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佛教慈善学校研究

明成满

(安徽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0)



民国佛教慈善学校研究

明成满

(安徽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马鞍山243000)

摘要：民国佛教慈善学校分为一般小学、佛化小学、工读学校、文化补习学校等几种。这几类学校根据自身的情况确定不同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并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多样化的德育手段。觉民小学等慈善学校有较为完善的内部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并注重发挥学生自我管理的作用。民国佛教慈善学校对当时国民教育的发展、佛教的复兴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能为当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民国时期；佛教；慈善教育

在庙产兴学运动因素的影响之下，民国佛教的慈善教育颇为兴盛。慈善学校有佛教孤儿院、普通小学、佛化小学、职业学校和文化补习学校等。佛教孤儿院专门招收生活无依的孤儿，兼有救济、佛化教育、灌输文化知识、培养劳动技能等多方面的功能。当时有代表性的佛教孤儿院有北京龙泉孤儿院、泉州开元慈儿院等。普通小学按照民国教育部的课程标准设置课程内容，与社会力量兴办的普通小学无异，其中代表性的有鄞县觉民小学、世界佛教居士林仁惠小学等。佛化小学除了学习民国教育部规定的主要课程内容外，还学习佛学课程，其中代表性的有漳州南山学校、观宗义务学校等。职业类学校实行半工半读，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赖以谋生的技能，如北平广济寺平民工读学校、佛化新青年会北京高级职工学校等。文化补习类学校主要针对成人，利用周末或晚上等业余时间进行文化知识的补习，如世界佛教居士林义务通俗夜校、武昌佛学院附设平民小学等。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尚未发现学界对民国佛教慈善学校作专门的研究。关于佛教孤儿院，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故本文不作讨论。本文主要利用新近出版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1](以下简称《集成》)和《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2](以下简称《补编》)等史料文献对其余四种慈善学校的教育情况进行探讨。

一、 慈善学校的收费情况

民国佛教慈善学校的慈善程度不尽相同，有的学校承担学生所有的费用;有的学校则做不到这一点。请看下列表格。

表1　民国佛教慈善学校的收费情况

上表显示，民国佛教慈善学校在收费上分为完全免费和部分免费两种情况。永明小学等学校收取一些学费，但是这些学费在学校的总收入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永明小学的收入来源如下：“收佛教会永明寺共捐基金二千元，每年息金洋一百八十元整；收翁传发公捐助田十三亩零，每年产息洋约二十元整；收学杂费洋每年二十元整；收道修和尚常年捐洋壹佰元整；收佛教会每年补助费洋三百九十四元整；每年收入约七百一十四元整”[3]280。可见，永明小学每年收入约714元，其中学费收入有20元，学费收入只占总收入的不到百分之三，从收入来源看此项收入可忽略不计。所以，永明小学等收学费学校的慈善公益性质仍体现得很明显。

二、 慈善学校的办学宗旨和目标

民国时期不同类型的佛教慈善学校有不同的办学宗旨和目标。普通小学的办学宗旨以鄞县觉民小学最为典型和全面。请看下列表格。

表2　鄞县觉民小学的办学宗旨

(资料来源：鄞县佛教会：《觉民小学训育概况》，《鄞县佛教会会刊》第2期，《集成》第130卷，第264页)

从上表看出，鄞县觉民小学从四个方面规定了办学目标和宗旨，每个方面既有总体的目标要求，又阐明了训练的具体细目，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目标更易达成。

佛化学校以漳州南山学校的规定最为全面：“遵依总理三民主义及现行教育法令，酌量地方情形，施以切实教育，培养建设人才、完成国民革命为宗旨；南山佛化教育机关，对于各区寺院之整顿，社会佛化之宣传、应负倡导、协助之责”[4]370。可见，佛化小学的办学目标一般包括两大方面:一是为适应世俗社会的要求应达到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目标;二是在佛教事务、佛学修养方面应达到的目标。

