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香港激进力量社会基础研究

2016-02-13 03:46
特区实践与理论 2016年3期
关键词:民主党公民力量

林 伟

当前香港激进力量社会基础研究

林伟

当前香港激进力量进一步扩张:原激进民主派愈发偏激,温和民主派内部亦出现了激进苗头;年轻人组成的激进力量异军突起;一小撮极端“本土派”更是拾起“港独”思想。对政府极度不满的普通市民、黑社会势力以及以学生为主体的香港青年群体是支持香港激进力量的主要社会基础。鉴于香港激进力量对特区政府管治带来的极大危害,对港工作有必要统筹谋划、主动出击,瓦解支持激进力量的社会基础,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

香港;激进力量;民主派;本土派;香港青年

当前,香港激进力量进一步扩张,政治取态更为激进。在泛民主派内部,一方面,激进民主派继续走偏激路线,其程度与以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温和民主派内部亦出现了激进力量苗头,温和人士在民主党内受到严重排挤。同时,由年轻人(尤其是学生)组成的青年激进力量迅速发展,其发起的社会运动规模急速扩大、频率不断增加,对香港政府管治的破坏力丝毫不亚于激进民主派。而且,极端“本土派”更是拾起“港独”思想,图谋分裂香港。激进力量的扩张和愈发偏激无疑对推进香港特区管治联盟和政治联盟的建设以及争取香港同胞人心回归工作增加了极大的困难。因此,分析香港激进力量的构成及其对特区政府管治的危害,剖析支持他们的主要社会基础,并寻求消灭激进力量的方法,是当前对港统战工作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

一、当前香港激进力量的构成

目前香港激进力量主要由四大类别的人群组成:一是已经存在的激进民主派,二是近几年异军突起的持有激进政治立场的青年,三是非法“占领中环”运动后温和民主派内部显现的激进力量,四是具有强烈“本土意识”、近来被看作香港第三势力的香港“本土派”。

(一)原有激进力量:激进民主派

按照传统的观点,香港激进力量主要指的就是激进民主派。它是相对于主流民主派(温和民主派)而言在政治立场上走激进路线的泛民主派。当前属于激进民主派的政党包括人民力量、社会民主连线(以下简称“社民连”)和热血公民等组织。由于在政改争议、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矛盾以及对内地新移民的态度等问题上出现分歧,激进民主派分裂为左、中、右三个亚派别。其中社民连属于左翼,主张同情新移民权益;而曾狙击民主党的人民力量则走中间路线;热血公民转向右翼的本土派运动。

1.社民连

作为激进力量左翼代表的社民连,成立于2006年。其成立初期即以香港泛民主派左翼政治光谱为号召,辅以基层路线,并以“反政府”作为鲜明旗号。该组织以马丁·路德·金的“改变不会自动到来,而是需要经过不断的抗争”为蓝本,将政党的口号定位:“济弱扶倾,义无反顾,没有抗争,哪有改变。”因此,在政改问题上,社民连总是以落实彻底的“特首与立法会议员双普选”为己任,要求完全废除功能组别。社民连这种激进立场在2010年政改后的“五区总辞”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社民连不惜在补选中有可能无法取回原来21席立法会议席,联合公民党提出了“五区总辞、全民公决”议案,倡议每个香港立法会选区(即香港岛、九龙东、九龙西、新界东及新界西)有一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辞职,产生五个空缺席位,然后按照香港《立法会条例》进行补选。

尽管社民连在2011年初出现了分裂并导致内部最为激进的黄毓民一系另设“人民力量”,社民连的激进路线并未改变,依然通过激烈且不断翻新的方式吸引市民的关注。例如,2011年3月,在公开场合近距离袭击时任特首曾荫权,致其胸部肋骨受伤;2012年5月,为了增加影响力,梁国雄连同两名“人民力量”议员黄毓民及陈伟业,就《立法会议席出缺安排草案》展开“拉布战”,通过冗长发言和大量修正案拖延立法程序;2012年6月,社民连副主席吴文远藉借胡锦涛同志访港期间,尝试以各种方式向其示威;2013年3月,社民连与其他泛民团体成立真普选联盟(以下简称“真普联”),坚持在无须中央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任何人均可参与行政长官选举,反对先由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再从中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2014年,社民连若干成员在“七一”游行中火烧《“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以声援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以下简称“学联”)及“学民思潮”稍后发起的违法“占领中环”(以下简称“占中”)行动;在“占中”行动中,其成员李善之更是故意阻挠女警执行职务,暴力阻碍“占中”清场;等等。从上述一系列行动来看,社民连每逢大时大事都会组织成员使用各种激进手法引起政府和社会关注,这是其赖以生存的“法宝”。

