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阁体流行时间的重新检视

2016-02-02 01:13师海军
陕西古代文献研究 2016年0期
关键词:馆阁文学

师海军

台阁体流行时间的重新检视

师海军

自20世纪初以来,关于明代台阁体研究的相关成果,累积了相当丰厚的数量,具体研究状况可参看史小军、张红花的《20世纪以来明代台阁体研究述评》①史小军、张红花:《20世纪以来明代台阁体研究评述》,《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和汤志波的《台阁体研究现状补述及反思》②汤志波:《台阁体研究现状补述及反思》,《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两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均对台阁体研究进行了详尽的总结,于推动台阁体的相关研究可谓功莫大焉。但检视百年来的台阁体研究,其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仍未梳理清楚,如关于流行的时间,仍混沌不清。《20世纪以来明代台阁体研究述评》一文总结认为“对明代台阁体兴衰起止时间及其流行范围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的一项研究内容。就台阁体的兴衰起止时间而言,目前学界大致有5种界定”,分别是“永乐至正德(1403—1521)的百年之说”、“永乐至成化(1403—1487)的80年之说”、“永乐至天顺(1403—1464)的60年之说”、“永乐至正统(1403—1449)的半个世纪之说”、“台阁体就指仁、宣两朝的文学”,汤志波《台阁体研究现状补述及反思》一文中在“研究现状反思”中的“基本概念仍未统一,接受时需辨别对待”提出了“什么样的作家才算是台阁作家?台阁体退出主流文坛的时间,有天顺、成化、弘治、正德等多种说法,不同学者之间观点多有抵牾,尚需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尝试以明代中期的政治生态为切入点,从台阁体的得名缘由、台阁体的文学活动传统、台阁体的具体特点等方面入手,对台阁体的流行时间的做一重新检视。

一、从台阁体的得名缘由来看

“台阁”首先是作为“山林”的对比面而出现的,明代大儒宋濂曾说:“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岂惟天之降才殊尔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辞之或异耳。濂尝以此而求诸家之诗,其见于山林者,无非风云月露之形,花木虫鱼之玩,山川原隰之胜而已,然其情也曲以畅,故其音也眇以幽,若夫处台阁则不然,览乎城观宫阙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厉其志气者,无不厚也,无不硕也,故不发则已,发则其音淳庞而雍容,铿鍧而镗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①宋濂:《宋学士文集》卷7。又说:“予闻昔人论文,有山林台阁之异,山林之文,其气瑟缩而枯槁,台阁之文,其体绚丽而丰腴,此无他,所处之地不同而所托之兴有异也。”②宋濂:《宋学士文集》卷24。通过与“山林之文”的对比,对“台阁之文”的特点进行了详细归纳。从这个意义来说,“台阁之文”是处庙堂之上的作品,与“馆阁”一词相仿,意义基本相同,是可以混用的。③相关论述可参看汤志波:《台阁体新辩》,见《中国文学研究》第18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对于“馆阁”,明人罗玘说:“今言馆,合翰林、詹事、二春坊、司经局,皆馆也,非必谓史馆也;今言阁,东阁也,凡馆之官,晨必会于斯,故亦曰阁也,非必谓内阁也。然内阁之官亦必由馆阁入,故人亦蒙冒概目之曰馆阁云。”④罗玘:《圭峰集》卷1《馆阁寿诗序》。所说的“馆阁”是指一般的翰林院人员及其长官,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但“台阁”一词却有着另外的含义。徐伯鸿对此曾有非常全面清晰的解释,他认为“台阁”一词有三种含义:一是代指朝廷所设置的政府机构。二是与“台辅”义同,代指三公宰相之类的高级官员。三是用其本义指亭台楼阁。认为在明代更为广泛的用法却是与“台辅”义同,以之代指类似三公宰相一类的权臣⑤徐伯鸿:《台阁体不能等同“馆阁体”辨析》,《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所说甚是。台阁体与“馆阁体”相比较,从字面意义来理解,虽然其外延相同,都是指翰林文人的创作,但“台阁”一词其实更强调了这一文体引领者的作用⑥郭万金认为明代文学中的台阁体是后人对于杨士奇拟法欧阳修简澹和易文章的专有称法,“三杨”虽共主朝政,但文学热情均十分有限,从未有意形成一种文学流派或团体。见郭万金:《台阁体新论》,《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这一认识正确与否,无疑在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从后世对于明代文学的接受来看,无疑已把 台阁体作为一个流派来看待,从这一角度来看,追溯其得名的缘由就具有了应有之义。,台阁体的得名就与其密切相关。

