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的技艺
——弥尔顿《莫斯科大公国简史》中的编纂与改写

2016-01-24 01:15黄嘉音
关键词:弥尔顿简史卡斯

黄嘉音

(中国文化大学英文系,台北,11114)

编写的技艺
——弥尔顿《莫斯科大公国简史》中的编纂与改写

黄嘉音

(中国文化大学英文系,台北,11114)

《莫斯科大公国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Moscovia)是英国诗人弥尔顿毕生唯一的地理著作。该作品不仅反映出他对地理知识的看法、国家主义的世界观,其独特的编纂方法,也显示他在理解、归纳、组织、传递这类知识技术上,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方法。因此,针对《莫斯科大公国简史》的编写手法加以分析,藉此探讨弥尔顿对于地理知识的看法,及处理知识的手法。

弥尔顿;《莫斯科大公国简史》;地理知识;编写手法;俄罗斯;世界志

一、导论

《莫斯科大公国简史》出版于1682年,此时弥尔顿已过世8年了。据出版家所作的出版说明,该份手稿是弥尔顿在双眼未盲之前亲笔撰写的,而直到逝世前几年他才把稿子拿出来准备出版。但是由于出版家认为篇幅太短,打算找诗人其他的作品一起合并出版,就此延宕时日,直到弥尔顿死后才得以问世。该书的前言,据说是弥尔顿逝世前为了出版才撰写的。[1](475)

该书初版只有109页,主要内容是英国人与俄罗斯商贸外交过程中所累积的信息,除了俄罗斯的基本地理知识之外,也包含了俄罗斯派遣探险队穿越西伯利亚远至北亚的纪录、莫斯科大公国的朝代简史,以及英国1553年至1604年与俄罗斯外交往来的历史。该书的主要内容源自于英国当时最重要的两本地理著作:海克利特(Richard Hakluyt)的《英国海外见闻录》(Principle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1598—1600),以及普尔卡斯(Samuel Purchas)的《普尔卡斯之行旅纪闻》(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1625)①,弥尔顿从二书所搜录的英人探索俄罗斯之见闻,挑选片段重新改编而成。虽然弥尔顿在前言中表示这是一部地理著作,但是篇幅之短,有别于当时常见的地理书籍,而且其中还包含了朝代史和商贸史,因此一些学者对于该书的性质和撰写的动机有所争议②。

关于该手稿真正撰写的时间,现存文献中并无明确纪录,仅从上述出版家的说明分析,手稿至迟完成于1652年,即诗人完全失明以前。也因为缺少明确证据,学者们对撰写的时间众说纷纭,学者推测最早的撰写时间是1626年,而最迟则是1650年左右③。不过,后来史家在教育家哈特里布(Samuel Hartlib, 1600—1662) 1648年7月的日记中发现一则记载:“弥尔顿不仅正在撰写一部英国通史,也同时在编写一本普尔卡斯著作的简编本(Milton is not only writing a Univ. History of Engl. but also an Epitome of all Purchas's Volumes. Haack.)。”[1](459)④倘若这里所说的普尔卡斯著作指的是《普尔卡斯之行旅纪闻》,那么就可以推断弥尔顿大约是在1648年前后编撰此作品的。

尽管学者对于《莫斯科大公国简史》的定位及撰写时间多有争议,该作品在弥尔顿所有的著作中并未受到太多重视,经常被当作评论其他主要作品时的一种背景或相关资料。然而,该作品的价值应该不仅止于作为弥尔顿诗歌及政论成就的衬托,它应该代表了弥尔顿知识体系中的另一环节,有助于我们一窥弥尔顿对于地理知识的好奇,以及处理吸纳知识的方法。因此,这部作品的编纂手法,值得拿来仔细检视。关于《莫斯科大公国简史》的基本架构、背景考据、文字特点等等,已有学者加以讨论,其中最重要者端属考利(Robert R. Cawley)和帕克斯(G. B. Parks)。考利的《弥尔顿的文学匠心》(Milton's Literary Cratsmanship: A Study of A Brief History of Moscovia with an Edition of the Text, 1941)一书,除了重印《莫斯科大公国简史》全文外,并有一篇长约44页的评论,赞誉弥尔顿将多元的素材融会贯通、加以精简压缩的能力,以及他高超的文字艺术。帕克斯则是《弥尔顿非韵文作品全集》(Complete Prose Works of John Milton)中《莫斯科大公国简史》的编注者,他不仅根据弥尔顿的生平,将作品的背景、撰述时间及编纂的过程仔细考据,也对作品的结构、内容、特色加以评论。而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弥尔顿的文本与海克利特和普尔卡斯的二书逐一比对,找出弥尔顿当时所引用的片段,详尽地列在批注之中,并加以解说或评论。虽然由于两位学者已经为《莫斯科大公国简史》的研究奠下良好的基础,使得后进们的工作轻松不少,但是,关于编写手法及作品的内涵,还有一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例如弥尔顿的修辞技巧、叙事观点、材料的筛选、章节的结构等等。因此本文试就上述几个问题,加以述评。

