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重建与美学启蒙
——以198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权为中心的考察

裴萱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主体重建与美学启蒙
——以198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权为中心的考察

裴萱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知识分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具有了文化传播和文化领导的职能，所以就具有相关的话语权，并与政治意识形态呈现出相互联系或者相互对立的关系，在“二元对立”的体制之中，知识的精英化和反思性才逐步得以彰显。自 1980年代以来，人性、人道主义的思潮成为贯穿文学、美学等领域的核心话语，构成了“告别历史”的基本价值取向。知识分子们不仅仅建构起文学主体性和实践主体性理论，更是在理论的背后重塑了自身的文化权力和精英意识。通过强烈的文学政治介入、知识分子文学形象的建构和青春体的学术热情，知识分子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场域转换，并以“启蒙”的姿态找回了话语的自信。从现代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建构，到 1980年代知识分子审美表征形象重塑，最终指向知识分子公共话语权的确立和美学启蒙的目的，此种传统也必将通过不同的形式进行延续、代代相传，从而具有面向历史的价值。

知识分子；话语权；公共性；美学启蒙；主体性

自1980年代新时期以来，人性、人道主义思潮成为贯穿文学、美学等领域的核心话语，构成了“告别历史”的基本价值取向，即批判六七十年代国家强权对个体的压抑和迫害，为个体价值和人的尊严找到合法化存在的路径。以“手稿热”开端的“美学热”正是思想界从文学、美学领域对人道主义从“边缘”到“中心”的尝试，美学的启蒙意义和审美解放的激情体验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学热潮本身的学科构架与理论铺陈。如果说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完成了新时期“去政治化”的第一次论述；那么“美学热”就继续在否定政治工具论和人道主义维度进行“去政治化”的第二次论述。“主体性”作为哲学和美学层面的理论点，不仅仅为“美学热”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更是成为美学意识形态对抗政治话语的有力承担。在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中，“知识分子话语权”就成了主体性理论的另一种显现方式和价值诉求，知识分子不仅仅建构起文学主体性和实践主体性理论，更是在理论的背后重塑了自身的文化权力和精英意识。通过强烈的文学政治介入、知识分子文学形象的建构和青春体的学术热情，知识分子完成了从边缘到中心的场域转换，并以“启蒙”的姿态找回了话语的自信。“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打上了知识分子的鲜明烙印，而在相应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共同体的想象中，知识分子话语也随即获得了它的普遍意义，并开始争夺实际上的文化领导权”［1］，作为刚刚从“文革”苦难中走出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在人性、人道主义和主体性的反思中逐步将个体的痛苦记忆转化为具有一定普世价值的“群体”记忆。这一“群体”又并非仅仅局限于为其“正名”的需要，更是扩展至民族国家和整个社会之中。从反思文学中的《班主任》与《伤痕》，到李泽厚、刘再复的主体性理论，都肯定了知识分子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和建构作用。这正是从个体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的显现过程，也勾连起了中国传统“士”的品格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启蒙理念。

公共性品格的确立与话语权的凸显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生发的过程。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开篇指出：“只是随着中国社会这几十年的巨变，这个群体也经历了堪称戏剧化的调整、分化、流变，以致人们已不太容易辨认得出一个能够被称为‘八十年代人’的群体了”［2］，这一群体正是指知识分子。“文革”之后的 80年代所树立的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新启蒙潮流使知识分子达成了文化革新的现代化目标，并且在与政治胶着对立的“二元关系”中争夺自身的话语权。当然，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后现代文化思潮消解了80年代知识分子统一的话语热情，公共知识分子也隐匿在更为多元复杂的原则之中。但是80年代兴起的人道主义讨论、“美学热”、文化热、纯艺术等文化事件和文化思潮，则构成了知识分子群体一直向往的知识谱系和现代化逻辑，类似于“未完成的现代性”和“未完成的审美乌托邦”，其批判性、反思性和介入性将继续起到持久而重要的作用。

