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博穆博果尔的族属问题

景爱

谈博穆博果尔的族属问题

景爱

《清实录》记载，博穆博果尔为索伦首领，索伦即今鄂温克族。民国年间郭克兴撰《黑龙江乡土录》，力辨博穆博果尔不是达斡尔人。稍后阿勒坦噶塔撰《达斡尔蒙古考》，首倡博穆博果尔为达斡尔人。其后《达斡尔族简史》、《达斡尔族》、《黑龙江达斡尔族》都采用了阿勒坦噶塔的说法，认为博穆博果尔是达斡尔人。《鄂温克族简史》则认为博穆博果尔是鄂温克人。博穆博果尔料为达斡尔人确实不能成立，博穆博果尔其实是鄂温克人。

博穆博果尔 阿勒坦噶塔 鄂温克

一、博穆博果尔为索伦部头目

博穆博果尔（又作博木博果尔）的名字，在汉文文献中始见于清太宗崇德年间。《清太宗实录》记载，崇德二年（1637）闰四月，“博穆博果尔率八人来朝，贡马匹貂皮。”①同年六月，博穆博果尔曾协助清军追讨使鹿部首领叶雷至温都河，斩杀之。以其有功来朝，赏赐鞍马、蟒衣等物。崇德三年（1638）十月，博穆博果尔又来朝，贡献貂皮、猞狸狲等方物。同年十二月，博穆博果尔被赏赐衣物、马匹、房屋及一切器物。不久他叛归，引起清军的讨伐，兵败被俘处死，至崇德五年（1640），清军讨伐博穆博果尔的战争结束，②此后《清实录》不见有关他的记载。《清实录》只称博穆博果尔为索伦部人，后人则称他是索伦部头目。

索伦的名称在满文文献中出现稍早一些。据清代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天聪八年（1634）有科尔沁蒙古“征北方索伦部落，取贡赋”③。自明代后期以来，索伦部为科尔沁蒙古管辖，时常到索伦部用军事威胁征收贡赋。所谓北方是指在科尔沁蒙古的北方，即黑龙江上中游及贝加尔湖以东。在这一地区，居住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各族。索伦既指地域，又指族群，属于泛称。俄国学者认为，赫哲（黑斤）居住在黑龙江下游，意为“河下游的人”；索伦在黑龙江中上游，意为“河上游的人”。④这种解释是出于推测，缺乏足够的证据，是不可以相信的。当代鄂温克族学者朝克指出，“索伦”不是民族自称，而是出于他族的称谓，是清朝廷对鄂温克人的称谓，“索伦”寓有“柱子”、“顶梁柱”之意。⑤当时，鄂温克人、鄂伦春人和达斡尔人混居在同一地区，故而索伦系对上述三族的统称。朝克的解释更有道理，可能符合实际情况，比较可信。

最初，清朝廷对索伦内部各族群缺乏认识，误认为是同一个民族。后来，由于接触渐多，才发现索伦内部的居民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逐一加以识别。鄂伦春是以狩猎为生，最容易识别，最先从索伦中被区分出来。《清太宗实录》崇德五年（1640），出现了“索伦俄尔吞”的文字，⑥表明“俄尔吞”是索伦部中一个特殊的族群，“俄尔吞”即鄂伦春，是鄂伦春最早的汉文写法。在此八年以后，达斡尔也被识别，由于达斡尔是以耕种为主业，与满族人相似，很容易识别。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于顺治五年（1648）六月记事：“达呼尔七村贡貉皮二百六十一”；顺治六年（1649）十月记事：“达呼尔乌鲁孙村初始投顺之村主巴木布赉”、“达呼尔齐查噶尔村楚勒杜坎”。⑦在汉文档案中，达斡尔始见于康熙六年（1667），“查打虎儿有一千一百余口未编佐领”。⑧据此可知，在顺治五年、六年以前，达斡尔已被识别出来。记入档案，要稍晚一些。汉文档案中的“打虎儿”，是汉文对达斡尔最早的写法。

