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传统民居文化的历史演进及传承价值

文/沈诗林 王庆

满族传统民居文化的历史演进及传承价值

文/沈诗林 王庆

满族民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和生态环境中造就发展而来的一种物质实体，既承载着满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历史信息，也是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在物质形态和精神理念上的反映。研究满族传统民居建筑形态与历史演进，对传承民族居住文化及地域建筑语言具有深远意义。

满族民居；建筑文化；居住形态；历史演进；传承价值

传统民居文化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历史的记忆。社会群体的居住形态反映了当时居住文化的特征。居住形态既是对居住文化表征的高度概括，又是把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高度融合的体现。满族民居以其特有的居住空间形态、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地域特征，展示出满族人民在历史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双重影响下，在经济水平、建造技术、审美取向、生活习俗等客观条件下所做的杰出创造。

一、满族居住形态的历史演进及其文化表征

先秦时期的肃慎、汉代的挹娄、北朝的勿吉、隋唐的靺鞨人和辽金时期的女真族，都是满族先世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称谓。满族先世自古以来就在我国东北地区繁衍生息。在长白山与东北三江平原的广阔地区，以渔猎和农耕为主要生计手段，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质朴勇敢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先世创造出内涵丰富的民族文化，而独特的居住文化更是多源同归与多元互补的中华建筑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满族的发展过程中，民族本生居住文化的传承始终伴随其间，而多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也影响着居住形态的更新和再生。满族民居建筑的历史演进充分表明了民族文化的延续与融合。根据满族及其先世居住形态的发展脉络，这一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肃慎、挹娄、勿吉初生自创期的居住形态

从民族源系上说，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都是满族的先民不同发展阶段的族称。在居住形态方面，文化间的传承关系十分明显。在历史变迁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下，满族先民的居住方式和建筑形态不断被改进。

和其他民族的历史一样，满族的祖先最初也是利用天然的洞穴作为繁衍生息、防御猛兽和抵制酷暑严寒的居住场所。在周朝，活动在白山黑水一带的肃慎部族就从事渔猎生产活动。与其生活方式相适应，人工建造的最初居住方式——巢居和穴居出现了，其居址多选择在渔猎资源丰富的山林或湖泊附近。他们冬天穴居，夏天于树上巢居或随水草而居。在黑龙江宁安县发现的西周时期莺歌岭遗址中的半地穴式屋址，即是肃慎人早期居住形态的历史见证。他们居住在圆角方形的半地穴内，地中间为石头砌成的灶，周围支柱向中心倾斜，铺以桦树皮、茅草和兽皮等御寒物品为屋顶。

挹娄族称出现于西汉。关于挹娄民居，《后汉书》记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1]“至接九梯”反映出当时地穴的建造水平；“以深为贵”则体现了挹娄时期社会等级的差别。作为牡丹江流域重要的原始社会遗址之一的东康遗址出土的陶器、原始农业生产工具等表明，当时的挹娄氏族部落已过着相对稳定的居住生活；人们不仅进行渔猎与采集，而且以原始性农业生产为主。

南北朝时期，挹娄改称“勿吉”，其居住形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魏书·勿吉传》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其地下湿，筑城穴居，屋似形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2]可见，勿吉人是筑城穴居，即在部落的穴居群外修砌形如土堤的围墙。在这椭圆形的山城内，排列着井然有序的“半穴屋”，形成满族先民最早的村寨。

肃慎、挹娄、勿吉人的居住习俗明显地表现了满族先民在不同历史阶段单纯且直接的居住文化传承关系。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以及民族间的融合，满族先民在居住方式和建造水平上发生了缓慢的变化。

（二）渤海与女真开放引鉴期的居住形态

靺鞨本字应作靺羯，是自“勿吉”音转而来，意译是“森林”的意思。与勿吉人相比，早期靺鞨人的居住条件没有太大的改善。《旧唐书》中记载，他们仍然“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冢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3]。