一、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建构

所谓知识分子，在广义上是指具有一定文化、思想、技能并且掌握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3］因为知识分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具有了文化传播和文化领导的职能，所以就具有相关的话语权，并与政治意识形态呈现出相互联系或者相互对立的关系。“尽管知识分子的门槛不断升高，但无论处于哪一年代，一个人要想成为知识分子，就必须在知识上明显多于同时代的普通大众”［4］，对于文化权力和话语的渴望就成为隐匿在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也构成了与国家控制权相抗衡的文化权。一般的权力理论认为，权力正是来源并表现在采取一定的手段和资源来达成相关的目的与结果，这些资源可能是财富、阶层、军事、名誉、知识等等，谁占据了资源的主导地位，就可以起到控制他者和影响他者的作用。所以，权力正是来自于资本分配的不平等，而国家权力作为以法律、军队等分配为基础的所有权，是一种强大而又典型的“控制权”（power over）；而对知识和文化的占有则与国家权力呈现出相互胶着的面貌，它们之间可以相互一致，也可能互相对抗，但是知识权不能直接操纵国家权力并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只能对其进行调整与反拨，这也正是知识的“行动权”或“达成力”（power to）。保持知识分子的精英性和独立性则是现代社会共有的价值取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就将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界定为产生于俄国19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具有法律、医学等专业方面的知识，“受到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经常对国家的落后状况表示不满”，并以自身文化上的号召力“为 20世纪早期的俄国革命运动奠定了领导基础”［5］。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独立的精神和超越世俗的气质，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反思政治的姿态秉承知识与真理独立性，“知识分子只有借着驳斥这些形象、官方叙述、权威说法，借着提供米尔斯所谓的揭穿（unmaskings）或另类版本（alternative versions），竭尽一己之力尝试诉说真话，才能加以抵抗”［6］。而中国古典时期的知识分子也形成了可以与封建统治者分庭抗礼的“道统”话语权，其最先出自于周公所倡导的“敬德保民”和“以德配天”，礼乐和道统作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现实实践方式，就赋予了知识分子以应时顺天的合法性存在地位，由此便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怀天下的情怀。所以，古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感和优越感一方面可以秉承圣人与“原道”之义，以仁礼的完美境界规约社会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甚至也以帝王师的形象忠贞劝谏，从而获得了封建统治政权结构中的地位；而隋唐年间兴起的科举制度也为饱读诗书的学人们提供了反思政治、进入政权的渠道和空间，从而使得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大大增强。五四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成功则彻底打破古典知识分子道学传统的样态，使得知识分子摆脱一元式政权的束缚，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也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奠定了基础。

现代知识分子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使其摆脱外在的束缚，具有了知识分子主体性的价值，也就是说，将过去在“道统”和“神权”规约下的知识分子“膜拜”价值转向职业生产和公共领域的介入，这也是一个宏大历史叙事合法性重建的过程。马克思·韦伯所谓的人文知识分子“目的理性”正是此意，知识分子取得主体性话语权之后，就把生产知识的动力从过去的“信条”或“要求”转向了大众的公共领域，在现代性领域继续保持知识启蒙的合法性基础，这也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知识“除魅”的需要。“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来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7］，知识分子摆脱了“目的理性”需要之后，仍然可以通过精神上的超越性和思想的启蒙性介入现实，只不过此种动力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根源于内心的自由。这也恰恰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前现代和现代时期不同的话语面貌：传统知识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统”话语权正是类似于韦伯所认为“价值理性”中的信条和要求；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主体性价值和自身的理论选择，并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和理念来完成“启蒙”的历史任务。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纷纷从不同的理路介入现实，他们或者迅速完成了从知识分子向政治家的角色转变；或者秉承自由知识分子的路线，在知识和学术领域不断开拓；或者推行“人的文学”的思想，坚守审美现代性的救赎；或者深入到个体孤独存在的深处，为在黑暗世界中的前行照亮一盏明灯。但是自 1960年代以来，国家意识形态需要不断消解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权和文化精英的优势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劳动物质实践，并试图使知识分子经过“改造”，统一纳入国家意愿和集体叙事之中，由此，现代知识分子又重新回归到了“信条”和“要求”的价值理性之中，而这个价值必须是国家话语，方才具有合法性依据。在绝对的政治统摄之中，固然也产生了某些具有“献身激情”的知识分子，但是更多的知识分子处在江湖之远的边缘地位，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由，更是失去了自由表述的话语空间。

“文革”期间的知识形态基本上是被客观唯物论和政治工具论所规约，集体话语和政治方向成为判定知识价值的主要指向，而所谓的“人性”“人文”“人道主义”等等甚至被冠以“资产阶级”的标签而倍受批判，知识分子不但丧失了自由表达的话语权力，更是被政治意识形态从精神上和肉体上进行规训。进入80年代，知识分子伴随着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潮流，再次获得了失落已久的自由话语空间。虽然话语权的展开依然是从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后简称《手稿》）的讨论开始，但是毕竟给予了他们以新启蒙作为“目的理性”思索的场域，能够在公共领域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人道主义、人的解放和“手稿热”“美学热”不仅仅为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资源，更是成为了知识分子自身话语权的象征。朱光潜对《手稿》和人性的发掘、李泽厚的实践主体论和美是自由的形式、高尔泰的美是自由的象征、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叶朗的美在意象、周来祥的美是和谐等等构成了知识分子重塑公共话语权的尝试。在整个80年代，知识分子基本上处于一种整体亢奋和激进主义的状态之中，“人道主义”和人的解放成为“美学热”话语权的主线、新启蒙是其话语场的目的，而西方的人性观念、政治制度和现代思想等也成为其译介和重视的对象。这也正是8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权的特质，一方面具有了相对的个体自由，能够自由地表达观点，并通过民间力量和公共领域介入现实；但另一方面还是不能完全抛弃“经世致用”的传统理念和韦伯所认为的“价值理性”，必须在与政治的“二元关系”对抗中完成自身的塑形，最终又回到了现实的政治变革。这与封建专制的残余和中国特殊的社会境况有关，更与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民族积淀相连。学界对于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内涵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而“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系统的概念却是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概括的。在他看来，美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都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其知识产出和话语对象也往往是针对普通平民和大众。但是20世纪末的知识分子却越来越专业化、书斋化、学院化和独白化，大学的发展又促使了公共知识的消亡和学院精英文化的兴起，政治批判性和思想超越性构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特质。“公共知识分子”进入中国之后，其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展，并且通过对古典传统时期和现代启蒙时期历时性分析，更加意识到该理论内涵的价值。所谓“公共”，我们可以理解为“共有的”“客观的”“共享的”；其次，还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为“民主的”“发表的”“自由的”等等。许纪霖结合英语语法，形象地概括出“公共”的几个不同内涵，“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物或重大问题。”［8］而80年代的知识分子恰恰是把自身的专业知识，有机运用在思想解放和公众活动等领域之中，且不说周扬、王若水等直接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理论改造，就是朱光潜、李泽厚、蔡仪等学者也纷纷介入文学的人道主义启蒙之中，卢新华、周克芹、刘心武、王蒙、张洁等作家也在文学中表达了强烈的现实指向和反思意识，所以，此种通过公共途径来发表言论和文字，并试图影响和改造社会的方式，正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并在人道主义维度获得了美学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青春体”的激情学术和知识分子公共空间的释放不仅造就了80年代独特的学术面貌和美学话语，更是为当今的学术界所留恋与怀念，“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曼海姆所论述的“总在追求一种可靠性，以使得人类能无条件地接受自身和自己的信仰”［9］也成为回望 80年代的价值承担。

