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历史文化若干问题刍论

张效民

中华历史文化若干问题刍论

张效民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根，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学习和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识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程，认识民族文化的特点，清醒、理性认识中华历史文化的内涵与特点等一些基本问题，认识中华历史文化的发生、发展，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对于我们今天明确从中继承什么、坚持什么、扬弃什么；对于提升个人的视野、境界和综合素养、守护民族的精神家园，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文化自信；对于凝聚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实现伟大的“中国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文明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各族人民筚路蓝缕，历经千难万苦，创造了举世闻名、辉煌灿烂、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有理由为此而骄傲、自豪。

所谓中华历史文化，指的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文化。具体说，就是指从生活在中国大地上各民族起源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这个漫长历史阶段中的历史文化。中华历史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涉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和基本概念，如中国人的起源、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与中国、文明与文化、历史与文化、文化与人文、中华历史文化的内涵与特点等等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做出适当的界定和说明。

一、关于中国人种的起源和民族形成、发展问题

关于中国人种的起源需要从人的起源问题说起。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聚讼纷纭的问题。达尔文在《物种的起源》中，论证了人是由猿长期进化而来的。但是，对于人类起源何地，以现在的研究水平，还存在诸多不同的认识。西方学者多主张起源于非洲，认为人类祖先自非洲发源后，经过极其漫长的年代向世界各地迁徙繁衍，形成今天的人类。还有一些学者包括我国学者则主张人类起源的多元性，认为亚洲尤其是亚州南部地区也是人类起源地。［1］也就是说，包括我国南部地区也是人类的起源地。

关于我国人种的起源及发展，截至目前，苏秉琦先生主编的《中国远古时代》是最为权威的著作。［2］概括地说，经过100余年艰辛的发掘和考证发现，在当今我国广袤的国土之内，在800万年以前，就有与早期人类关系极为密切的禄丰古猿在活动。300万年至100万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的遗迹。距今180万年前的陕西南部芮城县西侯度遗存中和距今170万年左右的元谋人都已经懂得用多种方法制造石英石石器并用火。距今100万年左右又有河北小长梁石器文化和蓝田人、匼河文化。距今70万年至23万年的北京西南郊周口店北京人，以及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和县人、沂源人、南召人、郧县人、郧西人等等。2015年10月我国考古人员公布，在属于华南地区的湖南道县福岩洞发现距今12万至8万年前的47枚东亚现代人牙齿。填补了东亚现代人起源和演化研究的空白，证明“我国华南地区甚至有可能是现代人类出现和演化的中心区域”。以上这些文化均属于旧石器早期的人类活动分布情况。由此看来，我们大致可以说，我国极可能是人类的重要起源地，而且，我国人种起源地可能也是多元的。

考古学家把距今300万年至1万年这个漫长的人类发展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这个时间段落又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人类在这个时期中的经济生活，主要是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以采集、渔猎等方式来采集食物。用做工具的就是人类制造的较为简单的石制工具。此期的文化成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能够制造石器；二是能够使用火和管理火、人工取火。这说明人类在这个阶段对于器物和火的作用与制作方式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是人类智力进化的成果。此时的社会管理构架是普遍的母系社会。考古学界一般把距今1万至4千年的历史时期称为人类的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般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陶器；出现原始农业、养畜业和手工业。

我国大约在1万多年前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我国地域辽阔，地跨不同的气候带，自然地理和气候环境存在巨大差异，我国人类进入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可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一是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有大地湾遗址、上山遗址、半坡遗址和大汶口遗址等。二是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2014年11月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中发现了距今1.2万年以前的水稻遗存，且稻壳已有1.8-2.2万年。三是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

新石器时期也分早中晚三个时期。大约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考古学上所称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遗存分布极为广泛，遍及今天我国从东到西、由南及北各类地域。其年代大致相当于我国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经过数百万年经验的积累，人类进化呈现日新月异的姿态，我国已开始进入阶级社会，社会的统治构架从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由部落社会转变为早期邦国或称早期国家。人类诸多观念形态的东西已经形成，生活发生质的变化，已经能够构建大型城市，人们聚族而居，私有制已经产生；为争夺领导权和人口的战争频繁不断，形成了炎帝部落、黄帝部落和蚩尤部落以及南方的百越民族。