在鄂伦春、达斡尔被识别以后，索伦中只剩下鄂温克一族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有“索伦、打虎儿、俄罗春”并列的记事，⑨很显然，清朝廷是把索伦、打虎儿、俄罗春视为三个不同的民族。索伦即鄂温克，打虎儿即达斡尔，俄罗春即鄂伦春，索伦作为鄂温克的专称，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民国年间有索伦旗，1958年将索伦旗改为鄂温克族自治旗，⑩鄂温克成为法定的民族名称。

二、郭克兴认定博穆博果尔不是达斡尔

郭克兴（1892-？）字起衰、兴武，黑龙江讷河县满那屯郭布勒哈拉人，为清朝江宁将军穆腾阿之孙，曾在清贵胄学堂读书。辛亥革命以后入陆军大学读书，历任交通部、陆军部高官，并任畿辅大学、交通大学教授。他热衷于达斡尔族历史研究，编撰《黑水郭氏家乘》，其第一编《黑龙江乡土录》引用大量文献资料，述说达斡尔族历史，并附有按语，这是达斡尔人记述本族历史的重要作品。由于郭克兴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对许多重要问题提出了独立的见解，是达斡尔人历史著作中最为成功的一种，有台湾成文出版社民国十五年（1926）铅印本。

郭克兴研究达斡尔族历史时，非常关注博穆博果尔和巴尔达齐的民族差别。由于《清实录》中称博穆博果尔和巴尔达齐都是索伦部人，而索伦部内包括有好多民族——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那么，博穆博果尔是属于哪一个族群，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郭克兴指出，博穆博果尔不是达斡尔人，而是索伦人。

郭克兴在援引何秋涛《索伦诸部内属述略》时，附有许多按语，今将何秋涛原文和按语抄录如下：

国初时，有萨哈连部、卦尔察部、萨哈勒察部、索伦部，又有音达珲库喇喇路、诺罗路、锡拉圻部，皆附近萨哈连部者。又有博和里屯、诺尔噶勒屯、都里屯、小噶里达苏屯、大噶里达苏屯、绰库禅屯、能吉勒屯，皆呼尔哈部之别也。又有瑚尔布尔屯、沃哷屯、乌鲁苏屯、塞布齐屯、郭博尔屯、额苏里屯、阿里岱屯、克音屯、海伦屯、裕尔根屯、固浓屯、昆都伦屯，皆滨黑龙江。又有多科屯、噶勒达逊屯、穆丹屯、都逊屯、乌尔堪屯、德笃勒屯、铎陈城、阿萨津城、雅克萨城、多金城及博木博果尔暨使鹿之喀木尼堪部，皆索伦部之别也。克兴按：沃哷屯、郭博勒屯、额苏里屯、克因屯、多科屯、德笃勒屯等，均达呼尔人，非索伦人也。⑪

我们从郭克兴的按语中不难看出，他竭力将属于达斡尔的村屯和城堡，从索伦部中分离出来；将包括博木博果尔城在内的许多村屯、城堡，认定为索伦族所属，与达斡尔族无关联，博木博果尔自然不是达斡尔人，这是非常明白的道理。

郭克兴又称：

天聪八年，达呼尔部长巴尔达齐率四十人来朝，是为达呼尔人归附之始。崇德纪元，科尔沁蒙古侵操索伦、达呼尔部，命巴尔达奇速归防御。三年，库尔喀索伦部长博木博果尔叛，郭博罗七屯附之，据清兵于乌库尔城。⑫

在这里，郭克兴将巴尔达齐称作达呼尔部长，将博木博果尔称作索伦部长，清楚地表明了他认定博木博果尔不是达呼尔人，而是索伦人。

还有，在本书中郭克兴将达斡尔族有事迹可以记载的人物列为一长表，用以彰显他们的贡献和功劳。按照忠义、武功、政略、卓识、文学、烈女分为六类，依次介绍他们的名字、姓氏、籍贯、战役、勇号、官职、赏卹，据统计一共介绍了89人。⑬表中将巴尔达齐列为卓识第一名，称他为精奇里氏，黑龙江多科屯人，达呼尔部长，其功业为“清兵征索伦，率族内附”。然而在抗清战争中，英勇战斗、备受人民群众支持的博木博果尔，却没有列入其中。这说明郭克兴不认为博木博果尔是达呼尔人。

