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武术文化研究

2016-02-04 18:17曹茜
山西档案 2016年5期
关键词:时期武术文化

文/曹茜

先秦时期武术文化研究

文/曹茜

文章对我国先秦时期武术的多样化活动形态进行深入分析,探讨武术在先秦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旨在揭示我国武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多样性,以及武术文化的嬗变历程,有助于总结与把握我国武术历史的基本规律,对新世纪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先秦时期;武术;文化

一、先秦时期武术发展的社会氛围

先秦时期的武术是古代武术的初始阶段,历经夏、商、周三代,直到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1]。首先,当时的武术是在繁荣的文化与战争纷乱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先秦武术历经了多次整合与分化后,才开始逐渐形成一种较为独立的活动方式。因此,先秦时期的武术又被称作我国古代武术发展的“初始期”[2]。当时的武术不但吸收了吴、越的铸剑技术,拥有射术的能者还形成了一套理论完整的射术。武人的聪敏与创新精神,促使武术技艺、文化以及理论的充实。其次,先秦时期战乱的历史条件以及恶劣的地理环境,促进当时尚武精神的形成,闪耀着先秦时期尚武的思想光芒,进而养成了乐战轻死的民族个性[3]。再次,战国时期道家养生之道也影响了武术的活动样式,形成了养生术与武术相结合的特点。故此,先秦时期武术独特的民族体育风格,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人类文明进程发展的必然。

西周开始到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武术的萌芽期。先秦时期的武术是在军事武艺的基础上,并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与发展的。首先,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都在发生巨大裂变与重新融合。统治者在战乱中极为重视提拔各种武术人才,于是自然而然地促进了民间武术技能的发展。其次,这段历史时期的武术又逐渐从军事活动中分化出来,并与道家文化、儒家文化等多种文化样式合力,形成各具风格的武术理论,从而呈现出先秦时期独特的体育文化特征。而我国先秦时期的武术理论主要是受到了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诸子百家为这一时期的武术理论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庄子》中既有关于剑道的论述,又有关于竞赛组织编排的记录,折射出先秦时期的剑术比赛规则与选拔已经规范化了。例如射术是我国早期一种常见的军事武艺,在春秋时期得以完善。楚人善射,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射术理论,《吴越春秋》里收录了陈音向越王论述射术理论的故事。先秦时期的武术理论包括了描述技击的方法、武技之道和武者的基本礼仪。例如《说剑》对剑道的不少表述成为了我国传统武术理论的经典之言,至今为后人所赞赏。又如《庄子》中借用古代哲学的词汇与理论观念“阴阳”来指双方“斗力”的变化,阴阳本来作为“道”的一种理论,被引申到武术的范畴上,是古代哲学与武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二、先秦时期武术的多样化发展

(一)角力手搏

角力是中国古代武术初始状态的主要构成之一,它是从军事活动中分离出来的。起初,角力是作为春秋时期一种重要的军事训练手段而存在的。《礼记》中记载了“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4]至战国时,角力转变成为了一项集习武与娱乐两种功能相结合的武术技能,在活动形式与功能上均发生了变化。《汉书》提到了先秦角力这一功能的变化:“战国之时,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5]这里表明角力在战国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了一项较具表演性的武艺。这时期的角力也从原来的军事功能中逐渐分离出来,这种武术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故此,角力也被称作“戏乐”。“戏乐”并非指嬉戏,这种具有攻击性的武术往往会致对方于死命,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6]。角力源于军事活动,又演变成了一项具有自己活动特点的武术,它与秦汉角抵、两晋相扑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武术的初始状态。

手搏源于先民的狩猎活动,以徒手搏斗为技能,至先秦时期已经普遍流行起来了。《史记》中记载了殷商纣王“能手搏豺狼”的本事,手搏从先民获取生产资料的技能,发展到先秦时期的娱乐消遣活动,具有根本性的变化。春秋战国时期的手搏受到广泛的欢迎,《左传》中就讲到了“晋侯梦与楚子搏”。此外,《庄子》中称徒手相搏具有“以巧斗力”的特征,也反映了先秦的手搏技巧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二)刀剑技艺

