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汉融合历程中蒙古族审美文化的变迁

文/曹蕾

蒙汉融合历程中蒙古族审美文化的变迁

文/曹蕾

自蒙古族与汉族发生接触以来，蒙汉两民族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变迁，造成民族关系的演变与民族文化的互渗。文章以汉族入迁草原的漫长历史为背景，梳理了汉族移民的历程，对不同历史时期汉族和蒙古族交往中的文化双向融合进行分析，从而探究蒙古族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审美文化变迁，以期借鉴历史、着眼当下，更好地重构当代蒙古民族的审美文化。

蒙汉融合；蒙古族审美文化；变迁历程

中国北方广袤的草原孕育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生息繁衍，创造了独特的原生态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与之毗邻的农耕文化自汉人入迁草原开始，就在社会形态、生产生活、审美文化等方面对游牧文化发生影响，并改变着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一、汉族入迁草原的历史进程

中原农耕民族迁入蒙古高原，已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3世纪，由于居住地域的接壤，在匈奴与燕、赵、秦三国之间就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往。汉、唐、辽时期，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往来从未间断，汉族以官方贸易、和亲、战俘安置和民间饥荒逃亡的方式小规模迁入草原。到蒙古人建立政权的元朝，蒙汉交往更加频繁。

清朝入关前，金人为达到拉拢蒙古共同抗明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进行了频繁的满蒙联姻。清朝建立政权后，关内安定，汉族人口大增。清政府将部分土地奖励给效忠清王朝的蒙古王公贵族。这些贵族为获取物资与租金，征召汉人迁入降水较多的草原进行农垦。山西、陕西等地的汉民陆续移民蒙地定居，在蒙古高原东北部的哲理木盟（今通辽市）已形成半农区。作为外来的弱势群体，中原汉人必须接受当地语言乃至风俗，史载“渐次而来关外，至则依蒙族，习蒙语，行蒙俗，垦蒙荒，为蒙奴，入蒙籍，娶蒙妇，为蒙僧者，等等不齐。否则，不容其自撑门户”[1]。由此可见，清末以前历朝历代蒙汉融合的主要特征与内容就是汉人的全面蒙古化。

历史更迭，在两种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农耕文化也改变了草原单一的游牧经济形态，对蒙地产生深远的影响。彻底改变草原蒙汉人口比例的历史转折点，是清末至民国年间的“走西口”运动和“移民实边”政策。清乾隆年间，关内剩余劳动力猛增，成千上万的晋商、陕地百姓背井离乡，运送着粮、盐、糖、果、丝绸、棉花等物资经杀虎口进入内蒙古地区，形成“走西口”的大规模移民浪潮。汉民涌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察哈尔(今乌兰察布市)和鄂尔多斯等地，[2]交换草原的牲畜、皮毛，从事贸易活动，极大地改变了内蒙古的人口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清末国力衰竭，沙俄与日本妄图吞并蒙古边疆。为充实边疆军事防务力量抵御侵略，缓解财政困难，清政府推出“移民实边”政策，将内地的汉族农民、手工业者迁移到蒙古边疆进行放垦。在这一过程中，内蒙古地区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迁，草原的自然环境严重损毁，蒙地汉化由此拉开了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援边疆经济建设，政府组建了内蒙古建设兵团，并分批次从北京、天津、上海、浙江、青岛等地调入近10万知识青年作为建设者，使农牧结构和蒙汉人口比例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带来的农耕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生活生产方式，在对内蒙古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由于不懂草原生态法则，而导致草原大面积沙化。

二、蒙汉文化融合的特点

在蒙汉两民族混居时，彼此的文化也相互交融。汉族农民为了能够在这块土地上取得立足之地，主动学习蒙古文化和生产技能，而蒙族开放兼容的民族特性也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汉族先进的思想文化。蒙汉文化的互渗融合过程有以下特点：

（一）动态性与发展性

蒙汉融合的历史，随着时代更替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反复。这一过程从来都不是停滞的、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农业文明是一种静态稳定的文明，追求安土重迁、安居乐业、天下太平，汉民族历史上的每一次移民都是被动的、充满辛酸的。而游牧文明是一种开放的动态文明，具备很强的活性因素，他们如同大地的血液般不断奔腾、川流，只能在动态中生存。

（二）必然性与选择性

在不同文化形态碰撞的过程中，文化的交融具有客观必然性与主观选择性。历史上迫于改朝换代、政权更替或战争所产生的民族交融有其历史必然性，如元代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汉民族为求生存，必然顺应时代，不可抗拒地融入蒙古民族。当然，这种融入往往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产生又往往是妥协的结果。例如元朝的汉人在起蒙古名字时，有的完全蒙化，而有的则会保留自己的汉族姓氏，在姓氏后面加上蒙古名，形成如郝和尚拔都、张扎古带等形式上的妥协。[3]此外，蒙汉两民族对家庭观念、伦理道德、婚俗嫁娶等民俗中差异性较大的部分多采取抗拒保留的态度。