部落集团的形成，标志着各部落集团内部已经形成初步的民族形态。各部落集团各自拥有较为固定的生活区域和信仰、生活习俗相同的人口；民族融合、同化的趋势一旦形成，就成为中华古老大地上威武雄壮的历史潮流。经过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联盟联合击败蚩尤部落集团以及炎黄部落之间的长期战争，传说黄帝“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3］这些数不清的以掠夺土地、抢掠人口财物、保障自身发展壮大和安全的战争加速了各部落的融合与同化，形成以固定地域为共同生活、发展基础的早期国家形态，也形成了华夏民族。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除了农业的快速发展，制陶技术、城市建筑技术也有大的发展。

再经过夏、商、周、秦、汉历代王朝的长期经营，华夏民族在继续同化了东夷、楚、苗蛮、百越、戎狄等部落集团和民族之后，完成了从华夏民族到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转化。再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南北东西各民族融合趋势进一步深化，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占全国总人口95%以上的主体民族——汉族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4］

二、关于中华历史文化几组基本概念的说明

（一）中华与中国

“中国”和“中华”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或者“中华”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在历史上，“中国”一词产生较早，范文澜先生曾指出：“中国这一名称，早在西周初年，已经用以称呼华夏族所居住的地区。”［5］古人称“中国”，既有地域代称之意，也包含了民族指称的内涵。王和先生也说：“秦以后的观念仍然以华夏之国为中国。”他引唐代孔颖达为《左传·定公十年》“华夏”所作注文：“‘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可知‘中国’与‘华夏’是二而一的概念，二词的合一便是‘中华’。”其后凡是汉族建立中原王朝的时候，或者汉族人士为了反抗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者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中国”概念，均是指汉族之国。［6］但是，在历史上一些特殊的时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政权也被其他地方政权称为“中国”；至于元、清两代少数民族统治王朝，也因其实力强大，又取代汉族政权入主中原，因而也自称“中国”。这既是历史事实，也符合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文化观念，是应该肯定的。我们不应囿于几千年前“华夷之辨”的过时观念，否定历史既成的事实。

关于历史上“中国”与现在中国之区别，王和先生也指出：“今天的‘中国’概念并非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历史上‘中国’与‘中华’一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指华夏族之国与汉族之国，今天的中国则是指包含中华各民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7］这个区分符合今天我国国家民族构成的实际状况，体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既是准确的，也是我们在研究和传播中华历史文化时应该十分注意的。

（二）历史、文明与文化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人类诞生发展的历程以及人类活动的遗存与记录的总和。前者是本来状态、真实的历史状态，后者是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记录。人类的过往历程、那些活生生的历史原貌不可复现，后人对于历史的研究只能靠历史的记录和考古的发现。有文字以后的历史事实也只能选择性记录。再加上兵火战乱、虫蠹鼠咬、水灾湮灭等对于这些文献的毁灭，能够留存传播至今的历史典籍也是有限的。还有就是作为历史记录者的史官的立场、态度也会给历史的记录带来影响，从而影响史事记录的真实性，凡此种种，都给后人的研究带来无穷的问题和困扰。因此，比之于人类诞生、发展的本来面貌，这种经过人选择甚至改造过的历史记录，其真实性自然就大打折扣了。尤其权力介入历史记录之后，历史的真相往往会被扭曲、改写甚至伪造。但学习历史文化，在于从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的基本事实中得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得到启迪与滋养，而不是仅仅要还原历史文化及其发展变化的原初面貌。

文明与文化是两个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的概念。按照《辞海》的解释，文明有多重含义。一种“犹言文化。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有一个义项，“指人类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而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文化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社会意识形态”。可见，“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部分内涵重合，在人类学、考古学意义上，可以见到不少著作中往往是“文明”、“文化”并用。这是因为在远古时代，人类发展的状态是一种综合状态，这些状态中，既包含了物质财富的创造，也蕴含着早期人类认识能力的提升和精神产品的产生。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区别，这种区别随着人类发展进步的加速而愈益清晰。

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区别，葛兆光先生根据德国学者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的观点说：“可以把‘文化’和‘文明’做一个界定和区分，即‘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因此，它没有高低之分。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8］由此，我们可以说，“文化”是发展的特质的方面，偏重于内在的东西、精神方面；而“文明”是表达发展的程度状况、程度的指称，偏重于物质方面。

