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传奇小说中词的叙事功能

文/赵东阳

论明代传奇小说中词的叙事功能

文/赵东阳

明代文言小说穿插诗词的现象较为普遍，其中，传奇小说中词的叙事作用尤其值得注意。明代传奇小说中词的叙事功能主要有三种：词为小说叙事增添了真实性；词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扮演媒介的作用；词作为小说叙事推进的重要助推力而存在。词在明代传奇小说中的叙事功能，表明中国古代文体发展并非自我封闭，而是能够互动影响，在正变离合中拓展各自的功能与价值。

明代；传奇；小说；词；叙事

一、问题的提出

小说在明代迎来了兴盛的局面，各种小说样式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明代文言小说插入诗词的现象较为普遍，正如孙楷第所说“其（明代文言小说）甚者连篇累牍，触目皆是，几若以诗为骨干，而第以散文联络之者”，孙先生称这种“皆演以文言，多插入诗词”的小说为“诗文小说”[1]，这一现象在传奇小说中体现尤为明显。明代传奇小说中的词可以有很多研究角度，例如词作考论、词作风格等。当然，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词在明代传奇小说中到底具有怎样的叙事功能。词的叙事功能是一个被谈论很久的话题了。张海鸥先生的《论词的叙事性》[2]，从词体的文本、结构入手，详细梳理了词的叙事性。在词体内部找寻词的叙事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分析小说中词的叙事作用不应仅限于词体内部，必要时，也可将小说中的词作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词在小说叙事中所发挥的作用。

二、词为小说叙事增信

明代文言小说，尤其是明代传奇小说，较传统文言小说而言有很多新变。这些新变，包括小说情节结构的丰富、小说风格的绮丽、小说趣味的趋俗，也包括小说中诗词的大量增加。词在明代传奇小说中像一个个支撑点，支撑起作者对自己作品的信心，也支撑起读者对小说作品的阅读兴趣。

《龙会兰池录》创作于元末明初，讲述的是蒋世隆与王瑞兰在宋末元初战乱中的悲欢离合，小说人物是虚构的，故事情节也是虚构的，唯一的真实存在是宋元易代的历史大背景。但《龙会兰池录》的作者似乎更钟情于纪实的口吻，想方设法让读者相信故事人物乃历史实有，故事也实有发生。当小说主人公蒋世隆携妹躲避战乱夜宿林莽时，赋词一首曰：

虞美人

生平不识离乡曲，灯下书怀足。老天作忠喷豺狼，万万千千鼠窜闹彷徨。家山一梦知何处？兄妹泪如雨。何时玉烛再光辉？把我六亲骨肉完璧归。[3]

词之内容，大抵云兄妹流落他乡，饱受颠沛之苦。其大义本无可道之处，然值得玩味的是，在引用这首词前，作者作如是云：“夜间林落间，诗词甚多，不能尽录，聊记《虞美人》”[4]。类似强调性的话语在小说中还有不少，如“时有口占诗词甚多，聊记一二，以表龙会兰池之行实”[5]；“一夜口占诗词甚多，聊记其可采者，以见新别之态”[6]。这些对真实的强调看似多余，却又不似随意之笔，而应该是作者解决小说“虚”、“实”问题的有意努力。

小说的“实”与“虚”一直是困扰文言小说创作的问题。《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7]，小说虽有虚构的成分，但纪实仍是小说不可或缺的要素。从上述几个例子来看，作者三番五次地强调叙事的真实性，尽可能地让小说写得令人信服。于是，小说作者在作品中跳出了正常的叙事，以史官的语气叙述道：当时主人公曾写了许多诗词，但由于匆忙而只留下了几首。因此，词的作用在于证明小说所叙述的故事是实有发生的，言下之意，小说所讲述的故事也是可信的。

三、词为才子佳人之媒

词在明代传奇小说中的叙事作用还体现在“以词为媒”。才子佳人间的传情，在现实中本没有太多成功的机会。但小说的叙事逻辑要求，才子佳人间的情感碰撞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便出现了“以词为媒”的现象。

所谓“以词为媒”，是指才子佳人相识后，频频以词（有时是诗文）相挑，以达到相互了解，加深感情的目的。“以词为媒”承载着男女双方交流感情的使命，同时，在小说情节推进中充当着“一见钟情”与“私许终身”之间的桥梁。批评者多对才子佳人小说中的男女爱情提出质疑，其原因是男女双方缺乏实际的交流，批评的参照自然是《红楼梦》，但是《红楼梦》的高明，在于其从一开始就跳出了才子佳人的模式。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决定“以词为媒”（当然也可以是诗文）是男女间沟通的最合理也是最现实的手段。这种手段并非明人首创。唐人传奇，如《会真记》便已用此法。宋人传奇《流红记》也深谙此道。明代传奇小说只是将这种模式泛化。譬如《刘生觅莲记》中刘一春与文仙的那段对白，就显示出文人对“以词为媒”的欣赏：

生对文仙曰：“汝记得春亭之词乎？《忆秦娥》一阕，吾二人之月老也。”文仙曰：“有往日然后有今日，诚不敢忘。”又生对秀灵曰：“《上西楼》一阕，吾二人之媒妁也。”秀灵曰：“莲娘何自而得之？”曰：“红雨亭一诗，又吾二人之冰人也。”文仙曰：“男女有词，婚姻赖之。如之何其废词也？”各各谑笑。[8]