（三）主动性与创造性

纵观整个历史，在蒙汉两民族的文化交融中，汉族蒙化的程度较浅，而蒙族汉化的程度较高。这是因为汉文化根基深厚，排他性强，对外族文化风俗认同度有限。而蒙族文化主动开放、积极进取，具备吸取外来文化的便捷性。元朝时期，蒙古人积极向汉人学习，如忽必烈为招揽江南士子，下令将“皆用蒙古字”的诏书改为汉字书写，并在朝廷重用汉族儒生，学习汉族的先进政策和制度，以汉法治理天下等，反映了文化融合中的主动性。此外，蒙汉文化的互渗和交融还表现出可喜的创造性。例如，清道光年间，蒙汉两民族在共同劳动的过程中创造出了兼具蒙汉特色的一种独特的民歌歌种——“漫瀚调”。总之，不论汉族还是蒙古族的文化，都通过历史上的民族交融得到充实、丰富、创新和发展。

三、蒙古族审美文化的变迁及其当代转型

（一）蒙古族审美文化的变迁历程

蒙古民族的传统审美文化来源于对自然界和生命的观察，并根植于整个草原生态文化圈中。蒙古民族原始的审美文化表现于形态、色彩、功能三个方面，并遵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4]

回溯蒙古族审美文化的历史变迁，草原先民体现出的是一种稚拙、纯净的美，它不求形似、以自然物解释自然，毫无造作，直抵心灵。从草原石人、红山文化玉雕、鄂尔多斯青铜器等艺术形式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纯净审美影响下的创作思路。

在蒙古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文化的传入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变迁，汉民族中的文人与知识分子对蒙古族的审美文化起到了一定的塑造作用。蒙古族的社会文化向着秩序化、复杂化演进，民族哲学、史学形成，社会分工细化。汉族工匠带来的材料与先进技术带动了牧区工艺从单一材料向多元化材料演变，同时，汉民族的审美经验也得到蒙族人民的借鉴，大量汉族传统纹样被蒙古族吸收消化，并创造出具有蒙古族色彩和汉民族图案结构的纹样。这些纹样被广泛运用于建筑、服饰、生活器皿、马具之上，成为民族图案融合的象征。

蒙古族审美文化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蒙古族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审美观受到全面农耕化的冲击，汉族“人定胜天”的理念消解了蒙古族人与自然相互尊重的审美文化。第二，草原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对高山雪原刚性之美的追求和表达向着汉文化圈新的世俗化、文人化、人性化的审美意趣转变。例如，蒙古族文学中的“本子故事”，就是以蒙文改编汉语，并仿照“说唐”故事的形式，模仿汉族文学的表现。这些内容都带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第三，从审美的侵略性到民族悲情主义的历史转变。蒙古人相对于其他民族更加崇尚武力与征服，以武力和掠夺为荣为美。然而，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驰骋英姿早已成为历史。在近代满清政权的压迫、环境的毁灭、原生态文化消逝的重大变革下，蒙古人民在面对现实时只能徒生苍凉，他们的民族心性，也随着汉文化的集体意识与求稳心境发生了变迁。

（二）重塑当代城市蒙古人的审美文化

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蒙古族逐渐褪去了草原文化的烙印，而被贴上了现代化、城镇化的标签。同时，由于多民族的融合，蒙古族审美逐渐向多元化发展。新一代的蒙古人由于受到内陆商品化、科技化、现代化生活及文化消费观念的不断影响，导致其单一纯朴的蒙古族审美文化逐渐瓦解。当代的蒙古族审美文化，是包容了汉族传统文化、西方工业化，以及多民族融合形势下产生的全新的审美文化。它使得蒙古族审美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和具有包容性，但是根植于草原人民血脉中的草原传统审美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亡。在文化多元和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下，变化的只是艺术的表达形式，不变的则是草原艺术审美文化的本质属性。传统审美的核心精神在现代重新得到社会的认同。伴随着当地政府、知识分子与文化创建者们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文化的发展迎来新的契机。他们在民族寻根意识下对当代蒙古族审美文化的重塑，标志着一个民族对现实的理性认识和对未来发展的勇气与信念。

总而言之，蒙汉文化之间从冲突、摩擦到相互学习、交融，再到相互尊重、相互肯定，实现了历史的超越与民族的团结。蒙古族的审美文化也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历着从单一向多元、从历史到当代、从传承到重塑的变迁历程。

[1]珠飒,佟双喜.“走西口”与晋蒙地区社会变迁[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2]金朝力.清末“移民实边”政策对蒙古社会经济的影响[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3]樊如森.清代民国的汉人蒙古化与蒙古人汉化[J].民俗研究,2013,(5).

[4]陈迎辉,陈思旭.蒙古族审美文化的“生态”向性[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6,(4).

B83-0

A

1005-9652（2016）05-0132-03

（责任编辑：虞志坚）

曹蕾（1984-），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大连工业大学，硕士 ，研究方向：蒙古族民俗文化研究、功能性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