春秋以后,斗剑已经脱离了战斗的功能,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并发展成为一项可供娱乐与观赏的武术。《庄子》中记载了赵文王因喜剑而招纳数千名斗剑士的故事,当时,因斗剑而亡的剑士不计其数,可见其残忍性。先秦的铸剑技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铁剑的长度有所加长。《庄子》中有一句“夫子所御杖,长短何如?”这里的“杖”特指“剑”,说明当时的剑就已经有了长短之分。

先秦时期出现了有关剑技的武术理论,《吴越春秋》中的“越女论剑”尤为著名。越王问越女剑道,越女讲述了快与慢、虚与实、动与静等剑术关系,内容精辟深刻。此外,先秦剑术的技术特征也有相关记载。《吕氏春秋》中提到了先秦时期的剑技为“持短入长,倏忽纵横之术也。”[7]《左传》中也提到“鞅用剑以帅卒”,这句话概括了剑为短兵,原是军队战斗的装备。武术界常提及的“单刀”一词就是源于先秦。在战场上,剑不如刀便利,士兵们掌握剑术不如刀的“劈砍”来得实用,于是先秦时期出现了一种环首铁刀代替了战场上剑的功能。

(三)武舞活动

手持兵械而舞,是古代武舞的活动特征。至先秦时期的西周,舞武从军事活动中分化出来,从活动形式到功能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先秦时期的舞武分为万舞与象舞两种。万舞是先秦的军事训练手段,《左传》中记载了万舞为“习戎备也”;象舞则是一种模仿击刺的活动,在当时被统治者纳入教育范畴之中,《礼记》中就记载了“成童舞‘象’”的过程[8]。舞武能使人的身体变柔软,使容貌端庄。西周时期的“大武舞”表现了灭纣的过程,不仅具有文化纪念意义,同时还作为一种历史记忆保留了下来。舞武反映了武术与舞蹈的结合,它作为古代武术中具有特殊教育功能的分支,也为古代武术的初始发展增添了内容。

(四)弋射与弹丸

弋射是射猎人将弩机上的弹丸后附上绳子,绳子的作用是将射空的弹丸或者猎物收回来。先秦时期的弋射技术发展较为成熟,且为当时人们所普遍接受,主要适用于狩猎活动中。《淮南子》记载了“蒲且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这句话讲的就是战国时期一个著名的善弋者。弹丸则是另一种古老的射术,《春秋左传》讲到了晋灵公以弹丸击人取乐的暴行。可见,先秦时期确实有弹丸这种暴戾的武术运动存在。

三、先秦时期武术的文化特征

(一)恶劣环境造就楚人的尚武精神

先秦时期的楚人尚武、乐斗,与当时荆楚之地的恶劣环境有很大关系。地理环境恶劣,战争纷争,权者争霸,这些条件铸造了楚人尚武、乐战轻死的民族个性。当时的楚君就是尚武精神的领导者与典范;楚臣则骁勇善战,继承了楚国军事训练与军事体育事务。春秋战国时期的楚人以高超的竞技闻名全国,享誉诸侯,其中就蕴含着深厚的荆楚之地民族武术个性与体育文化。尚武,成了楚人自强不息的有力武器,同时也凝聚了他们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对增强楚人的体质,提高军事武艺,增强国力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孔子武艺与文武之道

孔子武艺,是关于孔子提倡的武艺理论。他认为国家在战争频发时期,统治者应采用“教民以战”的策略,但又应避免将战争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孔子的武备思想是“文武兼备”,这种追求“完人”的教育理念,是孔子提倡武艺的重要内容之一。孔子主张的“六艺”就与他倡导的武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的徒弟遍及全国,其中就有不少文武兼备的能人,比如子路、庄子、冉求等学生。孔子虽然倡导人才要文武兼备,但是他又认为武艺必须服从于礼,提倡“礼为武先”的伦理观。先秦时期的射箭就是进行伦理教化的有效途径。孔子教育弟子“射以观德”,要求学生将“射”作为一种自修的方法,他所主张的这种“武”与“礼”的关系,对武术的道德修养、精神意识,以及思想理念产生了文化层面上的深远影响。

