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骑射体育活动探析

文/闫玲萍

辽代骑射体育活动探析

文/闫玲萍

辽代骑射相关的体育活动主要可以分为射猎与马球两项活动。由于受到当时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与自上而下的示范，辽代骑射体育活动十分兴盛，对金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辽代骑射体现出了不同于中原男女有别原则，真正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全民参与。另一方面，它又体现出了辽代统治者“因俗而治”的治国理念。

射猎；马球；体育活动；女性；因俗而治

辽代作为一个由北方边疆民族契丹族建立的民族政权，立国两百余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颇具建树，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曾起过重要作用。其中，辽代体育活动较为活跃且极具特色，学界对其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笔者不揣鄙陋，在本文中仅就辽代体育活动中的骑射相关项目问题略作探讨，以期受教于方家。

一

辽代体育活动项目繁多，骑射相关项目是其重要一环。从其具体包含的内容来看，主要可分为射猎与马球两项。下面首先对该两项活动在辽代发展情况分别进行简单论述。

射猎作为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为满足生存需要而出现的一项活动，其出现的时间较早。辽代的主体民族契丹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面临的自然环境为“大漠之间，多寒多风”，[1]在气候寒冷而干燥的相对恶劣生存环境下，从事类似中原地区传统的农耕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正是因为如此，契丹族一直以来顺应客观生存环境，将射猎、畜牧经济作为自身赖以生存的经济形式。《北史》就曾专门记载：（契丹族）“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酒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2]北朝时，契丹族在向祖先祷告时着重提出保佑自己在射猎活动中多获得猎物，足以证明射猎活动对于当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契丹族在从事射猎活动过程中能够逐渐与军事活动相结合，形成了尚武风气，为之后自身在唐中后期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辽朝自公元907年正式立国之后，射猎活动作为传统习俗之一，不仅被完好保存下来，同时还作为当时重要体育活动一直长盛不衰。对此，史书中相关记载很多，并且已形成了几项专门性制度。首先，契丹统治者将射猎活动融入到国家管理之中，形成了四时游猎的捺钵体制。《辽史》曾记载：（辽）“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1]辽代虽然仿照中原制度先后创建了五个首都，然而皇帝所在的捺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中心。皇帝四个季节在不同场所之间捺钵时会命令各族重要部门官员跟随并集中处理国家政务，从而达到维护统治需要的目的。办公之余，射猎活动实际上在捺钵日常行程中已经成为强身健体的体育项目之一。其次，辽代将骑射与军事活动紧密相连，创建了射鬼箭这一军仪。史书记载：辽军“出师以死囚，还师以一谍者，植柱缚其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蝟，谓之‘射鬼箭’。”[1]射鬼箭在今天看来虽然属于一种较为残酷的军仪与刑法之一，但是在这一仪式中，统治者有意将射箭活动与军事征伐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于军威军势起到了鼓动作用。再次，辽代沿袭建国之前祈雨旧俗，专门设立了“瑟瑟仪”。《辽史》记载：瑟瑟仪为“祈雨射柳之仪，遥辇苏可汗制。”[1]瑟瑟仪也称射柳之仪，早在遥辇部落联盟时代即已出现。辽代瑟瑟仪主要在干旱时节举行，完成仪式持续几天时间，而其中最重要程序即为皇帝及贵族、各族大臣依次用弓箭射柳枝。一方面说明当时参与这项带有祈雨性质的体育活动的人员很多，另一方面通过行瑟瑟仪能够检阅当时参与人的射箭水平，并按照射击成绩给予奖励或象征性处罚，实际上已与现代正规射箭比赛有点接近。除上述制度性射猎活动之外，契丹民众也会自发举行形式多样的射猎活动及专门的射箭比赛。正是由于辽代多种类型的射猎体育活动受到统治者推崇并长期存在，使得辽代射猎这一体育活动得到进一步普及与推广，辽境内自上而下的各族贵族、民众具备了较高的射猎水平，从而达到了契丹族全民皆兵的效果。因此，辽朝长期与中原政权对峙，使当时中国境内出现第二个南北朝局面并非偶然。

马球运动作为另一项起源较早的体育活动，也称“击鞠”，早在唐朝时即已在中国境内风靡一时。史料记载：虽然该运动在辽代立国前后即已传入辽境内，对于来自中原还是渤海政权目前尚存在争议。然而，不能否认的是，马球运动作为一项马上运动，被传播到辽政权之后便迅速得到推崇。首先体现在辽代统治者十分热衷于马球运动。《辽史》中对于皇帝组织打马球活动或亲自参加马球比赛的记载层出不穷。不仅如此，史书中甚至出现由于圣宗过度沉迷于马球运动而引发当时汉族大臣上书劝谏。马得臣在劝谏圣宗不要过于参加马球运动的初衷是防止君臣失和、失礼、危及君主身体，从而保证上下尊卑有别，实际上是一种按照中原士人对于君主参加体育活动后果的传统认识。从这次劝谏事件结果来看，虽然圣宗“嘉叹良久”，[1]对于自己过度参加马球运动有所反省，但是结合相关记载来看，圣宗不仅没有停止参加该项运动，之后的君主也没有因此受影响。除此之外，辽代统治者不仅自己热衷于参加马球运动，同时对于善于马球运动的大臣也十分看重。《辽史》记载：天祚帝时，“耶律塔不也，仲父房之后。以善击鞠幸于上，凡驰骋，鞠不离杖。”[1]结合以上相关内容来看，辽代统治者对于马球运动的热爱实际上在无形之中对这项运动在辽境内的推广起到了自上而下的示范作用，正是这种示范性，马球运动成为当时辽人喜闻乐见的体育运动。辽境内五个京城及皇帝经常巡幸的城市、捺钵场所均出现了专门的球场。不仅如此，按照视死如生的原则，为了去世后能够继续从事马球活动，辽人甚至将参加马球活动的场面及相关马球器具等带入到自己的墓葬中。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敖汉旗一座辽代墓葬中就发现了一幅契丹人打马球的壁画，生动而直观地还原了当时辽境内打马球运动的场面。[3]辽代马球运动不仅兴盛，同时由于辽人善于骑射，因此马球水平普遍很高，史书中曾出现过一大批善于从事该运动的球手。在此基础之上，辽代马球运动的兴盛直接影响到了之后同样兴起于东北地区的金王朝。《金史》中曾专门记载了仿辽基础上设置的打马球规则。自此之后，马球运动正式作为一项定制被确立下来，也就是说，辽代对于马球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