职业类学校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类，初级职业类学校一般冠以“工读学校”的名称。工读学校的培养目标具有多重性，例如北平广济寺平民工读学校的办学宗旨是“救济寒苦失业子弟，灌输常识，习学工艺，养成其生活必需之技能”[5]163。表述目标的文字虽然简短，但是却包含了三重内容:一是救济贫苦子弟;二是学习基本的文化知识;三是学习工艺，培养赖以谋生的一技之长。高级职业类学校的培养目标主要以培养高级技工人才为主，例如佛化新青年会北京高级职工学校规定“本校以养成高级职工人才，开展国民生计、培植劳工道德、应付世界潮流为宗旨”[6]446。

文化补习学校的培养目标在于给文盲半文盲补习基本的文化知识，如世界佛教居士林义务通俗夜校规定其办学宗旨是“灌输一般平民智识”[7]266；厦门佛教慈儿院附设的觉世夜习学校“以普及教育救济一般青年失学，授以普通文字及生活上必须之知识，俾将来得以自谋生活为宗旨”[8]545。

三、 民国佛教慈善学校的教学

(一) 教学内容

在下列表格中每种类型的慈善学校都列出了一个或两个有代表性学校的教学内容。

表3　民国佛教慈善学校的教学内容

从上表可看出以下几点：其一，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的小学课程是普通小学、佛化小学、初级职业类学校都要完成的学习内容;其二，劳动技能的培养是除佛化小学外的其它学校都非常注重的内容;其三，佛化学校除了文化知识的学习外，偏重于佛学课程的开设；补习学校以教会成人识字和基本的运算为主要的教学内容。

表格中所提到的四川各县佛教会兴办的佛化小学所学佛学课程具体如下：“初小第一年，佛教初学课本、四十二章经、禅门课诵；初小第二年，佛遗教经、八大人觉经、俱舍颂、释迦牟尼成祖记、禅门课诵；初小第三年，沙弥律仪诵、八识规矩颂、百法明门论、释迦如来成道记、禅门课诵”[13]216。“初小第四年，阿弥陀经要解、念佛伽陀、唯识三字经、释迦如来成道记、二课合解；高小第一年，佛学通释、二课合解；高小第二年，禅林宝训、信心铭、七佛偈、证道歌、完慧相资歌、愿生偈、醒世子、家时、释氏稽古略、金刚经”[14]202。可见，这些佛化小学在6年中要学习30种佛学课程。

为什么注重在佛化学校推行佛学教育？当时佛教界人士认为世界文化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了义文化”;二是“不了义”文化。了义文化可以做到“为统贯研究，开启大雄共智，共尘合觉，以图公众之乐利也”。不了义文化“为分部研究，开启强力意志，背觉合尘，以成个性私自之能为也”；世界能做到“通彻两种文化，不偏不执，纯乎中道，圆融无碍，经数千百年，专致精进，而为一切世界无上等精神文明者，厥唯佛学”[15]302。这是说明佛教文化能让世界上的文化圆融无碍、和谐发展。

(二) 自学辅导法和设计教学法

关于民国佛教慈善学校的教学方法，鄞县觉民小学有“自学辅导、启发式、低年级兼用设计教学法”[10]256，永明小学的“中年级采用自学辅导兼用设计教学法；低年级采用设计教学法”[3]282。可见，自学辅导法、设计教学法等是较常用的教学方法。作为民国佛教慈善学校常用的教学方法，这里对它们分别作简单的介绍。

1913年前后，随着欧美所谓“民主”教育思想传入中国，在全国各地的小学中，开始兴起一股教学改革的热潮，国外的多种教学模式被介绍给广大教师，并在许多学校中进行实验。其中在小学教育界最有影响的当属“自学辅导法”。这种教学方法反对在教学过程中由教师包办一切，注重发展儿童的积极性与自主性，要求学生自学的同时，教师要加以必要的辅导。

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杜威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克屈伯的“设计教学法”传入中国，在俞子夷、沈百英等教育家的推动下，这一教学法在当时小学教育界得到广泛运用。“设计教学法”强调儿童的自主活动、动手能力、合作意识和生活实践等，为当时教育实践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有学者认为，设计教学法的许多理念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如设计教学法就是以自发活动即自愿活动为中心，混合组织各科教材的活动课程；就是为了设计一种尽可能像生活的教育；就是必须使学生专心致志地做，使学生对于具有问题性质的活动必须自己负责计划与实行。目前我国中小学广泛推行的探究教学、情景教学、问题教学、愉快教学、活动教学以及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等无疑也是从设计教学法实验中获得了诸多有益的启示[16]。