二、编写动机

要了解弥尔顿的编纂手法,首先要知道 16、17世纪的地理著作多是汇整多种资料来源,集结而成。例如:Sabastian Münster的 Cosmographia (1544)、Giovanni Botero的Relationi universali (1595)、Pierre D'Avity的 Estates, Empires & Principalities of the World (1615)和Peter Heylyn的Microcosmus, or a little Description of the Great World (1621)等等,这些描绘世界各国的地理、政治、风俗等等的著作,往往都是参考历来探险家的旅行日志、回忆、书信、外交文书及历史文献编写而成。由于所迁涉的知识讯息极为广泛,编著者必须从各种第一手、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资料来源中汇集整理出有意义的讯息,以有条理地叙述出来。因此,弥尔顿从他人出版的著作中挑选资料重新编纂,这样的作法并未跳脱中世纪以来地理书籍的传统。

只不过,弥尔顿并未真正像他在前言所夸口的那样,从数本不同来源的资料汇整而来⑤。他使用的主要参考来源就只有海克利特和普尔卡斯的两部地理著作,而这两部书本身就是各类文献的合集,书中搜罗各类相关的书信、航海日志、游记等等,省去了读者四处奔波、搜集资料的车马劳顿之苦。弥尔顿此举相当聪明,一方面省却搜索素材的困难,一方面又能在有限时间内编写出一部作品。不过,光是把这两部作品中有关俄罗斯的部分读完,消化吸收,再挑出有意义的段落加以编写,也颇耗工夫;若用现代的八开本来计算,海克利特书中有关俄罗斯的篇幅有800页之多,普尔卡斯书中则将近400页,[1](458)因此即便弥尔顿是采用旁人已经搜集好的资料,他能将这些繁杂的内容缩编成精简易于吸收的内容,至少也做到了“save the Reader a far longer travaile of wandring through so many desert Authours; …(让读者省却穿梭往复于各个作者之间的劳苦)”。(CWP VIII, 475)⑥

然而,倘若当时已经有许多类似的地理著作,弥尔顿为何又要再编写另一本这样的作品呢?在《莫斯科大公国简史》的前言中,弥尔顿谈到阅读地理书籍本是一件愉快又对智识有帮助的事。但是当下许多地理书籍的编写方式多有缺失,特别是在各国风俗、宗教、政治体制等地理信息的方面,比重往往不恰当。有些书籍在这方面太过简洁,有些则过于繁琐冗长,夹杂着长篇累牍的传闻或无关紧要的奇风异俗,以致于真正重要的地理知识被忽略,或者读过之后就遗忘了。因此,弥尔顿企图编写一部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地理著作,以为示范,以供其他地理作家参考。(CPW VIII,474-75)此外,帕克斯推断,弥尔顿当时开设了自己的私塾,正在指导两个外甥(Edward Phillips和 John Phillips)及其他几个亲友的孩子学习,并且使用 Pierre d' Avity的法文原文版(1614)作为教科书,很有可能他对手边既有的地理教科书感到不满,因此才动念要编写更适合自己学生使用的地理书籍。[1](457)⑦或许正是因为该作品有示范的作用,而且可作为一种地理教材,所以弥尔顿格外注重文献来源的标注,在各处页边均注明该段文字的出处页码,末尾还列出自己所引述的所有文献。

三、编写手法

《莫斯科大公国简史》一共分为五章,只有第一章描述了俄罗斯(当时称为“莫斯科大公国”(Muscovy 或Moscovia)的人文地理。第二、三章主要描述俄罗斯几次派遣探险队向东进入西伯利亚及中亚,企图扩充势力,最后远至中国北方边境的经过。第四章是根据一位波兰人所写的俄罗斯朝代史加以缩编,讲述俄罗斯的历史。第五章则把1553年至1604年间英人贸易商队和外交使节前往俄罗斯的历史简述一遍。由于第一章是所有章节中编写手法最多的一章,而且也是主要描述地理知识的篇章,因此本节主要引举第一章中的文例,以说明弥尔顿的编写技术。

