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西学中用”的第一个版本

张国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徐光启（1562～1633），上海人，明崇祯朝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其科技名著《农政全书》写进了中小学历史课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这样一个内阁辅政级别的高官，在梵蒂冈的档案里，却是一名归化了的基督徒，教名Paul，中文名字叫徐保禄。

徐光启归化天主了吗？法国学者谢和耐就不相信，我也不完全相信。那么，如何理解“徐保禄现象”呢？

徐光启生长的16、17世纪的江浙地区，已经不再完全封闭。西洋人在马六甲的活动、在澳门和珠三角地区的经营，带来了新气息，传教士就是深入内地传播新气息的使者。徐光启万历九年（1581）中秀才，二十五年（1597）中举人，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及第。总体而言，科举功名是比较顺利的。

中举之前，徐光启赴广东韶州任教，就结识了耶稣会士郭居静。1600年，进士及第之前，他在南京与利玛窦有一面之缘，并于进士及第前一年，即1603年受洗入教。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理”，给利玛窦的论著作序推介。1616年的“南京教难”，徐光启挺身而出，作《辨学章疏》，不仅为耶稣会士说情说理，进而提出要全面翻译“天学”书籍，“凡事天爱人之说，格物穷理之论，治国平天下之术，下及历算、医药、农田、水利等兴利除害之事，一一成书”，若其中有内容荒谬悖理，不足劝善戒恶、易俗移风，可以即行斥逐，“臣与受其罪”。他还举出历史上的例子，秦穆公用西戎的由余，佐助秦成霸业;金日磾来自西域之子，成为西汉的名臣。苟利于国家社会，何论远近呢？

显然，徐光启始终用务实的态度对待西方宗教与科学知识。明朝末年，由于利玛窦规矩的影响，儒耶之间并没有表现为严重的信仰冲突。天主教的意义，对于他而言，主要具有补益儒学，修身做人的实用功能，不具有宗教信仰的意义。

徐光启说利玛窦的天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另有一端“别为象数”。大者为修身事天的道德、宗教，小者为格物穷理的哲学、科学，其“余绪”则为象数。无不可以补足儒学在道德和政治层面、科学技术、个体救赎问题方面的短板。

《二十五言》是继《交友论》之后，利玛窦编译的一部伦理箴言集，内收二十五则短论，故取名“二十五言”。利玛窦自称，该书 “只谈人内心的修养”。1604年徐光启为之作《跋》。徐光启感慨万千地说，“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指、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归根结底，徐光启仍是在儒学的框架内接受和容纳西学，通过借取他认为切实可行的天主教道德体系， “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

在他眼里，天主教道德规范，因借助一种外在理性的监督，能迫使人实现约束内心，传教士的夸张性宣传，使他深信西方因尊奉天主教，而成为一片无悖逆叛乱的乐土。他比其他士人更热衷于以这种虚幻的西方乐土，补益儒学之不足。徐光启早年受阳明心学影响，而在思想中留下基于善疑的开放性，利玛窦附会古儒，以拒斥、批判佛老二氏和宋儒，这与徐光启拒斥佛老，痛恨明末空疏、虚浮的学风很相契。

徐光启除了肯定“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特别推崇的是其“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格物穷理之中，又复旁出一种象数之学。” 包括物理、数学、几何等，“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妙者。”徐光启自称“生平善疑”，接触了天学之后，竟然到了“了无可疑”的境界。对于身为科学家的徐光启来说，对于西学中科学技术内涵，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完全可以理解。

总之，徐光启是中国接触西方文明后，第一个设想通过引进“天学”，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人，是张之洞等洋务派主张“西学中用”的先驱，是“中体西用“的最早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