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角度看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之“换工搭伙”制度的衰落

蒲 涛

（成都大学美术与影视学院音乐舞蹈系，四川 成都 610106）

从社会学角度看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之“换工搭伙”制度的衰落

蒲 涛

（成都大学美术与影视学院音乐舞蹈系，四川 成都 610106）

“换工搭伙”制度是川东宣汉百里峡土家族农民兄弟世世代代生产生活劳动中自发地并逐渐形成的一种生产劳动制度，“薅草锣鼓”是其最重要的管理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世事的变迁、岁月的流淌，“薅草锣鼓”这一管理工具下的“换工搭伙”制度在经历了它的繁荣后走向了衰落。如今，“薅草锣鼓”之“换工搭伙”这一形式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其提高生产力和劳动效率的社会功能已基本退化，社会性、娱乐性的音乐健身功能得到了再生和进一步的加强与升华。追述“换工搭伙”制度的渊源、繁荣及衰落脉络，是为了进一步继承、创新、开发和利用其社会音乐功能，目的是为了更进一步地丰富和完善土家音乐文化及其价值，使其在当代人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社会学；土家族；薅草锣鼓；换工搭伙制度；衰落

以社会学方法，对我国川东宣汉县百里峡土家族农民兄弟在某一社会历史时期或阶段的互助合作劳动的一种制度——“换工搭伙”以及服务于这一制度的管理工具“薅草锣鼓”进行田野调查、搬演记录和研究阐释；揭示民族民间艺术与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互相依存的关系，呈现出随着农民耕地的减少、城市化进程加快（已无法组织起几个或更多的劳动者集体合作），“换工搭伙”制度解体及“薅草锣鼓”衰落的脉络。

一、“换工搭伙”制度渊源

“锣圆鼓圆挎在胸前，轻轻打动好比令旗一般；众家哥兄老弟来在此间，老的陪你走，少的薅边边…”这就是广泛流传于雄奇秀美的大巴山，如诗如画的百里峡，四川省唯一的土家族聚集地川东宣汉县百里峡一代的一种独特的民族民歌艺术形式——“薅草锣鼓”及其在这一形式下的“换工搭伙”集体劳作制度的真实写照。这一被称着土家人的“劳动进行曲”相传它起源于3000多年前的巴人时期，唐、宋、明、清、民国历代皆有记载，清代诗人饶锡光曾作诗写到：“开遍山花叫山鸟，锣鼓处处唱山歌。”民国《宣汉县志》载：“先期召集俦侣，少则三四十人，多或许百人，亦有闻风自至者，旷野平畴，按亩分布。公推二人，一击鼓、一击锣，亦有推三人者，则一钩马锣也。”这些近代地方志对薅草锣鼓均有较为全面的记载，且常常将当地著名的历史名人作为歌唱内容，并带有当地明显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周礼·春官》载：“击土鼓以乐田畴”成型于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汉代。由于生产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便成了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古时的人们由于从渔猎时代转入农耕时代，亦是从最早的原始畜牧业转入原始农业的时代，当时社会的发展，由于人口数量的增长，人们从此开始了由捕猎为主的方式转向了种植农作物的生产生活方式，从食肉开始了慢慢转向吃粮食的时代。相传，这都是神农氏绞尽脑汁，苦苦思索后发展起来的，这样一年一熟或几熟的相对稳定的农作物收成，才慢慢满足了人们生活的日益需要。现今的百里峡土家族临近鄂西，距离神农架就几百里地，也许存在着某种历史的渊源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农作物在生长发育及成熟时期常有野兽和虫类践踏侵扰，土家人又开始了祭祀天神、山神，驱赶野兽、鬼怪而击鼓鸣锣的吆喝，这种吆喝后来演变成了一种劳动山歌。再后来，在生产劳动中，人们慢慢发现要想让农作物长得茂盛和取得较大的收成，还需在它生长的某一阶段定时定期地排除影响它生长的不利因素——除草（锄草、薅草）。最早的薅草都是家庭里的个人或家人行为，慢慢地开始发展到了家族式的几家或同村、同沟的几十家人一起同时参与的集体薅草劳动，大家按抽签或口头约定到各家各户轮流薅草，这便是最初的“换工搭伙”的开始。到后来，这种自发的“换工搭伙”集体薅草或劳动的形式，由于参与人员众多，步调往往不能一致，人们便把最初的用于祭祀神灵、驱逐鬼怪的锣鼓与吆喝借用在薅草的劳动中，这便是起初的“薅草锣鼓”，它的产生，我们暂且说它是“换工搭伙”之管理机构，由此便产生了村民们互帮互助的协作换工制度。