虽然社民连行动方式甚为激进,但在对待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矛盾以及内地新移民的态度却相对友善。由于坚持“左翼”主张,社民连是激进力量中最同情新移民的组织。他们视内地为弱势,认为内地人是值得同情、关怀和给予援助的“弱势”群体,所以能够体谅、同情和包容内地新移民。因此,社民连反对以“港独”的手段争取诉求。

2.人民力量

由于民主党和民协等温和泛民主派政党支持2012政改方案,从社民连中退党的黄毓民所设立的“普罗政治学苑”与“选民力量”、“前线”、“进步民主连线”三个政治组织合并成立“人民力量”,意在发动“票债票偿”运动,在立法会选举中阻击被他们称为“伪民主派”的民主党和民主民生协进会(以下简称“民协”)。该政团在成立后不久的2011年区议会选举中,就成功阻击民主党、民协进入立法会。时至今日,人民力量仍然以监察民主党是否坚持民主原则、有无向中央政府妥协为己任。正如创党主席刘嘉鸿在解释为何人民力量加入“真普联”时就表示,他们需要“捆绑民主党”,防止泛民主派政党在失去其监察之下与中央政府或特区政府妥协。

人民力量虽然在对待温和民主派的立场上与社民连相左,但在黄毓民的影响下,该政团在激进路线上与社民连往往同呵一气,在很多政治议题上采用激进的手段引起民众的关注。自2012年开始,人民力量议员的黄毓民和陈伟业就以“拉布战”的方式将立法会会议延长了数百小时,并鼓励泛民主派议员离开议厅,令会议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会”。[1]而在2014年6月,为了阻挠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前期工程拨款,人民力量成员不仅带头冲击立法会,其主席袁弥明还将私家车横泊于立法会停车场出口近两个小时,阻碍建制派议员离开会场。在2014年的非法“占中”行动中,人民力量甚至在尖沙咀和中环闹市中举行汽车游行、单车游行,试图瘫痪交通。

而在对待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矛盾问题上,人民力量走的是中间路线,或者说在政治取向上,有时靠左翼、有时靠右翼,摇摆不定。过去,人民力量倾向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立场,支持香港与内地的资本融合。但最近这几年,为了吸引更多市民对其激进行为的关注,人民力量开始向右翼靠拢。例如,针对经陆路到香港的旅客多为内地“自由行”旅客的情况,人民力量于2014年公开呼吁政府向经陆路入境的旅客每次征收入境税100元,以博取本土派支持者支持。

3.热血公民

热血公民成立于2012年2月,是香港的一个本土派政治组织。它原本是小说作家、香港社运人士黄洋达在2012年竞选九龙东议席的助选组织。在助选失败后,热血公民即以网络为媒介招兵买马,成为一个依赖网络媒体维系其组织运作的本土派政治团体。为了最大可能地吸引本土主义的支持者,热血公民不设正式纲领,也没有明确支持本土派内部哪一种主张。但事实上,该组织属于本土主义的激进团体。该组织激进主义路线,从其近两年所组织实施的光复行动(如“光复屯门”、“捍卫沙田”、“光复元朗”等)可窥见一般。

由于热血公民坚守本土主义立场,该组织在对待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矛盾上必然持有“本土优先”的态度,认为内地是强势、香港是弱势,坚持香港必须与内地隔离才能确保不被内地侵蚀。因此,对于一切来自内地的事物,热血公民的成员一律加以排斥,并反对给新移民发放福利津贴。

总的来说,除了热血公民部分成员,香港激进泛民主派都遵守着“大中华大一统”的原则,即使打出“本土”旗号,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跟“港独”有关联;他们在高喊所谓“抗争”口号的同时,也坚持在“一国”的语境之内。

(二)由温和民主派转来的激进力量:公民党以及民主党和民协的新兴激进力量

由于社民连和人民力量的出现并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原来温和民主派或其部分成员在激进社会运动的大背景下不得不采取偏激乃至激进路线以博取选民的关注。这其中包括公民党以及近期在民主党和民协内部出现的激进力量。