（三）人文与历史、文化、文明的关系

“人文”是指人类社会中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行为规范等等的总和。“人文”与文化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是不能截然区分的。因此，现在诸多学者的著述中往往把文化、文明和人文混合运用。如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中论述中华人文精神，就大量使用历史、文化、文明资料和术语。［9］栾栋主编的《人文学概论》在其第二章“人文学的古根远源”中把我国历代“艺文志”“太史学”“体道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渊源。［10］这些事实，也都说明人文和历史、文化、文明概念的根深蒂固、难于简单剥离的内在联系。明确以上基本问题，可以看出，我们所说的中华历史文化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

三、关于中华历史文化的核心内涵与特点

中华历史文化是植根于中华大地的特殊生存环境而发端、在中华域内各民族相互交流、冲突、融汇、发展而成的历史文化，也是在与各种类型、特质文化的冲突、交流中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因而，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鲜明特点。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面貌。

（一）中华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中华文化不仅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且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由于中华文化本身的丰富性和学者们所占角度的不同，关于中华文化的核心的概括可谓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金开诚先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四个思想核心，就是“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知道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11］张岂之先生在《中华人文精神》中将其概括为“人文化成”、“刚柔相济”、“究天人之际”、“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经世致用”、“生生不息”。［12］在《“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中，张先生又明确提出：“‘道’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他指出，先秦时期的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阐述了自己独特的“天道”与“人道观念”，而孔子则更为集中阐释了“人道”的观念，并以“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话表达了对于“道”的执着追求。［13］欧阳中石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仁、德、礼、法、化、和”。他说：“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要尚仁德，尊礼法，要通过‘化’的办法，最终达到‘和’的境界。”［14］钱逊先生则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义、群、和、礼、耻”。他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是讲做人，而为人之道的核心要求可归结为义、群、和、礼、耻五点。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崇德、乐群、贵和、守礼、有耻”。他认为“这五点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15］而袁行霈先生则从人文精神、崇尚群体、中道平和、整体思维自强不息开放兼容来描述中华文化的内涵。［16］在2015年9月27日孔子故里曲阜召开的世界儒学大会上，来自世界15个国家150余名儒学学者经过充分讨论，认为“天、道、人”是中华文化的内核；而“德、礼、孝”则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多元性、秩序、公共性、软实力”则成为儒学的时代维度。［17］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学派，世界儒学大会对于中华文化内核的讨论，对于加深世界对于中华文化的理解认识，对于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传播，意义无疑是广泛深远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试图以几个简单的概念来概括确实很困难。数千年以来以至今天还在深刻影响、支配着中国人思想理念、精神气质、行为方式的重要思想观念和凝聚着古人智慧和千百年积累下来的社会、人生经验，比如对于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和向往；对于宇宙、自然起源与天人关系的不懈探索；博大精深、无比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安定有序的社会建构的制度设计；高尚人格精神、道德情怀的养成和追求；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上善若水、行方智圆的人生智慧；集智聚力、上下一心的团结凝聚精神；愚公移山的艰苦奋斗精神；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等等。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瑰宝，是我们国家今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对个人自身修养素质的提升、心灵的净化、精神家园的坚守，也提供了重要借鉴和启迪。

（二）中华文化的特点

葛兆光先生认为中华文化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汉字的阅读、书写和通过汉字思维；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汉族中国文化里面“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中国最有趣的阴阳五行；中国天下观念，用现代的话来说，中国古代的世界观，跟其他国家和民族很不一样。［18］而陈来先生则概括中华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四大特点：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19］

（三）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

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五千年未曾断绝的文化。世界上自人类诞生以来，曾经产生过无数的文化形态，最为著名的有包含中华文明在内的罗马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等四大文明以及美洲的玛雅文明，但是除中华文明之外，其他古代文明，全都消亡在历史的云烟深处，［20］唯有中华文明、中华历史文化绵延不绝，流播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滋养着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越来越深刻和广泛影响着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着中华文明和中华历史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

