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安全视野下农业女性化问题研究

韦加庆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　200433）

人口安全视野下农业女性化问题研究

韦加庆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200433）

本文从人口安全的视野研究农业女性化现象。本文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是农业女性化产生的直接原因，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农业女性化产生的内在原因，传统的性别观念是农业女性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处于劣势是农业女性化产生的重要原因。农业女性化现象产生以下重要的人口安全问题：一是农村劳动力人口结构中女性居多，不利于农业发展；二是农村人口素质普遍降低，不利于农村发展；三是女性人口的安全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四是农村婚姻破裂和老人失养现象增多，不利于家庭稳定与和谐。为此，要以社会风险的理念和整体的思路治理农业女性化这一现象，加大城乡统筹力度，促进城乡人口结构分布合理；更新理念消除性别歧视，维护农村女性素质发展；强化人口宏观管理，促进城乡人口科学有序流动；改革相关配套制度，保障农村女性安全和发展；构建人口风险预警机制，提高应对人口风险的能力。

人口安全；农业女性化；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农村，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出现了大批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工业化、城镇化也在快速推进，大批农业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在这个过程中，成年男性劳动力更早更多流向城镇就业，大量女性滞留在农村而成为事实上的农村常住人口，于是“农业女性化”随之而生。农业女性化现象的产生意味着女性在农村劳动力结构中占主体地位。对于农业女性化的影响，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持否定态度。本文从人口安全的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分析。

一、人口安全的界定与基本思想

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是指人及其附属物无危险、不受威胁。现代意义上的安全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网络安全等。人口安全概念的提出与人类安全密切相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安全的概念，指出人类安全有别于传统的安全观，不再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武器上，而是关注人本身的生命和尊严，关注人们生活的自由选择权、社会参与权以及生存环境等。这份报告还把人类安全分为免于物质匮乏和免于恐惧两大方面，涵盖经济、粮食、健康、环境、人身、社区和政治七个方面。这份报告的发表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对人类安全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尼古拉斯·托马斯、威廉·托（Nicholas Thomas，William Tow）则称赞说，“人类安全”概念的跨国界构成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积累“更大的分析和政策价值”的道路[1]。从此以后，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政府、国际组织等对人类安全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讨论，从不同的视角对人类安全进行界定。各种定义众说纷纭，但仍然是对联合国人类安全概念的阐发。综合各种定义，人类安全概念的基本要义在于：人类安全区别于传统军事安全，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人本身的安全和发展，强调人的尊严保护与人权实现以及生命安全。人类安全问题折射到人本身的发展上就演变成了人口安全问题。人口安全是人类安全的基础和前提。2003年波及我国多数地区的SARS引发了人们对于人口风险及其安全的关注和重视。关于人口安全的界定有很多种，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同的是张维庆同志的说法。他指出，人口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不因人口问题而对自身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造成危害，能够合理避免或有效化解因人口问题导致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机。“其主要内容包括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以及人口迁移等因素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发展要求相协调，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2]。根据这个论述，人口安全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人口本身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流动等各要素之间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形成一个顺畅运转、良性发展的系统，不产生风险，不发生大的动荡；二是，人口要素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外部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相互支撑，相互之间不构成威胁，不构成压力。由此可以看出，人口安全问题本质上是人的发展问题，它以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强调人的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动态性以及作为人口系统组成部分的个人的发展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直接相关，不仅影响到人口系统本身的安全，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以及全人类的发展。

二、农业女性化的成因分析

农业女性化，指的是农村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越来越多地由妇女承担和完成的现象[3]。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当年全国农业领域（农、林、牧、渔）中女性就业人口为17004775人，占女性就业总人口（31950707人）的53.22%，占女性农业总人口（457527140人）的3.72%。男性农业从业人口为17579444人，占男性就业总人口（39597282人）的44.4%，占男性农业就业人口（477179933人）的3.68%，比女性分别低8.82和0.04个百分点。由此不难看出，我国农村女性人口虽然比男性少，但女性农业从业人口的比例超过了男性，农业女性化显而易见。以东、中、西部代表省份江苏、安徽、四川为例，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江苏，女性从业人口比男性农业从业人口（428468人）多出107810人，在女性农业户籍人口中，女性农业从业人口比例为38.32%，比相应的男性比例高出10.56个百分点；在安徽和四川，相应高出的百分点分别达到13.85和9.9。值得注意的是，素有劳务输出大省之称的安徽，女性农业从业人口比男性高出达724909人之多。这充分说明，我国出现农业女性化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4]。深究农业女性化产生的原因，不难发现其产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是农业女性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生产力不发达，劳动力消耗多，浪费严重，劳动生产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快速推行，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原来“隐性”存在的富余劳动力得以释放。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在各地迅速兴起，城市里多种所有制经济也迅速发展，企业急需大量的劳动力。再者，城镇化不断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镇建设急需大批农民工。在这种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加上传统户籍制度出现松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劳动力为了谋求生计和改善生活条件纷纷涌向城市，农业女性化顺势而生。