李贤在为杨溥文集作的序中说:“观其所为文章,辞惟达意,而不以富丽为工;意惟主理,而不以新奇为尚;言必有补于世,而不为无用之赘言;论必有合于道,而不为无定之荒论。有温柔敦厚之旨趣,有严重老成之规模,真所谓台阁之气象也。”①李贤:《古穰集》卷8《杨溥文集序》。在评价其文学特点时认为其文学有“台阁之气象”,着眼点自然在其台阁首辅的身份之上。最早命名台阁体的是王世贞,他说:“台阁之体,东里辟源,长沙导流。”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5。说:“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濓、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杨尚法,源出欧阳氏,以简澹和易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贵之曰台阁体。”③同上。强调台阁体是杨士奇这一台阁首辅开创的,因为他的创作有着典型的风格,所以后人贵称其为台阁体。其后的何乔远也明确地说:“士奇文法欧阳修,韫丽夷粹虽不逮之,质而理、婉而显,备有先正典刑,当时号馆阁体。”④何乔远:《名山藏》卷59。又说:“次载大学士杨士奇台阁之体,当世所推。”⑤何乔远:《名山藏》卷86。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乙集“杨少师士奇”条明言:“国初相业称三杨,公为之首,其诗文号台阁体。”⑥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渊鉴类函》卷196引《明诗纪事》曰:“杨士奇,太和人,其诗文号台阁体。”均认为正是因为台阁首辅杨士奇显著的文学特点,人们称其为台阁体。何乔远又说:“士奇台阁之体,当世所推,良以朝廷之上,但取敷适,相沿百余年,有依经之儒,而无擅场之作。”⑦《西江诗话》引何乔远《文苑记序》。因为这一文学特征的典范作用,后人互相推崇模仿,相沿成习,称呼这一类文学作品为台阁体。而三杨虽然在文学成就上高下不一,但明人论及本朝贤相,必曰“三杨”,如“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法度”⑧焦竑:《玉堂丛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6页。,“是时王振尚未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称三杨,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杨,荣曰东杨,而溥尝自署郡望曰南郡,因号为南杨”⑨《明史》卷148。,“西杨之文学,东杨之政事,南杨之清雅,皆人所不及”⑩尹直:《謇斋琐缀录》卷1,明抄国朝典故本。,“(杨荣)与杨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0《东里集提要》。。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乙集“杨荣”条所说就更具有代表意义,他说:“国初大臣别集行于世者,不过数人。永乐以后,公卿大夫,家各有集。馆阁自三杨而外,则有胡庐陵、金新淦、黄永嘉,尚书则东王、西王,祭酒则南陈、北李,勋旧则东莱,湘阴,词林卿贰,则有若周石溪、吴古崖、陈廷器、钱遗庵之属,未可悉数。余惟诸公,勋名在鼎钟,姓名在琬琰,固不屑与文人学士竞浮名于身后。”⑫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163页。在此,所谓的“馆阁”就是这“台阁”,就是指的内阁首辅三杨与胡广、金幼孜、黄淮等人。可见台阁体的得名就是由此文体的引领者—台阁首辅—三杨的文学特点而决定的,虽然他们的文学成就不一,但其政治地位决定了其文学特征具有引领与示范效应,故以此来指称受他们影响的一批馆阁文人的创作,如陈田就说:“文皇右文,顿改初政,刀碪之余,从事樽俎。永宣以还,沐浴膏泽,和平啴缓之音作,而三杨台阁之体兴。”①陈田辑:《明诗纪事•乙笺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82页。

但三杨的经历恩遇是后来的台阁大臣不能比拟的,杨士奇诗《二月二日秋官郎中彦谧贤友南行诗以识别》云:

杨生青云器,文彩辉白璧。腰间龙泉剑,别我有远适。吾闻禹徂征,舞干致苗格。所以宣尼训,服远修文德。好谋而有成,明明垂警饬。如何才智士,宏议薄古昔。怀忿忽远图,急功幸苟得。宁论万里行,糗粻豫峙积。汉廷所遣帅,孰是赵充国?子行职赞襄,黾勉摅良画。虽有斗酒饯,安能写胸臆。临岐念素交,聊赠绕朝策。②杨士奇:《东里续集》卷56。

