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大陆学界对中日战后历史遗留热点问题的探讨

张德明

近十年来大陆学界对中日战后历史遗留热点问题的探讨

张德明

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14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同时也产生了诸如钓鱼岛、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细菌战与化学战、掠夺华工等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直接影响了当前中日关系的发展。本文旨在梳理自2005年至2015年的十年间，大陆学界对这些中日战后重要历史遗留问题的探讨，以史为鉴，反思历史，并关注学界研究与战后遗留问题解决的互动关系①限于篇幅，本文仅回顾大陆学者公开出版的代表性论文和专著，不包括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一、钓鱼岛问题

中日钓鱼岛争端是战后历史遗留问题之一，也是当前中日关系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尤其是2012年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以后，更是激起了中国人对此问题的高度关注，中日关系由此陷入僵局，大陆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讨论也比较多。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在古代的书籍、图册中多有记载，大陆学者也从多个角度，利用多种资料对此项事实加以论证。如刘江永《中国最先发现、命名、占有钓鱼岛之再考》(《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4期)在详细考证史料的基础上指出，中国最先发现、命名、占有钓鱼岛。明朝初年，中国与琉球国建立册封与朝贡关系后，钓鱼岛就由中方巡航、利用和有效占有。即便按照日本有关国际法先占原则的解释，最早有效占有钓鱼岛的也是中国，钓鱼岛从来不是所谓的“无主地”。廖大珂《早期西方文献中的钓鱼岛》(《暨南学报》2015年第3期)指出，从16世纪至18世纪初，西方对钓鱼岛的认识从模糊到逐渐清晰，对其称呼也不断演变，但是都把钓鱼岛和台湾北部的岛屿视为不可分割的一组地理单位，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不属于先岛群岛。还有学者以中外地图为材料，论证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如韩昭庆《从甲午战争前欧洲人所绘中国地图看钓鱼岛列岛的历史》(《复旦学报》2013年第1期)指出，欧洲所绘中国地图都显示，1895年前的钓鱼岛列岛早已进入我国管辖范围。事实上，同时期日本绘制的地图也把它们归在中国管辖范围内。此外，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通过对大量中外文献史料舆图的爬梳考证，为论证“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之立场提供了充分的历史依据;韩结根《钓鱼岛历史真相》(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参考中国兵政文献、台湾地区方志文献、中国历届册封史的“使琉球录”、中外历史上所绘地图等有关钓鱼岛的翔实史料，从多种角度充分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张曙光编《文献为证:钓鱼岛图籍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通过130余种文献、近260幅图片，揭示了古代文献、中外舆图及近代以来文献中的钓鱼岛概况。

日本在历史上窃取钓鱼岛的过程，学者也多有探讨。如张连江《神圣领土不容侵犯:日本窃据钓鱼岛始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介绍了钓鱼岛问题的始末，以及民间保钓运动的情况。《人民日报》在2013年5月曾连续推出“厘清钓鱼岛问题”专栏，发表了张海鹏、李国强《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李国强、侯毅《论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疆域组成部分》与王建朗《钓鱼岛是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等多篇文章，从学术上维护了钓鱼岛的主权。王建朗《钓鱼岛三题》(《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指出:日本利用甲午战争之机窃取了钓鱼岛，又在《马关条约》谈判中暗藏机巧，然而，这丝毫不能改变日本窃占钓鱼岛的非法性。李理《近代日本对钓鱼岛的“踏查”及窃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4期)主要依据日本所藏原始档案资料，对日本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踏查”及窃取过程做深入探讨。李理等译著《近代日本对钓鱼岛的非法调查及窃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日本馆藏钓鱼岛文献考纂:1885—1895》(海峡学术出版社，2013年)及《日本各界人士对日本尖阁列岛主张的反驳》(海峡学术出版社，2013年)等书，从大量日文档案文献之中辑录出重要资料，还原了日本窃取钓鱼岛的历史，用史料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钓鱼岛争端也牵涉到诸多国际法理论问题，因而有学者从国际法视角探讨钓鱼岛问题。如北京中日新闻事业促进会编《钓鱼岛主权归属》(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曲波《条约视角下钓鱼岛主权归属探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5期)、金永明《钓鱼岛主权若干国际法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2期)等论著均指出，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法理的角度看，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且传统国际法上的先占制度，当代国际法上的条约效力、无效和解释制度以及国际强行法的意义等，为中国拥有钓鱼岛的领土主权提供了坚实的国际法基础。管建强《国际法视角下的中日钓鱼岛领土主权纷争》(《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指出，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钓鱼岛，而且对钓鱼岛进行了适度有效的管辖。日本趁中日甲午战争之际窃取中国钓鱼岛的行为，不构成先占，是非法的、无效的。二战期间，日本由于发动侵略战争而承担国家责任。《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以及《中日联合声明》不仅是构成对日本主权限制的基本文件，也是中国享有钓鱼岛主权的法律依据。朱建荣《辨析日本关于钓鱼岛主权主张的结构性缺陷》(《日本学刊》2013年第1期)一文则指出:日本所谓1895年“合法先占”钓鱼岛的主张存在着三个结构性缺陷，即“无主之地”一说满是漏洞，战争中攫取领土不为国际社会承认，所谓“编入领土”的手续不合国际法。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也引起学者关注。如郭永虎《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历史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朱卫斌等《论台湾当局与美国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交涉(1970—197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1期)及郑保国《美国钓鱼岛政策的缘起与演变》(《湖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等文章，对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的“美国因素”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二战后美国的日本政策与钓鱼岛问题的产生、发展及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美国的钓鱼岛政策先埋下了中日钓鱼岛争端的种子，然后引发、加剧了中日钓鱼岛争端。此外，张生《“东亚地中海”视野中的钓鱼岛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3期)则把东海和黄海及其附属各海峡通道和边缘内海定义为“东亚地中海”，以此来观察钓鱼岛从东亚边缘性存在演变为东亚核心问题的历史过程，认为东亚制海权的转移，成为钓鱼岛问题产生的动因。