1.公民党

公民党之所以能够在政坛中迅速冒起,是因为香港的中产选民渴望有一个走理性温和中产专业路线的反对派政党来代表他们与中央政府沟通。在成立之初,公民党以专业理性的面目示人,的确博得了不少中产市民的选票。然而,这一号称理性温和的政党在2010年率先转向,在参与“五区总辞”的过程中,以偏激的言论挑战中央宪制地位、攻击人大释法、煽动港人敌视“一国两制”。此后,在经济民生等事务上,公民党还配合激进民主派议员展开“拉布”行动,阻碍特区政府发展经济、破坏香港与内地经济交流合作。在2015年,随着公民党创始人、温和民主党人士汤家骅宣布退党并辞任立法会议员,公民党的政治路线更是由偏激进转为激进、彻底背离香港中产阶级。对此,公民党党魁梁家杰也承认,公民党已经转为激进的泛民派。他在公民党的网页发表名为《激进的疑惑》,声称“公民党的转变同样是被迫的”,因为“正常的制度无法再为民发声”,“人们就被迫变得激进”。

2.民主党

民主党虽然愿意走温和对话路线,但其务实的做法却使其在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中蒙受挫折。当时在2010年讨论2012年的立法会产生办法时,民主党不顾其它泛民政团的反对,选择与中央政府进行直接对话,并最终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一致的看法。这本来对泛民有利的事情却引起激进泛民主派成员的口诛笔伐。民主党因此被看作“出卖”香港民主、向中国共产党“投诚”的政党,并在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中败北。为此,民主党被迫调校策略,走上较为偏激的政治路线。而2015年初的政改方案第二阶段咨询更让民主党不得不走上激进的路线。当时,整个泛民主派在政改方案尚未公布之前已经表示将会否决任何政改方案并不参与第二阶段的咨询。民主党亦表明将不问内容,参与集体否决政改方案。很明显,这是保守的泛民派被激进的泛民派“骑劫”的结果。如果说,参与集体否决政改方案只是民主党被迫的抉择,创党成员黄成智被开除党籍这一事件则体现了民主党内的激进力量已经把持了整个政党的发展。2015年4月,黄成智发起联署,呼吁泛民主派议员有条件地接纳政改方案,在提名委员会的公司票转为个人票以及有“白票守尾门”的情况下,应该支持政改方案。然而,黄成智这一举措不仅没有得到党内支持,还被斥为违反党内立场,最终被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大比数通过冻结党籍。虽然民主党纪律委员会后来裁定黄成智并不违纪,将其党籍冻结有阻碍言论自由及排除异己之嫌;但是民主党中委会在2015年7月16日晚仍然以17比7大比数通过开除黄成智党籍。自此,民主党内的温和力量已经没有发言权,偏激甚至是激进意见成了民主党的主流。

3.民协

在泛民主派中,民协是与中央政府最为亲近的政党。在2007年,胡锦涛同志参与香港回归庆典,时任主席冯检基是唯一一个获得胡锦涛同志接见的泛民人士。但是,强调走基层民生路线并主张与中共中央沟通的民协近两年也开始随波逐流。在2015年初,冯检基就重申政府没有可能在政改上取得泛民主派任何一票。这意味着民协也将与激进民主派一道,共同反对政改方案。

(三)异军突起的年轻激进力量:怀有理想主义的新世代青年

近年来,一批新世代青年激进力量陡然激增。这群年轻人认为,香港不再是他们熟悉的香港,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越来越受到来自内地的侵袭和改变。于是,这些年轻人感到莫名愤怒,并且以激进的方式表达他们诉求。这一现象在2014年的“占中”行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后“占领”时代,香港新生代青年更是抛开各种政党或组织领导,用各种激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总体来说,当前香港年轻激进力量具有以下几大特征:一是“蚊型”社团众多,且其数量以从来没有过的速度不断增长;二是极力维护香港人自身的利益和生活形态,容易将对特区和中央政府的不满发泄到内地人身上;三是在表达方式上,这些新生代并不遵循着泛民主派政党的抗争途径,他们反应快,标新立异,集散迅速,极大地增加了特区政府的管治困难。即使“占中”发起者之一的陈健民也认为,这些新生代抗争手段“充满创意”,他们可以想出没有人预料得到的方式来表达抗争。

然而,尽管新生代的政治光谱与激进泛民政党的光谱部分重叠,但他们与激进泛民主派有着本质区别。这些新生代带有理想主义,希望通过激进的社会运动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从而更快地实现美好的民主愿望。因此,他们有着自己更独特的政治光谱,需要将他们与激进泛民和本土派的年轻人相区别。

