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杜甫研究体系
——张忠纲先生《诗圣杜甫研究》读后记

左汉林

（中央财经大学 文化与传媒学院，北京 昌平 102206）

博大精深的杜甫研究体系
——张忠纲先生《诗圣杜甫研究》读后记

左汉林

（中央财经大学 文化与传媒学院，北京 昌平 102206）

杜甫研究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专家，张忠纲先生无疑是其中著名的一位。最近，我们拜读了张忠纲先生新近出版的著作《诗圣杜甫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结合张先生此前的著作，如《杜集书目提要》、《杜诗纵横探》、《杜甫诗话校注六种》、《杜集叙录》、《杜甫大辞典》，特别是由其终审统稿的《杜甫全集校注》，我们发现张先生的杜甫研究涉及到诸多层面，体现出博大精深的特色，并构成了完整的杜甫研究体系。

张先生杜甫研究的特点，一是“全”，或曰“博”。凡关于杜甫的生平思想、家世交游、作品笺释、词语考证、历代评述、版本考释、鉴赏今译、实地考察、辨伪辑佚等等，多所涉猎。二是“细”，或曰“深”。大至作品作年、人事史实的考定，小至一字一词的考释，言必有据，不发无根之论。《诗圣杜甫研究》一书是张忠纲先生杜甫研究成果的汇总，是其杜甫研究体系的最好呈现，其中体现出来的特征和治学方法也对杜甫研究的开展多有启示。

一、扎实的杜诗文献研究

杜甫研究具有很长的历史，涉及的文献材料也极为丰富。张先生非常重视文献的整理研究，从其参与编撰的《杜集书目提要》，到其主持撰写的《杜集叙录》，彻底摸清了杜诗学文献的基本框架，成为杜甫研究者的必读书。其《杜甫诗话校注六》种也被学界视为“校勘精审、注释得当、科学性强”的古籍整理著作。

我们注意到，《诗圣杜甫研究》一书中亦收录了张先生杜诗学文献研究方面的诸多创获。如其对华文轩编辑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就有诸多补遗。有许多稀见文献，如《开运官书本杜集》、赵星海《杜解传薪》、梁运昌《杜园说杜》等，均是张先生首次为学界揭示其概貌。

张先生从宋彭乘《墨客挥犀》及《洪驹父诗话》等文献中发现了杜甫佚句“黑暗通蛮货”，又从宋蔡絛《西清诗话》等文献中找到杜甫论诗佚文“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著盐，饮水乃知盐味”。关于杜甫的遗佚诗文，古今学者曾不遗余力加以搜集，却所获甚微，且多不可信。张先生辑出的两则杜甫佚文，虽数量不多，却有着扎实的文献依据。又如唐代顾陶《唐诗类选》虽已散佚，但通过宋元相关文献的征引可知该书选录了不少杜诗，是一部尊杜的选本。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详细考证。但张先生还是撰写了《第一部尊杜唐诗选本——顾陶编〈唐诗类选〉》一文，细心地指出相关考证中的疏漏和不足之处。

二、实地考察与文本材料的互证

古人云：“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不可读老杜诗。”我们注意到，除了重视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外，张先生还特别注重通过实地考察与文本材料进行互证。为了完成《杜甫全集校注》的编撰，张先生早年曾与校注组同仁耗时十几年到全国各地搜集资料，还请友人从海外复印了不少珍稀资料。1979年至1980年，又沿着杜甫的行踪遗迹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大大丰富了感性认识。《诗圣杜甫研究》一书中的许多结论，均与实地考察密不可分。

如《杜甫在山东行迹交游考辨》一文指出，杜诗中的历下亭并非今日大明湖之历下亭，乃古大明湖之历下亭，其故址在今济南市西门外五龙潭附近。此亭建于北魏以前，至杜甫来游时已有二三百年历史，故杜甫诗中有“海右此亭古”之说。杜甫《题张氏隐居二首》中有“石门斜日到林丘”之句，关于“石门”的所在地，张先生通过实地考察后指出，石门山在今曲阜城东北六十里许，即津浦铁路歇马亭车站以东七八里处，从而澄清了平阴、章丘等误说。