根据帕克斯的推测,弥尔顿在编写的时候,自然得先阅读海克利特和普尔卡斯所搜录的资料,见到有用的文句或段落,有可能会先做标记,事后再把标记起来的各个片段整合改编。[1](458)不过笔者认为还有另一种可能:由于弥尔顿处理的数据量相当大,况且在挑选段落及编写时,也许会反复思量,未必能一气呵成,因此他也有可能运用札记书(commonplace book)作为辅助,先把他认为有用或有意义的片段,依照主题类别抄录起来,以便后续编写的时候反复翻阅筛选。只不过到目前为止,弥尔顿唯一留下来的札记书并无可以用来编纂《莫斯科大公国简史》的材料,虽然其中有两条是从普尔卡斯书中节录而来,但却跟俄罗斯毫不相关⑧。弥尔顿的札记书中节录的文字分为三大类:伦理索引(Index Ethicus)、经济索引(Index Economicus,其实是指家庭)及政治索引(Index Politicus)。此外,弥尔顿也曾提到另有一份神学索引,根据爱德华‧菲利浦(Edward Philips)在札记书上所加的旁注,这份神学索引已经不知所踪,学者分析这份索引可能跟弥尔顿编写《基督教教义》(De Doctrinia Christiana)有关,至于是否为同一本,仍未有定论。[2](61)不过,在《基督教教义》的前言(“Epistle: To All the Churches of Christ”) 中,他提到自己先把圣经重要的段落记在一本札记书中,以便需要时检索。(CPW VI,119)⑨另外,可能还有一份法律索引,但该份文稿也尚未获得证实。[3](67)由上述线索可分析,弥尔顿的札记书应该不只一本,而且札记书在他撰稿的过程中,是一种常用的辅助工具。至于他是否使用札记书来编写《莫斯科大公国简史》,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只不过,要编写此书势必经过辑录、剪贴、改写的过程,况且弥尔顿在页边忠实地标注出处页码,这表示编写者必须要准确记录每一段文字的来源,这和札记书采辑资料的方式极为类似,而札记书的功能正符合这样的需求,若说弥尔顿使用某种形式的笔记来完成《莫斯科大公国简史》,也不无可能。因此批评家格里森(John B. Gleason)也提到:“《莫斯科大公国简史》中每段辑录的文字旁边都加上明确的出处页码,这让人联想到弥尔顿的札记书也有类似的作法。二者都是辑录各种素材的笔记,以供未来使用。(the Mosocovia, …, gives the exact page reference to each statement it makes. One is strongly reminded of the same practice in the Commonplace book; both it and the Moscovia are essentially collections of materials for possible later use.)”[4](646)足见《莫斯科大公国简史》的编写方法与札记书有密切关联。

比对弥尔顿的数据来源和完成的稿子,可以发现他并非按照原书中的文字顺序编排数据,而是依照相关性重新组合编写。例如《莫斯科大公国简史》中的这段描述俄罗斯北方寒冷的文字,其实可分为三个片段,在此标为A-1、A-2和A-3,虽然三段文字出自海克利特书中的同一篇文献,亦即亚当斯(Clement Adams)记录1553年钱斯勒(Richard Chancellor)率船队航行至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的旅行志,但是这三段文字的顺序与原出处大不相同。下表右栏标示出三段文字在原出处中的页码:

(A-2) The north parts of this Country (A-1) are so barren, that the Inhabitants fetch their Corn a 1000 miles,(A-2) and so cold in Winter that the very Sap of their Wood-fewel burning on the fire, freezes at the Brands end where it drops. (A-3) The Mariners which were left a shipboard in the first English Voyage thither, in going up onely from their Cabins to the Hatches, had their breath so congeal'd by the cold, that they fell down as it were stifl'd. (CPW VIII, 477) (A-2) Hakluyt, I. 248

(A-1) Hakluyt, I. 251

(A-2), (A-3)

Hakluyt, I. 248

在原出处书中,A-2和A-3排在较前面,属于该篇文献中介绍俄罗斯概观的文字,而A-1则出现在后面描述位于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和莫斯科之间的地区,以下列出海克利特书中原始的文字,并将弥尔顿使用的部分以底线标出:

(A-2) The north parts of the Countrey are reported to be so cold, that the very ice or water which distilleth out of the moist wood which they lay upon the fire is presently congealed and frozen: the diuersitie growing suddenly to be so great, that in one and the selfe same firebrand, a man shall see both fire and ice…[5](253)⑩

(A-3)…Our mariners which we left in the ship in the meane ti me to keepe it, in their going vp onely from their cabbins to the hatches, had their breath oftentimes so suddenly taken away, that they eftsoones fell downe as men very neere dead, so great is the sharpenesse of that colde climate.[4](253-254)

(A-1) … the people come a thousand miles to Mosco, to buy that corne, and then cary it away vpon sleds: and these are those people that dwell in the North parts, where the colde is so terrible, that no corne doth growe there, or if it spring vp it neuer comes to ripenesse.[4](262)(A-2) Hakluyt, I. 248

(A-3)