(三) 小先生制

“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在教育实践中依据“即知即传人”的原则，采取小孩教小孩、小孩教大人的方法,倡导并推广实施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是在教育落后的情况下，促进教育普及的一种有效手段。一些民国佛教慈善学校如鄞县觉民小学除了重视对本校学生的教育外，也实行小先生制。为了让小先生制更富有成效，觉民小学还成立了小先生导师团。该团的工作范围如下：“辅助小先生的教学方法，辅助小先生编制教材，辅助小先生制作教具，解决小先生之困难问题，考察小先生的工作成绩，出席小先生团员大会，实地巡回指导。每两周开一次会，由团长召集，于必要时召开临时会议”。此外，该校还出版《小先生》半月刊，栏目有“小先生学做”、“小先生的通讯”、“小讲坛”、“小先生的施教消息”等，并对成绩优良的小先生予以奖励，并对小先生制予以扩大宣传[17]257。

此外，一些佛教慈善学校在教学上的指导原则比较先进。例如鄞县觉民小学就有这样一些教学指导原则：“从旧到新、从远到近、从易到难、从简到繁、从具体到抽象、从心理到论理、从基本到高深、从问题到直叙”[18]260。从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视角看，这些原则符合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四、 民国佛教慈善学校的德育手段

民国时期佛教慈善学校注重用多种手段加强德育建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一) 利用“总理纪念周”集会加强德育建设

国民政府时期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有一个“总理纪念周”的纪念仪式。“总理纪念周”仪式最初起源于军队，后来在全国推广开来，逐渐渗透到党、政、军、学、群，乃至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宗教仪式般的氛围下，领袖、伟人和英雄的纪念事宜，与精神偶像的塑造和集体信仰的整合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政治资源，服务于国民党集权统一的政治权威的建构和巩固。“总理纪念周”的重点并不在于纪念孙中山、宣传孙中山的思想，而在于宣讲时事政策，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道德及其它相关教育[19]。下面以世界佛教居士林的仁惠小学为例,说明当时慈善学校利用“总理纪念周”这一纪念仪式加强德育建设的情况。请看下列表格。

表4世界佛教居士林仁惠小学的“总理纪念周”

周次纪念周教育集会的内容第二周报告校务;报告时事;学生自治会成员宣布就职;教唱学歌。第三周分发学生品行评定方法,废历年关学生不得籍故请假。第四周学生演讲团演讲;上届服务儿童图书馆职员殷勤尽职者,由潘校长发给奖品,以资鼓励。第八周三月二十一日为地方纪念日,校长报告纪念事由,教务主任演说“应报如何的心理始合纪念的原则”。第九周三月二十九日为革命先烈纪念日。除停课一天以志哀悼外,上午九时全体师生集合礼堂,举行纪念会。校长报告革命先烈殉难事略,继由朱涤心先生及教员相继演说先烈经过事实,及我们应如何继续努力,以慰先烈等语。第十周四月四日儿童纪念日。由校长潘人伟君报告儿童节的意义、及庆祝会的旨趣。续即继以各种演说与游艺,其最足引起观众者,如慈儿院学生参加之哑铃操和军笛。态度活泼,音韵悠扬,及该校新剧中有汪琦救国一幕,慷慨激昂,有声有色,犹足令一般儿童悠然发生爱国之观念。

(资料来源：世界佛教居士林：《本林仁惠小学校务记录》，《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37期，《集成》第16卷，第21-23页；世界佛教居士林：《仁惠小学纪念儿童节》，《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37期，《集成》第16卷，第107页。)

从上表看出，仁惠小学利用“总理纪念周”的仪式进行内容丰富的思想道德教育，这些教育内容包括时事报告、教唱学歌、奖励勤勉、纪念日的纪念和操行评定等，可见总理纪念周是仁惠小学重要的德育阵地。

