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叙事与自我认同
——虹影与杜拉斯小说主题的文化解读

杨杰蛟

个体叙事与自我认同
——虹影与杜拉斯小说主题的文化解读

杨杰蛟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虹影是受杜拉斯影响极为明显的中国当代女作家之一，她们在人生经历、创作思想以及小说的主题指向上均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从情爱、家园、历史三个叙事主题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在女性个体生命经验书写的背后，两者共同传达出实现自我认同的迫切渴望，但基于东西方文化传统与时代背景的差异，虹影的创作又具有独立的个性特征，呈现出接受影响后的创造与新变。

虹影；杜拉斯；情爱；家园；历史

中国当代女作家虹影与法国女作家杜拉斯虽然成长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但却同处于社会和家庭的边缘地带，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的焦虑感。虹影在接受访谈时认为，“中国的女作家都受杜拉斯的影响”[1]，此后她更是明确表述道“我喜欢她的某些小说”[2]，毫无疑问，杜拉斯的作品在虹影的创作过程中必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一书中提出，“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3]。与传统的文学写作不同，杜拉斯和虹影的作品正是从普泛化、集体化的道德观念中抽身而出，在情爱、家园、历史三个叙事主题中实践着自身的独立思考，凸显出一种鲜明的个体叙事倾向，为其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书写增添了一抹亮色。

一、情爱：性别发现与个人领地

情爱主题原本就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写作对象，作为人类情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命个体渴望在两性灵肉合一的过程之中实现自身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可问题在于，受传统两性观念的影响，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男人都通过现存的文化体制对女性实现了“一种最巧妙的‘内部殖民’”[4]。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丧失了言说自身的能力，她成为“被抹煞者之一，男性社会仅仅保留着女性的称谓，阐释着这称谓的意义，但女性的真正存在却在这形形色色的阐释中永远封闭在这一片视觉盲区”[5]。面对这样相似的文化背景，杜拉斯与虹影作为文学黑暗大陆上的叛逆者，试图重新开启女性自身对于情爱的言说，借此实现女性对于性别身份的确认与重构。

杜拉斯对于女性情爱经验的描写几乎贯穿在她所有的作品之中，她充分肯定了女性在欲望言说中的主体地位，在她看来，“女人就是欲望，女人不能男人写什么便跟着写什么，女人若不从欲望入手，那她就不是在写作，而是在剽窃”[6]。因此，她不仅敢于表现女性的情爱体验，而且笔触自然洒脱，毫无拘束之感，在这些文字的背后，女性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性别身份。在封闭的堤岸房间之中，法国少女从最初的羞涩走向主动，“她为之一变，渐渐被紧紧吸住，慢慢地被抓紧，被引向极乐之境，沉浸在快乐之中。”《广岛之恋》里的法国女人始终不知晓日本男子的名字，但她却与对方有过无数次的激情放纵，“我请求你。吞噬我吧。把我弄得变形，甚至丑陋不堪。”《黑夜号轮船》里女人的欲望则更为强烈，在电话中她狂热地想象着对方的身体，从中获得一种虚幻的性高潮。

虹影的小说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英国情人》里的闵尽情地在裘利安的身上享受着性的美妙，她向他讲述着东方的《玉房经》，带他到鸦片馆中感受东方的性文化，在她的面前裘利安就如同一个初谙世事的小男孩任其安排。《上海王》里这种表达女性欲望的诉求则更为直接，“写性来吸引读者，是低级趣味。但是女性自己的性发现，也就是发现自我，或者说，发现自己的现代性：传统中国女性，似乎几千年没有过高潮。在小说中，我安排了女主人公的四段高潮幻觉。四重奏，渲染四种色彩”[7]。筱月桂的激情让平素在声色场上游刃有余的常力雄感到震惊，这样沉迷于男女之事的姑娘家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不过，在杜拉斯与虹影的情爱描述中，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其中细微的差别之处。杜拉斯在讲述人物的情爱体验之时主要只是以此开辟女性自我言说的通道，并且作品最终的指向仍是借助男性对象来建立自我的主体身份意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相互割裂的，并未真正合为一体。例如她在小说中多次将中国情人的身份定格为“堤岸那个男人”，此处的堤岸作为一种话语隐喻而存在，既表明“我”对于他的依恋，但同时又天然地产生了一种距离感，离开“堤岸”而去成为必然的结果。《塔吉尼亚的小马》与《琴声如诉》都描写了女主人公情感出轨的故事，她们对现实的婚姻生活有诸多不满，于是就走向外部世界的陌生男性希望能得到安慰，但她们最终仍选择回归到了往日的平庸生活之中，“她看也不看他，从他坐着的那个地方走开了。”当作为主体的女性人物离开叙述的中心地带，故事自然也就戛然而止，男性人物只能默默地停留在原地，成为被“我”遗弃的过往。