对于薅草锣鼓究竟产生于什么时代，由于历史与时空的久远，很多也只是当地民间口头流传，并无文字可考，但无论如何可看出薅草锣鼓这一劳动歌唱形式在宣汉百里峡土家族一代很早就已流传甚广了。在“换工搭伙”时人们往往把要颂杨的人物、事情、事物集中到劳动中，敲上锣打上鼓，唱上土家高腔，这种薅草锣鼓下换工搭伙的劳动制度以其丰富的表现力和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而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薅草锣鼓管理下的“换工搭伙”制度是土家族人民劳动时用锣鼓伴唱的一种歌唱表演形式，是土家人集体创作的一种原生态的民间艺术。2008年3月被首批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6月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二、“换工搭伙”制度繁荣

川东宣汉县百里峡一代地形属于典型的丘陵和山区地形，土家族人一直以来主要的农作物基本都是原始的苞谷、黄豆、小麦和极少量的水稻。从千百年的封建社会走来，原始的生产力和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变，当地的土家族人民一直都沿用过去锄耕田犁的极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当初，由于没有除草剂，在农作物地里杂草疯长的季节，唯有靠大规模的人力来清除这些与庄稼争领地、争营养、争阳光的闯入者。几种农作物中，由于小麦是播种后直接在原地生长，且生长十分密集，给杂草留下的生长空间不多，小麦的薅草相对容易些。稻谷虽然是移植栽种作物，但与小麦一样，生长较密集，杂草生长的空间也不大，所以薅草相对也较为容易。唯有包谷、黄豆与前两种农作物都不太一样，株与株之间距离较大，给野草生长空间较大，杂草长得也多也快，因而，给包谷、黄豆地薅草就不那么容易了。

百里峡一代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等的原因，每年只能种植一季包谷和黄豆。而包谷作为当地的一种主食，土家人对其生长是及其重视的，他们习惯一季苞谷要除三次草，前两道草除起来轻松，第三道草由于长得粗壮结实，往往这个时候就要投入较多的人力一起薅草了，就要多人一起相互帮忙薅草。由于当时没有化肥，薅草后聪明的土家人往往就把薅出的草直接放在包谷地里让它自然干掉腐化，也有的把它堆成草堆直接燃烧成灰留在地里成为天然的肥料。苞谷地薅第一遍草是清明前后，苗子刚栽下去不久，有句俗话“第一道草薅了苞谷收的好”，说明第一道薅草的重要性。当苞谷长到人的屁股高时还需薅第二遍草，最后一遍薅草，是苞谷已经抽穗，时间大约在阳历的六七月份，这时，天气就已经很热了。此时，不需费太多的周折，村民自发或已经（曾经）的约定俗成了互帮互助的协作换工制度，这种“激励劳动工效、监督劳动质量、提高劳动效率”的薅草锣鼓让土家村落的村民们主动加入到了“换工搭伙”的劳动队伍中。