Hakluyt, I. 248

(A-1) Hakluyt, I. 251

仔细比对,会发现弥尔顿不仅重组文句顺序,在遣词用字上也跟原出处不尽相同,他的用词更精简明确,描绘更加传神。例如A-2描写天气极度寒冷,冷到连木柴燃烧时流出的油脂汁液一滴下就结冰,相对于亚当斯冗赘的“the very ice or water which distilleth out of the moist wood which they lay upon the fire”,弥尔顿用了生动简单的“the very Sap of their Woodfewel burning on the fire”,亚当斯的文句不仅较冗长,且采用“distill(萃取)”这种科学词汇,再加上连续两个关系子句,使得他的叙述像是在做冷静客观的科学观察,而弥尔顿使用的“sap”“Wood-fewel”“burning”等词汇,虽属一般叙述性的词,但给人的感觉更生动、更直接、更接近一般人直观的感受,而非冷冷的科学观察。况且,亚当斯后面平淡无味地说“is presently congealed and frozen (凝固冻结)”,再度运用分析性的叙述及表达客观的被动语态,而弥尔顿却简洁地以一般词汇直说“freezes(结冰)”,并传神描绘油脂滴落在木柴的尾端立即结冰“freezes at the Brands end where it drops”。

若再比较A-3,可发现弥尔顿在前半部更动较少,但到了描写船员所遭遇之严寒时,则发挥了他诗人的文采,动笔改写。在描写船员一出船舱,在极度低温下立即无法呼吸而倒地不起时,亚当斯平淡地写道:“had their breath oftentimes so suddenly taken away,that they eftsoones fell downe as men very neere dead”,而弥尔顿则说“had their breath so congeal’d by the cold that they fell down as it were stifl'd”,不但改得更简短精到,这里的“congeal'd”和前文A-2亚当斯的用法不同,此处不是指液体凝结为固体,而是采比喻上的意义,指的是冻僵或冷得凝住不动,用来描绘冻得连呼吸都凝住,而且再加上“by the cold”更强调严寒气候的效果,显然比亚当斯的“breath…so suddenly taken away”要栩栩如生;接下来,弥尔顿后半句用“stifl'd”突显难以呼吸、几乎窒息的感受,呼应前面的“congeal'd”,而亚当斯仅说“as men very neere dead”,表现不出几乎窒息的感觉。

由前述文例可见,弥尔顿在编写《莫斯科大公国简史》时,不仅仅只是重组文句,并且将内容融会贯通,运用自己的诗才,将原本叙事者平铺直叙的文字改为文采斐然的叙事。要知道弥尔顿所使用的航海日志或纪录,都是由探险家、外交官或他们随身的书记所写下的,他们多数都不是诗人,所受的古典训练和阅读范围之广博,当然不可能跟弥尔顿相比,在加上此类文献以记实为主,行文自然较欠缺文采。弥尔顿以本身广博的学识和诗人的眼光,即便是编写此种记实的文类,也自然而然地把其文字艺术运用其中。

除了重组顺序及润饰改写之外,弥尔顿在编写的过程中,更将原本第一人称的叙事观点,改为第三人称,例如前例中 A-3里面,亚当斯的主词是“our mariners”和“we”,弥尔顿则改为“The Mariners”后面再加上“in the first English Voyage thither”;另外,在改写1568年伦道夫(Thomas Randolph)出使俄罗斯的纪录时,伦道夫原本也是以第一人称叙说自己的经历:“At S. Nicholas we landed the 23 of Iuly, where there standeth an abbey of Monks (to the number of twentie) built all of wood: …”[5](376),弥尔顿则改为“The bay of St. Nicholas, where they first put in, lieth in sixty-four degrees; called so from the abbey there built of wood, …”。(CPW VIII, 477)这样的改写贯穿整部简史,凡原始资料中第一人称的叙事,都改为第三人称叙事,因此原本作者亲身经历、亲自撰述的口吻,就变为第三者回顾过往事件的口气。

这样一来,《莫斯科大公国简史》全书的叙事角度,与海克利特的《英国海外见闻录》及普尔卡斯的《普尔卡斯之行旅纪闻》全然不同。海克利特和普尔卡斯的二书,主要是各类文献的汇编,包含航海日志、游记、回忆录、书信、外交文书,甚至历史纪录,编者的工作是四处考察,采集海外旅行纪闻或类似文书,判断数据可信度或重要性,翻译以外语撰写的文献,最后将所有数据以有意义的方式编排成册,除了挑选、删节、翻译之外,也在页边加注。编者退居幕后,让书中的每份文件自己说话,每个旅行者呈现自己独特的经验,而这也符合当时地理著作强调亲眼见证(eye-witness)、真实经验的原则。在《莫斯科大公国简史》中,弥尔顿虽然也声明所有的资料都是根据旅行家亲眼见证(eye-witness)的真实经验,但是他的作法并非让旅行家自己发声,而是将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初英国企图与俄罗斯建立商贸关系的事迹,以及其间所累积的关于俄罗斯的知识,以第三者的角度重新整理回顾,因此旅行家们个别的声音都已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知的叙事者,以全观的角度陈述早期英俄交流的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综合回顾英国早期北进俄罗斯的成果。所以,弥尔顿最初给这部作品下的标题是MOSCOVIA: OR, Relations of Moscovia,as far as hath been discover'd by English VOYAGES,(CPW VIII, 476)强调英人朝北极冰洋探险“发现”俄罗斯的纪事,隐隐透露出英国人的自豪与国家意识。

四、素材配置

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莫斯科大公国简史》地理素材的选择配置。前文提到弥尔顿在前言中批评当时地理书籍的编写方式,认为这些书在呈现地理素材的比例不恰当,真正重要的信息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是一些传闻或奇风异俗占掉大量篇幅。如此说来,《莫斯科大公国简史》中所展现的地理信息,应该是弥尔顿认为最重要、最有意义、最值得写入地理书籍的。那么,弥尔顿在素材挑选编排上,有何特点呢?

