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的渊源

罗伟

摘要：《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有深刻的文化渊源。我们应重视这两部作品所体现出的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变。

关键词：传统儒家文化 伏尔泰 传播

流变

DOI：

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6.07.246

在12世纪的中国和18世纪的法国，先后出现了两部具有重大反响的悲剧作品：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和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伏尔泰作《中国孤儿》是以元代著名悲剧《赵氏孤儿》为蓝本的，这部剧作无疑是伏尔泰对中国文化仰慕之产物。在我看来，我们更应重视这两部作品所体现出的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变。

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启蒙时代的法国文化的影响

我们由这两部剧本的内容出发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中国孤儿》的故事框架是由《赵氏孤儿》发展而来，其最终目的都是救孤，因此不少国内外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把《赵氏孤儿》作为伏尔泰《中国孤儿》的源头，据此他们提出看法：

（一）文学作品与接收研究

“读者是参与创作的力量，作品的意义要通过他（读者）的接受才能显现出来。”这一观点突出了文学研究中除作家和作品以外的第三个要素：读者的重要性。接受理论的提出始于20世纪60年代，它特指“倡导的研究文学与文学史必须侧重研究读者接受的理论”，它的提出是文学作品的研究过程表现出了主观性和历史性的特点。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自产生于中国并辗转流传到法、英等一些西方国家，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孤儿》的诞生，这一过程充分体现出文学作品接受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孤儿》的产生正是接受研究在伏尔泰身上作用的结果，因此这小说自然也包含了伏尔泰自身的主观性。

（二）法国元素与中国元素的结合

在《赵氏孤儿》基础上改编的《中国孤儿》，体现出伏尔泰启蒙思想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最完美的结合。

《中国孤儿》的副题是“孔子的五幕伦理

学”，可见伏尔泰是在借此戏剧展示他对儒家文化魅力的向往。而剧中的尚德就是伏尔泰心目中的孔子伦理学的完美承载者。伏尔泰正是想借尚德这个人物，向他同时代的西方人展示他所想象的儒家文化。

如果说尚德体现了儒家文化刚性的一面，那么他的妻子伊达梅便是儒家文化柔性一面的代表，或者说是刚柔相济的一面。她对儿子一腔母爱，她用自己的柔弱之躯和母亲的刚毅坚强，保护处于生命危险中的儿子。不仅如此，伏尔泰还通过她，展示中国文化的尊严感。尤其是对自由的维护，表现出伊达梅的刚的一面。伏尔泰为我们展现的是中国文化的内涵，即自由是最为珍贵的，高于一切，而这无疑印上了鲜明的启蒙时代的色彩。

可见中国文化对于《中国孤儿》的成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启蒙时期的法国文化的结合，即相通性。

正如比较文学研究者曹顺庆曾说过的这段话：“文化传播过程中变异性大于通约性，变异的影响关系更具有意义，文化传播中的变异会产生新生事物。因此，对于文本的研究不应仅停留在‘求同上，而应该转向‘存异比较文学研究。如果同时考虑异质文化的相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从多个向度、多个层面来关注研究对象。”下面我们就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变进行阐述。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变

（一）想象中的中国文化与现实中的法国文化——道德与理性成分的增加

《赵氏孤儿》这个戏剧的情节集中在忠义与人情这两者的冲突上，纪君祥笔下的主人公舍生取义，牺牲个人的情感以至自己的生命，成就了“大义”。既突出了戏剧的悲壮色彩，又达到宣扬儒家道德的教化目的。

伏尔泰《中国孤儿》则对原剧中搜孤救孤的悲剧核心做了大胆的改动。他将原剧的主要戏剧冲突变为次要冲突，并强化了本剧本所涉及的灵性与爱情的矛盾。而剧本中成吉思汗凭借贤明君王的形象化解矛盾冲突，宽恕所有人的结局，就成为伏尔泰崇尚自由和平等理想的最佳体现。

这两部作品的不同内容，导致了两者不同的思想内涵。《赵氏孤儿》通过搜孤救孤的悲剧冲突，主要反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忠奸斗争。《中国孤儿》则主要通过深入发掘主人公内心深层次的感情与理性冲突，强调理性与道德的力量。

让我们联系法国的社会现实：

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因此伏尔泰想象中的中国文化成为它所崇尚的启蒙理想的承载者。他维护中国文化即是维护启蒙思想。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中国孤儿》以《赵氏孤儿》为蓝本，不如说是伏尔泰是借《赵氏孤儿》的结构框架添入本国的文学因素，以宣扬自己所崇尚的启蒙思想，更确切地说：理性和人道主义。

可见，中国的文化因素已经在传播的过程中无形的发生了变异。

（二）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误读——爱情因素的增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

现在，来分析一下《中国孤儿》中新增的爱情因素——成吉思汗多次向伊达梅求爱，未果，但终被伊达梅与尚德之间真挚的爱情所打动这一情节。

回顾成吉思汗对伊达梅的态度，似乎过于西方化，因为他已完全不像是东方专制君主，倒更像是西方文学中行侠、多情的骑士（堂吉诃德）。而伊达梅也一改儒家文化熏陶下的大家闺秀的本色，俨然法国宫廷里的贵妇。她决心为自由慷慨赴死的壮举，更为中国传统女性之罕见，她无疑是作为伏尔泰本人启蒙理想的传声筒出现的。

伏尔泰笔下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西方气质。可见《中国孤儿》的产生，及其呈现的面貌，具有了伏尔泰对中国文化误读与想象的印记。

因此，《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的流变并不是一个偶然，它所体现的是各国文化在传播、交流、甚至于仅在自身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的趋势——文化流变。

这种流变表明，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接受要通过自身文化的过滤，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移植，取其所需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的追根溯源，我们既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法国启蒙文化的影响，同时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流变，进而发现文化发展的趋势。

文化交流的过程是：接近，交流，碰撞，冲突和融合。文化交流，是以“我”为主的交流，是文化心理不断成熟的过程。相信中国的文化必然在此趋势下不断完善，走在世界的前方！

参考文献：

孟昭毅.比较文学通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326.（责编 张敬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