2.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农业女性化产生的内在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现象使得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下。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但是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一直上涨，其为农民增长的收入被价格因素抵消，农民依靠农业所获得的纯收入仍然很低。2013年安徽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098元，城乡收入比为2.72∶1，城乡收入绝对差距达13863元[5]。农业比较效益低和城乡收入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农民选择非农就业。谁去城里就业呢？这个自然又是农村家庭的又一选择。一方面，农村土地虽然不能给农民带来较高的收入，但土地在给村民提供基本的饮食来源以及生活“兜底”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女性承担着人口再生产以及主要家务劳动的任务，且与男性相比不易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这样多因素的作用下，农村家庭自然选择了“男工女耕”。

3.传统的性别观念是农业女性化产生的根本原因。“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在农村的影响还很深。这种观念通过社会舆论和道德约束的方式塑造着农村女性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大多数女性心甘情愿地扮演着“相夫教子”的角色，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和日常的农业劳动。对于文化水平低的女性，她们更加认同传统文化对她们的角色定位，更加乐于“恪守妇道”，默默地顺应以男为主的安排。同时，建国后，虽然男女平等的政策得到实施，妇女获得了很大的解放。但是，“男尊女卑，男优女劣，男主女从”的思想经过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巩固与制度的强化，成了人们心中不可置疑的性别定位[6]。女性在经济、社会、家庭中仍然不能摆脱对男子的依附，经济来源依靠丈夫、家业上依赖丈夫、社会地位依仗丈夫的局面没有彻底改变。男子作为一家之主，承担着维持家庭生计、发展家业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女性化本质上是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出现的性别差异和不平等。

4.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处于劣势是农业女性化产生的重要原因。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职业培训、实践、迁移、保健等形成并蕴含于劳动力身上的知识、技能、健康等的总和。人力资本对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在现代知识经济条件下，生产的技术含金量越来越高，产业的技术支撑水平不断升级，经济发展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同时，在社会服务领域，受人力资本决定的劳动者素质的高低成为衡量服务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尺。人力资本的获得最重要的是离不开教育。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的人力资本也就越多，参与现代生产的机会也就越多。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农村女性总体上比男性低。以安徽省为例，2010年该省农林牧副渔行业中女性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者高达97.98%，其中未上过学或扫盲班的占18.16%，比农村男性就业人口高9.55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8.94%，比男性就业人口低13.45个百分点。人力资本的缺乏限制了农村女性向城镇流动从事非农职业。女性即使进城就业，由于知识和技能的缺乏较高，她们就业的层次低，收入低且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女性留守农村。

三、农业女性化滋生农村人口安全问题

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农业女性化本质上就是农村人口迁移带来的人口分布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与人口安全的要义不符。具体而言，农业女性化产生人口安全的问题表现在：

1.农业女性化使农村劳动力人口结构中女性居多，不利于农业发展。据国家卫生计生委2014年11月发布的《中国流动发展状况报告》显示，2013年末，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流动人口中又以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为33.7岁。由于地区发展的差异，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又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地。而男性劳动力又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跨省流动就业的人口中，男性占57.01%，比女性高14.02个百分点。从自然条件来看，我国山地和丘陵面积大，农业生产还不具备普遍推行机械化的条件，加上部分地方土地流转还不顺畅，农业生产对人力劳动的依赖性大。留守农村的主力是妇女、老人和未成年人。他们的劳动能力低，不能充分利用农业生产资源创造高的农业经济效益，只能种植部分农作物以满足家庭基本饮食需要。于是，土地被大量抛荒，农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客观上延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而我国又拥有13亿人口，保证粮食安全和稳定供应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女性化对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将构成严重威胁。