诗中昂扬之气勃然而发,自信溢于言表。后来迭遭政治变乱,体会到生命无常的李贤、薛瑄、商辂诸人,他们在个人气质与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上都与三杨有着明显的不同,故当三杨逝去之后,台阁体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

二、从台阁体的文学活动传统来看

台阁体的开始当以建文四年(1402)九月朱棣命解缙、胡广、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胡俨、黄淮等七人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为标志。台阁体之所以能在当时能引领文坛,转一时之风向,与当时的政治生态—帝王优容士人,通过频繁的对馆阁诸臣驾幸、召对、赐宴、示文翰等加以奖赏与引导,而诸臣则不断给皇帝应制、进呈文字、唱和等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密切相关,台阁体显示在互动中形成的一种君臣融洽和谐的状态。钱谦益曾记载:“仁宗在东宫久,圣学最为渊博,酷好宋欧阳修之文,乙夜翻阅,每至达旦。杨士奇,欧之乡人,熟于欧文,帝以此深契之。”③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3页。说宣宗时:“帝天纵神敏,逊志经史,长篇短歌,援笔立就。每试进士,辄自撰程文曰:‘我不当会元及第耶!’万机之暇,游戏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争胜;而运际雍熙,治隆文景,君臣同游,庚歌继作,则尤千古帝王所希遘也。”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3页。正是对此的恰当描写。

在永乐、仁宣时期,这种特有的文学活动频见于记载,如《翰林记》载“赐宴”条载:

(永乐)十八年闰正月丙子,命行在学士兼右庶子杨荣、学士兼右谕德金幼孜并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学士,特赐宴于礼部,此陛擢赐宴之始也。二十年九月己巳,以荣与幼孜扈从之劳,特命宴坐前,列食上殽,此赏劳赐宴之始也。宣德二年九月,少傅杨士奇三载考满,降勅奖谕,赐宴于礼部,此考满赐宴之始也。五年四月丙申,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等赐燕文华殿,上亲待焉,赐钞一万贯。六年二月甲辰万寿圣节,赐士奇、荣等宴,乙巳复赐宴内庭,特赐诗一章褒嘉之,此又出于特恩者也。八年七月丁丑,吏部奏少傅杨荣满三载,上礼之如士奇,自后内阁大臣考满遂为例。②黄佐:《翰林记》卷16,第193页。

阁臣拔擢、扈从、考满等,太宗、宣宗均赐宴赋诗以为尊宠,礼遇有加。“赐御制诗文”就更为直接:

仁宗在东宫,喜为诗文,赞善王汝玉、徐善述、梁潜等多被赐。宣德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等恒赐诗章,七年七月,屡赐御制《祖德诗》、《招隐歌》、《猗兰操》。九年七月,南京礼部尚书张英迎复入见,上特书制诗词,并缗钱二千缗赐之。英退陈于堂,语人曰:“此吾稽古之力也。”大学士杨士奇、黄淮等被赐尤多。其后列圣多用故事制诗章,以宠词臣。……今载祖宗御制数章于此,直所谓昭回之光,下饰万物者,用以侈词林之荣云。③同上书,第198页。

“车驾幸馆阁”条云:

太宗皇帝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内阁七人者旦夕承顾问,受旨退治职务,且兼稽古纂述,殆不虚寸晷。上时步至阁中,亲阅其劳且视其所治无弗称旨者,乃喜,必有厚赉。或时至阁,阅诸学士暨庶吉士应制诗文,诘问评论以为乐。宣德四年十月癸未,车驾临幸文渊阁,周视大学士杨荣等寓直之所,命增益屋宇,兼赐饮馔器用,荣等次日具表谢恩;已而复至,赐荣等诗各一章,及宝钞酒馔,学士李时勉等皆与焉。七年某月,驾过史馆有作,并赋《招隐》之歌。是时天气清明,圣心悦豫,怀贤览古,天趣之高,见于吟咏。侍读学士钱习礼等迎谒,俱被赐赉。其过史馆六言诗云:“荡荡尧光四表,巍巍舜德重华。祖考万年垂统,乾坤六合为家。”真圣王气象也。①黄佐:《翰林记》卷16,第192页。

太宗与宣宗亲自驾幸馆阁,与阁臣唱和。臣下自然也就与多有诗书朝廷酬唱往来。如“燕饮赓和”条:

宣宗尤喜为诗,初即位,起学士李时勉而任用之。一日幸文渊阁,赐诸学士饮,呼时勉曰:“卿非朕安得饮此酒。”时勉顿首谢。他日侍游东苑,上赐时勉酒,酌以上所御金瓯,时勉顿首辞曰:“臣可与陛下同饮,不敢与陛下同器。”上悦,命易以银爵,既醉,上出御制诗一章,赐尚书胡濙、蹇义,大学士杨士奇、杨荣,且曰:“朕茂膺天命,惟尔四人赞翼之功。”赐宴尽欢而罢。明日士奇、荣各奉和睿制以献。又尝与大学士黄淮燕饮于万岁山,淮献诗;他日陛辞,复燕饮于太液池,御制长歌以赠焉。②黄佐:《翰林记》卷6,第72页。

君臣之间相处和乐融洽,自然在政治上对诸人亦恩宠有加,如仁宗甫一登基,就“出户部尚书夏原吉……右春坊大学士黄淮……于狱,复其官。以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侍郎仍兼前职,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为礼部右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荣、幼孜、士奇、淮俱掌内制,备顾问,不预所升职务。洗马杨溥为翰林院学士,……初,上尝谕士奇曰:‘自今朝廷事,仗蹇义与汝。’……赐……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绳愆纠谬图书”③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8。。恩遇非比寻常。宣宗时,杨士奇曾“请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举所知,备方面郡守选。皆报可”④《明史》卷148《杨士奇传》。,表现了绝对的信任。而正统四年杨士奇归省时,英宗“命兵部缘途给行廪,水路给驿船递运船,陆路给驿马运载车,从者皆给行粮脚力,往复并给”⑤《东里续集》卷49《南归纪行录上》。,荣宠无比。

而馆阁诸臣感恩于心,上呈文字自然也就成为了惯例,如“进呈书诗文序”条云:

永乐二年八月,周王畋于钧州获驺虞,九月丁未王献于阙下,侍读梁潜进《驺虞诗》,侍讲杨荣进《驺虞颂》。已而甘露屡降,嘉禾呈瑞,外国献麒麟、白雉、元兔、白鹿、白象、灵犀、白兔之属,荣与学士胡广等咸为诗歌以进,上嘉之。三年九月朔,赐太祖御书《嘉禾诗》于诸王及近臣。……四年二月视学,上服皮弁御宸翰,赋长诗赐太子、亲王,祭酒胡俨、司业张智坐讲,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赐坐以听,讲毕赐茶。明日,俨等率师生上表谢,赐赉有差,大燕群臣于奉天门,学士胡广进《视学诗》,一时词林诸儒臣咸和之。八年五月己卯,上北征败布尼雅实哩于饮马河,七月壬午驾还,士奇献《平边颂》及《铙歌鼓吹诗》。十二年六月亲征瓦剌,败之于撒里怯,又败之于土剌河,擒斩无算,八月驾还,庶子邹缉献《永乐清边颂》。十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孝陵松柏凡四日,学士王直《献瑞应甘露诗》。十八年正月,礼部郎中周讷请封禅,大臣有阴主之者,于是学士胡广献《却封禅颂》,上遂止。宣德二年三月,驺虞复见,大学士杨荣献颂,上褒赏之。三年九月,荣扈从北征凯旋,进《平边诗》,凡十篇,各立题命意,上览之喜,屡沐白金、钞币之赐。自是每同游匪颁,荣与士奇等多以诗进,遇令节被召宴游,亦多以诗谢恩。①黄佐:《翰林记》卷11,第137页。

即使没有进呈文字,这对于士人内心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如叶盛《水东日记》记“仁庙赐徐善述书诗”条②叶盛:《水东日记》卷11,第118页。,见到君主的文字也要详细描述一番,引以为荣。君臣在这种融洽和乐的气氛之中对于文学的探讨自然会频繁且深入,引领整个士人的文学创作,如“评论诗文”条,杨士奇给仁宗谈及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君臣不可不观后,仁宗亲阅,给自己留下一部朝夕阅读,“又取一部命翻刻以赐诸子”。仁宗曾与杨士奇谈及对于欧阳修文章的喜爱,甚至恨不能生于同时,明确地指出了文字所尚的方向。③黄佐:《翰林记》卷11,第139页。上述这些君臣之间的文学活动,看似只是普通的,无足轻重的,但其给士人的心理暗示与鼓舞却是极其重大的,黄佐就说:“夫燕所以示慈惠也,诗所以道性情也,燕饮赓和之际,而至情蔼然,迥出千古,祖宗盛时,上下之交,有如是哉!”④黄佐:《翰林记》卷6“燕饮赓和”条,第72页。这些普通的游宴传递着诗情文意,这种现象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台阁体的出现与兴盛,诸人对当朝的颂扬,其在文学上追求的那种“简澹和易”、“平正纡余”、“春容典雅”的文风,实在是其内在心迹的表露。故黄佐感慨道“故馆阁文字,自士奇以来,皆宗欧阳体也”①黄佐:《翰林记》卷11“进呈书诗文字”条,第139页。。