二、1980年代知识分子审美表征形象重塑与话语权的历史呈现

80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还体现在文学的形象塑造和文学活动之中，从美学意识形态批判的维度彰显了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回归和身份的重建，从而借助于文学的力量使知识分子的信念、意识和价值广泛为社会所接收，而新启蒙的信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一以贯之，成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等文学流派的主导脉络。知识分子的话语表现在文学中，同样呈现出两个维度，首先是以“启蒙”的姿态对“文革”毁灭人性的行为进行暴露与反思，并在生动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深沉的文化反思中体现知识分子特有的人文关怀。其次，是文学中刻画的知识分子形象具有高尚的情操和反思的意识，千千万万的“他们”正如陈景润、许灵均一样，背负着沉重的政治与道德压力，无限忠诚、无怨无悔地进行着自己的事业，对国家、民族和土地具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在众多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已从过去的被批判和“资产阶级”情调中转型出来，成为了“劳动人民”的一员，这本身就是对“仇视知识”时代的一个终结。

(一) 对于第一个维度而言，文学成为了“知识分子”回归的重要话语场域

自“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树立了启蒙的形象之后，从“五四”之后的分化时期，到革命战争中的边缘，再到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文革”期间的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经历了主体性话语重建、边缘、改造和丧失的过程，其自身也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价值，并且是与“工农阶级”相对立的、需要改造的阶层，正如“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10］。所以，知识分子的“大众化”道路正是取消了其公共领域的话语权，被政治规训为意识形态下的“工农”阶级，失去了启蒙精英的地位和文化批判的空间。80年代以来，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文学工作者终于从政治上将自身“反动”的标签去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也进入了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曾有人动情地写道，“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11］，形象地概括出知识分子重拾话语的欣喜之情。此时的知识分子文学书写，往往试图重新回到文化传统和人民大众的怀抱，从情感上贴近大众并建构自身的亲切形象，张贤亮的《灵与肉》、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等等就通过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展现了对人民的赞美和热爱土地的崇高情感。感人的故事和诗性的语言使得知识分子话语有机渗透在审美理念之中，在影响大众的同时也悄然使知识分子重新具有了“为生民立命”的启蒙话语权，“我们（知识分子）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是委屈的、不平的、愤懑的，但是这些幸存者中没有一个人（如果这个人是热爱生活、身体健康和意志坚强的话）不承认他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进行劳动与物质的变换中获得某种满足和愉快，在与朴实的劳动人民的共同生活中治疗了自己精神的创伤，纠正了过去的偏见，甚至改变了思想方法，从而使自己的心灵丰满起来的”［12］。此种朴素的情感使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在大众中得到了广泛认同，感恩的情怀也具有了告别苦难的精神力量，这也使得“边缘”和“民间”成为文学话语的主要试验场，人道主义精神、人性的反思以及对乡土家园的眷恋也为启蒙和批判空间的延展奠定了基石。

