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面具化
——意识形态乏力的瘟疫

缪燚晶

广州大学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道德面具化
——意识形态乏力的瘟疫

缪燚晶*

广州大学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当前，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在道德方面呈现出面具化趋势。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面具化是整个社会和文化语境给出的摆脱窘境的方式吗？道德戴上面具，是生活的迫不得已吗？显然不是！很大程度上，它是我国意识形态乏力之作。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势是一方面，自身的缺乏警惕则加剧了乏力。意识形态的博弈是零和博弈，他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是意识形态渗透而非意识形态革命，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旗帜鲜明地予与回击。

关键词：道德面具化；意识形态乏力

一、道德面具化，从个人到社会

人总在向往摘掉面具的生活，以为这样才可以真正地做到有诚意的交流沟通。然而，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是交往的动物，更是政治的动物，古希腊伟大的哲人亚里士多德就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意味着阴谋，意味着人需要把部分不能公开的动机隐藏起来，政治源于人与人的交往，政治的产生是人类发展的进步，其中也蕴含了种种“迫不得已”：猿人从树上走到地面，开始解放双手，尝试只用双脚行走的时候，艰险的环境就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挑战，而内部的种种竞争也往往使人无所适从。为了使自身的需要得到满足，人开启了伪装之旅。这种能让灰暗的诡计得逞的手段，让不堪的阴谋实现的过程就是面具的集体无意识雏形。

然而，当这种情况发生在某一群体、某一民族的时候却又有所不同。总的说来，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倘若国民素质教育水平较低且其中诚信缺乏，国人承受的压力则更是巨大，面具化生存方式对于为提升生活质量而繁忙劳作的人群来说，是一种无奈，一种唯一摆脱窘境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整个社会及其文化语境所提供的。诚然，戴上面具来面对生活实属被迫无奈，也许摘下它，我们能够体会到更多的温情和惊喜。

拿我国来说，当前我国正处在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这一时期，我国学界在道德方面有一个共识：社会调控功能明显弱化成为道德的一个明显特征。难道，这也是整个社会和文化语境为转型时期的中国给出的摆脱窘境的方式吗？给道德戴上面具之枷锁，也是生活的被迫无奈吗？

其实，给道德挂上面具是将人推置于可悲境地，他分明是清楚自己所谓的道德是隔着道具的，却宁愿被其所伤，也不愿将其摘下。面对子女的不孝，带“面具”的老人选择了屈辱，认为这样可以获得外界的不评判；面对家长的期待，小孩子争相扶老奶奶过马路，然而这个场景也许只是在有给他们打分的的小队长在场时才会发生。他们学会了作假，学会了欺上瞒下，其实他们又何尝不知道这并不是出于真心，却不得不为那好学生的称号而殚精竭虑；夫妻已不再恩爱，却为远离坏名声而继续同在一起，在外人面前秀出百般的恩爱，单独相处时则剑拔弩张……如此种种，数不胜数。上面所举也只是牵涉到个体，倘若此状蔓延至整个社会，那简直太恐怖了。

多位老百姓熟悉的贪官各个是面具高手。他们通过娴熟的手段游刃在官场之中，利用各种关系成功掌握大权。有的官员甚至说过当官腐败是常事，并且羡慕那些贪污腐败却未能被发现的官员。如此看来，当面具化不再单单是一种为了生存而作的伪装，当这种手段升级为政坛生存规则的时候。面具化就变成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场瘟疫。道德评价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政绩的考察，他们不在乎群众对他们的口碑。他们可以在上级领导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转身就能对群众露出凶神恶煞的表情；这是道德的面具化，更是道德的沦丧！敢于在领导面前直抒正义的人很可能不讨喜欢，并且他们这种摘下面具做事的人往往会压缩自己的升职空间，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些人更是值得尊敬和称赞的。不堪的是，热衷于被溜须拍马的上司还不少。道德面具化还让我们对社会诚信失去信心：面带微笑的商贩提供的缺斤少两的商品；热心的服务员得知不购买他家商品后迅速转变的鄙夷神情；富人一个个的宣扬自己多么爱国，却把自己的家人送出国外，接受资本主义的熏陶……是欺骗他人也是自欺欺人！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层面分析，它是意识形态乏力之作。

近几年来，有部分人在极力地宣扬“普世价值”。他们将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奉为人类文明主流，把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封为“普世价值”。并且用这样的一种价值尺度来衡量和评价中国社会的种种，还自以为是的给出建议，要求我国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套路进行社会改造。这样一来，西方的政党制度变成了我们该效仿的制度，西方的私有制转变成实现经济上的私有化，西方的节日气息也在渐渐盖过传统节日的味道……无疑，这样一种“普世价值”的推崇，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放弃，是赤裸裸地要求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化。