另外，为了使学术研究能够做到“一字无假”，张先生秉持着亲见原书的原则以求真求实，也多有发现。如湖南省图书馆所藏元刻本《重雕老杜诗史押韵》为该馆镇馆之宝，秘不示人。《草堂》1983年第2期曾刊载《关于〈重雕老杜诗史押韵〉》一文，作者在文章中说：“我因在湖南工作，曾有机会获观半日，愿举所知，以告同好。”又说：“本书有题跋三处，为一人笔迹。书前题记署‘嘉靖岁在己巳十月二十有八日复翁识’，下钤阴文‘黄丕烈印’，阳文‘荛圃’二方印。”作者认为黄丕烈题跋为书贾伪造。因作者亲睹该书，言之凿凿，他人获观不易，故《杜集书目提要》照抄此文，亦云“书前题记署‘嘉靖岁在己巳十月二十有八日复翁识’”。张先生为校核该本之题跋文字，曾两赴长沙，均未获见该本。2002年11月，张先生到长沙参加杜甫与湖南国际学术研讨会，又特地去湖南省图书馆亲阅此本，发现书前题记署的却是“嘉庆岁在己巳十月二十有八日复翁识”。后经查核，嘉靖（1522～1566）共45年，但没有“己巳”年。而嘉庆十四年（1809）正是“己巳”年。故黄丕烈题跋与钤印是真的，并非书贾伪造。张忠纲先生特撰写《是“嘉庆”,不是“嘉靖”》一文对此进行辨析，纠正了“嘉靖”之误。

三、严谨深厚的考证功力

“功夫要死，心眼要活”，这是张先生从乃师冯沅君先生处得来的“治学三昧”。也就是说，既要下苦功，博览穷搜，精严审慎，又要肯动脑筋，善于思考，有所创见，不因袭成说。我们注意到，张先生常常通过严谨的考证正本清源，还原历史真相。

如《宋代杜集“集注姓氏”考辨》一文，长达八万多字，曾在《文史》连载，后又增补。该文对杜集集注姓氏156家详加考辨，颇为精审，前人尚未这样做过。张先生的《读杜辨疑举例》，有的条目不过短短几十字，但参阅的文献资料往往多达十几种。在这些考证中，都贯注着张先生的独立思考。如《赠比部萧郎中十兄》“有美生人杰，由来积德门”，仇注引《桓玄传》：“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张先生指出，此注与萧氏无涉，而《史记·高祖本纪》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称萧何为“人杰”，杜诗所本，当出于此。

又诗中的“积德门”，仇注引《开皇神告录》曰：“隋开皇末，有老翁诣高祖，从容置酒，语及时事，曰：‘公积德之门，负至德之表。’”张先生指出，此注不确，亦与萧氏无涉。杜诗所本，当为《史记·周本纪》后稷（姬姓）、古公亶父、周文王之“令德”、“积德行义”、“积善累德”。另《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下》曰：“萧氏出自姬姓，帝喾之后”，“汉有丞相酇文终侯（萧）何。”由此可见，杜诗用事精确，不妄下一字。这些地方都驳正了旧注的讹误，实属深思明辨之论。

四、注重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倾力扶植学界后辈

我们看到，张先生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充分掌握学界动态，广泛参考吸收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便集思广益，精益求精。

例如本书下编收录的十余篇综述文章，都体现了张先生对杜甫研究现状的关注。再如本书上编中的《杜甫年谱简编》，此年谱的编纂最早肇起于《杜甫大辞典》附录之《杜甫年表》。《杜甫大辞典》出版以后的数年间，他又倾注了极大精力不断对此《年表》进行修订增补，故《杜甫年谱简编》是目前所见最为精密完善之杜甫年谱。该《年谱》不仅充分吸收了诸种旧谱之长并修订其讹误，而且充分吸收了当代杜甫研究的最新成果，故此谱的丰富翔实程度以及对杜甫生平交游的考证研究深度，都较以往有很大进步，足资学者参考借鉴。

张先生还对古今行政区划的变迁颇为留意，比如王嗣奭、仇兆鳌的籍贯鄞县，以往的著作都加括号注曰：今浙江鄞县。而张先生细心地修订为：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对书中涉及的大量地名，先生都是这样不厌其烦地逐一修订，其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令人动容。

张忠纲先生不仅是勤恳笃实、成就卓著的优秀学者，更是性格豁达爽直、热诚真淳的学界长辈。多年来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扶植和提携后学及弟子，青年学者莫不为其热诚而倍加感奋。诸多重要的杜诗研究著作，如《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清代杜诗学史》、《杜诗释地》、《杜诗语言艺术研究》、《杜甫与儒家文化传统》、《杜甫与宋代文化》、《〈杜诗详注〉研究》、《百年杜甫研究之平议与反思》、《杜诗学研究论稿》等，张先生均为之作序。张先生对青年学者的扶持和鼓励，推动了杜甫研究的全面开展。

张忠纲先生现任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是国内杜甫研究的著名专家，其学术研究始终围绕杜甫展开。《诗圣杜甫研究》是凝结着张先生数十年心血的一部标志性成果，记载了作者不断攀登研究高峰的历史轨迹。该著作不仅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杜甫研究体系，而且体现出严谨求实的学风和潜心钻研的治学精神。我们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促进杜甫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 王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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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1351（2016）06-0120-03

2016-08-19

左汉林（1968-），男，河北保定人，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