(三)齐人以技击强的兵学文化

先秦时期齐人“尚功”,他们的价值取向与东夷人好胜的秉性相结合,从而奠定了齐人“以技击强”称霸春秋的地位。战场上,齐国以士兵能否斩对方首领为最高荣誉,即便无法斩除敌首,能够英勇试行的士兵也会受到犒劳。于是,“尚功”成了先秦时期齐国士兵“以技击强”的动因,千古流传的“荆轲刺秦王”,就是齐国武士重义轻生的英雄事迹。

长于技击的齐军在临大敌时,却不能与秦国等强国抗衡,当时国富军弱的现实,迫使齐国沉淀了不少兵法谋略,诸如孙膑赛马、围魏救赵等历史事件享誉世界。齐国的兵学文化成为了我国武术技战术的重要理论之一,诸如“轻重缓急”、“刚柔相济”等谋略成为了兵学文化的典范。齐国的武术文化“尚功”,以突进的武力与军事谋略形成了睿智的兵家文化,对武术的发展,以及拉动技击理论起到了关键作用。

(四)养生与习武相融合

先秦时期,战争纷纷反而激发了人们对养生的重视,导引养生术在上层贵族中开始流传起来。当时,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对导引养生术深有研究,他的作品《远游》就讲到关于养生修炼的重要方法。导引养生法与武术相结合,既重视人体各部分器官机能,也重视人的精、气、神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只有和谐、协调的力量才能推动发展的持续,这既是中华文化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维护身体健康的保障。道家鼻祖老子将深厚的养生思想贯穿到习武中,武当武术就是我国道教与武术结合的典范。

(五)先秦武术文化的整合与分化

当武术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且人们对武术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时,就会直接导致不同文化间互相吸收、融合,从形式到内容上都会发生变化,并逐渐演变发展到了新的文化体系,这就是武术文化的整合。秦时期的导引养生术与武术相结合就是武术文化的整合,比如先秦道家的老子将养生思想与习武相结合,再如武当的武术是道教与武术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武术文化的整合。

文化分化,是指在旧的文化体系中出现了新的文化体系。先秦时期,武术文化是从技击开始的,并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当时的狩猎活动原本是生产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而武术其实就是为了一种生产劳动技能[9]。后来,由于各国纷争,秦国率先以武加强边疆的防备与军事训练,以生产为主要目的的武术逐步转向军事技艺,这是武术自身功能分化的结果。这种分化不是随意性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的必然结果。比如在远古时期就已经产生的摔跤,到先秦时期获得了较大发展,并更名为“角力”、“手搏”等。角力是先秦时期军事训练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后来演变为宫中一种具有表演性的娱乐方式。角力成为“百戏”之一后,脱离了武术的性质。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角力从武术门类中分化出来,进入宫廷表演的节目,这是自身规律与社会环境影响的结果。

四、结语

传统中华武术穿越遥远时空发展至今,是从先秦初始期破土而出的。因此,先秦武术是中华武术上千年历史履迹的源头,从角力、手搏、刀剑技艺、武舞,再到弋射与弹丸,均显示了中华先民的智慧。先秦时期是我国武术发展的初始期,“尚武思想”是这个时期武术发生、发展的重要特征[10]。对先秦时期武术理论体系的整理,为研究古代武术这种独立的文化形态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以期中国的武术道路可以走得更远。

[1]周伟良.中国武术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周伟良.古代武术的历史分期及其基本特征研究[J].中华武术(研究),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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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峰,刘缙.北宋讲武礼初探[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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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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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9652(2016)05-0120-03

本文系课题“休闲网球运动对中老年肥胖人群身体机能的影响”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QN01。

(责任编辑:魏登云)

曹茜(1989-),女,重庆巴南区人,重庆三峡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运动训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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