大陆学者近年来出版了多部钓鱼岛问题专著，从历史、法律等多角度研究钓鱼岛争端。如鞠德源长期致力于钓鱼岛历史问题研究，出版多部著作，其中《钓鱼岛正名》(昆仑出版社，2006年)一书利用80多幅中日及西方的地图史料，详细列举出钓鱼岛为中国固有主权领土命名传承证据，驳斥了日本的谬论;郑海麟《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增订版，中华书局，2007年)运用中日史料及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历史及现状做了全面、深入的考察研究，得出了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结论;褚静涛《中日钓鱼岛争端研究》(海峡学术出版社，2013年)则关注了中日自甲午战争以来围绕钓鱼岛问题展开的交涉，驳斥与回应了日本政府与学界的质疑。

同时，日本学者近年来也出版大量有关钓鱼岛的研究论著，被大陆学界引进翻译出版，便于国人了解日方最新研究成果。如日本著名钓鱼岛问题专家井上清《钓鱼岛的历史与主权》(贾俊琪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自1972年在日本出版后，多次被大陆翻译成中文出版，该书叙述了钓鱼岛历史及日本抢占钓鱼岛的经过，指出从明清开始钓鱼岛即为中国领土，驳斥了日本方面“钓鱼岛属于日本”“钓鱼岛为无人占领岛屿”等论点。2013年，大陆学者又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村田忠禧的新作《日中领土问题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韦和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该书根据日方公布的资料，得出了钓鱼岛不属于冲绳或历史上的琉球、不是日本固有领土的结论。201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还推出了日本学者矢吹晋的《钓鱼岛问题的核心:日中关系的走向》(马俊威等译)，该书以2012年日本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为引题，论述了日中有关钓鱼岛争端的来龙去脉。

大陆学界还多次召开有关钓鱼岛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如2012年9月26日，以“两岸四地和海外华人共同捍卫钓鱼岛主权”为主题的钓鱼岛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此外，学界还进行了多项有关钓鱼岛研究的重大课题，如福建师范大学谢必震带领的团队正在进行的教育部重大课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归属史料编年”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钓鱼岛争端及中日对策研究”，南京大学张生的团队也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南京大屠杀问题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开始了长达六周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杀者达30万余人，成为所有中国人心中难以抹去的伤痛。为了表示纪念，中国政府于2014年起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5年10月，在中国的申报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但日本部分右翼人士公开否认此段历史，对此，中国学界利用丰富史料与证据，发表了一系列论著给予反驳。

2005年以来，中国学界出版了多部南京大屠杀研究著作。如吴广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依时间顺序，逐月逐日记述南京大屠杀的实态。孙宅巍《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高兴祖《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侵华罪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程兆奇《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孙宅巍编《南京大屠杀全纪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张连红等主编《南京大屠杀研究:历史与言说》(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及张生主编《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增订版，共两册，凤凰出版社，2015年)等多部著作，则通过中外史料来复原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对日军罪行进行了细致的考证，用铁的证据驳斥日本右翼谬论。何扬鸣《〈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报道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以及经盛鸿《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战时日本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南京出版社，2008年)、《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出版社，2009年)、《战时中国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南京出版社，2010年)等著作，从中国、日本、西方三个方面的新闻视角来观察当时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的《南京大屠杀全史》三卷本，于2012年底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约110万字，特别重视利用日方及第三方史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著作。张宪文等《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出版社，2014年)则对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性暴行、城市破坏及劫掠暴行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此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编《南京大屠杀图录》(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用400余幅历史照片，分七个部分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场景。

南京大屠杀留下了多位受害证人，中方学者对他们进行了口述采访，编辑出版了许多珍贵的见证者史料。如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是一部汇集了315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的资料集;其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共四册，南京出版社，2007年)和《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共三册，南京出版社，2007年)则分别收集了2592名幸存者和8242名遇难者的资料。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调查口述》(共三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与《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调查口述续编》(共三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徐志耕主编《幸存者说:南京大屠杀亲历者采访记》(南京出版社，2014年)等著作，皆通过实地采访当年幸存者，获得了大量第一手口述资料。

在南京大屠杀史料整理上，大陆学界也用力颇深。如2005年至2011年，南京大学张宪文的团队陆续整理出版了78卷、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江苏人民出版社)，该资料集汇集了欧美及日本等多个国家地区档案馆、图书馆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文献和一手资料，将相关的中、英、日、德、意、俄等文献进行翻译了和编辑，全面反映与记述了日军在南京所犯的滔天罪行。张宪文等主编《南京大屠杀真相》(共三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南京大屠杀重要文证选录》(凤凰出版社，2014年)及《见证与记录: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书，则从已出版的上述史料集中精选了有关外交文书、经历者记录、报刊报道以及幸存者口述等资料，以求还原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此外，张伯兴主编《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出版社，2007年)根据众多海外收集的史料，进一步揭露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江苏人民出版社还推出了“南京大屠杀文献史料丛书”，涉及中国、日本和欧美各国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诸多史料。此外，2015年底，南京出版社推出了《南京大屠杀辞典》五卷本，收录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词条2万多个，共360余万字，便于读者了解南京大屠杀各方面的常识。