(二) 其它多样化的德育手段

当时民国佛教慈善学校除了普遍利用“总理纪念周”仪式进行道德教育外，在先进德育思想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德育手段以增强德育效果，以下主要以鄞县觉民小学和世界佛教居士林仁惠小学为例加以说明。

关于德育的指导思想和原则，鄞县觉民小学有明确的规定：“原则有多积极指导，少消极抑制；多用间接方法少用直接方法；教师以身作则使其无形受到感化；充实学生生活的实质与社会相和谐”[20]264。在这样的德育思想和原则的指导下，该校注重通过“出席、秩序、清洁、敏捷等方面的比赛，还有人格、健康、演讲等比赛”来加强道德教育。民国佛教期刊显示，每种比赛情况都有特制的评比表格，每种比赛都从不同的方面进行评比打分，现将相关信息整理如下:

表5　鄞县觉民小学的比赛

① 所谓“123”记分制，即成绩好记“3”，不好记“1”，中等记“2”。

(资料来源：鄞县佛教会：《觉民小学训育情况》，《鄞县佛教会会刊》第2期，《集成》第130卷，第266-270页。)

除此以外，鄞县觉民小学还采用其它多种德育手段。

组织学生捐款救国。在抗战时期，世界佛教居士林仁惠小学发起成立了长期救国储金会：“全体教职员暨学生自治会见政府宣布长期抗日，深为感动。即日起发起组织长期救国储金会。将所储之金，悉数捐助救国之用。而吾侪小学生，肩无荷抢之力，不能服务于沙场，虽有爱国热忱，苦无效力余地。乃经几度讨论，组织长期救国储金会，将所储之金，悉数存于上海市俭德银行，以充政府抵抗暴日购置枪械、或其他军用品之补助。然本校能力微薄，愿沪上各小学共襄义举，集腋成裘。大之可以早日收复失地，争国家光荣；小之可以张爱国热忱，树吾侪人格”[21]194。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该小学的学生不但自己捐款救国，而且号召上海各小学效仿，说明仁惠小学的这一行为至少在上海是领先的；二是他们已经明确认识到这一行为不但有助于抗日，也有利于学生良好人格的形成，是一种效果不错的德育手段。请看下表。

表6　鄞县觉民小学的德育手段

(资料来源：鄞县佛教会：《觉民小学训育情况》，《鄞县佛教会会刊》第2期，《集成》第130卷，第271页。)

每周公民训条制度。世界佛教居士林仁惠小学的每周公民训条罗列以下五条:“我自己能做的事一定要自己做”，“书籍文具不可浪费”，“不可高声嬉笑妨害公众安宁”，“勿以小事而不作”，“以父母待我之心待父母”[22]21-23。这些公民训条涉及到自立、节约、遵守公共秩序、勤勉、孝敬等方面，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很好途径。马来西亚槟榔屿由华侨开办的菩提学院附设小学像国内的佛教慈善学校一样，也采用每周公民训条制度，这一制度又叫做“中心周训练”，具体做法是“以十二守则及时节环境所需为中心周训练德目，每星期一举行周训，将中心周应行细目标写于三角板上，放在交通集中场所，每周内举行观念及实践考察”[23]363。

五、 民国佛教慈善学校的管理

(一) 县市佛教会等机构对下属慈善学校的统一管理

民国时期一些县市佛教会或其它机构对下属慈善教育团体进行统一的管理。例如，民国时期浙江鄞县佛教会下属有多个慈善学校，中国佛教会鄞县分会执监联席会议是这些慈善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对它们进行统一的管理[24]246。再如，“长沙八大丛林，及各寺庵所办私立平民小学校，约共十余所，其职员组织，即各现任主持充任校长，当家管理庶务。近年来聘请教员，多由区公所为之介绍，对于小学行政程序，与部尚有未合。桐溪寺住持陕鑫和尚，有鉴及此，立谋改善，同时于寺产办理公益事业之计划，亦拟促早日实现。以其福利社会，日前特与慈儿院院董超尘法师等商定，发起组织长沙僧寺私立小学校校董会，为着手进行整理之初步，闻已分呈各主管机关，请予备案云”[25]342。可见，长沙各丛林和各寺庵发起成立了长沙僧寺私立小学校校董会，对各僧立慈善小学进行统一的管理。