当知识分子话语和人民群众的民间话语的双重空间得以融合之时，启蒙的精神与内核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尤其是面对“五四”精神的衔接、西方思潮的引入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入，知识分子就必须考虑如何进一步实现思想与文化走向现代，走向世界，而文学的启蒙则构成了其中重要一维，“所有意识到启蒙意义的人，都既是启蒙者，又是被启蒙者。不是少数自称‘精英’的人充当启蒙说教者，连这些自称‘精英’其实也同整个知识界一样身上带着老传统和新传统深深浅浅的戳记的人们，也要跟‘非精英’们一起接受时代的启蒙”［13］。所以，通过对大地和人们生存状态的反思与叩问就构成了 80年代初期文学启蒙的主导话语。比如以《今天》为代表的朦胧诗，就很好地代表了从民间话语空间到启蒙空间的转化。在《致橡树》《呵，母亲》《回答》《陌生的海滩》《相信未来》《乌篷船》《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著名作品中，对于大地、母亲、自然、人民、国家的意象大量出现在诗歌中，对于未来的憧憬和个体的反思也是在民间宏大背景的语境中产生的。“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乞丐似地光着脊背走去，深知道冬天风雪中的饥饿寒冷，和夏天毒日头烈火一般的灼热，这使我百倍地珍惜每一丝温情”（《热爱生命》），“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我的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等，诗歌的先锋性也往往蕴含在母亲、祖国、自然场景等具有普泛性结构序列之中，而这一方面得到了最广泛群众和青年文学爱好者的共鸣，另一方面也具有了主体超越和反思的意味。个体/时代、小我/家园都成了二元对立和找寻的关系，主体的彷徨与呐喊在广袤的时空中进行，成为了知识分子话语扩张的见证。而在小说文本中，从《班主任》“救救孩子”的呼声，到《晚霞消失了的时候》“只是当时已惘然”的人性体察；从《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音乐情感乌托邦的构建，到《绿化树》中身体与灵魂的双重拯救，都显示出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探索与思考。他们或者立足于对僵化政治束缚对人造成的戕害，并以此冲出传统、走向民主和自由；或者通过美丽凄婉的爱情与火热坚定的政治斗争之间的张力，书写对人情美好的赞叹；或者直接树立科学与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以此发出强烈的呼号；或者通过大众对知识分子的拯救来彰显人性本体的启蒙，总而言之，对政治迷信的放逐和民间拯救的希望成为这一时期启蒙的主要内核，也大大扩展了知识分子介入文学公共领域和民间领域的能力。可以说，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同时作为了启蒙的主体，也成为了启蒙的对象。当然，由于宽缓的文学政治在80年代中后期遭遇挫折，文学启蒙的路径也发生了一次较大的转折，旁观者、精英化和语言游戏的价值理念塑造了文学的新貌，但是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热情却成为80年代的文化使命，一直延续了下来。

(二) 对于第二个维度而言，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也往往具有了忠诚、崇高、反思和批判的性质

文本往往诉说了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的不幸遭遇与忠诚的守望，并最终经受住了苦难的考验从而得到了社会的接纳；同时，知识分子的强烈的反思意识和专业研究的精神也体现了“奉献”的品格，从而获得了爱戴。《哥德巴赫猜想》《班主任》《人啊！人》《灵与肉》《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春之声》《活动变人形》等等，在表现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生活的同时，也将其视为知识启蒙的道德化身。从“五四”中走出来的文坛精英巴金最先举起了知识分子反思与忏悔的旗帜，也是最早发出了自我拯救的声音。他在1978年底开始写作的《随想录》中通过对几十年来生存状况的深刻反思，呼吁人们找到人性的美好和存在的良知，其贯穿的主线依然是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在“文革”灾难中，知识分子不仅仅失去了自主性的话语空间，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精神奴隶”，甚至有些知识分子还依附于政治霸权，彻底丧失了反思性和独立性的立场。那么进入新时期以来，是否将一切责任归咎于“四人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呢？巴金在其中的《探索集》和《真话集》中表达出对知识分子自身更为深沉的忧虑。“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14］在非理性时代强大权威的压抑下，个人出卖良知保全自己的方式实质上成为了政治权威的依附，曾经秉承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也屈从于政治规训之下，“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15］其实，巴金的声音在新时期成为了知识分子再次觉醒的话语符号，标志着知识分子重拾人文性的良知，从而引领了一代文学家开始伤痕和反思的文学思潮。而《灵与肉》中的许灵均形象则以更具亲和力和同情感的审美表现，塑造了知识分子忍辱负重、无限忠诚、爱国爱家的优秀品质。与巴金深刻的自我剖析不同，《灵与肉》一方面暴露了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的境况，但另一方面更多地采用信仰和温情的力量进行贯穿，虽然启蒙的色彩有所淡化，但是审美情感与人性精神构成了超越创伤的因素。“在某些时候，感情要比理念更重要。而他这二十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正是劳动者的情感。想到这里，他眼睛濡湿了。他是被自己感动了：他没有白白走过那么艰苦的道路。”［16］这也成为知识分子真挚的告白，此种奉献式的独立人格和价值选择不仅赢得了社会的尊重，更是以其人格力量完成了话语权的扩张。王蒙的《春之声》则是将宏大意识形态与个体的生存处境、先进的知识技术与落后的社会面貌、知识分子主体的价值选择和启蒙话语结合得较好的艺术作品，同时在形式上也借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春之声》全篇贯穿着改革的理念和知识分子的内心独白，从德国考察回国的工程师岳子峰回乡探亲，坐在闷罐车中展开了一系列带有关键词性质的回忆，北京的高级宾馆、《泉水叮咚响》、三叉客机、地主、西门子公司、土特产、百货公司、法兰克福、父亲、《春之声圆舞曲》等等，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乡土与国际、愚昧与知识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但知识分子对故园的热爱和乡情的眷恋却一以贯之，并希望祖国现代化的“春天”早日到来。文本通过对比彰显出一套崭新的知识分子话语，而这些正是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密切相联的；强烈的时代落差和知识分子的建设热情进行了结合，这也正是“温情的启蒙话语”并标识了反思文学的进一步成熟，正如王蒙对该部作品的自我定位：“在落后的、破旧的、令人不适的闷罐车子里，却有先进的、精巧的进口录音机在放音乐歌曲，这本身就够典型的了。这种事大概只能发生在80年代的中国，这件事本身就既有时代特点也有象征意义。”［17］王蒙对于文学精巧的时代背景和小说情节设计使其批判和启蒙理念渗透其中，将对历史悲剧的批判巧妙转换成为了对未来现代化的憧憬，这也是知识分子和文人话语不断成熟的表现。意识流技法的采用一方面具有了文学意义上的形式创新，另一方面也暗示了知识分子在乍暖还寒的80年代初期的不确定感，当“革命”话语转化为“现代化”建设，知识分子对未来的改革前景依然有所担忧，这也是在公共话语空间不断扩展的同时潜藏在深处的恐惧。文本中岳子峰“神与物游”的改革想象与阴暗封闭的车厢空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预示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孤立性和局限性。