但“土木之变”前后,明代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君臣之间的融洽关系亦发生了急剧变化。“祖宗以来,于凡燕间之际,执政大臣、左右近侍时常皆得接见。自英宗以幼冲嗣位,此礼遂废,惟有大事,则传奉召之,问对一二语遽出,因袭以为故事。景帝时壅蔽尤甚,及英宗复辟,始知其由,乃亲决章奏,日与大学士李贤议之,贤据便殿入奏。……自天顺至今四十年,先帝及今上之初,间尝召内阁不过一二语,是日经筵罢,有此召,因得以窥天质之明睿,庙算之周详,圣心之仁厚,有不可测量者如此。自是平台暖阁,稍稍召对,并及部院大臣,询其政务,若欲复祖宗之旧者。”②黄佐:《翰林记》卷6“召对”条,第73页。因为英宗即位之时年少,君臣之间的这种传统就中断了。后来的景帝更甚。至“夺门”之变后,虽然英宗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常召李贤,但也仅仅是做样子而已,整个明代社会再难回到以前了。此类记载频见于史,如永乐仁宣时的“赐宴”,“正统以后,万寿圣节、皇太后千秋等节,及节序,本院官同群臣通宴于午门外,而燕见奏事、特恩赐燕者,遂无闻焉”③黄佐:《翰林记》卷16“赐宴”条,第193页。,越来越少了。如“赐饮馔”,“正统以后莫考,惟丁巳腊月、望后、大雪三日,圣情悦怿,赐大学士杨溥等黄封内珍。成化中,宪宗一日于内库得古帖,断烂不可读,命中使持至内馆使理之,适检讨傅瀚在直次,为韵语,须臾而成,授中使以复,上大悦,有珍馔法酒之赐”④黄佐:《翰林记》卷16“赐饮馔”条,第194页。,正因为后世记载寥寥,故而唯一的一次要大书特书。

君臣关系如此冷淡,彼此之间的文学互动自然也就寥寥,如进呈文字“自正统后,此事寝不闻矣”⑤黄佐:《翰林记》卷16“进呈书诗文字”条,第137页。,“赐御制诗文”这种活动也随着后来皇帝的兴趣转变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正德初,赐御制《写怀》等诗及《蟠龙》诸诗,然未敢必其果出于宸衷也”⑥黄佐:《翰林记》卷16,第198页。。后人对武宗的这种举动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其后的皇帝都耽于游乐,实际上已没有了前朝的气象。成化初年,因为首辅李贤的“夺情”起复与元宵节举行灯节,罗伦、章懋、黄仲昭、庄昶公然上疏阻止,出现了有“翰林四谏”⑦冯小禄、张欢:《成化初台阁派内部的一次政治、文艺斗争:“翰林四谏”事件分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实际上表明了自永乐、仁宣时形成的台阁体的文学传统因为明代中期政治生态的变化就已中断了。

三、从台阁体的具体特点来看

关于台阁体的文学特点,太宗曾对胡广说:“永乐甲午十一月,上谕行在学士广、侍讲荣、幼孜曰:‘《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务极精备,庶几垂后。’广等总其事,举朝臣及教官有文学者同修,开馆东华门外。明年九月书成,上御殿受之,群臣表贺。盖未及一年而成,可谓太速矣。”①郑晓:《今言》卷2,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8页。直接对文士进行了要求,而杨士奇《圣谕录》中与仁宗的两段对话,很好地体现出了台阁重臣对于文学看法:

殿下监国,视朝之暇,专意文事,因览《文章正宗》,一日谕士奇曰:“真德秀学识甚正,选辑此书,有益学者。”臣对曰:“德秀是道学之儒,所以志识端正,其所著《大学衍义》一书,大有益学者及朝廷,为君不可不知,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观《大学衍义》,则其为治,皆苟而已。”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阅,大喜曰:“此为治之条例,监戒不可无。”因留一部朝夕自阅,又取一部命翻刊以赐诸子,谕士奇曰:“果然,为臣亦所当知。”遂赐一部。盖殿下汲汲于善道如此。

