。夏娃醒来与亚当交谈,困惑之处也正是弥尔顿早在《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中就极力纠正的误区。第一,美德并不是对邪恶的无知甚至逃避。第二,上帝允许邪恶(撒旦)进入伊甸园,这说明,伊甸园并不代表远离邪恶的场所,相反,面对邪恶时选择向善本身方能通往乐园。弥尔顿在《基督教教义》(On Christian Doctrine)里明确论述,一个人无论身在何处,或天堂或伊甸园或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平静的乐园生活皆有可能,但它并不意味着不劳碌或不遭遇邪恶诱惑,而是指选择抵御邪恶诱惑[8](XIV.311)。对亚当夏娃来说,既然撒旦式诱惑和邪恶就潜伏在他们的伊甸园里,那么,他们必须学会抵制它而不是忽视它或逃避它,而这才能体现亚当夏娃自由选择的意义,这也是人能在精神上成长为“英雄”的基础。通过亚当和夏娃的交谈,弥尔顿突出他们的自由意志。理解这一点对分析弥尔顿的史诗英雄至关重要,因为它不只是说明,什么都无法阻挡邪恶之念侵入脑海,而人在邪恶力量存在的世界里有选择的自由;它更表明,亚当夏娃自由选择的结果必将使他们成长为英雄,勇于承担责任,关注美德建构。换言之,梦境意味着亚当夏娃精神上的成长,亦为亚当夏娃堕落后再生为英雄埋下伏笔。“自由意志”为弥尔顿的史诗英雄与古典史诗英雄间的本质区别。

另一例为拉菲尔关于“内在精神”之美德的讲述,它再次强调亚当夏娃的自由意志和他们潜在的精神成长。拉菲尔在警告亚当夏娃邪恶存在的同时警示他们,禁树本身提供的是不断了解真理、建构美德和避免犯罪的机会,这是亚当夏娃精神成长过程中必要的知识。米迦勒对亚当如是说,“真正的自由/总是和理性同在”(PL XII. 83-84);亚当同样对夏娃说,“顺从理性的意志就是自由”(IX. 83-84)。在史诗第十卷中,上帝在宣布亚当夏娃的堕落事实时再一次指出,亚当夏娃共同的堕落体现“他[人]的自由意志”(47),因为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那么他既可以选择抵御诱惑,也可以选择顺从诱惑;选择和试炼在人的再生过程中必不可少。就堕落的亚当夏娃来说,史诗第十卷结尾的段落只有8个诗行,但有6个表示“悔罪”之意的同义词,这反复凸显堕落的亚当夏娃选择忏悔赎罪的自由意志,而仅这一点就是堕落之人再生为美德精神英雄的关键一步,也将亚当夏娃与撒旦相区别。撒旦反叛失败被贬地狱后纠集反叛溃军通过诱惑亚当夏娃堕落而对上帝展开复仇,由此而沦入万劫不复、永无再生的绝境。相反,亚当夏娃堕落后重拾信仰、坦诚认罪、虔诚忏悔、谦卑和顺从,而“信仰、谦卑、顺从和忍耐正是亚当夏娃的英雄主义体现”。[19](403)自由意志为堕落的亚当夏娃在精神上再生成长为关注这些美德建构的“循道英雄”奠定基础。

在史诗末三卷,米迦勒将枯燥的清条戒律与生动的历史例证相结合,并通过“战争英雄”和“循道英雄”的对立,将暗含美德的“英雄知识”逐一传授。可以说,“英雄知识”带给史诗主人公亚当夏娃的“精神成长”是弥尔顿的史诗英雄与古典史诗传统最彻底的决裂。

在米迦勒的叙述中,最多的场面围绕残酷的比武、血腥的厮杀、高压政策和刀枪法律。史诗展示了战争英雄给人类造成的悲惨局面。弥尔顿通过米迦勒之口剖析并批评这类英雄,称他们为“身心畸形的怪胎”(PL XI. 687)。这些体格巨人只注重体格和武器等外在力量,却视之为“英雄气概”,并凭借它驰骋一个个战场、征服一个个国家、杀人无数以抢夺战利品,获得“人间/至高的荣誉”(693)。弥尔顿认为,称呼这样的人为“大征服者”不准确,而应称之为“大破坏者/人中瘟神”(697-98),因为正是这些人通过战争给人类造成残酷的屠杀,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同时,弥尔顿将拥有虔诚、顺从、谦卑等美德的挪亚视为与战争英雄相对的循道英雄,称之为“黑暗时代的光明之子”(809)。