可见，从8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一系列的政治文化思潮的转型，文学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以及文学自身也开始走上了精英化的独语之路与深刻的自我剖析，从激情的时代启蒙转向了深沉的自我反省。当然，知识分子已经通过文学在 80年代初获得了充分的话语权，这其中有激情的理想，也有文化的批判，有身份认同的崇高感，也有清醒的自嘲与解构，但是此种多元和综合的过程本身，也正是知识分子话语的最好释放。“知识分子与俗人的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理性批判精神，它们不仅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惟有通过这一理性批判，知识分子才能不断地超越历史空间的局限，趋向永恒和普遍。”［18］

三、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话语“对抗”、美学启蒙与历史反思

从知识分子的主体性重塑到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重建，体现出的是80年代文化和思想启蒙的内在需求。如果说文学和审美给予了知识分子以话语自信，那么“话语权”则是在于政治霸权的对抗中完成的，体现在“政治——文化”的二元对立结构之中，呈现出文化批判和文学政治的激进色彩，这一进程也是与思想解放的潮流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变革同步进行的。8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对形象思维、共同美、自然美和异化劳动的讨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思想解放具有同质性，而后来人道主义思潮的逐步深入则构成了与政治相拮抗的“边缘化”话语言说方式。伴随着周扬、王若水、王元化等知识分子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内部面临的异化问题的“挫折”，在美学和文学领域兴起的人道主义逐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介入现实实践的选择。他们以“公用性”和“立法者”的精英形象试图恢复“五四”时期的启蒙理念，并通过审美主义和人文精神启迪民众、播撒权力，从而与政治意识形态争夺话语权，而“美学热”恰恰就构成了知识分子话语权扩张的文化表征实践，“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它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19］。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实际上都是给予了个体和文学创作者以自由表达的契机，在促使文学剥离政治规训的同时，也使得知识分子群体取得了社会和大众的认同。“话语可能同时既是权力的工具和后果，又是障碍、阻力、抵抗和一个相反的战略的出发点”［20］，而“美学热”话语却在最大程度上获得了人们大众的拥护与肯定，出现了工人去买黑格尔的《美学》，理科学生旁听美学课程，建筑美学、服饰美学等学科一拥而上的场景，许多美学教材和美学原理专著的销量都达数万册，“从80年代初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当时的小说家经常讽刺爱打扮的姑娘把美学著作误以为是美学指导书”［21］。对于大众而言，美学不仅仅具有了文学的感性话语和人文精神，更是有理论的指引和思想上的探索，所以便成为了特定时期的“热潮”。“美成为颠覆性内容所具有的形式，并不是人为的复活，而是作为‘被压抑的定西的回复’。”［22］而“文革”时期压抑人的本性的正是“政治”。所以，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无论是从其本身而言，还是从人们大众的接受空间而言，都是首先在与“政治”的二元对立关系和结构中展开的。“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热衷于谈论政治、思想、哲学、文学、艺术、思想解放、精神自由，至少在80年代前期，很少谈论提倡生活，也很少有人深入关注经济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变化。”［23］