中华文化这一产生于东方大地的文化，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活力？这种活力产生的内在动力何在？余秋雨先生著文说，中华文化之所以“长寿”在于八个方面的原因：体量自觉、自守自安、力求统一、惯于有序、简易思维、以德为帜、中庸为轴、特殊门径。［21］概括地说，余先生是认为中华文化之所以五千年未曾断绝，是因为在中华区域中生活的人群感受到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因而满足于此而自守自安，没有外向扩张的意图。在内部又追求和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有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中高扬道德的旗帜，坚持中庸的处世之道。而隋唐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则以科举这一制度性安排来笼络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实际上也促成了全社会重视教育、传承文化的风气。余秋雨先生所概括的几个方面，已经成为传统中国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思想和全体社会成员个体所共同遵循的思维和生活行为方式。这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共同价值观基础，也是中华文化历久不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重要原因。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几个角度来考察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原因。

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来考察，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生活在四面屏障、相对封闭的区域内。尽管汉代张骞“凿空西域”，打通了中华帝国与中东地区和西方世界的联系，但是交往和影响也仅限于商业贸易，所谓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一条商业贸易之路。由于地域遥远，中东的阿拉伯势力和西方世界不能构成对于中华帝国的威胁，其文化的影响力也是较为微弱的；尤其是在那几千年中，世界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处于较低水平，中华民族由此远离可能来自四面八方的生存威胁。这是老天赐予中华民族的一块生存发展的宝地，有利于民族的生存发展、文化的发生和繁荣，是中华文化得以“长寿”的地缘因素。

从中华民族生存区域内部看，境内河流纵横，山川绵延，形成一个又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气候单元，成就了中华各族人民生活环境的多样性和民族习俗、性格和文化的多元性。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民族是从广义的中原地区发源、发展后，再向四面八方扩展起来的。同时，东南西北的各民族也多次向中原内地渗透，带来了各民族文化在区域内部的相互交融。多样性地理气候环境也就为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各民族人民的生存发展创造了适宜的条件，也孕育出中华文化各种构成因素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不平衡性又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文化内部各种构成基因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相互启发，相互包容，既保持了主流文化的主体性，又在丰富性、多样性和开放性中汲取了生生不息的活力，使中华文化充满着蓬勃的生机。

从中华历史文化的制度载体来看，古人依据天人合一的观念设计出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在古人看来，天是至高无上的，而国君、王或者皇帝是天子，是至高无上的。而国王的官吏，与国君、王或者皇帝的关系也就具有父子般的家庭伦理关系。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这样一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亲缘关系为核心、为支撑的家族血缘宗法文化。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根据“家国同构”理念而设计出来的。这种制度体系，把人们牢牢固定在各自的地位中，具有超级的稳定性，又具有极强的抗冲击能力。中华文化就是在这样结构中形成、发展和固化的，这个制度结构不瓦解，依附于这种制度、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文化也就不会消亡，这是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的制度原因。

从中华文化的物质载体方面考察，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历代官方和民间社会都非常重视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的典籍的保存，重视书籍的写作和流传。在中国历史上，官方即重视修史。传说从帝尧开始，即设立史官。古代既注重当代史的记录，也重视图书的收集与整理和传播，在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传承。比如，汉朝颁布《熹平石经》，置于太学，以资流布。唐太宗令褚遂良等编撰了《初学记》，令李善等六大臣为《文选》作注，以资流传，统一理解。北宋灭南唐、后蜀后，都收集大量图书运回东京汴梁，充实了皇家图书，同时，组织力量修撰《新唐书》等。此后各朝各代继承传统，持续修书，留下了《永乐大典》、《图书集成》、《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和二十五史以及汗牛充栋的各类著作。这些举措对于中华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

自孔子删定《六经》开始，形成了典籍整理和著书立说的传统。大臣著书蔚然成风。秦朝吕不韦著《吕氏春秋》、汉朝刘向著《说苑》、《新序》等等。私家著史、著书也是一种风气。从司马迁开始至欧阳修、司马光、宋敏求、范镇、都私人修史、著书；一般文人视著书立说为“名山事业”，是扬名后世的大事，总是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作品刻印出来，流传下去。到南宋时期，随着木版印刷技术进步，出现诸多以刻书为业出售牟利的书铺，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中国民间还有聚书、藏书的传统，唐宋以来，民间私人藏书家代有其人，甚至在有的时候，还可与皇家藏书相媲美。典籍的编撰、刻书事业的兴盛，既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也满足了士子学习的需要，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凡此种种，都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保存和流传。