为进一步强化两种英雄的对立,弥尔顿在史诗的最后一卷里列举更多的例证,将更多的“英雄知识”蕴涵其中。比如,典型的战争英雄宁录以镇压人民为乐,为使自己“名留千古”而建造巴别塔,米迦勒以此为例指点亚当要“用正义作引导”(XII. 17)。另外,犹太民族之父亚伯兰及以色列人的领导摩西被描述为循道英雄的范例,米迦勒以此教导亚当,唯有凭借对上帝(真理)的“信仰”和“顺从”,人才能历经艰难到达应许之地。同时,亚当认识到遵循律法的重要。根据米迦勒的解释,法律的存在虽不能免除犯罪,但能让人警记诱惑的存在以及人堕落犯罪的可能。弥尔顿在《教义》里也如是说,“法能揭露但不能消除罪恶”(WJM XVI. 291),而教义的作用在于“将律法根植于心”(297)。“从律法到信仰”(305),便可以使“不完备的”法律逐步完善,成为真理。

史诗最后再度强调“信仰”,并在第十二卷里通过米迦勒之口将之重复19次,这再次表明,“信仰”和“顺从”等美德是循道英雄的核心品质之所在。弥尔顿曾在《教义》里指出,人生就是在诱惑面前困惑之时对“信仰”和“顺从”的试炼(WJM XVI. 357)。米迦勒就如同撰写《教义》的神学家弥尔顿一样将“信仰”视为“英雄知识”的最核心,将“信仰”以及基于“信仰”的“自律”和“顺从”,加以“忍耐、品德、知识、节制、爱”总称为“刻在心里的‘内在精神’”(PL XII. 521)。史诗叙述者再次指出,堕落之亚当夏娃再生为英雄的前提是“英雄知识”。他们只有在“英雄知识”的装备下,才能踏上找寻“内心/远为快乐的乐园”的循道之旅。

在《失乐园》里,弥尔顿自始至终将“战争英雄”和“循道英雄”置于对峙中,两者最后的结局也自然对立。史诗开始时,撒旦如希腊史诗英雄般形象高大,但随着史诗故事的发展,其形象愈趋渺小,“从反叛英雄和大将军到地狱头领、间谍、鸬鹚、蟾蝓,最后变成蛇”,[20](xxviii)并最终在史诗最关键的末两卷(关于“再生”)里彻底消失。这暗示,撒旦永无再生的机会。反之,亚当夏娃虽然因屈从于撒旦的诱惑而堕落,但他们堕落后对美德建构的关注、对精神再生的追求体现了真正的英雄主义,这具有普遍而永恒的意义;他们失去物理意义上的伊甸园后,再生为追寻精神乐园的“循道英雄”。

弥尔顿将史诗英雄从“战争英雄”改写为“循道英雄”,因为其史诗是“没有战争的史诗”或“没有战争硝烟的史诗”,争斗和对峙都发生在人的内心,而不是传统史诗所展现的外在战场。弥尔顿相信,在已经堕落的世界上,在人们开始忘却“循道”本身的意义和对上帝(真理)应有的敬畏之时代,在虽无硝烟战场但人心善恶之争永存的史诗里,唯有亚当夏娃这样的人才能体现以“信仰”“顺从”为核心的“内在精神”之英雄品质,才能成为真正的史诗英雄。

注释:

① “原始史诗”和“二类史诗”的划分完全按照史诗出现的时间顺序,不涉及价值判断,“二类”并非“二流”,而是指它源自“原始史诗”或产生于其后。参见肖明翰:《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中世纪英语文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87页。

② 实质上,这一传统观点不够谨慎,因为“宗教史诗”是从史诗的主题来划分,而“古典史诗”虽然也涉及史诗的主题“战争”,但更多地基于史诗出现的时间之考虑。有关这种传统观点,详见Mori Masaki, Epic Grandeur: Toward a Comparative Poetics of the Epic (Albany: State U of New York P, 1997) 62.