值得一提的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还联合南京出版社推出了“南京大屠杀史文献与研究系列丛书”，到2014年底已出版35卷，涉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遇难者、新闻报道、外籍人士亲历及日军暴行等文献与著作，如陆束屏编译《美国外交官的记载——日军大屠杀与浩劫后的南京城》(2012年)、《腥风血雨话金陵:明妮·魏特琳: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日记、书信和电文》(2012年)和《英国外交官和英美海军军官的记载——日军大屠杀与浩劫后的南京城》(2013年)等。近年来大陆学者十分重视利用西方报纸、亲历者日记观察南京大屠杀。如戴袁支《1937—1938:人道与暴行的见证——经历南京腥风血雨的丹麦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即探讨了以前关注较少的丹麦人的见证。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H.D.Rabe)的《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也在大陆整理翻译出版，该日记大量内容涉及拉贝对南京大屠杀的亲历亲闻并附有现场照片，为日军暴行再添铁证。此外，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本报刊影印集》(共两册，南京出版社，2011年)则从日本报刊中选取了南京大屠杀的有关史料结集出版。

大陆学者还发表多篇研究论文，从多个方面推进了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有论文涉及日本南京大屠杀的发起及日军的具体罪行，如王卫星《日军部署及战略意图与南京大屠杀的原因》(《江海学刊》2007年第6期)、徐康英和夏蓓《南京大屠杀期间侵华日军在南京下关地区罪行研究》(《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经盛鸿《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性暴行虐待》(《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12年第4期)、姜良芹和朱继光《南京大屠杀期间市民财产损失的调查与统计》(《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及刘忠良《日本海军舰队与南京大屠杀》(《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等文章，皆从不同视角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进行了翔实探讨。

有论文涉及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国民政府、中共方面的反应及宣传，如文俊雄《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与南京大屠杀真相传播研究》(《民国档案》2008年第1期)、孙宅巍《论国共两党对南京大屠杀的共识》(《民国档案》2005年第2期)、王山峰《民国报刊对南京大屠杀报道评析》(《日本侵华史研究》2011年第3期)、孟国祥《蒋介石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日本侵华史研究》2013年第1期)等。另有文章探讨了日军对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控制，如经盛鸿发表了《论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对西方传媒的两面手法》(《江海学刊》2007年第6期)及《战时日本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掩盖与粉饰》(《史学月刊》2010年第8期)等文章。

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及中外民间团体均冒着生命危险，开展了大规模的救助活动，学界对此多有探讨。如汤道銮主编《黑夜里的烛光——拉贝与南京安全区国际救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专门分析了以拉贝为首的国际友人组织的南京国际委员会在南京大屠杀时的救援活动。王勇忠《南京大屠杀时期的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高鹏程等《南京大屠杀时期红卍字会活动的两面性》(《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董为民《南京大屠杀时期在宁西方外交人员的活动及其影响》(《福建论坛》2012年第2期)、郭昭昭《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难民医疗救助》(《安徽史学》2012年第1期)、张连红《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南京保卫战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等文章，运用中外史料研究了外国传教士、外交人员及中外民间团体的救助活动。

对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中日两国学界间一直颇有争议，中国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梳理。如孙宅巍《如何解读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认定》(《南京师范大学报》2007年第3期)指出，东京国际法庭的判词虽然将南京被日军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界定为20万人以上，但它又清楚地表明，对于这一数字有两点限制，一是不包括1938年2月及其以后的数字，二是不包括已被日军毁尸灭迹的数字。显然，如果加上这两个方面的数字，被屠杀的人数也将是30万人左右。在出版不久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中，虽然双方都认定南京大屠杀为大规模的反人道行为，但中方报告仍称南京大屠杀被杀人数在30万以上，日方报告则称在日本的研究中，以20万人为上限，并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①参见步平、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7、275页。。

战后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及罪犯审判，是学者关注的热点。相关文章有张生等《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辩护》(《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张连红《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调查(1945—1947)》(《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夏蓓《战后对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与统计》(《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12年第4期)、经盛鸿《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等。还有文章涉及南京大屠杀对受害者带来的心理与记忆伤害，如张连红《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刘燕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张生《南京大屠杀受害者PTSD初步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等。

大陆学者还从海外视角关注了南京大屠杀研究，涉及日、美、德等国的资料及反应。如王卫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日记》(《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王希亮《日本学术界“南京大屠杀事件”论争及各派论点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张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德国视角”》(《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和《美国文本记录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以及杨夏鸣和王卫星《日军南京暴行与罗斯福的反应》(《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等，关注了日方的研究情况及美、德视角下的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在2010年第4期刊发了参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学者对该问题的认识的文章，如张连红《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对话》及杨大庆《国际历史对话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等。

日本学界曾出版多部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资料与著作，也被国内学者翻译出版，如松冈环编著《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者之魂:南京大屠杀受害者120人的证言》(沈维藩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小野贤二等编《南京大屠杀:日军士兵战场日记》(李一杰、吴绍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及松冈环编著《从日本老兵战时书信与日记看南京大屠杀》(彭曦译，南京出版社，2007年)等。这些著作利用原日军侵华老兵的证言史料，从日方视角再现了南京大屠杀的残酷历史。此外，津田道夫著、程兆奇等译《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新星出版社，2005年)，笠原十九司著、罗萃萃等译《南京事件争论史——日本人是怎样认知史实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等著作，也有利于中国学界了解日本人对此事件的真实看法及演变历程。