上在东宫,稍暇即留意文事,间与臣士奇言欧阳文忠公文雍容醇厚,气象近三代,有生不同时之叹,且爱其谏疏明白切直,数举以厉群臣,遂命臣及赞善陈济校雠欧文,正其误,补其阙,厘为一百五十三卷,遂刻,以传廷臣之知文者,各赐一部,时不过三四人而。上恒谓士奇曰:“为文而不本正道,斯无用之文;为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欧阳真无忝矣。”庐陵有君子,士奇勉之。臣叩首受教。

永乐七年,赞善王汝玉每日于文华后殿道说赋诗之法。一日殿下顾臣士奇曰:“古人主为诗者,其高下优劣如何?”对曰:“诗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熏之诗,是唐虞之君之志,最为尚矣。后来如汉高《大风歌》,唐太宗‘雪耻酬百王,除兄报千古’之作,则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汉武帝《秋风辞》,志气已衰。如隋炀帝、陈后主所为,则万世之鉴戒也。如殿下于明道玩经之余,欲娱意文事,则两汉诏令亦可观,非独文词高简近古,其间亦有可禆益治道。如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殿下曰:“太宗高皇帝有诗集甚多,何谓诗不足为?”对曰:“帝王之学,所重者不在诗。太祖皇帝,圣学之大者,在《尚书》及诸书注,作诗特其余事,于今殿下之学,当致力于重大且大者,其余事可姑缓。”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诗否?”对曰:“儒者鲜不作诗,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记诵词章,前辈君子谓之俗儒,为人主尤当致辨于此。”①杨士奇:《东里集》卷2。又黄佐:《翰林记》卷11“评论诗文”条亦有相同记载,个别文字稍异,第139页。

通过这两段文字,我们看到,一方面,传道是台阁体文学的首要追求,若“如诗人无益之诗,不足为也”,“为文而不本正道,斯无用之文”,甚至认为与传道相比较,作诗只是“余事”而已。另一方面,鸣盛也是其文学的追求方向,认为“诗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风格上追求雍容醇厚。当时的台阁重臣在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中也是自觉实践的。如杨士奇就说:“诗本性情,关世道,‘三百篇’无以尚矣。自汉以下历代皆有作者,然代不数人,人不数篇,故诗不易作也。而尤不易识,非深达六义之旨而眀于作者之心,不足以知而言之。……我国家文运隆兴,诗道之昌追古。作者、选录者不啻十数家。……都督沐公以其所得名人之作,择其粹者,通古近体二百余篇,皆前选所不及者,名《沧海遗珠》。将刻,以传属余序。余阅其诗,大抵清楚雅则,和平婉丽,极其趣韵,莹然夜光眀月之珍,可爱可玩而可传也。”②《东里续集》卷14《沧海遗珠序》。提倡、追求的是“清楚雅则,和平婉丽”的文风。他在《题东里诗集序》中又说:“何足以言诗也?古之善诗者,粹然一出于正,故用之乡闾邦国,皆有禆于世道。夫诗,志之所发也。”③《东里续集》卷15。表现的正是台阁典型的创作目的。而杨荣则更明确地说:“诗自三百篇之后,作者不少,要皆以自然醇正为佳。世之为诗者,务为新巧而风韵愈凡,务为高古而气格愈下,曾不若昔时闾巷小夫女子之为。岂非天趣之真与夫摸拟掇拾以为能者,固自有高下哉!”④杨荣:《杨文敏集》卷11《逸世遗音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认为“自然醇正”才是最好的诗文。这无疑树立了一个创作的标准。应制、题赠、酬应之作应运而作,“颂圣德,歌太平”,一己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自然成为创作的主流。故而罗玘说:“有大制作,曰此馆阁笔也。有欲记其亭台、铭其器物者,必之馆阁;有欲荐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馆阁;有欲为其亲寿者,必之馆阁。由是,之馆阁之门者,始恐其弗纳焉,幸既纳矣,乃恐其弗得焉。故有积一二岁而弗得者,有积十余岁而弗得者,有终岁而弗得者。”明确说明了台阁体以歌功颂德、应酬交际、粉饰太平为创作目的。