辽代骑射相关体育活动不仅项目丰富，且十分兴盛。在推广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自身的一系列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辽代骑射体育活动体现了不同于中原地区传统的男女有别原则，真正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全民参与。契丹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从事渔猎经济，妇女同样参与其中，进而决定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很高，因此，一直没有像中原王朝那样在社会等级上实行严格的男尊女卑政策。辽朝立国之后也是如此，女性在国家各项活动中均十分活跃，这在体育活动中体现为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身份而受到限制。《辽史》就曾作了专门总结：“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1]皇帝的后妃作为辽代女性的代表不仅能够亲身参与射猎活动，甚至能够凭借良好的军事素养直接作为军事统帅参与战事，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秦晋国妃墓志》记载：耶律宗政之妻“不修容饰，颇习骑射。尝在猎围，料其能中则发，发即应弦而倒。”[4]正是由于没有受到过多限制，一些像耶律宗政妻子那样有体育才能的辽代女性骑射技艺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描绘出了辽代特有的尚武、积极从事体育活动的女性形象，进而将辽代全民参与体育活动场景展现在世人面前。

其次，辽代骑射体育活动体现了当时“因俗而治”的治国理念。契丹族在民族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所居住的相对恶劣的环境，一直以来“畜牧田猎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1]逐渐形成一种不拘一格、因地制宜的统治理念。辽朝立国之后，随着控制疆域逐渐扩大，境内除契丹族之外，生活着众多受中原礼乐文化影响深远的汉人、渤海人等。在此基础上，如何调节境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从而稳固自身统治成为当时统治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因地制宜传统政策基础上，经过辽初太祖、太宗的实践，最终确立了“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1]因俗而治的理国政策。其中，“国制”一般指契丹族固有的民族文化，“汉制”则指当时汉人拥有的相对先进的民族文化，即一方面要积极吸收中原严格礼法下相对较为完备而先进的各项政治、文化制度、体育活动，另一方面则要允许国内两种文化并存基础上，在各项制度或活动中保持本民族特性。[5]这种治国理念在骑射体育活动中表现为：一方面积极引入周边地区以马球为代表的体育活动，另一方面在吸收过程中又极力保持本民族全民皆兵的习俗，将马球运动不单视为一项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来看待。此目的在史书中有过直接体现，太祖征伐渤海途中召见后唐使者姚坤时，曾对其坦言：“吾能汉语，然绝口不道于部人，惧其效汉而怯弱也。”[6]辽太祖在契丹族人面前不显露通晓汉语，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契丹人过度效仿，从而失去旧有的勇武之气。辽代在引入马球运动时虽然遵循了一定的规制与礼仪，但是统治者并没有将马球简单视为体育娱乐活动来看待，甚至在大臣极力劝谏之下仍醉心于该项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通过鼓励马球运动的推广来沿袭本民族射猎风气而忽视过多中原礼仪方面的限制。这种态度实际上是辽代因俗而治统治理念的最好体现。也正是因为这种理念，统治者才没有对该项体育运动过多限制，最终促使了辽代骑射活动兴盛局面的出现。当然，不能否认，辽代因俗而治理念对于当时民族政策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进而影响到了体育活动层面。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契丹族之外其他民族的控制，辽代统治者曾经在骑射体育活动中尝试人为干预。重熙年间，辽兴宗曾一度专门出台禁止渤海人从事马球活动的命令。这项措施的出发点应当是出于维护统治需要，防止渤海人通过练习马球提高自身军事素质从而对契丹人构成威胁。从该事件中不难看出，辽代马球运动当时一直与军事训练紧密相连，因此，在坚持因俗而治理念下的统治者通过限制他族来达到强化自身统治目的便不难理解。然而，这项禁令在大臣劝谏之下最终被废除，实际上也说明当时马球运动的普及已是大势所趋，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辽代骑射体育活动能够长盛不衰是有一定内在必然性的。

综上所述，作为辽代体育活动项目的重要代表，骑射相关活动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最终得到自上而下的推崇，基本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全民参与，从而使得这一系列活动在当时达到较高水平并带有鲜明的自身特色，推动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进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辽代骑射体育活动的深层次探析，不仅使我们对于北方民族政权借助尚武习俗、推广体育健身，从而提高全民素质的实践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对于之后的金、元、清统治者在处理境内民族关系，调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与碰撞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邵国田.辽代马球考—兼述皮匠沟1号辽墓壁画中的马球图[A].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文集[C].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4]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5]孙伟祥,高福顺.辽朝奉陵邑初探[J].古代文明,2016,(1).

[6](北宋)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K246.1

A

1005-9652（2016）05-0150-03

（责任编辑：魏登云）

闫玲萍（1971-），宁夏固原人，宁夏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学校体育教学与训练、人文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