中华文化的传播，还有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传播途径和方式，那就是人口的迁徙。迁徙移民是中华民族开拓创新精神的标志性体现。我们常常说中国人安土重迁，视背井离乡为巨大的苦难，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从黄帝时代开始，我们的先民们就经常主动迁徙，开创新的事业，如黄帝部落原本居住于今天陕西的渭水流域，此后向东发展，进入今天山西一带，并定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这已被今天的考古发掘所证实。历史上，殷人是经常迁徙的，甚至都城也是经常迁移的。周人亦然。这已被当代的考古发掘所证实。秦始皇平定岭南，收取闽中，设立岭南三郡南海、桂林、象郡和闽中郡，其南征士兵多安置在岭南一带，成为最早的成建制的军事移民。再比如晋代永嘉之乱、唐代天宝之乱和唐末中原混战、南宋南渡建立政权，大量氏族南迁江南、华南一带广阔区域，带来了中原文化，传承了中原文化的血脉，使中原文化加速在包括吴越、闽中、南粤广大地域中扎根、开花、结果。南迁氏族是中华文化精英世族，是中原文化的载体，他们与南方当地人群的融合，所携带的书籍与言传身教，都扩大了中华主流文化的影响范围，对于南方的开发和文明进步、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历代大规模移民运动，在文化发展交流史上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移民这一载体，把主流文化的火种撒播于四野八荒，对于非主流文化改造和提升的作用是很明显的。还有就是一批被贬谪在远离中原核心区域、或者深受中华文化浸润而到周边“荒裔”边远地区如岭南、新疆、东北任职的官员，他们对于中华文化传播、发展的贡献也是不可低估的。还有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人士因向往中国文化而留学中国，他们中有的在中华王朝任官，后来归国，成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推手，他们的贡献也不应该被忘记。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各种文化会产生双向的影响。比如，广东是一个沿海省份，较之于内地，接受西方海洋文化影响较早，思想开放也较早。以广东人洪秀全为领袖的太平天国起义，所宣扬的拜上帝教，就是洪秀全改造天主教教义而设立的。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22］体现出鲜明的西方思想的痕迹；晚清时代李鸿章派遣学童留学欧美，三批学童中，广东籍学童即占近三分之二，可见其思想之开放；而其后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引发戊戌维新运动；孙中山宣传革命思想，发动武昌起义，终于导致几千年以来封建帝制的覆亡，既是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冲击，也为中华文化的近代、现代发展转型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强大的活力。这就出现了几千年来未曾出现过的文化奇观，就是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带有海洋文化特点的近代新文化北上反向影响中华传统主流文化的崭新文化景观。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华文化也有着一些不容忽视、需要改变的局限。比如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形成根深蒂固的专制思想和制度，禁锢了人民“自由的思想”，强化了官本位意识，限制了科学的发展等等。中华文化所蕴含的种种负面的因素，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很难被克服和改造，“无论是佛教、三夷教、伊斯兰教，还是明清天主教，始终没有任何文化可以挑战和改变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所以，变化都是在传统内部的调整、适应、改革、变化”。［23］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山海的阻隔已经不足以成为国家安全的屏障。到了近代，1840年以来的100余年间，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沉重的大门，使古老中国突然面对数千年未曾经历过的崭新的文化冲击，面临着如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老中国的文化的坚实堤防也随之被冲垮，西学东渐，几千年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神圣不可动摇的东西，被冲击得摇摇欲坠；随之而来，辛亥革命发生，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轰然倒台；封建王朝变成了民国；传统帝国变成了现代国家；废科举、兴学校、男女平等；封建皇权政治变成了政党政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一切思想的、政治的、家族的枷锁被打碎；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更是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就使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面临着巨大的困局，进入一个不得不转型重构的崭新的历史时期。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便捷、深入；相互间的影响也比任何时候都要深刻、直接。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激发中华文化内在生生不息的活力，更需要注意辨识其中已然落后、不合时宜的因素予以扬弃，还要放眼世界，注重吸纳新知，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营养，才能完成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性的机遇，重新焕发出耀眼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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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晓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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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5706（2016）05-0065-07

2016-08-31

张效民，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