二、道德面具化，意识形态之博弈

诚然，“普世价值”的实质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其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工具，更是企图控制和主宰整个世界的工具。意识形态如何支配这种行动？对于其深层机制，马克思给过详细的论述：“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1]这是马克思做出的一种较为客观的判断，即一个阶级想要让本阶级的思想升级为“意识形态”，其首先必须以政权的夺取为前提，这也意味着意识形态是也只能是每一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思想。至于他们如何利用意识形态为自身阶级服务，马克思给出的答案则是转向了对作为革命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的解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革命进行中的阶级，在没有成为统治阶级之前，为了团结更多的非统治阶级，集聚更大的反抗力量，它先是为自己树立了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形象，以唯一的统治阶级为斗争目标，当然，也只有这个革命的阶级获得成功之时，它所“许诺”的代表全社会利益才对与其相异的非统治阶级有积极意义。这样的分析是适用于一切阶级社会的。

我们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在此是作为一种革命阶级的思想存在的。然而，对“革命”二字，我们该如何定义？在当今时代它又该如何定位？我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我们说我们的努力是为了人类这个群体而奋斗的，是先进的，是革命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群体而言呢？受着另一套意识形态洗礼过的他们或许更多的是认为他们的那一套上层建筑才是革命的，才是先进的。他们的一系列行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一种有别于社会主义的氛围下无意识的产生出来的举动，对此我们不该有更多的谴责和批判，更多的应该是予以包容和理解。但我亦深知，触碰到意识形态的话语、行为等是那样的敏感而容不得半点撤退，好似不同的意识形态间就是在进行一场博弈，而这场博弈只能叫做零和博弈。

对之后的情况，马克思也做了一个探讨：进入到“阶级的统治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1]这种社会的时候，情况就转变成了“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1]诚然，思想是断然不能成为统治力量的，思想统治的假象也必定会随着阶级的消逝而消失。同时，阶级消逝了的社会，意识形态将是不复存在的，诚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一定的共同形态中演进的，也就是在那些只有随着阶级对立的彻底消逝才会完全消逝的意识形式中演进。”[2]正因为意识形态是阶级意识和阶级观念，所以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差别和对立被消灭了，意识形态也才会真正的被消灭。

意识形态消失了的社会，是我们都期待的社会，不仅仅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亦是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然而意识形态消失之后最终要实现什么样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各怀鬼胎”：社会主义国家意图通过社会主义这个跳板，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资本主义则是希望保持资本主义并且在地球上整体实现资本主义，维持阶级。很显然，维持着阶级存在的社会是意识形态虚假地消失的社会，是作为虚假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继续施展其魔法，继续遮蔽现实的社会。至此，我们已经很仁慈的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去分析。而我们也再不能帮助它，即使它是那样的自认为很革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保住它那块遮羞布(自诩为是普世价值)。对于它，我们只有警惕和不断地警惕！

加入我们盲目追随鼓吹者们所宣扬的“普世价值”，按照他们所说的那样来改造中国，悲剧性的结局可想而知。苏联按照“普世价值”进行改造的实践结果就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活脱脱的亡国的案例。苏东解体后，新自由主义下倡导的“休克疗法”，致使解体后的苏东国家经济急速的私有化，公共开支大幅度削减，这种方法试图使原苏东地区经济实现转轨，结果却是带来了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剧增，人民生活水平锐减。倘若我国也按照“普世价值”鼓吹者们给出的方案来运行、改造我们的社会，苏东的悲剧定会在我们身上重演。而这正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敌人所最期待的。

其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渗透的这项工作，西方社会一直就未消停过，他们为实现这一目标使出了浑身解数。比如：“意识形态趋同论”的提出，他们把“趋同”偷换概念为“等同”，引导人们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终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结局。随后又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宣扬“人类思想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其他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将总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他们又打着全球化的旗号，大肆宣扬“全球化意识形态”。甚至有人推出“非意识形态化”口号，掩盖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抹杀了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时下，“普世价值”又被他们包装，转身变成他们宣扬自身价值观念的工具，这种具有强烈迷惑性的价值观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巨大冲击，对我国的道德建设也有很强的杀伤力。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旗帜鲜明地予与回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4，180，18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88-489.

*作者简介：缪燚晶(1992-)，汉族，江西赣州人，广州大学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049-(2016)13-007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