目前国内已成立多家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术机构，如1995年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牵头组织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①该会2008年开始主办《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刊物，2013年改为《日本侵华史研究》季刊。、南京师范大学于1998年成立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于2006年成立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等，皆有专门人员从事相关研究。学界还就此问题多次召开学术会议。如2005年8月，在南京举办了“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同年12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举办了“南京大屠杀史料国际学术讨论会”;2014年12月，以“国家公祭视域下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同月，“南京大屠杀史学术论坛”在南京召开。以上会议对南京大屠杀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三、“慰安妇”问题

日本侵华期间，强征中国妇女为“慰安妇”，成为日军的性奴隶，她们遭受的苦难，是日本侵华的暴行罪证。但日本政府对此并无道歉赔偿诚意，近年来，幸存的中国“慰安妇”一直呼吁日本政府赔偿，却迟迟不见其答复。“慰安妇”问题引起了大陆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通过学术分析及整理口述史料，来推进这一问题的研究。

大陆学者从学术角度多方面剖析了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如苏智良《战时“性奴隶”制度与战后的起诉提要:慰安妇制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对该制度的推行、女性受害者情况与战后赔偿等问题进行了综合研究;陈丽菲《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中华书局，2006年)利用中日史料详细考察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起源、确立及发展运行等内容;苏智良等编《侵华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及《日军“慰安妇”研究》(团结出版社，2015年)，通过实地调查采访与史料考证，揭露了中国各省日军“慰安所”情况及“慰安妇”的惨状;刘萍《被侮的女性:战时日军性奴隶制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则对这一制度的源起、实施过程、推行的原因、实质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外，高凡夫等《日本军人的性心理与慰安妇制度》(《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朱忆天《日本慰安妇制度源流考》(《史林》2015年第1期)、陈健行《试析战后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及李洪锡《日本从军“慰安妇”制度的极端隐秘性》(《日本研究》2015年第2期)等文章，从心理、制度层面全面剖析了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及战后日本政府对此问题的态度。

还有学者关注了日军在华“慰安妇”的地区个案。如苏智良等《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依据各种史料及长期实地调查，列举了遍布上海的149个日军“慰安所”，并附有标示图和照片;黄一鸣编《海南慰安妇》(中国摄影出版社，2007年)与朱德兰《台湾慰安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关注了抗战时期海南与台湾的慰安妇情况;田苏苏《日军慰安妇政策在华北地区的实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刘晓丽《山西慰安妇群体的发掘及其艰难的民间索赔历程》(《日本侵华史研究》2011年第1期)、经盛鸿《南京日军“慰安所”与“慰安妇”概论》(《日本侵华史研究》2013年第3期)及苏智良《日军在湖北实施“慰安妇”制度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等文章，则对南京、上海、华北、云南、山西等地的“慰安所”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分析。

仍然健在的“慰安妇”作为特殊群体，数量越来越少，大陆学者加紧进行口述采访整理，出版了多部著作。如陈庆港编著《血痛:26个慰安妇的控诉》(北京出版社，2005年)、《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等通过实地调查与影像资料，细致描述了幸存“慰安妇”的苦难经历。陈丽菲、苏智良《追索: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和她的姐妹们》(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曹保明编《慰安妇考察手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李晓方《世纪呐喊:67位幸存慰安妇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张双兵《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及《“慰安妇”调查实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段瑞秋《女殇:寻找侵华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等书，通过口述采访介绍了幸存“慰安妇”在日军侵华战争中及战后的悲惨遭遇，并涉及她们对日本政府提出诉讼、要求赔偿等问题。此外，田苏苏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性暴力》(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也涉及日军在华北各地设置“慰安所”的罪证与相关调查情况。

尽管日本政府一直无视中国“慰安妇”问题，但日本政府文献、日军“慰安所”文献、日军老兵及幸存“慰安妇”的口述回忆，已经构成历史铁证，并且此类史料仍在不断公布的过程中。如2014年4月，吉林省档案馆公开了若干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历史的资料，其中包括当年日本关东军制作的资料。中韩等“慰安妇”受害国家，也在加强交流合作，如吉林省档案馆与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合作开展了“慰安妇”研究，中韩学者还在进行“慰安妇”档案交流，合作建立专题网站。

在学术机构方面，早在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由“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苏智良任主任。目前该中心正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军侵华战争‘慰安妇’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并计划建设“慰安妇”资料数据库。2007年，该中心还设立了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向公众开放。此外，学界也多次召开相关学术会议，如2014年5月30日，“日军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会议在延边大学举行，推进了“慰安妇”问题的研究。

四、化学、细菌武器遗留问题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不顾国际法的规定，在中国残忍地实施细菌战与毒气战(化学战)，对中国军民造成重大杀伤。据资料统计，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2000次以上，遍及中国19个省市，造成10余万中国军民中毒伤亡①曾江:《当务之急:避免日遗化武造成更大伤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9日。。特别是日军还在中国遗留了大量化学武器，不时在中国的东北、华北等地发现，甚至引发群众伤亡。但战后日方对这些遗弃武器的销毁进展缓慢，对中国细菌战与毒气战受害者也一直没有赔偿。大陆学者从学术角度，对日军的细菌、化学战罪行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日军对华细菌战的研究方面，大陆学界有多部专著出版。如卞修跃《谁来驱散死神的阴影:战时细菌战与战后受害者诉讼》(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与郭成周等主编《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燕山出版社，2007年)关注了日军在华各支细菌部队的罪行及战后细菌战诉讼问题。金成民《日本军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全书达110万字，通过八编的内容系统考察了关东军731部队及其各支队、其他在华细菌部队、细菌战个案、特别移送的实施、对细菌战的审判及遗址保护等问题。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以图文的形式揭露了以日本关东军731部队为首的日本军细菌部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陈致远《日本侵华细菌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利用丰富的国内外史料，分别探讨了日军在东北、华北、华中及南洋地区的细菌部队在华开展细菌战的情况。解学诗编《战争与恶疫:日军对华细菌战》(人民出版社，2014年)则汇集了中日两国专家学者有关731部队及东北、常德、浙赣等地日军细菌战的最新研究成果。

