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史料新生命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之评介*①

吴忆雯（中正大学 文学院，台湾 嘉义）

书评书介

赋予史料新生命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之评介*①

吴忆雯
（中正大学 文学院，台湾 嘉义）

笔者因研究工作之故，接触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Concern in Emigration of Chinese Laborers，以下简称《汇编》）。在工作期间引用或参考《汇编》的内容，以及阅读相关的近人著作时，发现近人研究要么大量引用《汇编》搜录的内容，成了缺乏专题内涵的论文，要么，则是丝毫没有引用《汇编》的史料。

《汇编》被广泛引用于海外华人研究当中，主要是基于华工议题在学术史分野上可被归属于华侨华人史之下。此外，《汇编》搜录相当丰富的外文翻译资料。然而，两岸在英文翻译上，一直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性，未能有外文索引，是《汇编》编者当初力有未逮之处。这一点直接导致了早期重要的外文著作或档案的中译数据无法得到充分利用。本文意在重新介述《汇编》的史料价值与意义，先介绍《汇编》的编辑背景，再述及其收录内容与史料价值。

一、《汇编》的编者与出版背景

《汇编》的编者依其所属机构，约可分成三大类：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二是中华书局（出版商之编辑群），三是档案与史料典藏地之工作人员。三者皆为成书之要员，缺一不可。如卢文迪、陈泽宪、彭家礼三人，属中华书局的编辑，学有所长，各司其职。再则是第三类的工作人员，如第一辑中国官文书，主要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参与者包括徐艺圃（主要人员）、单士魁等人；其中外务部档、电报档、上谕档、朱批奏折等清代档案，由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文件则由徐艺圃自北京图书馆采集而来。［1］

编辑群中，当以主编陈翰笙为灵魂人物。陈翰笙，原名陈枢，小名翰生。［2］1897年2月5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四）生于江苏无锡，［3］母见其才智过人，于是变卖嫁妆首饰，筹措学费，送其出国念书。［4］1915年，陈氏登上航往美国的“中国号”轮船，首先抵达美国的马萨诸塞州，考入赫门工读学校；1916年，考入波莫纳加州州立理工大学（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简称Cal Poly Pomona，亦常被译作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后于芝加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5］1922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修习史学博士学位。1924年，受到前往欧洲考察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请，回到中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年27岁。［6］

陈翰笙除了学识丰富、投身于高等教育、作育英才之外、本身还从事从农村经济、历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研究。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第三国际，从事革命情报工作。改革开放后，陈氏回归学术，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2004年3月13日逝世，享年108岁。陈氏一生的经历，［7］深刻影响了《汇编》的编辑与出版。

《汇编》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整理，［8］出版于80年代，其实质意义有二：一是在此前相关论述分散，未有专著；二是华工为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之重要议题。在意识型态或精神意义的层面。如编者所言：“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创造力，在世界近代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9］

二、《汇编》的内容简介与史料价值

《汇编》共十辑，依序为：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第二辑英国议会文件选译，第三辑美国官方文件选译，第四辑关于华工出国的中外综合性著作，第五辑关于东南亚华工的私人著作，第六辑拉丁美洲华工，第七辑美国和加拿大华工，第八辑大洋洲华工，第九辑非洲华工，第十辑 第一次大战时期赴欧华工。

从各辑的命名，即可发现第一至三辑为中、英、美的官文书，第四辑可视为近人著作或重要的一手调查史料。第四至九辑则是按照地理位置分别归类，部分以国名、部分以洲际。最后一辑则是第一次大战间赴欧的华工。各辑收录的数据源主要如下：

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档、 电报档、 上谕档、 朱批奏折等清代档案；

北京图书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文件；

外贸部图书馆：海关档（选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英国议会档、美国国会档、 古巴华工事务（翻译或抄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外专著和调查报告等（翻译或选录）。［10］

针对上述史料，笔者观其编例，可归纳出三点史料选编原则，即：

史料中只讲华侨而不涉及华工者；恶意歪曲事实、污蔑、攻击华工者概不收录；

篇幅限制：一律采取节录或节译的方式。但对于持不同观点的专著以及用以论证其观点的数据，即使与其它论著有重复之处，亦不予删节，不加评按，而同时加以收录；

编排方式：所收史料先按三大类史料顺序，再按地区、年代分别编排。［11］

编者将辑入的史料分成三大类：一是中国和外国的公文书，为第一手数据；二是根据调查撰写的报告和资料，因可能涉及调查者的主观意识，故为比较可靠的第二手数据；三是中外专著、期刊论文和报章评论中涉及华工的史料，这类史料所占比重较大。［12］