郭克兴是达斡尔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很有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上层人士。他编撰《黑水郭氏家乘》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加强本民族的自信心，从而提高本民族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了达到此目的，必须仔细甄别混在索伦部中的首领，孰为达斡尔人，孰为外族人。将外族人误作本族的名人，是对本族的大不敬，会影响本族人的情绪，甚至会产生负面作用。郭克兴撰此书非常严肃认真，搜集了前代的史书文献和同代著名学者的著作，认真阅读、认真执笔，字字句句都经过了仔细推敲。其用功之勤深受学术界称赞，其书付印不久，台湾成文出版社即印制，是对其书的充分肯定。

三、确定族属不能以传说为据

博穆博果尔为达斡尔人的说法，是阿勒坦噶塔提出来的，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其所依据的只是民间的传说。

阿勒坦噶塔（1900-1947）即鄂序元，黑龙江省讷河县清和乡开花浅屯人。“阿勒坦噶塔”出自达斡尔语，意为“北极星”或“北斗星”，寓意深远，含有引路人的意思。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在家乡读完小学、中学以后，考入沈阳蒙旗师范学校，受郭道甫的影响甚深。⑭由于当时的民国政府不承认达斡尔是独立的民族，他是冒充蒙古人考入蒙旗师范学校，对蒙古族印象很深，认为只有依靠蒙古人才有机会振兴达斡尔族，于是他钻研蒙古史，撰写了《达斡尔蒙古考》，1933年由奉天关东印书局出版，提出达斡尔来源于蒙古族，是白鞑靼的后裔，故称达斡尔蒙古。这种错误的说法，在当时曾迷惑了一部分达斡尔族知识分子，采纳了他的说法，广为宣传，至今仍有少数人相信其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达斡尔族学者有所省悟，纷纷批判阿勒坦噶塔的误说，指出他是出于政治需要，“违背科学、歪曲事实”，“导引达斡尔人民误入歧途”。⑮

阿勒坦噶在制造“达斡尔蒙古说”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错误说法，即清初的博穆博果尔是达斡尔人。他在本书中说：据墨尔根及布特哈之传述，明末达斡尔族部长博穆博果尔达斡尔氏，投诚满洲，因待遇不佳，遂于黑龙江北岸哈达山，集众宣誓而离满洲，与清大军转战一年有余。然寡不敌众，即败走石勒喀河至甘地方，负隅鏖战亦不能抵，旋于齐洛台地方被清军所获云。⑯

阿勒坦噶塔提出，博穆博果尔为达斡尔族部长之说，曾被一些达斡尔族学者深信不疑，多加引证。例如《达斡尔族简史》称：“博穆博果尔系达斡尔族达斡尔哈拉人，住奥列思莫日城堡。”⑰《达斡尔族百科词典》有博穆博果尔条目，称：“博穆博果尔……黑龙江北岸哈尔希尔人，明末清初雅克萨、铎陈地区达斡尔族各部落首领。”⑱还有的文章称：“阿勒坦噶塔认为，博氏是‘明末达斡尔部酋长’，达斡尔哈拉（氏族）人，以族名为其哈拉名，清代居住在墨尔根八旗哈尔谢尔图屯。同样以达斡尔族名为其哈拉的一部分人，当是博穆博果尔的后裔。”⑲

我们认真审视阿勒坦噶塔的原文，会发现许多问题。阿氏明确说出，将博穆博尔认定为达斡尔人，是来自民间的“传述”。所谓“传述”就是民间传说，属于道听途说，是靠不住的。史家常说，传说不是信史，不能以民间传说为证据来研究历史，这是史学界人所尽知的道理，也是不成文的规定，它是专家学者长期科学研究实践总结出的经验教训。郭克兴在记述达斡尔历史时，就把握了此原则，没有引用故事传说，说明他很有史学修养。