对于臭名昭著的日军关东军731细菌部队，学界关注较多。如王维玲《食人魔窟:侵华日军731细菌战部队》(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与杨彦君《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贻害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两书，叙述了731部队筹划细菌战、建立庞大的细菌部队、研制细菌武器、将细菌用于实战等罪行。张正《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劳工政策》(《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4期)、陈致远《731部队的创建时间和历史名称考》(《武陵学刊》2010年第2期)、王玉芹《满铁卫生研究所与731细菌部队》(《东北史地》2012年第6期)、宫文婧《七三一部队对细菌战剂的研究、实验与选择》(《北方文物》2014年第3期)等文章，也探讨了该部队的创立及进行活人细菌试验、发动细菌战的罪行。此外，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也被大陆学者翻译出版，如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日本731细菌战部队揭秘》(骆为龙等译，学苑出版社，2007年)，作者通过挖掘中外史料及现场查证，揭露了731细菌战部队在中国进行活体实验以及细菌战的罪行。

由于日军在华细菌战涉及地区广泛，大陆学者分地区进行了个案研究。如吴永明《太阳旗下的罪恶:侵华日军上饶细菌战揭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对1940年和1942年日军细菌部队两次在江西上饶发动的细菌战，进行了揭秘性调查研究。在广东细菌战研究方面，有谭元亨编《日军细菌战:黑色“波字8604”——来自东方奥斯威辛的追诉》(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沙东迅编《揭开“8604”之谜: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及《侵华日军在粤细菌战和毒气战揭秘》(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等著作。冉炜君《魔鬼的战车——内蒙古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调查》(昆仑出版社，2005年)与赵玉霞《侵华日军在呼伦贝尔进行的细菌毒气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则关注了日军在内蒙古地区实施细菌战的情况。有学者研究了华北等地的细菌战，如谢忠厚《中国华北的细菌战——日军1855部队细菌战华北受害情况的调研报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及《日军鲁西霍乱作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陈致远《1943年日军鲁西细菌战及其死亡人数》(《抗战史料研究》2014年第1期)等。还有多名学者探讨了日军在中国南方的细菌战，如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日军在浙江细菌战专题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是系统研究日军在常德与浙江细菌战实施情况的专著;丁晓强等《关于浙赣地区日军细菌战的调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通过在浙赣地区进行长期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受害者的口述经历和受灾事实等一手资料;吴永明等《侵华日军江西细菌战的危害与战争遗留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包晓峰《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综述》(《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4期)、陈致远《侵华日军在中国南方实施的细菌战》(《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及张华《对日军兽医部队参加滇西细菌战的历史考察》(《武陵学刊》2015年第3期)等，则分别探讨了日军在中国南方各地区实施的细菌战及其危害。

在细菌战资料方面，大陆学者投入不少精力进行搜集整理。如谢忠厚主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细菌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通过大量调查，涉及日军“北支(甲) 1855部队”的组织系统及其进行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证等资料。李晓方编《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通过采访百余位浙江、江西等地细菌战受害幸存者，揭露了日军的残暴罪行。王国栋编译《日本细菌战战犯伯力审判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收录了原苏联审判日本二战细菌战犯的正式材料。鲍海春等编《侵华日军细菌战资料选编》(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年)包含对日军细菌战的调查采访记录和照片、防疫专题档案等。201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谢忠厚编著《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调研报告》。该书通过实地调研及丰富史料揭露了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编制和分布、细菌实验和活杀解剖及实施细菌作战的罪行，并附有日军细菌部队的有关史料。王希亮等编译《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全面搜集整理了日本、美国、苏联有关日军731部队的建立过程、组织结构及其在中国实施细菌战情况的资料。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推出了“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丛书”，包括张华编《罪证: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史料集成》、朱清如编《控诉: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等有关常德细菌战的资料及口述史料汇编。浙江省档案局等编《日军侵浙细菌战档案资料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及赵福莲《义乌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则系有关日军在浙江细菌战的档案与口述资料汇编。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与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的大型专题丛书“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实录”(共60卷)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丛书分为学术成果与文献资料两部分，具体包括《七三一部队旧址调查与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名录》《美军调查日本细菌战总结报告书》《七三一部队见证人口述史料集》等，全面揭露了日军在华细菌战的罪行。此外，金成民等编《日本军细菌战原队员证言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也是珍贵的日方史料。

还有学者从宏观上关注了日军细菌战。如张启祥《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炭疽战初探》(《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赵德芹《日本天皇裕仁与细菌战》(《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谢忠厚《日本侵华细菌战伤害中国军民人数问题之研究》(《武陵学刊》2010年第5期)、王希亮《日本发现细菌战新资料的主要内容、史料价值及其意义》(《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罗运胜《侵华日军细菌战理论探析》(《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等，从多方面考察了日军细菌战实施过程、相关研究情况、资料内容和价值，以及中国伤亡人数等问题。