(四)具有“港独”倾向激进力量:香港本土派

本土派是香港近年新兴的一个政治派系,是建制和泛民之外的香港政治第三势力。本土派有多个分支,包括主张严格实行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自治派,主张香港城邦自治的城邦派,以及主张香港独立的港独派。其中,城邦派和港独派属于具有“港独”倾向的激进力量。他们追求的不是选举的民主或“一国”下的“高度自治”,而是香港所谓的“自主”、“自决”乃至“独立”。当前,香港本土派激进政治组织主要包括本土民主前线、香港本土力量以及公开鼓吹港独的香港民族党。

二、香港激进力量的主要社会支持基础

近年来,激进力量之所以能够不断播撒对抗言论和仇恨情绪,是因为它在香港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大支持力量:

(一)对政府施政极度不满的普通市民

对激进力量的支持香港政府经济政策的急功近利是本土思维及其社会运动产生的重要因素。自2003年起,特区政府推行了“自由行”这一刺激经济的政策,给香港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复苏。可是,由于政策制定缺乏长远规划、政策实施又欠缺必要审视,在没有理会香港承托力情况下,原本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变成了加重普通香港市民生活成本的祸根。据统计,从2004年到2013年间,香港的药房多了四倍,正版日用品与名牌货价狂升;而不受内地旅客青睐的店铺则迅速消失。同时,自由行等旅游政策带来的收益,即使以金钱衡量是巨大的,其大部分只是流入地产商、大业主和大连锁店老板的口袋,普通的香港市民不仅没有获利,还要承担房价、租金大幅上升等后果。[2]

对此,对政府施政极度不满的香港市民有着强烈的诉求愿望。然而,这些市民逐渐发现,上街游行和向议员反映情况这些合法的意见表达方式并不奏效。一方面,在建制内有秩序地游行难以施压于政府;另一方面,向议员反映情况也非有效的途径,因为建制派的议员在参政议政时多有顾忌,难以发挥监察政府的功能,而泛民主派的议员与政府的关系并不友好,即使将情况反映上去政府也不一定接受。香港激进势力则为这些市民提供了第三种方式,即通过激进的方式给政府施压,迫使政府改变政策。事实上,对政府施政感到绝望的香港市民在以激进方式抗争政府的政策中似乎又看到希望,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激进力量的支持者。

(二)黑社会势力

香港黑社会势力长期与部分激进民主派成员有来往,并为激进民主派提供物业和人力支持。例如,有媒体曾在2007年揭露社民连位于尖沙咀的办事处总部是黑社会重要成员的物业。[3]而2015年,“热血公民”、“人民力量”等激进组织成员往往协同与与其有来往的涉嫌黑社会分子聚集在街道、小巴站,故意阻止商户营业、妨碍市民购物并不断挑衅警方。他们有的在人群前面叫嚣,有的则混在人群中不断挑拨示威者向警方施压,以这种破坏香港经济的手法来向政府施压,企图用“流动占领”的方式与警方打“持久战”。[4]黑社会之所以支持香港激进力量,一方面,香港激进泛民不少成员本身就与黑社会一样使用激进的方式挑衅政府的施政,两者因为有着很多共同点而容易走到一起;另一方面,激进泛民与黑社会彼此之间也需要互相利用互相支援,才能在对政府激进行动上得到各自最大的利益。因此,黑社会也是香港激进力量的有力支持者。

(三)香港青年

香港在回归后除了依靠旧有的金融、物流和专业服务外,没有任何实体经济发展的迹象。这导致香港青年毕业后的就业范围非常小,只局限于金融、房产和销售。即使找到相对理想的职位,年轻人的晋升和加薪的机会比他们长辈所经历的香港经济起飞年代(20世纪70至90年代)少得多。同时,在“自由行”的政策下,普通的香港青年同样要承担房价、租金大幅上涨以及物价上升的后果。这迅速促使在香港土生土长、以维护香港利益为己任的年轻人成为激进力量(尤其是本土主义激进力量的支持者)。而且,年轻人往往通过网络以平等的身份参加激进运动。这种运动容易受到“广场定律”的支配,即只有互拼激进、誓不退场才能保持领导权,否则随时会被台下更为激进的参与者夺权。因此,年轻人一旦参加了激进力量组织的行动,容易被这些组织所骑劫而做出愈发激进的行为。