知识分子消解了政治化的“价值理性”规约之后，就通过美学话语和公共领域拓展和实现自身积极入世的理念，同时，市场经济的深入也使得公共领域逐步显现，市民社会也逐步形成，比如北京的“西单墙”，各种文化沙龙，对马克思、萨特、卡夫卡、尼采等文学和哲学思想的引入以及相关图书和编委会的成立等等，这些活动的主体也往往是知识分子精英和高校青年学子，他们通过自身有利的条件和知识精英的身份，引领着人道主义思潮不断向公共领域前行。“他们的公共自由，不是人们从世界的压力中随心所欲地逃遁返回到内心领域，也不是让意志在两可中进行选择的liberum arbitrium（任意的自由）。对他们来说，自由只能存在于公共中；它是实实在在、世界的现实，它是人所创造、人所享受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天赋、一种才能，它是人造的公共空间和集市，古人视之为自由呈现并得以让所有人都看见的地方。”［24］由此，知识分子以笔为武器，驰骋于思想和学术的阵地，对僵化保守的意识形态、高度规约的政治话语、落后封建的文化传统和他律单调的文学审美进行文化批判，并区分成两个层面。

(一) 第一个层面是知识分子话语实现了新时期新的人文理念的阐释与价值的体察

文化政治批判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价值指向，而当中国知识分子经历拨乱反正、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科学大会和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和从事专业研究的空间之时，对新时期表现出了强大的理论热情和试图进行新启蒙的信心。他们也纷纷重拾自己的专业和知识传统，对人道主义、自由、平等进行理论上的改造与引领。朱光潜重新回到美学主客观统一的理路上来，但是却更加重视审美的形象性、情感性、人文性和自然性，通过“自然的人化”和“对象化”建构起心灵维度的美学实践和体验；于是，不仅在“六经注我”的基础上重新节译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且写出了一系列重塑主体的价值的文章，比如《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形象思维：从认识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形象思维在文艺中的作用和思想性》等等。与其说朱光潜是在树立自身的美学思想，不如说是在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观念擂鼓助威、摇旗呐喊，“当前文艺界最大的课题就是解放思想，冲破禁区。要冲破的禁区很多，我只就文艺创作和美学中的一些禁区提出自己的看法。首先就是‘人性论’这个禁区。什么叫做人性？它就是人类自然本性”，“在文艺作品中人情味就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东西。有谁爱好文艺而不要求其中有一点人情味呢？可是人情味居然成了文艺作品的一个罪状”［25］，等等。可以看出，美学的知识话语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文化批判意味，与其说是为了建立形象思维等新的文艺原则，其实更是为了恢复人道主义和人性的重要作用，并以此来反思、批判“文革”时期的僵化理念。高尔泰则通过“美是主观”建构起“美是自由的象征”的逻辑框架。“自由”因此本身就具有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意味，也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理想化追求，而高尔泰将其放在自身的主观论美学之中，强烈的批判意味跃然纸上，“感觉必然地从那暗示着、或者象征着人的本质的事物的形式，体验到一种特殊的快乐，这种体验，就是美。所以美是自由的象征”［26］，其核心依然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肯定，确证人类自由生存的价值，“美的本质，基于人的本质。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中一个关键性的有机组成部分”［27］。美学已经远远跃出了自身的学科范畴，进而成为知识分子“自由引导人民”的公共呼喊。此种对于美学观念的再阐释，一方面是基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启蒙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政治和美学意识形态的需要，从而在美学内部延展了介入现实的空间，并且促使了“美学热”的兴起。“文学问题上的分歧，从来同政治上的分歧分不开，这两种分歧，又同如何认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现实分不开”［28］，加强文学和美学理论的现实指向与“理论变异”，进而介入社会公共领域也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并且促成了公共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初步形成。