在学术机构方面，早在2001年4月哈尔滨市社科院即成立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史研究所(731研究所)，同年9月湖南文理学院组建细菌战罪行研究所。2012年，哈尔滨的731研究所改组为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并已先后举办了五次有关731部队罪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美国解密日本细菌战档案调查研究”。湖南文理学院是国内研究细菌战的学术重镇，曾联合日本、美国等国学者对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资料进行了系统收集，为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建立了口述历史档案。该校在2002年、2006年及2015年相继召开了三届细菌战罪行国际研讨会。此外，2014年，该校陈致远的团队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南方地区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这一课题分为中国南方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研究、侵华日军细菌战资料数据库建设等五个子项目。

在日军对华毒气战研究方面，国内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亦有丰富成果。步平《毒气战:追寻恶魔的踪迹》(中华书局，2005年)通过调查与档案叙述了日军侵华期间推行毒气战的罪行及战后销毁与索赔问题。朱建新、高朝廷主编《日本侵华战争化学战及战后问题研究》(兵器工业出版社，2010年)对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研究和生产、化学战作战经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夏治强《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调查与销毁处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年)介绍了日本化学武器生产与在中国的使用概况。李东朗等《裕仁天皇和日军罪恶的化学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2期)、龚娜《昭和天皇在日本侵华时期实施生化战的责任》(《历史教学》2010年第12期)对裕仁(昭和)天皇与化学战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江峡《残暴罪行:二战时期日本对中国的生化战》(《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余戈《日军防毒具与对华毒气战》(《世界军事》2006年第8期、第9期)、谢忠厚《日军对华北抗日部队实施毒气战史述》(《抗战史料研究》2014年第1期)、刘庭华《侵华日军使用化学、细菌武器杀害中国人民述略》(《日本侵华史研究》2015年第4期)等文章，也系统论述了日军的化学战。

高晓燕长期研究日军在华的化学战问题，其著作《施毒与清毒:战时化学战与战后化学武器的处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揭露了日军施毒罪行，并叙述了战后中国人民遭受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的现状。她还曾先后发表《论日军习志野学校及在中国东北的毒气试验》(《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日军对东北抗日武装使用毒气考》(《世纪桥》2008年第11期)、《论日军在东北准备生化战的罪行》(《日本侵华史研究》2010年第3期)及《日本否认化学战及遗弃化武责任问题剖析》(《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2期)等文章，对日军化学毒气战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于日军在华遗弃的大量化学武器，当前仍需日方提供当时详细的档案，以便对这些武器进行摸底清理，避免造成人员伤亡。

在毒气战资料方面，谢忠厚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毒气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搜集了侵华日军华北毒气战的部署、用活人做毒气战试验与训练、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实施毒气战的过程等大量档案资料。纪学仁编《侵华日军毒气战事例集:日军用毒1800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则论述了侵华日军准备和使用化学武器的概貌，用全面翔实的1800个事例还原了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史实。此外，2005年9月，首届“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

五、掠夺劳工问题

日本侵华期间，曾大量强征中国劳工，或逼迫其在中国为日本充当苦力，或将其押运到日本的企业工厂中强制劳动，劳工的总数量达到千万人次，其中被强制赴日者有近4万人。中国劳工遭受了各种非人待遇，死伤颇多。日军此举引发战后中国劳工向日索赔，成为战后遗留的重要问题之一，但日方对索赔要求多持消极应付态度，索赔胜诉者甚少。2015年，日本三菱公司决定向战时强迫赴日的3000余名中国劳工道歉并赔偿，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大陆学界从多方面讨论了日本战时在华掠夺劳工的问题。

学界对于日军掠夺劳工问题的关注起步较早，并已出版多部专著。如居之芬等《被抹煞的生存权利:战时强制劳工与战后劳工诉讼》(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揭露了日本侵华时期实行的强征劳工的暴行及中国受害劳工对日本的索赔历程;居之芬《1933.9—1945.8日本对华北劳工统制掠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运用中日史料全面叙述了日军战时对华北劳工统治的决策和实施情况、掠夺手段及华工遣返问题;梅桑榆编著《日军铁蹄下的中国战俘与劳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及《中国战俘劳工录(1931—1945)》(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全景再现了1000多万被诱骗与强征的中国战俘与劳工悲惨的遭遇;李秉刚等主编《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罪行图证》(中华书局，2005年)用丰富的图片介绍了日本掳掠中国劳工从事各种强制劳动及劳工抗争的情形;居之芬等编《抗战期间中国劳工伤亡调查(1933.9—1945.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系作者在全国各地对日军掠夺劳工情况的调查报告，并附有18万余字的证据史料;解学诗、李秉刚《中国“特殊工人”:日军奴役战俘劳工实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则对大约20万名中国战俘劳工在日军的军事工程中和煤铁企业里遭受奴役的情况进行了深刻揭露，并附录了部分日本档案和战俘劳工的口述资料。

有学者编辑了部分劳工的口述史料，以便读者了解当事人讲述的真相。如朱妙春主编《劳工血泪史》(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描述了28位在二战期间被日本掳掠的中国劳工受迫害的史实及劳工受害者对日索赔问题;何天义主编《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共五卷，齐鲁书社，2005年)通过实地走访被强掳到日本的500多名中国劳工，详细介绍了日军对中国劳工的残酷剥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劳工血泪》(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依靠当事人的回忆，记录了日本掠夺劳工的罪行，其中包括《虎林伪满劳工初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里的劳工》等文章;花岗受难者联谊会编《花岗劳工证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则是被日本强掳到花岗的中国劳工及其家属叙述的劳工在日本被迫害的经历;此外，《河南文史资料》2011年至2014年还分四期连载了王留柱的《百名二战被掳中国劳工实录》。