在编写地理素材时,弥尔顿一方面沿续当时地理书籍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根据自己的标准。他一开始先勾勒出莫斯科大公国东西南北的边界和版图,这在其他地理书籍中也可见到,例如先前提到的Botero的Relationi universali、D'Avity的 Estates, Empires & Principalities of the World、 Peter Heylyn的Microcosmus,甚或是当时广为流传的 Ortelius的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世界地图集,其介绍莫斯科大公国的篇章都是以地理边界为开始。这大概是地理学的一种传统,也是符合人类空间认知习惯的作法。接着,弥尔顿强调俄罗斯北方气候之严寒(即前文所分析的段落),这在刚才引举的几部地理著作中似乎并未受到重视,然而弥尔顿或许认为严寒的气候是英国人对俄罗斯的初始印象,或者觉得气候对于英人探险队是一种挑战,所以才在介绍版图之后,紧接着描述气候,并且引举航海家的体验来加深印象。

接着,他开始进入俄罗斯这个国度的叙述。他以当地的几条重要河流流域或水路系统为主轴,逐一铺陈当地的地理信息。从这些叙述中,可发现他对于英人在当地的足迹特别注意,只要有英人在当地贸易或活动的纪录,他都会指出来。例如:在普斯托泽尔斯克镇(Pustozera,今名Pustozyorsk)这个城镇1611年就曾有英国商人在此过冬,(CPW VIII, 480)阿卡尼亚(Arkania,疑为今日的Archangel)是英人从事商贸的一个据点,(CPW VIII, 481)而在霍尔莫戈雷(Colmogro,今名 Kholmogory)这个地方,英人得到莫斯科大公国皇帝的赏赐,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几栋房子。(CPW VIII, 482)另外,他对宗教也格外重视,每每提到某地有几间教堂,教堂里的人员如何又如何。例如:在描述位于圣尼可拉斯(Saint Nicholas,今名Severodvinsk)的教堂时,他特别提到:“wherein are 20 Monks;unlearned, as then they found them, and great Drunkards:their Church is fair, full of Images and Tapers.”(他们[英国探索队]发现,修道院中有20位修士,全都没受过什么教育,而且都是酒徒;他们的教堂很华丽,到处都是偶像和蜡烛。)(CPW VIII, 477-478)

从弥尔顿页边注中所提示的重点,也可看出他选择材料时较关切几个议题。除了前述的宗教之外,他的页边注还列出政府、税收、军力、婚姻、殉葬、风俗、交通和动物等主题。这和弥尔顿在前言中所提及的三个主要项目“风俗、宗教、政治体制”相呼应,而且也跟弥尔顿论辩作品的主要议题政治、宗教、婚姻相互呼应。在政治上,他强调俄罗斯的君王具有绝对的权威(“absolute power”),只要人民没有子嗣或无力耕种,土地就会被君王收回;而且君王采用粗暴的方法要跟人民收税(“he omits not the coursest means to raise them [revenues]”)。(CPW VIII, 489)在风俗一项,弥尔顿的关注点并非当地的奇风异俗,而是放在人民的概况,包括教育、饮食、生活等等,因此他一开始就描绘了对俄罗斯人的整体印象:“They have no Learning, nor will suffer to be among them; their greatest friendship is in drinking; they are great Talkers,Lyars, Flatterers and Dissemblers.”(他们没有受教育,也不觉得受教育有何必要。他们最好的朋友是酒;他们常爱闲谈、说谎、谄媚、虚伪。不过,他也特别指出当地贫民生活极端困苦,以草根树皮为食。(CPW VIII, 495)这样的编排似乎隐隐在批判俄罗斯君王的极权统治,并暗示人民因为缺乏教育及生活质量,导致素质低下。

如此看来,弥尔顿对于俄罗斯的描绘就不仅仅是一种海外观奇或志异的文学,而是一种政治观察,观察俄罗斯的君主与人民的关系,也同时呼应了弥尔顿的理念和他对于英国政治的看法。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弥尔顿的确如其前言所说,不强调传闻或奇风异俗,而把叙事的重点放在讨论“有用的”东西上(“that which is useful”),(CPW VIII, 474)也就是以同样的政治哲学架构,来观察俄罗斯的异质文化,与英国做对比。