(二) 慈善学校的内部管理机构

民国佛教慈善学校内部设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机构。例如鄞县觉民小学内部设立了四级管理机构：一级机构为校董会；二级机构为校长主持下的校务会议；三级机构为学校的总务部、教务部和训育部；四级机构为总务部、教务部和训育部的下辖各股，总务部下辖有文书股、交际股、会计股、庶务股、保管股和卫生股，教务部下辖有成绩股、测验股、学籍股、统计股、教具股和图书股，训育部下辖有级务股、训导股、体育股、监务股、惩奖股和会务股[24]246。关于各股的管理职能，请看下表。

表7鄞县觉民小学内部管理机构的具体职能

各部名称下属各股具体职能总务部文书股掌管公牍簿籍表格印刷品之抄写印刷及记录各项会议决议之案件交际股掌管招待参观人及调查联络毕业生校友等事宜会计股掌管全校经济之出入,保管簿据编造预算决算书等。庶务股掌管全校校工收发,教科消耗品,学用品,以及全校厅屋场地之清洁,校具修理添制等事务。保管股掌管校具仪器等之保存及处理事宜卫生股掌管全校校舍场地及教职员学生等之各项卫生事宜教务部成绩股揭示保管儿童学业成绩,筹备举行各种成绩展览会。学籍股掌理儿童学籍、每日每月结算出席缺席儿童数及统计儿童勤惰事宜。测验股主持全校测验材料之统一及测验方式之规定事宜统计股掌管全校一切统计及调制各种图表等教具股掌管全校各种教具用品事宜图书馆掌管图书之整理、添置、保管事宜。训育部级务股掌管各级在训育方面应行规划统一等事宜训导股注意儿童品行学业,施以个别训练。体育股注意儿童体格之检查及锻炼事宜惩奖股主持全校惩奖方式之规定及处理其他惩奖事宜监护股注意学校风纪及儿童品行的优劣点,研究改进方法并处理儿童惩奖事宜。舍务股注意寄宿生饮食起居及宿舍设备的清洁事宜,并督促儿童自行保管宿舍用具。

(鄞县觉民小学：《行政组织大纲》，《鄞县佛教会会刊》第2期，《集成》第130卷，第249-250页。)

从上表看出，觉民小学的基层管理机构共有18个股，每个股都有具体而明确的管理事务，这样就保证了学校日常管理的正常运转。

此外，觉民小学在管理中还充分发挥教职工的作用。该小学在管理过程中召开的各种会议如“校务会议、总务会议、教务会议、训育会议和各科教学会议，均由全体教职员工参加；编审委员会由教职员中推定三人以上组织之，办理关于校刊及其他刊物之编审事宜；学生升学及职业指导委员会，由教职员中推定三人组织之，办理关于学生升学择业事宜。各种临时会议由教职员中推选组织之”[26]251。

(三) 学生的自我管理

“学生自治”是五四运动后在教育领域出现的一种新思潮和新实践，其以学生为主体的价值取向推动学校教育管理理念的革新及教育管理制度的改革。 学界关于民国时期学生自治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关于大学生和中学生[27]，尚未发现有成果介绍当时小学生自治的有关情况。下面以鄞县觉民小学为例说明当时佛教慈善小学的学生自治情况。请看下表。

表8　鄞县觉民小学的学生自治情况

(资料来源：鄞县佛教会：《觉民小学训育概况》，《鄞县佛教会会刊》第2期，《集成》第130卷，第273-274页。)

从表格看出，觉民小学的自治组织仿照“镇”这一级行政管理机构而设立，全体学生被称为“公民”，建立了管理机构镇民大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还下辖多个具体管理部门，都由学生进行自主管理。这些做法对于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适应社会环境和自我管理的能力都有重要的意义。