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民间传说很多，有很多传说与史实不符。例如在莫力达瓦旗境内有金界壕，在《金史》中有明确记载，⑳王国维曾撰《金界壕考》加以考证，述其修建始末㉑。然而在达斡尔族的民间传说中，把金界壕说成是萨吉哈尔迪汗与其儿媳为了争功逞强而建，纯属无稽之谈。民间传说之不可靠性，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谓萨克哈尔迪汗，是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很多。著名学者傅乐焕称，关于萨吉哈尔迪汗的传说，他搜集到的有30件，其内容大同小异，其生活的时代也众说纷云。他指出：“从这些纷乱的说法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总的印象，就是：在原有的传说里面，萨吉尔迪汗的时代已不能正确地记忆了；一些传述者根据自己的判断或愿望把他安排在自己所需要的时代。”㉒这是民间传说的共同特点，各取所需，各行其便，其不可信的原因便在于此。

阿勒坦噶塔明确地说，博穆博果尔为达斡尔部长之事，是来自墨尔根及布特哈的“传述”，即民间传说。后世学者有些粗心大意，没有注意到“传述”二字，竟信以为真，加以引用，并加以发挥，不慎也。

博穆博果尔被清军击败以后，由黑龙江上游逃往外贝加尔地区，其家属在甘地被清军所俘，其本人于齐洛台（赤塔附近）被清军活捉。按清朝当时的政策，反叛者本人和家属都要押往京城，反叛者本人被处死，其家属有的成为宫廷奴仆，有的赏赐给军官当奴仆，严加管束，防止其逃亡。传说称墨尔根（今嫩江县）、布特哈（今讷河、莫力达瓦）有博穆博果尔的后裔，是不可能的事情。

传说属于民间文学的一部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寄托了人们的喜怒哀乐和对美好的向往。然而民间传说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依据，它在传说过程中不断增加人们的想象，关于萨吉哈尔迪汗的传说，有30种不同的版本，就是最好的证明。历史必须真实可靠，不能虚构，民间传说是虚构的、幻想的。二者有根本的区别，有的人则不明白这一点，结果造成了重大的失误，教训深刻，必须引以为戒。

四、驳居住地决定说

有人从居住地的角度，来论证博穆博果尔应当是达斡尔人。称博穆博果尔在与清军战斗时，主要依托的城为雅克萨、铎陈、阿撒津、多金、乌库尔、乌鲁苏城，此外有郭博勒、穆丹、额尔图等数十个村屯。据考证，这些城堡村屯多是达斡尔修筑的，是达斡尔族居住地。博穆博果尔在战前管辖达斡尔族占绝对多数的地区，战争中成为抗击清军的首领，“定是达斡尔人无疑了”㉓。这段论述文字，存在不少问题。其一，既称这些城堡村屯“多是”达斡尔修筑的，即意味着还有一些城堡村屯为外族所修筑，然而作者却没有指出哪些城为外族所修建，说明作者对此并不了解，只是推测而已。其二，作者称清军进占以前，博穆博果尔已管辖达斡尔占绝对多数地区，恐与事实不合。战前巴尔达齐及其弟萨哈连、费扬古、吴地堪、莽古朱等人，曾多次到清廷京城朝贡，都是单纯进行的，其他一些村屯头目的朝贡也是如此，在文献中多有记载，看不出博穆博果尔对这些人有什么约束，他们都是平等相处，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清对他们也是一体相待，看不出博穆博果尔在管辖着达斡尔占绝对多数的地区。实际上博穆博果尔与清兵作战中，显示出卓越的组织才能，为各族群众所拥戴和支持，其领导地位是在与清兵作战中形成的。这个事实非常清楚，不能以此为据证明战前博穆博果尔已管辖着达斡尔占多数的地区。

实际上黑龙江北岸的木城，并非都是达斡尔人所建，有一部分是博穆博果尔和其部属所建。自明代后期以来，科尔沁蒙古不断侵犯黑龙江以北诸部。明万历年间，土门台吉（即土蛮汗，1539-1592）曾征赋于珠尔齐特、额里古特、达吉忽尔三部，这三部就是女真、鄂温克、达斡尔。㉔这种侵掠一直持续到明朝末年。崇祯七年（天聪八年，1634），科尔沁噶尔珠塞特等人前往索伦“取贡赋”，此事见于《清太宗实录》，㉕又见于满文档案。㉖科尔沁强行征取财物，还掠俘人口。康熙三十一年（1692），科尔沁向清朝进献席北、卦尔祭、打虎儿人丁11 851口，㉗这些人口均是以前掠俘所得。