五、章节架构

最后,再让我们看看《莫斯科大公国简史》的章节架构。前文提到帕克斯认为该作品应该是一本帮助外交使节迅速了解俄罗斯的手册,他主要是根据该书的章节构成及当时英俄外交的史实来推断了。根据他的看法,由于第一章是按照英人航行到俄罗斯的行程铺排的,先抵达北岸大港,再循水路深入内陆到达莫斯科,符合外交使节的路程;第二、三章并非讲述俄罗斯,而是俄罗斯东边的国度,无甚重要,不过外交官对于俄罗斯企图向东扩张的作为必须多少知道一些;第四章简述俄罗斯的历代兴衰,第五章则是俄罗斯接待英国外交使节的历史(“a history of ambassadorial receptions”),前者是朝代史不属于地理著作应有的内容,后者不论是地理或是历史的书籍中都未曾出现过。[1](462-463)帕克斯认为,第四、五章不像是地理书的内容,反而对出使俄罗斯的外交官较有用。恰好在 1949年末、1950年初,英国计划派遣霍利(William Hawley)出使俄罗斯,因此帕克斯推测,《莫斯科大公国简史》或许被拿来当作外交简报,供外交使节行前参考。[1](461)

帕克斯这样的看法可能忽略了几件事。首先,弥尔顿的素材几乎都出自于海克利特和普尔卡斯的书,二书当时被定位为“世界志”(cosmography),里面资料包罗万象,涵盖多种文类,也包含了地理及历史知识。再者,在当时,地理及历史并非完全截然划分的两门学科,许多的历史书籍往往以地理叙述为开端,地理书籍或世界志也多融合了历史叙事。例如:在著名的地图集《世界剧场》(Theatrum orbis terrarium,1570)的前言中,制图师奥特柳斯(Ortelius)就把地理称为“历史的眼睛”(“the eye of History”),强调历史的理解须要地理的帮助。[6]海克利特在他第二版(1598)的前言中也提到,他完成这部巨著必须藉助地理与历史(“Geographie and Chronologie”)二者,他把这两门学问比成是“the Sunne and the Moone, the right eye and the left of all history”,[5]这里的“history”颇难定义,不单单指历史,而是指有叙述性质的各种文本。这也显示在当时 “history”此词意义涵盖极广,有许多书籍均以history为名(包括《莫斯科大公国简史》),但是内容未必属于今日所谓的历史学科,反而有可能是地理、医学或其他领域的知识。弥尔顿虽然在前言中把《莫斯科大公国简史》定位为地理,其实他所沿袭的仍是世界志的传统,因此他将地理与历史的内容编写在同一部作品中,对当时的读者而言根本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所以,我们不能单凭第四、五章的内容是历史,就评断这不是一部地理著作。我们必须把弥尔顿所理解的“地理”,放在16、17世纪“世界志”的脉络中来了解,如同学者布莱恩特(Joseph A. Bryant)所主张的,弥尔顿所写的并不是我们平常所了解的“历史”,而是如培根(Francis Bacon)在《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中所提到的一种“世界志的叙述”(“a history of cosmography”)[7](27-28),而这种文类所采取的正是一种跨越历史时间纵轴及地理空间横轴的世界观,试图将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或说是上帝的另一部书(God’s other book),亦或是《失乐园》中撒旦所说的“the book of knowledge fair”(PL III, 47),以宏观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因此,我们可以说《莫斯科大公国简史》中的五个篇章,并未跳脱“世界志”的传统,弥尔顿则是在承继此一传统的同时,采取他自己的编写策略,以呈现他对于英国以外的世界之观点。

再者,第四、五章的叙事观点与前面三章一致,亦是采取第三人称的口吻,而且二章均是以英国人的角度来描写俄罗斯。第四章前半部的内容,主要是将海克利特书中收录的一篇俄罗斯史浓缩改写,而这篇历史文献的作者,依考证应该是神圣罗马帝国使节普林兹‧冯‧布丘(Daniel Printz von Buchau, 1546—1608)(CPW VIII, 511, n.1.),他在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的派遣下出使莫斯科,因而写下的这篇文章;他并非从俄罗斯的观点陈述自己的历史,而是从欧洲外交利益的角度对俄罗斯历史所做的叙述及观察。另外,该章的后半部,则是参照海克利特和普尔卡斯二书中的材料而来,除了英国外交使节霍尔希(Jerome Horsey)描绘费奥多尔一世(Pheodor Juanowich)继位登基的事迹之外,还参考了几个来自英国商人的记录。这些材料经过弥尔顿改写之后,有了统一的叙事观点,以英人角度来观察评论俄罗斯王朝的兴衰。例如,在第四章一开始,弥尔顿就特别强调:俄罗斯的君主声称是罗马皇帝奥古斯的子孙,这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他说:

The great Dukes of Muscovy derive their Pedegree,though without ground, from Augustus Caesar: whom they fable to have sent certain of his Kindred to be Governours over him to have had his Seat on the eastern Baltick Shoar by the River Wixel; … (CWP VIII, 511)