1949年后，集体所有制的“换工搭伙”形式开始步入到了它的繁荣期。那时，每到薅草（有时收割也用）的季节，一大早，干活的人还未上工，田间的鼓点就急促地响起，生产队长（或组长）吹起哨子催促别人赶紧上工去。在其后的劳动过程中，不同的时段会有不同的鼓点和唱词，既给大伙鼓劲，也监督大伙儿劳动，干活中谁偷懒就可能会被歌手编进歌词点名批评。“人上十五，一锣一鼓”，土家人根据上工人数的多少来确定鼓手的人数，15个人以上用一锣一鼓，这叫“单锣鼓”，这种形式在民国前常用，主要是由于当时的“保”或“甲”里村民本生人不多，村民之间来往也相对较少，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家族人劳动中也常用这一形式。28人以上用两锣两鼓，叫“对子锣鼓”，如果劳动者多到80人以上，则就要用“四锣四鼓”，后两种形式在建国后的集体生产劳动中用得较多，那是因为解放后响应毛主席的：“人多力量大”的号召，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劳动力大量产生的缘故。当时农业生产最基本的单位就是生产队了，百里峡一带生产队长们就极其乐于用薅草锣鼓来组织队员（社员）劳动，这种方式比我们自己喊破嗓子强。那时，扯一亩田的草要用8个工，如果用了薅草锣鼓，最多只要6个工，提高工效很明显。“田中有几个，我只不好说，玩就玩个死，站就站个窝。”“客们不要站，站都不好看。对门山上望都，好像打个横杆。”当时锣鼓艺人也充当了监工。在这一特殊的年代，这种所谓的功效显然与质量是不成正比的，也正是由于这样，在劳动中偷奸耍滑、磨洋工的大有人在，因此，当时的农作物产量都极其低下，大部分时候土家农民是饿肚子的。但，也恰恰是在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集体所有制成就了这一在集体所有制下的“搭伙换工”制度的繁荣，也促使了“薅草锣鼓”管理工具下“换工搭伙”制度走向鼎盛，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粉粹“四人帮”后集体生产方式的解体。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土地包产到户，打破了原有的集体生产模式，农业生产又开始回到了过去的各家各户独立生产经营的时代，种植什么，种植多少，全由村民自己当家做主。由于没有了过去集体生产时的统一组织，这时候，百里峡的土家人就又不由自主地再一次地真正意义上的回到了“换工搭伙”的时代，与集体所有制时不同的是，村民们只能自己请人打薅草锣鼓了，相互之间按一定的安排轮流“换工搭伙”。如果要薅草，早早就要去找锣鼓师傅定时间，定好了再和各家换工的人去说，等到自己家薅草当天，早上七八点钟就下地，中午准备午饭，下午收工时间则由锣鼓安排，当然，也少不了晚饭。据村民们讲，那时来换工的关系都比较好，不少是邻居亲戚，大家都干得很认真。如果薅草落后了，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碰到偷奸耍滑的，躲懒有力不使的人，大家都不愿意来往，来年不愿和他们继续换工。锣鼓领着人薅草，碰到不认真的，锣鼓师傅就会编到歌里唱出来，别人一听也会觉得很难为情，有时也故意走到别人面前猛敲锣鼓提醒，薅草的秩序也还挺好。这时，“换工搭伙”已经是减少了很多。

三、“换工搭伙”制度衰落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交通发达的沿海一带由于受到国外资金的大量引进及国内资金的大量投入，国企、合资企业的不断增加，大量劳动力的需求，农村劳动力开始了慢慢向沿海一带企业输出，百里峡土家儿女也和全国其它地区农民一样，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了外出打工的生涯。早期外出打工的土家子弟农忙时节还回来帮工薅草收割，他们还都回乡修了新房，同时也给百里峡带回了许许多多外面太多的精彩，这无疑给百里峡慢慢成长起来的后生、姑娘们带来了更大的诱惑和向往。打工潮和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百里峡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慢慢丢弃了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土地涌入城市，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原来各家各户换工方式也慢慢在岁月的穿梭中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单家独户的自行单干，偶尔也有极少数的几个人的组合，但他们已不需要敲锣打鼓来统一步调来集体劳作了，原因是没有多余的人来进行这一形式的劳动了，此时，留在百里峡的土家人们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幼。进入21世纪，老的离去，小的随父母进城读书，曾经从百里峡走出去的土家儿女已不再回到大山深处的山沟沟里修房造屋，他们虽然有太多的不舍和留恋，但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生养自己的故土在城市扎根安家。历史的车轮步入到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景色如画的百里峡已很少或基本听不到薅草锣鼓之“换工搭伙”的歌声和看到这一劳动形式了，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满山遍野的森林和小河里清澈潺潺的流水，基本看不到群山里曾经的房屋、袅袅的炊烟和听到村庄里的犬吠，顿时让人心头涌起一股凄凉和酸楚。当然，偶尔也会有人喊几嗓子，也纯粹是有人为自己解解乏而已了，伴随着薅草锣鼓实用功能的消失，曾经粗犷热辣的声音已很少在田野响起了，“换工搭伙”制度的慢慢解体，“薅草锣鼓”这一管理机构也跟着走向了衰落，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不知是喜还是忧，个中滋味，无法言表。