台阁体是作为“山林文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但台阁重臣即使作山林之文,仍然不忘歌颂皇恩浩荡,如杨士奇《满江红·归田趣》四首,其一《春牧》云:“霜鬂萧萧,皇恩重,赐归田里。郊郭外,草亭四面,青山绿水。好鸟好花春似昔,同时同辈人无几。一布袍棕帽任逍遥,东风里。芳草岸,平如砥,垂杨径,清如洗。散牧处,冉冉晴霞飞绮。江色比于怀抱净,都无一点闲尘滓。更小儿,牛背有书声,清人耳。”①《东里续集》卷62。连田里乡间的美好景致也是满沐皇恩,就是对于这种文学思想的完美实践。

后人对台阁体的文学特点的评价也颇为中肯,如王世贞就说:“杨尚法,源出欧阳氏,以简澹和易为主。”②王世贞:《艺苑卮言》卷5。认为“简澹和易”为其特点。胡应麟说:“永乐中,姚恭靖、杨文贞、文敏、胡文穆、金文靖,皆大臣有篇什者,颇以位遇掩之,诗体实平正可观。”③胡应麟:《诗薮续编》卷1,第345页。概以“平正”二字。钱谦益评价杨士奇说:“今所谓《东里诗集》,大都词气安闲,首尾停稳,不尚藻饰,不矜丽句,太平宰相之风度,可以想见。”④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162页。均对“台阁”文风做了恰当的概括。而四库馆臣评价杨荣的诗文则说:“荣当明全胜之时,历事四朝,恩礼始终如间,儒生遭遇,可谓至荣。故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沨沨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实无疵,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东里集》提要也从源流上总结说:“明初‘三杨’并称,而士奇文笔特优,制诰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欧阳修之文,士奇文亦平正纡余,得其仿佛,可称春容典雅之音。当时馆阁著作,遂沿为流派。……其转移一代之风气,非偶然也。”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9。都可以看作是对台阁体风格的典型概括。

但正统后明代政治生态的演变,台阁文学没有了生成的土壤,继起的台阁诸人的文学作品,在内容上也已不复先前的气象。如表现国家气象的代表性文体—赋,在“土木之变”后,虽仍以赋来表现北京的壮美,但后来的赋就不一味地歌颂,而是多了狐狸、老鼠的意象,用来讽刺京中的权贵与贪官。⑦孙康宜、宇文所安等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刘倩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9页。由此可见,台阁文学已然发生了变化。

四、结论

其实关于台阁体文风的变化,后来的学者其实已经谈及,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东里集》也从源流上总结说:“明初‘三杨’并称,而士奇文笔特优,……其后效尤既久,或病其渐入于肤庸,然亦不善学者索貌遗神之过。”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9。四库馆臣在评价岳正诗文时就说:“正统、成化以后,台阁之体,渐成啴缓之音,惟正文风格峭劲,如其为人,东阳受学于正,又娶正女,其《怀麓堂集》亦称一代词宗,然雍容有余,气骨终不逮正也。所谓言者心之声欤。”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0。均指出了其变化的一面,但关于其具体的衰落时间却语焉不详。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明代台阁体盛行的时代大致在永乐经仁宣而至正统前期,这一时间是与“三杨”的政治生命相终始的。随着“三杨”的逝去,时代的变迁,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台阁体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其文风自然也发生了不同。今人也已认识到这一点,左东岭就说:“严格地讲它既不在洪武甚至亦不在永乐时期,而是在仁宗、宣宗及英宗前期的近二十年时间内广为流行,高潮乃在宣宗一朝,景泰、天顺、成化三朝则是其余响。”③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 18页。汤志波认为台阁体流行于永乐至成化间④汤志波:《台阁体新辩》,见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文学研究》第18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只不过在具体时间上稍有不同。罗宗强则直接说:“永乐一朝营造的文化环境,延续至正统。在这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正是文学史上称为台阁体的文学思想潮流充塞文坛的时期。”⑤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9页。但均未展开论述。我们一贯认为,弘正间李东阳、王守仁等对台阁文风有接续,实际上要重新检视,如《剑桥中国文学史》就说:“一般而言,‘台阁’在明代中叶变成了一个文体概念,特指那些在官方公开场合写作的颂祝之作。根据这个新的定义,在这期间许多翰林院士人的作品并不属于台阁文学。”⑥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46页。确实是中肯之见。

(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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