为了防御科尔沁的侵扰，江北各族只好修建木城以自卫。既有达斡尔建城，博穆博果尔也修建木城。乌鲁苏木丹城（简称乌鲁苏城），即为博穆博果尔所建。何秋涛《朔方备乘》、曹廷杰《东北边防缉要》都持此种看法。雅克萨城、阿萨津城，为博穆博果尔部属所建，兀库尔城也是如此。

鄂温克、鄂伦春是黑龙江北的土著族群，达斡尔是从别处（呼伦贝尔）后来的族群，只能在鄂温克、鄂伦春之间的隙地居住。由于这种原因，他们是毗邻杂居，彼此往来频繁，生活方式相同似的地方很多，例如他们都有狩猎活动，猎取名贵的黑貂（紫貂），又都以勇武善战著称。因此，清朝最初曾把他们统称为索伦人，泛指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少数民族。清朝著名地理学家屠寄著文称：“国初索伦、鄂伦春、毕喇尔、达呼尔、萨哈连诸部人杂居之。”㉘郭克兴也说：“索伦亦辽裔，既与达呼尔杂居，语言亦大同小异。”㉙由于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长期杂居在一起，便有了共同的命运，同命相怜。修筑防御科尔沁的木城，是为了防御共同的敌人，自然是互相帮助，甚至会出现共同修建之事。木城所在之地，有的是以达斡尔人为主，有的是以鄂温克人为主。不能将有城堡、有村屯的地方，都说成是达斡尔人所居住的地方，显然是不准确的，有些夸大其词；以此为据，来证明博穆博果尔是达斡尔人，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不能令人信服。

达斡尔人、鄂温克人毗邻杂居，已成为一种历史的传统。在他们南迁嫩江布特哈，以及又外迁海拉尔、新疆塔尔巴哈台以后，仍然如此。彼此频繁通婚，亲如一家。这种有趣的现象，说明这两个民族之间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五、驳血缘决定说

有人从血缘的角度来论证博穆博果尔应当是达斡尔人。其文称：

这里的民族之间却有着较为严格的种族、血缘划分，各部落内部是以血缘关系维系的。非本血缘之人根本不能在本部落中担任首领。即使外来势力威胁到若干民族的自身安全促使这些民族联合起来时，一般来说也是要由参加联合的各民族首领共同来指挥联合起来的士兵，或推举居优势民族的首领来暂时发号施令。因此，博木博果尔能在战争之前就管辖着这片达斡尔占绝对多数的地区，并能在战争中自然成为抗清的首领，定是达斡尔人。㉚

上述这种说法，有许多不科学的地方。“非本血缘之人根本不能在本部落中担任首领”，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也不尽然。非本血缘之人担任本部落首领之事，在历史上是存在的。《金史》记载，金之始祖名叫函普，是从高丽来的女真人，至完颜部居住地生活，由于他排解了两氏族之间的积怨，受到完颜部人的拥戴，成为完颜部的首领，其子孙世为完颜部酋长，完颜部建国称金以后，函普被尊为始祖，金太祖阿骨打也是函普的后人。㉛

在清军进击以前，无论是博穆博果尔或巴尔达奇，都不是部落酋长，只是某一村屯的头人而已。在《清实录》中，只将博穆博古尔称作“黑龙江索伦部落博穆博果尔”，“索伦部落博穆博果尔”、“黑龙江博穆博果尔”，没有头目之类的头衔，自然不是什么首领。巴尔达齐被称作“黑龙江索伦部头目巴尔达奇”、“索伦部朝贡头目巴尔达齐”、“贡貂狐皮头目巴尔达齐”。头目为何意？《清太宗录》天聪九年记载：“黑龙江贡貂者，塞布齐屯巴尔达齐十六人，噶尔达苏屯四人，戈博尔屯二人，额苏里屯萨岱等二十四人，阿里岱屯八人，克殷屯四人，吴鲁苏屯二人，此则旧日往还之人。又新至者，榆尔根屯一人，海轮屯二人，固浓屯一人，昆都轮屯一人，吴蓝屯一人。”㉜由此可知，所谓头目即村屯头目，是村屯朝贡时的领头人，后来又称作村主，例如“达呼尔乌鲁孙村初始投顺之村主巴木布赉”，“达呼尔齐查噶尔村楚勒杜坎”等人因贡献貂皮而获赏。㉝村屯的头目只是氏族长，当时的达斡尔没有形成部落联盟。正如陈述先生所言：“清初的达斡尔人……还是以氏族组成的屯落为内部组织的中心链条，屯落以内或各屯落之间，有自己的大小首领。”㉞在清军进占之前，博穆博果尔和巴尔达齐都属于村屯的头目，谁也不是部落联盟长。