关于日军掠夺劳工的史料，各地档案馆多有收藏，大陆学者也进行了汇集和整理。如何天义主编《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奴役劳工》(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包括日军奴役华北劳工情况综述、调查与控诉、日伪华北劳务统制档案文献的资料选编等。特别是沈强主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藏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档案汇编》(共6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汇辑了旅日华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收藏的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档案。相关档案由日方于二战后组织人员用日文编写，包括日本35家企业的124个事业场的373份报告和日本外务省备忘录、报告书32份，共405份，计3万余页，是研究日军奴役中国劳工历史的珍贵资料。

日军在华掠夺劳工涉及区域广泛，因此有学者从不同地区考察相关情况。如对于日军曾在东北大量掠夺奴役劳工的历史，李秉刚等《日本在东北奴役劳工调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通过对幸存劳工亲身经历和典型事件的实证调查，全面揭示了日本骗招、强征以及在东北残酷奴役中国劳工的真实历史。王晓峰《东北沦陷时期日军对中国劳工的掠夺和残害》(《东北亚研究》2007年第4期)、沈一民等《侵华日军富锦要塞群中国劳工调查报告》(《东北史地》2008年第3期)、王国君《口述视角下的伪满劳工》(《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等文章也探讨了日军迫害东北劳工问题。华北、华南也是日军掠夺劳工的重灾区，学界研究较多，如周进《日军强掳北平劳工述论》(《北京党史》2007年第6期)、居之芬《论日军强掳虐待华南强制劳工的罪行》(《民国档案》2010年第4期)及于琳琳《浅析1943—1945年的掳日劳工——以青岛港输送的劳工为主》(《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25期)等文章。居之芬《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骗招入满华工的地位与待遇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及王强《日军操纵的新民劳工协会的活动》(《外国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等，则探讨了日军掠夺劳工的政策及方式。

针对日军在大同煤矿强迫劳工开采，造成“万人坑”的惨痛历史，大陆学者出版了多部研究著作。如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编《抗日战争时期大同矿工口述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和《抗日战争时期大同煤矿“万人坑”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周国兴《日本侵华时期大同煤矿万人坑调查》(九州出版社，2015年)等，通过口述采访、实地调查及扎实考证，全面反映了日军掠夺、残害大同矿工的滔天罪行。对于其他地方的“万人坑”问题，李秉刚编《万人坑——千万冤魂在呼唤》(中华书局，2005年)将散布在全国各地较有影响的“万人坑”的概况整理出来，有力地揭发了日军的暴行。此外，还有文章涉及战后劳工诉讼问题，如郑京辉《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强掳劳工民间诉讼的困境与突破》(《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4期)等。

除了以上热点遗留问题外，大陆学界对于日军战争责任、重庆大轰炸、平顶山惨案等日军战争暴行的研究也比较多，在此不一一赘述。还有学者对中日战争遗留问题进了综合研究，如吴广义《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昆仑出版社，2005年)、苏智良等主编《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和赔偿问题》(商务印书馆，2005年)及卞修跃《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研究》(团结出版社，2015年)等书，皆涉及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细菌部队等多个遗留问题。张宪文主编《日本侵华图志》(共25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也有多卷涉及南京大屠杀、细菌战与化学战、“慰安妇”、劳工掠夺等专题。对于战后遗留问题，大陆学界多次召开研讨会，并有相关课题及专门论著出版，如管建强2010年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法视角下的中日战后历史遗留问题研究”等。对于战后索赔问题，则有袁成毅《谁来承担战争责任:中日赔偿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及苏智良2005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研究”等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自2004年决定开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课题调研，通过查阅搜集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及开展实地调查，对抗战时期中国的人口与财产伤亡进行详细总结。自2014年起，该调查开始按照各个省份的调研，分A、B两个系列陆续分批出版，总数将达300册，包括调研报告、专题研究、档案文献资料、口述资料、大事记等若干部分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开始分批出版》，《光明日报》2014年9月27日。，对上述中日战后历史遗留问题也有大量涉及。

六、结语

日本在二战后屡屡不认同侵略历史，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途径企图否认侵略历史，推卸战争责任，对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也持消极对策，直接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为此，大陆学界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应该尽量摆脱外交、政治及民族感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继续加强相关实证研究，公正看待这些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素来有“纪念史学”的传统，每逢重大节日都会掀起纪念研究热潮，尤以2005年与2015年更为突出，相关著作及会议层出不穷，在这种研究热的背后，日本部分人士却对中国的抗战研究成果质疑不断。因此，作为史学研究者，我们还是应该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来研究这段历史，用扎实严谨的考证及丰富可信的史料来反驳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的行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为此，笔者以为，还应推进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强中外史料整理，抢救口述史料

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因现在仍有见证者在世，故加强对这些亲历者的口述采访，迫在眉睫。当前学者们虽然进行了一定的口述采访，出版了一些史料，但随着受害人逐渐老去，见证者会越来越少，需要全国各地研究人员协力对这些见证人进行采访、展开社会调查，合力编写史料集。如据报道，被日本强制运往日本的近4万名劳工，在世者仅有700余人，急需对他们进行访问调查，这项工作在未来的对日索赔过程中也将发挥作用。同时，各地档案馆中收藏有大量日军细菌战、“慰安妇”等史料，除东北三省的档案集中出版外，其他分散于各地档案馆的遗留问题史料仍需整理归类，尽早开放出版。除了当事人回忆外，散见于《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报纸、期刊的有关资料同样数量庞大，需要学者搜集出版，同时应该充分利用当前日渐增多的近代史数据库资源。