而虹影对于情爱的理解要宽泛得多，它既可以被看作“我”用来发出女性声音的文化符号，同时也被视为建立自我领地的有效途径，这里的“自我”概念将女性与男性人物共同纳入其中，其所针对的具体对象则是外部社会中制约个体生命的权力体系，小说《绿袖子》中这种对抗性表现得最为明显。恰如虹影所言，“在《绿袖子》中，我把性爱与最严重的政治对抗-战争-对立起来。我想表明，哪怕在最不考虑人性的战争中，恐怕最需要保持的就是纯真的性爱”[8]。

故事发生在日本战败前夕，“满映”的中日混血演员玉子同中俄混血青年小罗之间开始了一段纯真的爱情童话，他们与生俱来的混血身份令中国人、俄国人、日本人都不能容忍他们的存在，两个小人物不仅随时可能被无情的战火吞没，而且世俗社会的人们还对他们超越年龄限制的爱情横加干涉。玉子和小罗尽管一次又一次濒临生命的边缘，但却又一次又一次地相互拯救，不知疲倦的性爱在他们与外部世界之间建立了一道厚厚的隔离层。即便因为战火分隔两地，玉子和小罗依然在东京和长春之间来回寻觅对方，而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的结局自然也是幸福的。“不止一次她与他这样相遇。……这样的梦做下去就是活下去的理由，也是在梦之外彼此寻找的理由。这一生，她只能爱这一人-满世界处处无家时，心里有个家，就得感谢老天。”性爱在此时已经升华为灵肉合一的理想爱情，无论外部世界处在怎样的昏暗之中，主人公既然拥有跨越生死的爱情，自然也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永远的家。

二、家园：成长起点与灵魂归宿

人类首先是以家庭中的个体这一身份而存在，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人们和家庭的联系始终都是永存的，这个由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社会共同体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与内在心灵的庇护之所。在更深的文化语义之上，人类和家庭之间的这种联系被提纯为个体对家园的向往，家园一词既包括“对出生和栖居之地的经验性表达，它寄寓着熟识、亲近、眷恋、舒适等情感性因素，诱发着人的乡情、亲情和思乡感、归家感”[9]，同时又被称为灵魂的寄居之所，一种抽象的理想生存状态。对于那些在现实家庭中得不到情感安慰的个体而言，家园的意义被无限放大，从内在心理需求的角度看，杜拉斯与虹影的写作正是在谈论个体与家园的复杂关系，东西方的家园观念在这里产生了强烈的碰撞。

在杜拉斯的世界中，家园当然指代着久违的温暖，她对于印度支那生活的一再书写便很充分地解释了这一点，在她的生命旅程中，印度支那的岁月尽管充斥着生活的苦难，却也存在着童年的许多欢乐记忆。“让扬带你到塞纳河岸去，离巴黎三十公里的地方，那儿有个小河湾，树叶落下来，沉淀在河岸上，河岸的地变成了海绵状的。那不是像湄公河。那就是湄公河”[10]。由此可见，即便是在繁华的巴黎，她也没能在记忆中抹去那段岁月，而是不断地找寻这些相似的场景以求得慰藉。但是，“西方文化所固有的基本精神是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11]，个人的最终成长是以从家园世界中出走为其根本标志，纵使有再多的不舍，家园也只是作为成长起点的文化符号存留于个人的内心深处，在《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中，杜拉斯便阐释了自己的这种家园观念。

如果说对家园的寻找在很多作家的笔下都被直接替代为对父亲形象的寻觅，那杜拉斯在这篇小说中正营造了一个等待女儿归家的父亲形象（在杜拉斯的笔下，这样一位完整的父亲形象其实是极其少见的）。不过，与那些渴求父亲怀抱的人物不同，小说中的女儿瓦莱丽并未急于回到父亲的身边，事实上，在故事的整个叙述过程之中，瓦莱丽都只存在于昂代斯玛先生的回忆里，这个少女一直都在山下的广场上尽情地享受着年轻人的世界。“昂代斯玛先生为他的孩子很是放心不下。对她的爱无情地支配着他行将结束的生命。”在整个下午漫长的等待过程中，父亲都在作着这种无谓的担心，但他不过是一再听到山下舞会上欢快的声音，对年轻的瓦莱丽来说，逐渐成熟的她真正需要的已是外面的世界。