薅草锣鼓，这一曾经是百里峡山沟沟里男欢女爱的土剧，来情绪时吼出来的几句黄腔，疲累时穿肠而过的苞谷烧酒…，它们曾构成了土家人活生生的乡土生活，诗性了土家人平淡的日子，成为曾经岁月里一点点的慰藉。这种土到掉渣的东西，曾是土家山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部分，既是生产劳动本身，又是农民贫瘠精神生活里一抹诗性的亮色。

当“现代”来了，那些曾经带给土家人的愉悦已被更高级的享受所取代，它们越来越不重要而趋于凋零，被强势文化所排挤。但它们却承载了无数的岁月与光阴，能够唤起土家人曾经的生活。它们不能就此消失，就如同我们不能毁掉记忆一样，否则，我们就成了漂零在时间河流上的浮萍。“冬瓜也有毛，茄子子又多，南瓜白瓜丝瓜瓤子多；你要苋菜去扯一把，你要黄瓜还没开花。”哪些曾经男女清亮的嗓音，锣鼓清脆的撞击声，让我不禁想象起土家人过去在山坡田野间的样子和日子，我在想，也许那时人们的精神世界是极其充实的。

宣汉县土家族薅草锣鼓2008年6月被列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相对于京剧、昆曲等其它音乐非遗形式，薅草锣鼓之“换工搭伙”这个现在只在丧礼上唱起的土腔却更能打动我们，它们的原生、它们的质朴、它们的简单以及它们的粗狂是其它任何艺术品种所无法比拟的。今天，我们再次来到百里峡，寻找苍凉高腔里隐藏的悲欢生死，还有久违的乡土，心里是别有一番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楚，仿佛被某种情绪击中，像是躺在了时间的河流上逆流而上，既看得见前世，又看得见今生。

而今，我们从社会学角度看，服务于“换工搭伙”这一管理工具的薅草锣鼓已失却了在田间地头的表演舞台。加大传承与保护力度，方能将“薅草锣鼓”的原生态民间音乐艺术一代又一代的传唱，一代又一代的承袭，才能将百里峡土家族“薅草锣鼓”之“换工搭伙”艺术无尚荣光。目前，宣汉县已相继成立了“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协会”、“薅草锣鼓传习所”等，相关的文化、教育、体育管理部门以及相应的职能单位也都做了很多传承与保护性的措施，在其劳动功能退化后开发其所蕴含的其它社会性和娱乐性及其与之相关的健身功能势在必行。我们相信，宣汉土家族这一古老的民间音乐形式必将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背景下得到合理的开发和综合的利用并发扬光大，在川东土家族人民乃至川东各族人民实现自己的“中国梦”的理想实践践行中做出它应有的贡献。愿薅草锣鼓之“换工搭伙”的高腔穿过金色的阳光和绵延的百里峡，永远徘徊在群山旷野之间。

[1] 刘小琴.四川宣汉县薅草锣鼓初探[J].中国音乐,2010,03.

[2] 艾方武.浅谈民间艺术薅草锣鼓[J].魅力中国,2009,32.

[3] 余江望,向娟.巴人古月今犹在[J].青年时代,2014,24.

[4] 宣汉县文化馆.劳动的歌声,2013,11.

蒲涛，成都大学美术与影视学院音乐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声乐表演与教学及地方音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