(二) 第二个层面是知识分子话语对问题的敏感和对现实有效的介入性实践

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最具有公众效应的当属对现实问题的关注，80年代的知识分子并非仅仅沉浸在自身的学术研究之中，他们往往以“青春体”的学术热情深入到社会公共领域的方方面面，进而通过精英话语引导社会文化潮流，这既有学术体制和规范相对不成熟、不健全的原因，更是与知识分子本身对话语自由的希冀相关。正如刘再复曾经回忆到的，应当尊重知识分子的权利与自由，“批评的权利，即不迎合、不依附的自由；沉默的权利，即不表态的自由；以及逍遥的权利，即不参与的自由”［29］，而 80年代初期和美学热的话语诉求则大大增强了知识分子批判和反思的维度。众多的知识分子以敏锐的视角来发现、思索社会公共领域的热点问题，民主、自由、真理、思想、改革、舆论、新闻等等，这些都进入了人文知识分子的思考领域；同时，社会政治、生命价值、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青年人的价值观、古典传统与现代启蒙、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等等，这些也都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文学和审美的表达领域。比如 1980年的“潘晓来信”，便触及到了青年人的价值观问题；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出现，加强了对“文革”有效的反思；“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的成立，开始了对西方现代思想的系统引入；“85新潮美术”的现代主义运动对艺术本体审美功能的维护；1988年对“球籍”的讨论以及纪录片《河殇》的播出等等，这些运动都从一定的学科领域出发，并且受到了知识分子的引领，但是最终落脚到对社会的现实介入和与政治对抗的二元关系之中，激进的现实情结非常明显。许多知识分子更是跳出了自身的专业范畴，通过杂文、诗歌、办刊等形式释放公共话语，比如吴国光的《生活、时代、文学》，李泽厚的《李泽厚答问：“新权威主义”与现代化》，刘再复的《“百家争鸣”断想》，刘宾雁的《认真总结历史的教训》《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王元化的《关于阶级的局限性》《理论建设与观念更新》等等，这些甚至完全脱离了专业性话语的束缚，完全以激进的知识分子救赎者形象出现并介入现实。而这些又是来自于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对社会改革环境的自我反思，他们以批判的理论作为武器，热情投身于国家和文化建设之中，一方面在改革与保守的对抗关系中以启蒙的视角歌颂改革，另一方面又自觉地保持了与政治有距离的观审，时刻提醒自身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选择。而当美学上的人道主义和审美自由等理念，被有机运用到政治、社会等公共领域之中时，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氛围和宽容、多元的文化氛围等似乎就成为了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问题的根本所在，这也成为了众多知识分子的希望，“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30］其实对于民主内涵的理解和适用性问题，知识分子并没有做更为深入的考察，也没有很好地比较西方启蒙思想中的民族的精神实质与历史内涵，但是民主作为一个现实意义浓厚并且可以有效告别“文革”一元式话语的方式得到了众多人的认同。“在根本的意义上，审美把人的活力还给人自身——感性生命的最充分的解放，个性能力的最充分的发挥。而这正是人的自由。自由是审美与生俱来的权力”［31］，而通达自由的路径正是要与权力、法律和道德进行不断的突破与斗争。此种审美主义的自由观也被批评为“超现实”的、虚幻的乌托邦式梦想，但无论如何，知识分子们以公共和精英的姿态在 80年代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试图通过文化批判来进一步完成政治改良的任务。这一任务显然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遭遇挫折，知识公共性的逐步丧失和犬儒主义的兴起都使得启蒙话语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

(三)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反思知识分子公共话语权的建立、新启蒙运动的深入所蕴含的内在“危机”和理论不足

80年代的人学启蒙是属于审美现代性工程的重要方案，以美学为核心的文学、艺术、文论等文化启蒙构成整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话语权力的获得、公共启蒙的合法性依据以及知识分子自身形象的重塑都是处在审美与政治、现代与传统、个体自由与意识形态规训等“二元框架”结构体系之中。知识分子通过“告别历史”的审美意识形态诉求，完成了“从边缘到核心”的文化启蒙话语的建构；又以“文化焦虑”的心态试图弥合时间维度的中西方发展差异，并且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启蒙中找到了合法性存在的依据。而伴随历史的推移和政治社会的转型，此种“审美救世”“文化启蒙”和“知识分子共同体”的理念也必将再次更改，这不仅仅是知识形态内在转变的结果，更是与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影响的结果。首先，知识分子在文化启蒙中采取“六经注我”的范式完成对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论证，激情的政治诉求取代扎实的学理建构。8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在批判“文革”和拨乱反正的政治语境中，从不同的维度确证了启蒙共同体的身份。朱光潜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与其说是理论方面的论文，不如说是以人道主义对抗政治异化的斗争“檄文”。而随后关于“共同美”“形象思维”“自然的人化”“美的规律”“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探索具有审美意识形态“对抗性”的理论策略。同时，伤痕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重塑、实践美学的兴起、“译介热”和“文化热”也都是以文化启蒙和现代性“人学”的姿态对抗政治与反思历史。此种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化启蒙策略固然能够积极恢复主体的存在地位，却忽略了对社会学层面诸如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理性思想的进一步深入，比如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自然神论、法社会学、民主平等、自由宪政等等，这些不仅仅是人学和人权的另类表现形式，更是人学启蒙线索得以持续进行的保证。对于整个80年代而言，或许是政治意识形态规训话语依然强大，或许是知识分子的学术热情和感性冲动淡化了理性的人权思索，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激情与热情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内驱化”动力，相对缺少稳定的理性思索。那么以审美和文学为核心的“人学”启蒙如同建构在脆弱基石上的“沙雕”，一旦遇到意识形态霸权的吹动，即刻落得土崩瓦解的下场；建立在“青春体”学术基础上的“启蒙共同体”也在90年代市场伦理的语境中被分化。其次，知识分子以“公共性”和“态度同一性”对西方现代性“人学”知识资源进行肯定和译介，但造成理论的“异质性”遮蔽。诸如西方存在主义美学、形式美学、精神分析学说、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以及众多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资源，它们对于理论的现代化和人学脉络的加强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丰富了文学和审美的面貌。但是，从历时的角度而言，西学现代学术资源的产生语境和话语内涵都与中国学者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比如存在主义等非理性哲学的启蒙，正是在反思“二战”和理性膨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审美现代性”理论，试图通过恢复主体的感性能力和审美体验，完成对理性霸权的纠偏作用，从而走出了一条从理性启蒙到感性启蒙的道路。而中国新启蒙运动的生发机制并不是着眼于感性与理性的协调和人性的“完善”，是在与政治对立的二元框架结构中完成告别历史的时代诉求，这样就片面强调了感性与自由的一面，而缺失了理性和反思的一面，所以在社会上也出现了诸如极端主观主义、冷漠消极、虚无冲动等负面场景。过于膨大的感性主体和审美主义同样也会消泯启蒙的内涵与价值，最终指向的是消耗主体生命力的虚无。同样，众多的“解构”理论与“后学”思潮也是产生在西方市场伦理和民主制度的前提下，思想文化界以“延异”和“播撒”的态度来面对主体间性的场景与审美文化的浪潮。可这些在中国的译介都形成了“理论先导，实践滞后”的局面，在商品经济和市场伦理未充分发展的前提下，“后学”理论只会成为对学科和知识场域“启蒙”的拆解。进入90年代以来，有学者对新启蒙运动的西方色彩进行反思和批判，“启蒙出身论”和“启蒙殖民论”的观点得以产生。余英时、王晓明、邓正来、汪晖、旷新年、刘禾等学者纷纷以本土的立场审视新启蒙运动中的社会分化、审美意识形态与体制的关联、国民性的批判、西方崇拜、文化殖民等一系列负面问题，给予了新启蒙运动一个反思的空间①。