中国学者的研究还应广泛利用日文史料。受语言等原因限制，当前部分研究成果对日文资料利用甚少，影响了研究的深度。除了日本开办的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外，日本公文书馆、外务省史料馆和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及各高校的档案馆、图书馆也收藏有丰富的相关史料，需要中国学者加强翻译引进，特别是搜集记载日军侵华罪行的档案资料。当然，搜集引介的过程难免会遇到日方不愿开放档案的问题。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当时西方的报刊、档案及在华外国人的日记、回忆录中也对这些遗留问题有大量记载，英国、美国及俄罗斯等国的国家档案馆更是有丰富收藏。当前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外文史料翻译出版得较多，其他诸如“慰安妇”、细菌战、劳工等问题的西方档案史料仍需加强翻译出版。在这方面，张宪文主编的近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可以说是其他遗留问题编辑资料需效仿的模板。类似的史料集是学者研究的基础，也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步骤。

2.加强中日韩合作研究，推动海外成果的引进与中方成果的海外传播

因战后遗留问题直接关系到中日韩三国，故三国学者应利用各自资料、学科优势，加强相关研究。之前三国学者曾共同编纂并出版了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有专门一节叙述了日本军队对中国民众的残暴行为，记载了日军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与劳工、发动细菌战及化学战等事实，可谓是中日韩学界的基本共识②参见《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编:《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8—140页。。在此基础上，2013年，三国学者又出版了《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上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需要特别加以介绍的是，2006年起，步平、北冈伸一等中日学者开始联合从事中日历史研究;2014年10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的中文版和日文版同时出版，其特色是中日双方就相同内容分别撰写，其中差异由读者评判。《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的“总论”中这样说明双方学者间的差异:“中方学者重视近代中日两国之间发生一系列问题的原因与本质，日方学者倾向于探究问题发生的过程。”①步平、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总论”第2页。此种差异同样反映在双方对历史遗留问题的研究中，故还需要中日研究者进一步沟通、协调，尽快推出两国学者都能认可的成果。

中韩均为日本侵略的受害国，应该继续争取将“慰安妇”档案加入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大陆学界还应关注韩国学界对这些遗留问题的研究，并重视对韩文相关档案资料的利用。同时，大陆学界更应重视日本学界对战后遗留问题研究成果的翻译引进，因为他们的研究对日本民众有更直接的影响，增进这方面的了解也可加深中国学者的研究深度。目前大陆学界对日方钓鱼岛问题研究的翻译引进较多，其他方面则相对较少。不可否认，中日双方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或多或少会带有民族感情和主观色彩，这也影响了研究论著的质量，而作为第三方的欧美学界的研究则相对客观公正。因此，还应注重了解诸如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拉纳·米特(Rana Mitter)等欧美学者的最新成果，从中了解西方学者对这些遗留问题的看法，并及时翻译引进国内，加强中西学界的对话。当然，也不能忽视台湾学者在战后遗留问题上的研究贡献，他们多利用“国史馆”“党史馆”及日本政府档案等一手档案史料，部分成果值得借鉴。此外，大陆学者的相关成果应翻译成英文、日文等在海外出版，扩大中方成果在海外学界的影响，取得西方主流学界的认同，进而加强大陆学界在相关领域的学术话语权，并应特别重视相关翻译成果在日本民众中的传播。2015年，南京出版社推出了张宪文等《南京大屠杀史》的英文版和日本版，在海外发行，其他有关中日战后历史遗留问题的中文研究论著也应做好类似的翻译推广工作。

3.推进相关细节研究，努力使学界研究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大陆学者对前述战后遗留问题愈发关注，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但现有研究多是宏观叙述日军暴行，加之民族感情及资料因素，尚缺少中日学者公认的有分量的著作，故相关研究还是应该从档案出发，并运用计量史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推进细节及地区个案研究，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特别是应该加强对日文档案的利用。如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应根据新发掘的史料，在确定30万人以上的基础上，继续考证更加精确的遇难人数，但亦不能一味地、无根据地提高数字，在受害“慰安妇”、劳工等数字上也应进行详细考证。针对越来越多的由细菌战、“慰安妇”、赴日劳工等问题引起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学者应与之配合，推进相关实证研究，为其提供学术资料支持。由于中日战后历史遗留问题的敏感性，相关通俗史学、口述实录作品比比皆是，但其质量却良莠不齐，更有甚者还歪曲史实进行炒作。专业学者有责任通过扎实可靠的研究论著，及时更正通俗作品中的历史错误，以免被第三方恶意利用。同时，大陆学界的中日战后历史遗留问题研究，还应注重面对普通读者，在追求历史真相的同时，出版通俗易懂的著作，以利于民众了解这段惨痛的历史，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不可忽视的是，当前处于互联网时代，除了历史教科书及学术研究论著外，大陆学界还应注重在网站、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向广大青少年介绍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并借以纠正部分民间史学者的错误观点。

目前大陆学界从事中日战后遗留问题研究的人员，以若干长期从事此项研究的中年学者为主，部分研究带有较强的区域色彩，故还需青年学者多加关注，扩展研究视野。有关部门在国家、省部级课题申报上应适当向这类项目倾斜，鼓励硕士、博士研究生从事相关研究，以做好学术研究的继承与延续。此外，各地高校与科研单位的学者还应打破区域、资料的界限，优势互补，推进对上述问题的联合研究，南京大学最近牵头成立了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即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100006)

(责任编辑赵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