③ 文中所选弥尔顿诗文皆出自哥伦比亚版《弥尔顿集》(The Works of John Milto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31-38)。文内《弥尔顿集》缩写为 WJM。其中,《基督教教义》(以下简称为《教义》)和弥尔顿的其他散文作品以及短诗由本文作者翻译,并以WJM加卷数和页码的方式随文标出,不另加注。但为了方便辩识,弥尔顿史诗《失乐园》的所选诗行,改以诗歌名PL加史诗卷数和行码的方式标出,不另加注。所引诗行的中文翻译参考了朱维之和金发燊的译本,略有改动。

④ 1605年,有人在英国上议院的地下室里安装了炸药,以期议会开会时爆炸。所幸的是,炸药在最后关头被发现。“炸药阴谋”成为邪恶力量和恐怖势力猖狂的信号。参见 Stella Purce Revard, The War in Heaven: Paradise Lost and the Tradition of Satan’s Rebellion (Ithaca: Cornell UP, 1980) 87.

⑤ 如,沃尔多克将亚当夏娃的堕落归因于亚当一人的堕落,并断定亚当是“因为爱”。格雷斯(William J. Grace)评论,“弥尔顿将亚当塑造为《创世纪》里根本没有的浪漫英雄形象”。中国学者肖明翰视弥尔顿的亚当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因为爱情而不惜下地狱,毅然决定为他所爱的女人违背上帝禁令的男人”。参见 A. J. A. Waldock, Paradise Lost and Its Critics (Gloucester: Peter Smith, 1959) 152; William J. Grace, Ideas in Milton (Notre Dame: U of Notre Dame P, 1968) 16;肖明翰:《撒旦式人物——英国文学一个重要传统之探索》《外国文学》5(2011):56。

⑥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被评论界公认属于二十世纪最晦涩难懂的文学作品,乔伊斯本人也说,“我在《尤利西斯》里设置了那么多迷津,它将迫使几个世纪的教授学者们来争论我的原意”;“[《守灵夜》]至少可以使评论家忙上三百年”。参见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72页。

⑦“撒旦派”指“欣赏撒旦身上‘英雄’气慨的一派学者”。这些学者坚信,《失乐园》里的撒旦被诗人塑造成了史诗英雄。关于“撒旦派传统”,详见吴玲英:《〈失乐园〉里的撒旦与基督教的恶魔传统》,《外国文学》2014(6): 63。

⑧ 蒂里亚德指出,无论是从史诗情节的安排还是故事背景的设置上,亚当夏娃都是中心,天堂和地狱都为争夺他们而战。鲍勒认为,亚当是史诗的中心人物,其命运是史诗的主题,其行为给予史诗以整体。在哈丁看来,堕落的亚当夏娃之行为代表了基督教视野里理想的行为,而这在弥尔顿看来是唯一的英雄行为。参见 E. M. Tilliard, Studies in Milt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1) 51; C. M. Bowra, From Virgil to Milton (London:Macmillan, 1948) 200; Davis P. Harding, The Club of Hercules: Sudies in the Classical Background of Paradise Lost (Urbaba: U of Illinois P, 196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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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loom, Harold. Homer [C]// Philadelphia: Chelsea, 2006: 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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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胡兴华]

Milton’s rewriting of the Epic Hero: On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the Warfaring Hero and the Wayfaring Hero in Paradise Lost

WU Ling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Western archaic epics with The Iliad being the representative traditionally position the Epic Hero as the Warfaring Hero, but in Paradise Lost, Milton characterizes Devil Satan as the Warfaring Hero. Besides, Milton places Satan as the opponent of the Epic Hero: the Wayfaring Hero Adam, and sets the Warfaring Hero and the Wayfaring Hero in binary opposition all through the epic. This disclo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Epic Hero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pic development, and indicates that Milton rewrites the Epic Hero. According to Milton, only the Wayfaring Hero such as Adam can represent truly heroic quality with virtues of Faith, Obedience and Humility as the core, and can serve as the Epic Hero in “an epic without war.”

Paradise Lost; the Epic Hero; the Warfaring Hero; the Wayfaring Hero; binary opposition

1106. 99

A

1672-3104(2016)01-0146-07

2015-11-10;

2016-01-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弥尔顿与西方史诗传统研究”(14BWW057)

吴玲英(1967-),女,湖南慈利人,文学博士,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英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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