他特别加上“though without ground (尽管毫无根据)”,并且用“fable(虚构)”这个动词来表示全是编造的。在原始出处中(即普林兹·冯·布丘的叙述中),虽然提到许多民族往往自称自己的祖宗渊源于伟大人物,但并无如此尖锐直接的批驳。此外,弥尔顿也较偏重英人在俄罗斯政治起伏中的作为,并且重视与新教信仰相关的事件。例如,他特别提到英人是在伊凡四世(Juan Vasiliwich)在位的时代首度来到俄罗斯北方口岸的;(CPW VIII 515)而在讲述伪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Evanowich)被废黜的原因时,他提到有人认为伪德米特里一世是因为任命笃信新教的布钦斯基(Jan Buchinsky)为他的内大臣,因而跟俄罗斯本土的宗教习俗疏远,导致人心疏离。弥尔顿也强调,后来反对伪德米特里一世的势力崛起时,除了英人以外,当地许多外国人都遇害,而由于英人居中协调,而让布钦斯基逃过一劫。(CPW VIII, 519-520)

第五章虽然是以历史纵轴记述英国历次派遣船队或使节前往俄罗斯的经过,其叙事仍是采第三人称观点,且其叙事角度也是以回顾过往的所有重要英俄交流,与第一章全观式的整理回顾完全一致,甚至在述说的口吻上也相同,全章多次以“our merchants”或“our men”来指称旅行到俄罗斯的商队或外交团的成员,暗示强烈的国家认同。更重要的是,在第五章的一开头,弥尔顿加上了一段论述,说明编写该章的理由,其中对于英人先于欧洲各国探索北冰洋一事,流露出一股骄傲;并且暗示编写这样的叙事,不仅对于增广地理及自然知识有帮助,也有抛砖引玉、促进英俄海上往来的可能。(CPW VIII, 524)

总结本文之分析,我们发现,《莫斯科大公国简史》的编写手法并未脱离 16、17世纪地理著作或“世界志”的范畴,即使这部作品有可能被拿来当作外交使节的行前简报,以因应当时情势之需,这也不能证明弥尔顿是为了外交目的而编写的。从该作品的修辞技巧、叙事观点、材料筛选及章节结构等各方面看来,确实符合前言中所说明的动机,弥尔顿的确是想要提出自己认为理想的地理著作编写架构。即便该书并不算一部完整的地理著作,至少弥尔顿已经把他认为重要的材料,运用高超的文字技巧重新编写,并且赋予一种宏观的认识,使得地理与历史、空间与时间的认知结合在一起,让英国的读者对于自己国家在北冰洋的成就,有完整的认识。而我们也可透过《莫斯科大公国简史》,了解弥尔顿对地理知识的看法,通晓他吸收、拣选、编纂等处理知识的手法,并且洞察他对于俄罗斯这个异质文化的看法。

(感谢美国普渡大学安洁莉卡·杜兰教授(Angelica Duran)在笔者撰稿期间,耐心答复笔者问题,并分享相关文献资料。另外,感谢郝田虎教授致赠其专著《〈缪斯的花园〉:早期现代英国札记书研究》,并提点有关札记书的相关研究资料。)

注释:

① 在前一期中,笔者将此书书名译为《普尔卡斯的朝圣之旅》并不妥贴,在此更正为《普尔卡斯之行旅纪闻》。

② 关于该作品的性质和撰述动机,众家说法不一。多数学者仍然相信弥尔顿在前言中所表达之动机,但是仍有学者持不同看法。其中最主要的争论来自于帕克斯(George B. Parks),他认为该作品不只是纯粹的地理著作,而是跟英国1949—1950年间与俄罗斯的外交危机有关,因此很有可能是一份供外交使节参考用的外交简报。但是,帕克斯的看法遭到其他学者反驳,如布莱恩(Joseph A. Bryant)就认为应该把《莫斯科大公国简史》放在史学的脉络之下检视,因为弥尔顿本身极为重视历史及史学文类。另外,格里森(John B. Gleason)也认为这部作品只能算是弥尔顿未完成就放弃的写作计划,根本不是外交简报。冯‧默尚(Nicholas von Maltzahn)则推断该作品是弥尔顿在编写《英国史》(A History of Britain)之前的热身。有关帕克斯对于《莫斯科大公国简史》的看法,本文会进一步讨论。关于前述其他学者的见解,布莱恩及格里森的文章,详见参考文献。冯·默尚的文章,请参考;Maltzahn, Nicholas von. John Milton:the later life (1641—1674) [C]. Nicholas McDowell and Nigel Smith,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ilton. Oxford: Oxford UP,2009: 26-47。