同时,在朋辈效应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本来对激进社会运动持反对或中立态度的香港青年逐渐转向默许或支持。根据香港大学在“占中”运动期间所做的一份调查反映,港大学生赞成继续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表达意见及从事政治活动的,由76%下降至50%,暴跌26%;相反,不同意的则骤升至37%,较2013年浸会大学做的相关调查高出11%。

三、遏制香港激进力量对香港负面影响的对策思考

有鉴于激进力量对香港的破坏,应对其予以高度重视。笔者认为,遏制激进力量负面影响,最关键还是要分化激进力量。

(一)解决香港民生问题和特区管治问题

民生问题,特别是住房难、年轻人就业渠道狭隘、物价上涨等,一直是香港市民支持激进力量发起各种社会运动的主要动机。因此,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瓦解香港激进力量社会基础的必要条件。

为此,特区政府应该就近年来各种民生问题加以检讨,对市民提出的政策建议加以研究和完善。其中的重点包括建立住房长效保障机制、增建公屋、控制通胀、发展实体经济以开拓就业市场等等。尽管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有些问题已经列入政府议程,特区政府仍然不能对这些诉求不予回应。至少,特区政府可以采取对话、协商等方式向香港社会解释特区政府将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特区政府在政策新出台时要考虑市民对该政策的接受程度,在制定政策时要做好充分的事前咨询。一旦新出台的政策引起市民的不满,应迅速在事后予以解释和回应,最大限度地避免激进力量利用社会对政策实施的不满动员各种社会运动。

(二)揭露激进力量的真面目,打击和孤立激进泛民和港独力量

香港泛民中的激进力量总是打着追求民主、自由的旗号,但实际上“逢中央和特区政府必反”。同时,这些泛民与国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对香港特区管治予以挑衅和施加压力。而本土派中的港独势力更是为了迎合香港普通市民对内地的不满,主张香港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支配及控制,反对内地与香港的融合、要求香港人优先享有基本社会福利权益等。但事实上,港独势力除了通过激进的手段破坏社会秩序和法治根基外,实际上并不能给香港市民带来任何的好处。因此,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的方式,揭露这些激进势力的劣行,使其在香港陷入孤立境地。

(三)让建制派起到监督政府和表达民意的作用

由于不少普通市民(尤其是年轻人)认为建制派的议员在参政议政时有诸多顾忌,难以有效发挥监察政府的功能,因而试图通过激烈抗争行动表达诉求,以达到给政府施压的目的。所以,应该支持建制派议员处理好进入建制与监察政府的关系,让建制派议员在参政议政时敢于批评政府,在监察政府的工作中积累政治资本、占领政治制高点,让建制派成为香港市民反映诉求的主要途径,尽可能减少香港市民通过支持建制外的激进抗争运动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四)做好青年的人心回归工作

事实上,当前支持激进力量的绝大多数都是香港青年。要遏制激进力量进一步肆虐香港,需要进一步做好香港青年的人心回归工作。这项工作概括来说包括以下一系列工程:一是支持香港发展实体经济,解决跟青年相关的民生问题;二是支持国内大学开办国际性教育以提供低成本的香港青年升学途径。让香港青年专注于学习,对自身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正面的意义;三是支持香港青年在内地创业和工作,为其提供多元化的职业晋升空间;四是迅速推进香港网络统战工作,善用网络的迭加效应遏制激进政治团体和国外反华势力误导和利用香港青年;六是认真耐心做好大学教授、中学老师的人心回归工作,通过教育的潜移默化作用加强对香港青年的正面引导。

香港激进力量对特区政府管治的危害已经日益彰显。它不仅动摇了香港社会的法治根基,更让香港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撕裂。为此,我们有必要对香港激进力量予以高度重视,积极统筹谋划,逐个分化,确保香港的繁荣稳定。

[1]庄金锋.香港立法会“拉布”战评析——兼谈相关的几个法律问题[J].“一国两制”研究,2013,(1).

[2]林匡正.香港抗争运动史——挫败的三十年剖析[M].香港:次文化堂出版社,2014:100.

[3]社民连向江湖人廉租办事处认识业主黄毓民:合法租用[N].明报,2007-12-24.

[4]齐正之.“鸠呜”幕后搞手多属激进组织和黑社会[N].香港文汇报,2014-12-7.

责任编辑:钟晓媚

D676.58

A

1673-5706(2016)03-0117-06

2015年度港澳和海外统战工作理论广东研究基地课题“香港激进力量社会基础研究”结项成果。

2016-04-07

林伟,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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