在对清军作战中，巴尔达齐为保住额驸的地位，采取了中立态度，作壁上观。除了他所在的多科屯以外，其他达呼尔村屯都参与了博穆博果尔组织的反抗战斗。㉟有人认为这是索伦鄂温克与达斡尔的军事联合、联军，这种提法未必准确。两族共同战斗属实，然而不是战前两族共同商定的结果，战前两族均处于分散状态，在氏族之上还没有出现部落联盟之类的组织，不可能有协商联合行动之举。面对清军的征讨，两族群众都很恐慌，他们是唇齿相依，不分彼此，自发对地对抗清军，表明了在民族危急时刻，达呼尔与鄂温克空前的团结一致。

从血缘关系上来论证博穆博果尔是达斡尔人，是找不到血缘证据的。有如用居住地域来论证博穆博果尔为达呼尔人一样，是用想象来代替史实，这种研究方法是极不可取的，对人对己都是无益的。

[注 释]

① 《清太宗实录》卷35，崇德二年闰四月庚戌。

② 《清太宗实录》卷36、44、51、52。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83页。

④ Б·П·波列伏依：《久切尔问题》，《民族译文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苏联研究室编译，1983年第110页。

⑤ 朝克：《关于鄂温克民族的族称》，《满语研究》1996年第1期。

⑥ 《清太宗实录》卷51，崇德五年三月己丑。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477页。

⑧ 《清圣祖实录》卷22康熙六年六月甲戌。

⑨ 《清圣祖实录》卷22，康熙六年六月甲戌。

⑩ 《鄂温克自治旗概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14页。

⑪ ㉙ 郭克兴：《黑龙江乡土录》第二篇《部族志》，台湾成文书局民国十五年（1926）铅印本，第77页，第100页。

⑫ 郭克兴：《黑龙江乡土录》第二篇《部族志》，台湾成文书局铅印本，第105页。

⑬ 郭克兴：《黑龙江乡土录》第二篇《部族志》，台湾成文书局铅印本，第110-118页。

⑭ 王咏曦：《阿勒坦噶塔小传》，《北方渔猎民族研究》，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283-287页。

⑮ 欧南·乌珠尔：《再谈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达斡尔源于契丹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

⑯ 乐志德主编：《达斡尔资料集》第二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⑰ 《达斡尔族简史》（修订版），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⑱ 《达斡尔族百科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666页。

⑲ 满都尔图：《博穆博果尔与巴尔达奇》，《北方民族》1989年第1期。

⑳《金史》卷24《地理上》。

㉑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5《史林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第722-737页。

㉒ 傅乐焕：《关于“萨吉尔迪汗”和“根特木耳”的资料》，见《辽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67页。

㉓ 刘金明：《论达斡尔族部落首领博穆博果尔》，《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2期。又见《黑龙江达斡尔族》，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㉔ 道润梯步：《蒙古源流校注》，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89页。

㉕ 《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五月戊申。

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83页。

㉗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一年四月乙未。

㉘ 屠寄：《黑龙江舆圄说》，《辽海丛书》，沈阳：辽海书社，1985年，第1029页下栏。

㉚ 刘金明：《黑龙江达斡尔族》，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第15-16页。

㉛ 《金史》卷1《世纪》。

㉜ 《清太宗实录》天聪九年六月壬午。

㉝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44页。

㉞ 陈述：《试论达斡尔的族源问题》，《民族研究》1959年第8期。

㉟《清太宗实录》，崇德五年三月已丑。

责任编辑：祝立业

K249

A

1009-5241(2016)01-0053-06

景爱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 1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