与追求个体自由的西方文化相对，“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庭观念上筑起的”[12]。因此，家园的失落与家园的找寻就成为了虹影小说内在的基本主题结构。“我爱我的家乡重庆。在梦里我总回到那里，梦醒我若记录，就是一篇绝妙的短篇小说。重庆童年往事当然影响了一个作家，我从那儿出发，每一次回首，都发现一个新的我，我不否认我是在那儿寻找我迷失的精神故乡”[13]。在历经了多年的漂泊生涯之后，回到故乡的“我”从身边每个人的口中去查找家庭的隐秘，“我”与哥姐之间的关系就在这种互动之中逐渐得以恢复，对母亲的情感也从排斥走向感恩，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庭亲情的感染之下，“我”与小唐的婚姻尽管未能维系，但两人却从伤害走向了和解，回归家庭后的“我”终于在这里治好了困扰自己多年的伤痛。而在《上海魔术师》中，兰胡儿在即将离开上海之时，终于发现师父与师娘就是她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父亲母亲，曾经每一次的训斥与鞭打其实都是发自内心的关爱。“从她见到他那一刻，他都是个父亲，苏姨一直都是个母亲，像块坚石，在家里立着，让他们这些年轻人有个时间长硬翅膀飞出巢。”在这里，家庭成为了孩子们离家的起点，父母无私地为下一代付出自己的所有却不求理解，个人正是在家庭的护佑之下才走向了新的人生。

应该说，杜拉斯和虹影在家园观念上的区别除却有东西文化差异导致的结果以外，还与两人在写作环境上的区别有直接的联系。杜拉斯在十八岁时回到了她在现实中的家园-法国，她的创作过程也是在法国开始，在这里她不再是异国土地上被放逐的对象。同时，作为欧洲文化的重镇，巴黎聚集了大量的自由知识分子，志同道合的杜拉斯与他们畅谈文学理想，并共同参与到法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抵抗运动及战后的各项政治活动中，杜拉斯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归属感。另外，写作也让杜拉斯的内心得到了安慰，“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唯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我写作。写作从未离开我”[14]9。正是这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杜拉斯在面对精神家园的问题上没有太多的焦灼感，很自然地也就将家园作为成长的起点加以看待。

而虹影的小说创作主要是在定居英国之后开始的，她将自己归入“流散文学作家”一类，身在异国的她“常常有漂泊之感，没有根，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15]。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下，虹影对故国家园的思念与日俱增，写作也成为她表达内心诉求的重要方式。不过，写作并未能让她真正平静下来。创作上的成功只让她在最开始感到了愉悦，在这之后，虹影依然是孤独的，“因为那不是我的国家，也不是我的文化，即使有读者喜欢我的故事”[16]56。漂泊异乡、饱尝艰辛的游子经历使得虹影在回忆家园时产生深刻的切肤之痛，当这痛苦最终转化入她的文本世界中，便自然地体现为对家园真挚的感激与永恒的眷恋之情。

三、历史：背景描述与民族记忆

人类历史终归是以那些有着充沛生命力的个体存在为前提，在杜拉斯和虹影的创作中，她们从宏大的男性历史言说话语之中逃逸出来，着力于从历史的细部挖掘出它的本来面目，动荡时代中小人物的悲惨遭遇与反抗精神成为她们共同的书写对象。与此同时，尽管她们并不尝试记录完整的历史画面，但正如昆德拉所言，“历史背景不仅应当为小说的人物创造一种新的存在境况，而且历史本身应当作为存在境况而被理解和分析”[17]。她们在书写个人文本的同时，并未完全忽略历史的存在，对于社会和历史的评判从个体命运言说的过程中逐渐浮现出来，个体生命与历史事件完整地组合在一起。

通观杜拉斯的作品，历史在她的笔下更多时候都是作为故事描述的背景出现，但就是在这寥寥数笔之间，作者已对苦难历史中饱经磨难的人物寄予了自己深切的关怀与同情。“杜拉斯写历史的时候，总是切一个小块进入。……这是杜拉斯非常可贵的一点，她经历了那么多历史，她不去做所谓的宏大叙事，而是永远扎根于自己的身体写作，她面对自己最真实最深处的感性，并以此作为出发点”[18]。在她描写东方世界的作品中，作者所选取的人物要么是贫穷的白人少女，要么是被主流社会抛弃后疯狂的领事与乞丐，她结合自己切身的人生经验，深刻地感受着这些人物内心的迷惘与挣扎，并通过人物所观察到的世界，再现了印度支那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社会图景。当白人在殖民地上过着所谓文明人的生活之时，成千上万的当地劳工则在暴力的逼迫下被殖民当局作为廉价劳动力来使用，尽管白人企图用城市表面的繁荣来掩盖自身的罪恶，但深夜里领事馆周围聚集的麻风病人却清楚地印证了殖民世界的肮脏与破败。