公元7世纪，粟末靺鞨人建立了第一个政权——渤海。“渤海之先，出于勿吉”[4]。由于渤海依附于唐朝，渤海人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引鉴唐朝文化。他们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又保留着一定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特征。渤海五京地区的房屋建筑多仿照唐朝长安城的形制，居住条件因而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上京地区（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的普通平民住宅多为地面建筑，部分建筑室内也拥有火炕和烟道。而处于边缘地区的底层居民的村落居室则为穴壁竖直的长方形半地式。在唐文化的影响下，渤海的建筑技术也得到发展。当地盛产石材，故筑石为城，建筑台基采用土石混合的夯筑方法。在渤海政权上京遗址残留的土坯墙中发现了增强墙体韧性和强度的草拌泥。渤海的民居文化促进了东北地区满族先民文化的融合发展，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历史格局。渤海被辽灭后，当地人民大部分融入女真，成为满族的先民。

在辽代，黑水靺鞨的生女真完颜部建立了政权——“金”。这是自“渤海”建立以来当地出现的又一个政权。大量女真人进入中原，也有大量汉人被迁往东北，女真族与汉族的文化融合形成了一个高潮。金国的建筑风格既有中原的影响，又具有女真的特点。宋《靖康稗史》记载女真宫殿时云：“木建殿七闻，甚壮。未结盖，以瓦仰铺及泥销之。以木为鸱吻及屋脊……阶高四尺许，阶前土坛方阔数丈。”[5]而普通女真人的住房依山而建，茅草为顶，木板为墙，东向开门，屋内以土炕取暖。《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女真“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与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6]。居所建造水平的提高极大改善了居住的内环境，火炕的广泛应用是女真居住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大标志，彻底改变了以往严寒气候条件下相对原始的半地穴式的居住方式，为地面定居建筑的发展创造了建构条件。

在明代，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部落从牡丹江流域逐渐南迁至辽东一带，并定居下来。在此过程中，女真人从渔猎文化过渡到农耕文化。随着东北地区历史的变迁和民族的融合，满族先民的文化受到中原汉文化的熏陶和侵润，建筑形式也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建筑材料和建造技术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提升。从早期单纯依靠天然的木质、土石材料，转变为砖瓦开始逐渐应用到住宅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聚合而居，房屋四周设木栅墙，在村寨外设立厚实坚固的城墙，用于保障军事和生产。逐步完善的明代女真民居对清代满族传统民居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满族发展融合时期的居住形态

1635年，皇太极废除“女真”的族号，改称“满洲”，现代满族的雏形自此形成，作为民族文化重要表征的满族民居建筑形态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满族的民居建筑受到汉族建筑的影响，居住文化通过物质形态更加深刻地反映在民居形态上。“文化既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征，又具有流动变异性的特征。前者使一种文化与他种文化相区别，后者又使文化之间有沟通性”[7]。清代满族民居建筑及院落的发展形成。清代早期的满族民居基本沿承了明代女真民居的样式。满人的住宅大都是坐北朝南，“以西为贵”，房屋一般三楹或五楹，室内格局依旧“屋无堂室”，草顶房居多，在南墙的东端开门，室内布局形如口袋，故称“口袋房”。[8]以围合院落为聚居形态的居住单元在这一时期始见雏形。在努尔哈赤时代，朝鲜申忠义把在中国东北的见闻著成《建州纪程图记》。该书记载了当时的后金政权首府赫图阿拉城中的院落布局形制。这表明，满族早期的院落形制及房屋格局尚无整体的规划设计，处于自然生成和发展的阶段。[9]