《忆秦娥》、《上西楼》是一春送徐文仙、灵秀的词，将其比作“月老”、“媒妁”、“冰人”，说明“以词为媒”的叙事早已深入人心。

《西厢记》中的红娘也常被用来批评“以词为媒”的叙事模式。其实，红娘的角色是激活了的纸上的词。她与“媒词”并无多大可比性，只是因为“以词为媒”的模式过于泛滥才愈显红娘角色的可贵。明代传奇小说模式的千篇一律，并不意味着艺术水准的低下，比起红娘，有些词在男女传情上的作用并不逊色。

《相思记》是明代中期的传奇小说，记述了元末明初冯琛与云琼的爱情故事。《相思记》见于通俗类书《国色天香》，另有《清平山堂话本·相思风月》与之情节大体相同，可见冯琛与云琼的故事早已有传。小说中男主人公冯琛身处乱世，寄居其父亲的友人赵公之家，赵公无子，唯有一女，即云琼。冯琛与云琼本以兄妹相待，后云琼年长，琛以《满庭芳》词相挑，云琼又回以《满庭芳》。

冯琛赠云琼《满庭芳》

蝉鬓托云，蛾眉扫月，天生丽质难描。尊前席上，百媚千娇。一点芳心初动，五更情兴偏饶。诉衷肠不尽，虚度好良宵。 秦楼明月夜，余音袅袅，吹彻鸾箫。闲敲棋子，愈觉无聊。何时识得东风面，堪成凤友鸾交？凭鸿雁，潜通尺素，盼杀董妖娆。[9]

云琼赠冯琛《满庭芳》

短短金针，纤纤玉手，闲将缓带轻描。描鸾刺凤，想象剔还挑。不觉黄昏又到，谁知玉减香消。鸳鸯思转辗，又忽至中宵。 阳台魂梦杳，彩鸾归去，辜负文箫。美人生几，行乐陶陶。何日相逢一面，尊前唱彻红绡。知此时，芳心动也，愁杀盖宽饶。[10]

两首《满庭芳》的唱和实现了才子佳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男女双方不仅借词有效地传达了信息，还在词中实现了加深情感的目的。“以词为媒”实际上在小说中解决了男女如何相爱的问题，尽管它没能挣脱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但对于推动故事发展而言，也可以称得上是小说叙事的有力支撑。

四、词为小说叙事之助力

词为小说叙事之助力，是指词在小说叙事中扮演了“道具”的作用。所谓叙事“道具”说，常被用于分析《三言》、《二拍》一类的通俗小说。最典型的例子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其中“珍珠衫”就是“道具”，它将若干情节，有时甚至是整个故事串接成整体。在文言小说中，“道具”的例子也不少，比如宋人传奇《流红记》中的红叶便在叙事中起到重要作用。明人传奇小说《娇红记》又有所演绎，情节更为丰富，然红叶的“道具”作用有增无减。

明代传奇小说中词的“道具”功能与“以词为媒”颇为相似，不同的是，“以词为媒”乃主人公直接以词相传，这在现实中是可能的，但就情节而言，则略显平淡。能够让小说提色的是将平淡的情节“传奇化”，这样，一些技巧性的细节就要加入。

试举一例，《金兰四友传》是篇很有意思的小说，故事讲初唐“吴中四才子”苏易道（应是味道）、杜审言、李峤、崔融之间的友谊，其中对苏、李之间的交往描写甚详。文人间以诗词唱和本是常事，《金兰四友传》的“奇”体现在两处，一是托初唐人作词，二是苏、李之交频以诗词做媒，增进友情。《金兰四友传》的情感意指颇值得玩味，当然，更值得关心的是小说用词的情况。在故事中，苏、李之间的交往有些曲折，二人本素仰甚深，相见后却因误会不欢而散。分别后，苏易道甚是后悔，因作《西江月》云：

记得当初会晤，徒劳千里携琴。今朝遗我归羽林，却是多情有分。又值风柔雨重，何堪屐矮泥深。这回无路可追寻，只恐花飞散影。[11]

此词本是苏易道解闷之作，却也遭遇奇缘，觅得知音：

一日，有崔生者，名融，字安成，亦居宦裔，与道甚契，来拜。款敘间，忽见壁上有《西江月》之词，寻思良久，曰：“此词固佳，似有闲情未遂之意。”[11]

崔融乃吴中四才子之一，见此词推知苏意，遂帮助苏、李二人再次相见。苏词本身无非叙二人之友谊，以及分别后的孤独。词题于壁上被崔融看到也是偶然，正所谓无巧不成书，但若没有这样的巧合，故事便要辍笔于此了。《西江月》一词在此即为小说叙事之转折，使得故事情节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以上所述是词在传奇小说中发挥的叙事功能，当然，词的叙事功能还可以从词的内容进行分析，例如，词体本身的叙事性可以补充小说的叙事，这些在前人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被提到过。相比词作内容的叙事性，词作为文体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更能体现小说与词的文体互动。为小说增信，为才子佳人传情，为叙事助力，此乃词在文体上对小说叙事起到的三大作用。词在明代传奇小说中所发挥的叙事功能，表明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并非自我封闭，而是能够相互影响，互相作用，在正变离合中拓展各自的功能与价值。

[1]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张海鸥.论词的叙事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3][明]无名氏.龙会兰池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

[4][明]吴敬.国色天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5.

[5][明]吴敬.国色天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3.

[6][明]吴敬.国色天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47.

[7][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51.

[8][明]吴敬.国色天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40.

[9][明]吴敬.国色天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42.

[10][明]吴敬.国色天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43.

[11][明]吴敬.国色天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81.

I207.41；I207.23

A

1005-9652（2016）05-0117-03

（责任编辑：魏登云）

赵东阳（1967-），男，河北围场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