80年代的知识分子突围以浓妆重彩的形式给历史呈现了一个“知识乌托邦”，虽然有些许不足，也带给我们反思的空间，但此种启蒙精神与传统必将通过不同的形式进行延续，代代相传，从而具有历史的价值。知识分子通过主体重建和美学启蒙，一方面知识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和反抗政治的“工具论”，以“向内转”的姿态初步具有了自身独立的学科场域，另一方面，广大知识分子以其公共性的特质和独立的品格，完成了人学向度的意识形态对抗，在此“双向”的建构中，整个80年代呈现出昂扬的激情和逐步深化的自由景观。虽然这一知识样态最终在政治和市场的双重裹挟中走向弥散，但其价值与理念却具有建构历史并影响历史的普世性意义。在当下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也具有了崭新的特质，它以更深层次的文化渗透和更自由化、多元化的人性体察，不仅重塑与政治意识形态对抗的面貌，也在建立学科场域的同时，完成了具有跨学科性质的、公共性的现代化启蒙，从而具有了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公共空间”的性质。由此，相对于国家意识形态而言的“民间化”和相对于学科场域伦理的“公共化”，新时期的知识分子价值体察依然可以从 80年代的公共性启蒙中找到理论支点。“五四运动并没有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相反，它被中国几代的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当做民族活力的象征。当这些领袖和知识分子说到‘五四’的‘未竟’遗产时，他们实际上是要更彻底地实现文化启蒙的目标”［32］。

注释：

① 众多的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知识资源虽然在中国1980年代被大量引入，但是发挥其批判和反思的作用却是在1990年代。这一方面是启蒙共同体和知识分子话语权转型与分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源自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世俗化伦理的出现。由此，对话交往和主体间性等新的启蒙策略在后现代场景中得以重构。1992年左右的学术规范讨论、1994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争、1997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证等，都可以视为对1980年代启蒙共同体和知识分子话语权的“解构”与“重构”。他们剥离了“审美”对抗“政治”的二元框架，而是通过对西方后学理论的借鉴与延展，将视角放在更为广阔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民主与自由、文化与霸权、社会公正、经济伦理、民族与殖民、时间与空间等问题上。经过90年代启蒙的不断分化、交往与对话进程，80年代所形成的知识分子“统一”的话语权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平等的知识主体建构和“弥散”“播撒”的学术景观。而知识分子在80年代不断加强的“介入性”“启蒙性”“反思性”与“批判性”话语权特质却保留并延续下来。参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愚士编：《以笔为旗：世纪末的文化批判》，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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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胡兴华］

Subject reconstruction and aesthetic enlightenment: Centering on discourse right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1980s

PEI X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t a certain period and in a certain region， the intellectuals bear the function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hence holding the discourse right and presenting the related or contradictory relations with political ideology so that the elite and reflectivity of knowledge may be gradually highlighted in the system of “binary opposition”. Since the new period of the 1980s， thoughts of human nature and humanitarianism have become core discourses through literature， aesthetics and other fields， constituting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farewell to history.”Intellectuals not only construct literary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practice theory， but also reshape its own cultural authority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Through strong literary political interven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images of intellectuals and youth body of academic interest and intellectuals have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arginal to the center， and relived discourse confidence with the air of “enlightenment.” From modern 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 subjectivity to the aesthetic representation image reshape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1980s， finall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blic discourse of intellectuals and aesthetic enlightenment， such a tradition will continue through different form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hence endowed with an historical value.

the intellectuals； discourse right； publicity； aesthetic enlightenment； subjectivity

I01

A

1672-3104（2016）01-0173-10

2015-11-25；

2016-01-0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现代性视域中的艺术自律问题研究”（10BZW002）；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空间美学的建构与后现代美学理论新变”（2016—qn—081）

裴萱（1985-），男，河南郑州人，文学博士，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