(四) 管理制度

以下从考试、请假和奖惩三个方面说明民国佛教慈善学校的内部管理制度。

1. 考试制度

下表列出了汉口宏化小学、世界佛教居士林仁惠小学、鄞县觉民小学、南山佛化学校四所慈善小学的考试制度。

表9　鄞县觉民小学等学校的考试制度

从上表可看出以下几个信息:其一，这些佛教慈善学校的考试类型较多，有随堂口头考试、月考、学期考和毕业考等;其二，注重学习过程的考核，如南山佛化学校将平时随堂口头考试的成绩与学期总评成绩挂钩;其三，根据考试成绩的高低决定学生的修业证书和毕业证书的发放以及是否留级等事宜，如世界佛教居士林仁惠小学和南山佛化学校在这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四，借考试之机，向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展示自己的教育质量，如汉口宏化小学毕业考试的各个环节都接受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2. 请假制度

世界佛教居士林仁惠小学的请假制度在佛教慈善小学中最具代表性，“为防止学生请假弊端起见，特印请假条存学校备用。凡学生确有事必须请假，应先向学校领取假条，由家长填就或签字、或盖章，送经本校批准方为有效，时间至多一星期，万一逾时，必须续假，若无请假条，或虽有但未经学校批准，擅自旷课十日内，照缺课扣分，逾两星期者除名，所缴各费，概不退还”[9]99。从规定看出，该小学的请假制度较为完备，专门印制格式假条、家长签字、续假等规定都能防止学生弄虚作假。

3. 奖惩制度

下表列出了民国时期一些佛教慈善学校的奖惩制度。

表10世界佛教居士林仁惠小学等校的奖惩制度

类别学校内容奖励北平广济寺平民学校凡学生成绩优良、品行端正在校始终不请假者,由校酌给奖品,毕业后或送往各工场习学高级工艺,或给与褒奖状,以示鼓励[5]164。世界佛教居士林仁惠小学如一学期内品行学业优良者,给奖励。若两项均列甲等者,除给奖品外,并准免下学期学费,以示优异[9]99。处罚南山佛化学校本校学生犯以下之一者,予以退学:不守校章及常住恒规者;品行不良屡戒不悛者;无故旷课在一月以上者;学期学年试验屡次留级者[30]222。观宗义务学校唯有品行顽劣、屡戒不悛、及无故旷课占受课时间三分之一者,得令其退学[31]238。广济寺平民学校学生有违反校规行为,酌量情事轻重,施以训诫、记过、除名等惩戒之[5]164。四川各县市佛教会所办小学不守校规及破坏校誉者,毁谤佛教及破全体秩序者,无假缺课每学期达一周以上者,留级至三次者,勒令其退学[14]202。世界佛教居士林仁惠小学品行卑劣屡戒不改者,酌量轻重,或记过,或开除[9]99。

综上所述，民国佛教慈善学校使学生学到了文化知识，职业类学校的学生还获得了赖以谋生的劳动技能，对于民国时期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慈善教育成为民国佛教融入社会、走向复兴的重要手段。民国佛教慈善教育活动对于当前佛教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目前国内的义务教育早已普及，应不需要佛教团体的办学辅助。但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还有许多贫困生需要外界的资助才能完成学业，佛教团体完全可以与相关学校合作，帮助贫困生完成学业，为新时期教育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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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康德自我观的本体论维度之重构”(2014SJD432)。

Study of Buddhist Charity Schoo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MING Cheng-man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00, China)

Abstract：Buddhist charity schoo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generally can be divided into general elementary schools, Buddhist elementary schools, training schools and cultural make-up schools, to name only a few. These schools determined their respective educational aims and teaching content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situations. They also adopted advanced teaching methods and diversified means of moral education. Charity schools such as Juemin Primary School boasted more perfect intern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ment systems and paid attention to giving full play to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The charity school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imulat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n 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revival of Buddhism. They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Buddhist charity.

Keywords：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Buddhism; charity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G40-0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5X(2015)02-0075-08

作者简介：明成满(1969-)，男，安徽工业大学教授， 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国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2FZS0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伦理学视域下的人的尊严问题研究”(13YJC720034)；

收稿日期：2014 - 06 - 09 2014 - 12 -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