2.农业女性化使农村人口素质普遍降低，不利于农村的发展。农业女性化的发展导致了农村人口素质不断下降，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农村劳动力素质下降。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我国劳动力流入主要地区。据《福建省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的调研结果显示，流入该省的劳动力以具有初中、高中以及中专文化程度的为主，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年。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广大中西部的农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流失严重，留下的多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女性，她们中甚至还有不少是文盲；其次，未成年子女缺少应有的家庭教育。留守女性大多要扛起家务和农业劳动双重任务，沉重的压力使她们对子女的关爱泛善可陈。同时，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留守女性对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子女无力尽到教育培养的责任，无法科学地施以思想开导、智力开发、兴趣培养、心理疏导等。相反，有的还对子女动粗施暴，严重摧残未成年子女。费孝通先生指出：“抚育作用不能由一女一男单独负担”，“在性别分工来结构成的社会里，生活单位必须由男女合作组成。只有这样的单位才能负起全部抚育的责任，因之抚育成为双系。”[7]农村孩子大多数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同时，由于办学条件差、人才流失等原因，他们接受的学校教育资源也短缺。这必然严重影响人口素质的整体提升，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3.农业女性化使女性人口的安全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首先，中西部地区农村男性青壮年大量流出，农村常驻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不少村庄俨然成为“寡妇村”。这给一些不法分子创造了可乘之机。他们专门瞄准女性实施性及人身残害，各类抢劫、强奸、偷窃、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时有发生。据报道，2010年12月1日，安徽阜阳市中级法院判处戴庆成死刑。这个外表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农民17年间作案130多起，其中100多起是针对留守妇女实施的抢劫、强奸案（包括未遂）。2013年10月，云南警方破获了一起系列强奸、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王某某20多年来在云南红塔研和辖区的山间、田野中犯下了13桩强奸罪行，他采用暴力威胁、殴打等手段对13名中老年妇女实施了奸污。类似案件屡屡见诸报端，不得不让人为农村留守妇女的安全感到担忧。其次，农村留守妇女还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一方面，留守妇女长年与丈夫缺乏感情交流，得不到应有的关心照顾。同时，夫妻分居不能满足性的需求，对妇女的身心健康极为不利；另一方面，男性劳动力长年在外，不能过正常的性生活，不少人就通过寻花问柳来满足生理需要。他们大多缺乏必要的自我防护，加上居住地卫生条件大多较差，感染上性病及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他们一旦回到家，就容易让妻子及家人受到感染，导致很多妇女苦不堪言；再次，农业女性化严重阻碍妇女的发展。农业女性化使妇女被束缚在狭小的农村，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在女性农业化的过程中，女性发展的机会与参与相对地减少了，封闭了，她们主要并不是为自己而劳作，她们更依赖于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就算没有降低也是终究固化了自己的地位”[8]。

4.农业女性化使农村婚姻破裂和老人失养现象增多，不利于家庭稳定与和谐。首先，农业女性化使农村家庭破裂现象增多。这是因为：第一，男性青壮年外出务工摆脱了妻子和家庭的管束，加上受现代婚恋观的影响，易于也敢于与异地女性接触，婚内出轨现象增多，有的还堂而皇之地过起同居生活，甚至非婚生育子女；第二，农村女性在家独守空房，为填补感情上的空虚她们积极寻求婚外情。这两种因素导致婚姻破裂的增多。下面两组数字来自西部劳动力转移大省陕西省。据2014年6月4日宝鸡日报报道，2010年以来宝鸡市的离婚数字从2010年的3604对上升到了4734对，三年时间就增加了1100多对，其中农村夫妻占了很大部分。又据2015年12月8日陕西日报报道，旬邑县法院统计，2012年至2014年该院受理离婚案件521起，其中农村离婚案件407起，占78%。其次，农业女性化对农村老人养老构成威胁。原因在于：一方面，农村女性独自承担维持家庭日常生产生活运转的重任，没有足够精力照顾老人，特别是无力与老人进行感情交流进而给予精神慰藉；另一方面，婆媳关系不和致使不少农村老人不得不选择独居，部分老人由于无生活来源不得不靠救济度日。四川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发布的《2015年四川省养老服务现状及需求调查报告》显示，50.7%的受访60岁以上老人自己独立居住生活，47.3%的老人同子女一起居住生活，仅有0.3%的老人在养老院生活。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显示，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其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近10%，仅与配偶居住的老人占41.9%。农村老人比城镇老人面临更多困难，47%的农村老人认为钱不够花，42.3%认为病痛较多，均高于城镇超10个百分点。

四、人口安全视野下治理农业女性化的路径

农业女性化产生了较严重的人口安全问题，本质上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的特定阶段出现的公共安全问题，对社会发展的潜在风险不可忽视。为此，要以社会风险的理念治理农业女性化。同时，由于农业女性化的产生和发展是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国情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因而，我们需要将它纳入到社会系统中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以整体治理、风险管理的理念与思维对其进行全面有效的治理，使人口安全风险发生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1.加大城乡统筹力度，促进城乡人口结构分布合理。如前所述，城乡发展不平衡以致于城乡发展出现二元对立的局面是导致农业女性化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加大城乡统筹力度，努力改革城乡二元发展体制，缩小城乡差距，化解城乡二元对立发展的矛盾，使农村劳动力离家不离乡，进城能安家。一要盘活土地存量，完善产权交易制度，积极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提高土地规模利用水平和产出效益。同时，着力应用农业现代技术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并加大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积极提高农业工业化和农村服务业水平，全面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全面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使农村劳动力能就近有业就、就好业；二要全面落实新型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着力推进进程农民市民化；三要改革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均质化，消除城乡差异。