而在《长别离》、《年轻的英国飞行员之死》、《广岛之恋》、《阿巴恩，萨巴娜，大卫》等作品中，她的笔触更是直接指向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杜拉斯在这些文本中并没有直接去描绘惨烈的战争场面，小人物的个体命运再次被呈现在读者面前，可就是在这些看似平淡的叙述当中，战争的残酷仍然强烈地撞击着人们的内心世界。“我写是因为我有机会插手一切，参与一切，有机会来到这个战场，这个战争已离去的舞台，有机会扩大这种思考，它慢慢地触及战争”[14]76-77。在集中营里失去记忆的丈夫面对呼唤着自己的妻子却无动于衷，年仅二十岁的小伙子为抵抗敌人的侵略同战鹰一起坠落蓝天，亲眼目睹了大屠杀的犹太男子永远生活在恐惧的梦魇中，当所有的故事通过个人的视角再现出来时，人们将会发现，任何一场战争在本质上都是非正义的，它给亲历者所带来的伤痛或许终生都将难以消除。

在虹影看来，“一个好小说家，可以改变历史，可以虚构历史，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往往由大人物创造的，大人物流芳百世，小人物则是边缘的，他们进入不了历史舞台。我的书就是关心小人物的命运”[19]。她在描述历史事件的时候，始终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重新回首民族过往的岁月，试图从宏大历史的遮蔽之下，再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个人的情感世界，并由此重塑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忆。

《饥饿的女儿》通篇都在记录六个人的所思所想，乍看起来似乎不过又是一部个人苦难史的重写，但就在饥饿的表象背后，政治和历史成为故事的一个潜在文本，个人命运的劫难正是整个中国社会劫难的附属产物。母亲怀上“我”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个冬天，仅在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就饿死了七百万人，但当时的人们仍醉心于闹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饥饿既是天灾，更是人祸所致。即便是那些在政治口号的鼓动之下日渐狂热的人们也并未逃脱历史的灾难结局，当他们盲目地拎起武器走向武斗之时，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生命的逝去并未带来任何的价值。《孔雀的叫喊》追述的则是建国初期开展的“反革命运动”，与之相伴随的另一条叙事主线是主人公柳璀逐渐发现的三峡工程中掩藏的利益纷争和人性丑陋。父亲打着革命的光辉旗号，背地里却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残杀了红莲与玉通禅师，而以李路生为代表的三峡工程的具体领导者们在今天又重演了历史的悲剧，他们只是借助三峡工程为个人谋求利益的最大化，至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却并未发生任何改变，这些底层的民众成为了李路生们政绩光环下的牺牲品。“我说的‘饥饿’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也是我们心灵深处的饥饿，整个民族的饥饿，书中所写的‘饥饿’，是我个人的生存饥饿，精神的饥饿，甚至是性饥饿，也是一个民族记忆的饥饿。苦难意识之所以变成饥饿，是由于丧失了记忆。作为一个民族，我觉得我们失去了记忆”[20]。虹影之所以要通过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来重写中国社会的苦难过往，其根本目的是希望借此实现对民族记忆真相的保存，只有忍痛揭开过往的伤疤，民族才有可能避开历史的陷阱而走向新生。

“每个人的命运，都与历史相关。……历史和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离开历史的个人，是虚假的”[16]55。出生于1960年代的虹影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动荡与发展，在个人和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上有着属于自身的独立思考与感悟，因此，她在小说的讲述过程中从历史现场的个人感受出发，通过反思历史活动中个人和集体之间的摩擦，更深入地考察人在历史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从而为个人、同时也为整个民族的成长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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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许荻晔.永远扎根于自己身体写作的杜拉斯[N].东方早报,2014-04-05(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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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谢有顺.应该恢复被迫失去的记忆-著名作家虹影专访[N].羊城晚报,2004-10-12(23).

Individual Narration and Self-identity——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me in Hong Ying and Duras’s Novels

YANG JIEJIAO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Hong Ying is one of 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female writers who suffer the most obvious impact of Duras, they share many similarities in the life experience, creative thinking and theme of the novels,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rom three narrative theme of love, home and history, we can find that they convey the urgent desire to achieve self-identity behind the writing of women's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 but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tradition and times, Hong Ying's work also has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traits, presents obvious creation and the new change.

Hong Ying; Duras; love; home; history

F272.9

A

1008-472X(2016)04-0118-05

2016-04-16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异域影响与中国当代女性文学”(15BZW126)

杨杰蛟（1988-），男，湖南岳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推荐专家：

罗宗宇，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赵树勤，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