至清朝中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迁移，满族与汉族杂居的格局出现，满族民居建造技术也得到改进。满人的屋架采用双檩承重，举折平缓。院式住宅形成较为稳定的四方形宽敞的格局，普通百姓的宅院在正房的两侧增设了东西厢房，并搭建马棚。房屋外围以砖石建造院墙，在南侧的正中设置大门，形成左右对称的合院住宅布局。在满族民居正房前庭院中的东南侧竖有“索罗杆”，作为主人祭祀和崇拜天神的场所。“神杆”本身是辽金时期萨满教祭祀自然神中神树的演化，体现了居住建筑中满族宗教信仰的文化特征。满族民居在清初“口袋房”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独具满族特色的院落布局，为满族传统民居样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到清朝末期，由于建造技术更为成熟，满族院落形制更加完善。围合的方式和院落的空间层次体现出居住者所属的阶层。空间层次的构成上，多数合院的格局为一进或二进。富裕阶层的宅院以四合院为主，用人工填土夯造高台的方法抬高二进和三进院落，形成特色鲜明的满族“高台院落”。这体现出山地生活的延续并喻示了居住者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而平民的住宅则以三合院居多。院落仅由南北纵向的轴线控制，而无横向联系的跨院，呈现出单向发展的空间序列。这种院落的布局形成，是中原汉族民居“以正房为主的对称式”布局理念和早期满族“依山为宅”山地聚居习惯的结合。其在保持院落整体风格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美观与实用。例如，在院门入口处通常会设立影壁墙，在其上雕刻寓意吉祥的雕花图式。在民居的外侧山墙和院墙上出现精美的木雕、砖雕，数量和精致程度反映出房主的社会地位，在艺术处理方面体现着粗材细作。在汉族建筑中，吉祥纹饰的表现形式和取材主要用于暗喻、象征。而在东北地区，满族人则通过朴素的谐音、借代来表现祈福。民居的建筑结构以及装饰细节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满族的民风民俗。上述特征在今天东北的满族民居建筑中依旧可见。

二、满族传统民居文化的传承价值

满族传统民居体现了中国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规律。满族民居的院落形制借鉴了部分汉文化“礼制”和“风水”的观念。民居的构筑形态基本承袭了中原汉族的民居木构架体系，却又因地制宜地加以改造，用当地的建筑材料，修建起屋顶硬山起脊的青砖瓦房和夹用石料的房屋。满族民居的室内布局呈现出满族本生文化与汉、蒙等其他民族文化多元共生的面貌。满族传统民居充分反映着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历程，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满族传统民居作为中国传统民居文化的重要类型之一，凝聚了满族及其先世的生存智慧和创造才能。不同历史时期的民居形态显示出当时建造形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折射出民族心理、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满族民居文化既是勇敢豁达的民族气质的再现，也含纳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尊长崇礼的人文观念。对满族民居深厚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的研究，能更加系统地认识满族传统文化。满族传统民居是自然生态构筑观念的历史体现。在民居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满族及其先世在敬畏自然的状态中认识自然，以依托地利、朴素适度的营建思想，达成人、居所、自然三者和谐共存的整体观念。崇尚天地、尊重自然、对自然资源既合理利用又积极保护等成为东北满族民居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特征。满族民居的营造措施和技术体现着因地制宜的朴素气候观。[10]借鉴和发展这些生态观念和建造措施，有助于满族民居传统建筑技术的改进与创新，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的本土化民居建筑的创作设计。

[1]范哗.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

[5]确庵,耐庵.靖康稗史笺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大化书局,1939.

[7]马林诺斯基.费孝通译.文化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

[8]金正镐.东北地区传统民居与居住文化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4.

[9]陈伯超.满族民居建筑.满族建筑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

[10]黄若愚,赵慧.王家大院建筑龙纹装饰艺术研究[J].山西档案,2016,(3).

K892.25；K928.5

A

1005-9652（2016）05-0135-03

2015年辽宁省级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辽宁满族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研究”(项目号：L15AMZ001)。

（责任编辑：虞志坚）

沈诗林（1974-），男，大连工业大学，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建筑设计、环境设计、民俗学研究。

王庆（1975-），女，大连工业大学，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新媒体艺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