2.更新理念消除性别歧视，维护农村女性素质发展。传统的性别歧视对农业女性化的产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性别理论对传统的性别观念提出了挑战。这种理论认为性别观念是由社会文化和制度构建的，是社会化的产物，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它主张在社会整体的角色分工和权力结构中看待两性问题，认为女性与男性处于平等的主体地位，社会政策要着力改善男女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全球战略，旨在推动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得到了世界各国普遍认可和支持。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是指把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纳入社会发展和决策的主流[9]。它对于改变农业女性化、促进妇女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为此，政府要将社会性别理念引入决策过程，考虑女性的意志，维护女性的利益，消除性别歧视。同时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土地流转、科技服务、扶贫脱贫、市场参与、教育培训、创业就业、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政策调整与创新，维护妇女发展的自由，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身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机会，享受平等的权益，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实现性别公正。

3.加强人口宏观管理力度，推动城乡人口科学有序流动。首先，切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传统的户籍制度不可避免的要导致农村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不能举家迁移到城市，不得不过分居生活。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已于2014年7月正式公布，对于破解城乡对立、消除城乡差异、推动城乡人口有序流动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流动人口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落户的门槛还很高。同时他们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享受公共服务与产品上的权利与当地户籍人口相比仍然有很大差别。这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其次，要切实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的科学管理。目前我国农村流动人口管理的政策还有很多缺失，不可避免会造成人口盲目流动。因此要从人口数量、结构、素质、迁移等方面通盘考虑，综合施策，促进劳动力有序、合理流动，并重视人口安全管理，建立流动人口安全保障机制。

4.改革相关配套制度，保障农村女性发展和安全。首先，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和支持力度，着力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化，使农村孩子从小就能享受与当地城镇相当的教育资源，培育优良的人力资本，培养优秀的人口素质。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农村和农业而言，根据边际法则，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要远高于男性[10]。所以要重视开发女性人力资本，培育和发展新型劳动力，为农村女性就业和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其次，健全和完善具有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体系，发挥政府兜底、家庭筑基、社区支持、机构补充、土地支撑的作用，编织成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养老保障网，切实解决流动人口的后顾之忧。再次，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着力培育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的道德风尚，加强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家风建设，使男女平等、尊重妇女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要加强平安农村建设，严惩各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创造和平、和谐的生活环境。

5.构建人口风险预警机制，提高应对人口风险的能力。农业女性化的发展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产生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问题的严重性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当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超过了社会可承受的能力范围，就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风险。因而，就必须增强风险意识，构建人口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一是在政府层面要强化对农业女性化问题及其引起的人口风险的认识，把握内在规律性，评估人口风险严重性，构建体制机制应对人口风险；二是在社会层面要加大宣传，增强人口安全意识，强化社会风险意识，培育人口安全文化，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应对人口安全问题，防范社会风险；三是在个体层面要通过政策引导、思想教育、行为管理等促进个体行为不触及人口风险，自觉维护人口安全。筝

[1]刘志军，刘民权.人类安全：概念与内涵[J].国际观察，2006（1）：38-46.

[2]张维庆.关注人口安全，促进协调发展[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3（12）：4-7.

[3]刘筱红，姚德超．农业女性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分析[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99-102.

[4]韦加庆.农业女性化的成因、危害及其治理路径[J].滁州学院学报，2015（4）：47-50.

[5]黄鹂，安徽省“农业女性化”现状及其影响[C]//2015安徽社会发展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38-159.

[6]杨小燕.农业女性化与性别歧视[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8）：52-54.

[7]费孝通.生育制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24.

[8]李新然，方子节，普雁翔.试论女性农业化对农村妇女发展的影响[J].农村经济，2000（5）：3-5

[9]姚德超，刘筱红.农业女性化视野下农村妇女发展的困境与政策调适——基于阿玛蒂亚·森自由发展观的分析[J].兰州学刊，2012（8）：74-78

[10]高龙.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女性化对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D].华中科技大学，2013：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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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3.68

A

1007-0672（2016）03-0084-05

2015-06-12

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社会质量视域下农村老人生活质量研究——基于安徽农村的调查”（SK2014A421）。

韦加庆，男，安徽太湖人，复旦大学在读博士，皖西卫生职业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外聘副教授，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