编者的史料分类方式，很显然是根据历史价值来定义。由于华工史为近代史的一部分，因此近代以后才出现的数据类型如电报、报纸、期刊等，大量被收录在《汇编》中。而前述的各辑编辑顺序则受到地理因素影响，此地理因素也是华工迁徙与生活的经历所留下的痕迹；因此其序列亦呈现了华工在全球分布的情况。在外国官方档案部分，更可显示出华工在英美两国殖民地活动的历史证据。

在内容性质上，《汇编》属于专题性史料汇编，便于主题型研究者使用；更适合延伸或激荡相关议题的研究。在素材方面，选译了许多早期外国研究者之著作，其中许多作品至今都未有完整的中文译本出版。因此，对于中文研究者来说，不仅能开拓视野，亦避免了语言障碍。

三、结语：赋予史料新生命

李安山曾对《汇编》做出几项评论。［13］部分论述有重复性，笔者整理如下：第一，数据源方面，包括了中国官方的文书选辑，英、美等国政府方面的档案，中外学者关于华工方面较有权威性的综合性著作，关于各地区（东南亚、拉丁美洲、美国、加拿大、大洋洲、非洲、欧洲）华工的著作和资料；还有根据调查所写的研究报告（如社会学家陈达）和亲眼目睹所记录的数据（如清人谢子修等），［14］以及当时国内外报刊所载的有关论文或评论。实际范畴涵盖五大洲，时间截至一战后。第二，议题方面，包括华工出国的历史背景、出国方式、清朝政府对华工的政策、华工的遭遇及反抗、华工对当地社会的贡献等。第三，学术方面，为深入研究华工及中国近代经济史、世界近代经济史、中外关系史及移民史的关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数据。

笔者也在前文提及《汇编》的主旨明确，适于专题研究；广搜国外档案和译作，都为中文研究者提供丰富与便利的资料。不过，正如《汇编》编例提及“原拟编附《中西译名对照表》，但因中国史籍和中外文献中，对中国人名、地名和其他专名，各有不同的习惯译法，似难按现今的译法一一加以更改，故未编附。”［15］以《汇编》的庞大数据，此番说法情有可原。只是，也正因为没有译名对照，使得参阅者在运用上产生了许多困难，如译文未载首版出版资料，以致于虽有原刊载出处，但读者仍须有基础知识背景，才能进一步找出原典参考。翻译质量亦待验证，换句话说，译文的正确性可能有待商榷，这一点会对史料判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使用《汇编》时不可不谨慎，特别是近代史料已经相继出版，能够取得其他版本进行对照，相互考证。

2002年，由周南京主编，耗时十年，共12卷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出版。在学术分类上，华工可被涵括于华侨史当中，也许《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的出版，因为内容和议题的重迭性，可能导致了《汇编》的使用率下降。不过，综合观之，笔者认为在进行历史研究时，主题性的史料汇编，的确为研究者带来极大的便利。而每一种主题史料汇编各有其价值，首要的还是必须先了解史料本身的意义，才能够为研究者所用。

［注释］

［1］［9］［10］编者：《序言》，载陈翰笙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卢文迪、陈泽宪、彭家礼合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一辑，第20、19、20页。

［2］陈翰笙曾提及自己更名的过程，1921年正当自己要从美国转往德国就学前，收到友人自加拿大寄来的一份《华侨日报》，发现其中有一则广告：《陈枢要去法国学习航空，请大家捐助》，为免同名造成误会，于是取自己的小名，又为了“好看”，在“生”字上加了“竹”字头，改名为陈翰笙。参见陈翰笙著、任雪芳整理：《四个时代的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6页。

［3］［4］［5］陈翰笙著、任雪芳整理：《四个时代的我》，第1～2、16、19～23页。

［6］陈翰笙著、任雪芳整理：《四个时代的我》，第27页；高放：《当代中国跨越三个世纪的伟人》，收录于田森编著：《三个世纪的陈翰笙》，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7］［8］田森编著：《三个世纪的陈翰笙》，第3～5、5页。

［11］［12］［15］编者：《编例》，《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第1～2、1、2页。

［13］李安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现状概述》，《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总论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997～1036页。

［14］谢子修：《游历南非洲记》，载陈翰笙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卢文迪、陈泽宪、彭家礼合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八、九、十辑，第278页。

［责任编辑：胡修雷］

K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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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5162（2016）03-0089-03

2016-01-17；

2016-08-10

吴忆雯（1979—），女，中正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史研究、客家研究。

*本文系修习中正大学历史学系张建俅教授“近代中国史料专题研究”课程之期末报告改写而成，谨此感谢张老师多次在课堂上的指导，另亦感谢勤益科技大学胡志佳教授的指点。但本文修改后的任何问题由笔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