③ 普劳傅及迪斯兰德瑞(D. S. Proudfoot and D. Deslandres)认为是在1626年普尔卡斯也住在伦敦之时;穆尔斯基(D. S. Mirsky推测是在1630年代初期;贝利(Lloyd E. Berry)判断是在弥尔顿的父亲带着全家搬到霍顿(Horton)居住的那段时间(1632—1638),这个看法得到格里森的支持;考利(Robert R. Cawley)推断应该是在1640年代,当弥尔顿正在教授私塾之时;而帕克斯则主张是在1649年末至1650年初英国打算派遣使节前往俄罗斯递送外交抗议书之时。前述各家說法,请参考Proudfoot,D. S., and D. Deslandres. Samuel Purchas and the date of Milton's Moscovia [J]. Philological Quarterly, 64.2 (1985): 260-265;Mirsky, D. S. Introduction. A Brief History of Moscovia… by John Milton [M]. London: Blackamore Press, 1929: 9-26;Berry,Lloyd E. Giles Fletcher, the elder, and Milton's A Brief History of Moscovia [J].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A Quarterly Journal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11.42(1960):150-156;Cawley, Robert R. Brief History of Moscovia, A [C]. William B. Hunter, Jr., ed. A Milton Encyclopedia. Vol. 1. London:Associ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④ 这里的Haack指的是Theodore Haak (1605—1690),是一位德裔学者及翻译家,属于哈特里布文人圈的一员。

⑤ 弥尔顿在前言中声称:“What was scatter'd in many Volumes,and observ'd at several times by Eye-witnesses, with no cursory pains I laid together, …”。(CPW VIII, 475)

⑥ 本文所引弥尔顿的论著,均出自英文耶鲁大学版《弥尔顿文论全集》(Complete Prose Works of John Milton,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1982),文中缩写为CPW。文中所引《失乐园》(Paradise Lost),出自The Milton Reading Room. Ed. Thomas H. Luxon.〈https://www.dartmouth.edu/~milton/reading_ room/pl/book_1/text.shtml〉,缩写为PL。

⑦ 杜兰(Angelica Duran)推测弥尔顿的《莫斯科大公国简史》《英国史》(A History of Britain)、《逻辑学》(The Art of Logic)等几本著作,都与诗人的教学经验有关,甚至根本就是教科书。详见The Age of Milton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Pittsburgh,Duquesne UP, 2007), 154。

⑧ 这两条分别出现在弥尔顿札记书中的第13及57条。第13条是有关贪食的,弥尔顿摘录普尔卡斯书中讲述苏门答腊的土著极为好吃,往往咀嚼一种药草以帮助消食。第57条是有关诗歌的,此处弥尔顿并未抄录普尔卡斯书中文句,仅仅列出主题Numidian poets,然后标注该条数据出自普尔卡斯的册数及页码。请参见Alfred J. Horwood, ed. A Common-place Book of John Milton and a Latin Essay and Latin Verses Presumed to be by Milton (Camden Society, 1876)。

⑨ 尔顿的原文是“I also started,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thesewriters, to list under general headings all passages from the scriptures which suggested themselves for quotation, so that I might have them ready at hand when necessary.”

⑩ 右栏列出的是海克利特1598年版的页码,也是弥尔顿所参考的版本,而左栏引文括号中的页码则为现代重印版的页码。现代重印版的资料请见文后参考文献。

[1] Parks, George B. Preface to A Brief History of Moscovia [C]// Don M. Wolfe, ed. Complete Prose Works of John Milton Vol. VIII: 1666—1682.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454-72.

[2] Fulton, Thomas. Historical Milton: Manuscript, Prin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Revolutionary England [M].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0.

[3] R M. Commonplace Book [C]// William B. Hunter, Jr., ed. A Milton Encyclopedia. Vol. 2.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67-69.

[4] Gleason, John B. The nature of Milton's Moscovia [J]. Studies in Philology, 1964 (61): 640-649.

[5] Hakluyt, Richard.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in Twelve Volumes [M]. Glasgow: J. MacLehose and Sons, 1903.

[6] Ortelius, Abraham. The Theatre of the Whole World [M]. London, 1606.

[7] Bryant, Joseph A. Jr. Milton and the art of history: a study of two influences on A Brief History of Moscovia [J]. Philological Quarterly, 1950(29): 15-30.

[编辑: 胡兴华]

The art of editing: Editing and rewriting in Milton’s A Brief History of Moscovia

HUANG Chiayin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 Literatur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pei 11114, China)

A Brief History of Moscovia is the only geographical writing John Milton has published and it has been used in scholarly criticisms as a background that showcases Milton's knowledge of geography. However, a close study of the work will yield much more than just the apparent fact of Milton's enjoyment in geography. The work shows more importantly his technique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how he has read, selected, reorganized, and appropriated knowledge. It is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to analyze Milton's editing and rewriting strategies in the work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is views of geography as well as his methods of organizing knowledge.

Milton; A Brief History of Moscovia; geographical knowledge; editing; Russia; cosmography

I106.9

A

1672-3104(2016)01-0153-08

2015-11-10;

2016-01-30

黄嘉音(1971-),女,台湾桃园人,比较文学博士,中国文化大学英国语文学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国文学,翻译及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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