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新闻采访中的“非主流”视角

杨光毅

（今日重庆传媒集团，重庆 400015）

重大新闻采访中的“非主流”视角

杨光毅

（今日重庆传媒集团，重庆 400015）

在现代汉语中，关于“视角”的释义基于物理化，即视线与显示器等的垂直方向所成的角度，观察物体时，从物体两端（上、下或左、右）引出的光线在人眼光心处所成的夹角。物体的尺寸越小，离观察者越远，则视角越小。而在新闻采访实践中，“视角”则更倾向于心理与思想层面，并在此基础上付诸技术层面的实作。本文尝试以故事串联显性剖析的方式，达成重大新闻采访中关于“非主流”视角的呈现与分析。

新闻记者；重大新闻；采访技巧

20年的新闻从业经历中，经历了太多的常态新闻采访。这样一个不长不短的从业年限，也亲历了大量重大新闻的采写。往往在重大新闻现场，新闻竞争尤为激烈，综合考量每一家参与媒体的新闻策划与统筹能力，也随时考量着每一名介入的新闻记者的临场随机应变能力及采访技巧与艺术。

在这20年中经历的重大采访，时隔多年依然历历在目。中外媒体云集的全国“两会”、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世界关注的神舟七号发射、“5·12”地震及灾后重建、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等等，都是全球媒体同时介入的重大事件性采访。而一些区域性重大事件，诸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等，在前提上就已无法形成新闻线索的独家占有，同样需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达成对同题报道的“另辟蹊径”和胜出。

基于对轻松阅读和理解本身的考虑，本文以“故事带剖析”的结构模式，还原重大采访事件现场与故事，并以案例为依托，择要对隐藏其中的“非主流”视角进行相对单一的呈现，便于从纷繁的故事中梳理出可供借鉴的实作技法与技巧。

一、某个合适的时候，新闻不在惟一的点上

这是从业20年来，经历大量重大采访后，我个人回顾曾经亲历的采访事件与场景得出的一个结论，即当某个合适的时机来临，并非所有的新闻仅仅集中在一个点上。此时，新闻是多点的。

在这一节中，我以神舟七号发射现场的采访作为剖析案例。

案例：

2008年是一个重大新闻采访不断叠加的一年，“5·12”地震、北京奥运会、神舟七号发射等等，都集中在这一年。其中的神舟七号发射，虽然并非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但因为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出舱进行太空漫步，所以称为中国航天事业的一个里程碑，也因此成为全球媒体瞩目的重大事件。所以，新闻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此前的神舟号系列发射，我并未参与采访。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同城媒体在内的其他媒体记者都已抵达酒泉，我才接到报社通知，临时顶替另一同事，前往酒泉卫星发射基地采访神舟七号发射。

在异常短的时间里恶补航天知识、搜寻所有神舟系列公开报道资料的同时，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才能进入发射基地，毕竟，这是重大的科技新闻，更是管控极其严格的军事新闻。在托了六层朋友关系后，我获准以正常渠道进入发射基地，并得到了在最近的安全距离采访神舟七号发射的资格。

但是，即便是在这个已经非常特殊的近距离采访区域，我所奉职的单位仅是众多获准进入的媒体单位之一。每一家媒体的记者都铆足了劲，要将来之不易的采访机会利用到极致。

2008年9月25日晚，神舟七号成功发射，其返回舱着陆地点远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的某个区域，包括我在内的绝大部分媒体记者都无法获得现场采访资格，而这一次重大事件的新闻，远未到尘埃落定的时候。此时，我选择了继续留在好不容易才获准进入的发射基地，希望换一个角度做一点发射基地的新闻，毕竟在这样一个重大事件的背景下，整个发射基地都是受众关注的焦点，应该有很多人们关心的延伸新闻。

正因如此，我在“缺席”神舟七号返回舱采访的同时，用另外两篇可读性很强的报道弥补了不能亲临返回舱现场的遗憾。一是在纪律允许的框架内，向受众呈现了发射基地“生活”的一面；二是通过深入采访，以发射基地在戈壁滩上建起的那个特殊的人工湖泊为切入点，成就了一篇戈壁滩上“造湖”的传奇式报道。

浅析：

在以上案例中，“神舟七号”是这次的新闻，由此发散出来的主体新闻很多，比如神舟七号的发射本身，三名航天员的确定、准备和出征，航天员出舱与太空漫步，返回舱成功着陆，允许报道范围内的顶尖科技，等等。但是，受各种条件限制，尤其地方媒体更没机会进入更多核心采访区域，也就无法得到更多核心采访机会，难以成就更多核心的重大新闻。此时，即需要现场记者随机应变和临场发挥，在“神舟七号发射”依旧是热点的情况下，选择好一个角度和思路，即所谓的“视角”，另行寻找“非主流”的新闻。事实证明，在这次的重大采访中，两篇“非主流”的新闻报道，无论从呈现篇幅体量还是考量受众阅读兴趣来看，都是非常成功的。

二、以深度挖掘，达成“非主流”新闻主流化

但凡有经验的记者，在激烈的重大新闻采访竞争中，往往在前期的采访准备中，即有“出奇制胜”的前期计划。按照最通俗的理解，“出奇制胜”就是所谓的“不走寻常路”。但是“怎么走”和“走什么样的路才不寻常”，成为横亘在记者面前的两道难题。

在“5·12”地震的采访中，我也尝试着用了一种“非主流”的视角，去寻找激烈竞争下的“蹊径”。

案例：

当“5·12”地震来临的那一刻，我身处云南昆明。此前受报社派遣，拟从云南出境，到缅甸采访“纳尔吉斯”热带风暴。尚未来得及出境，“5·12”地震发生，我从昆明返回，转而进入地震灾区投身这一重大事件的采访。

刚开始，几乎所有媒体的采访区域重点，都锁定了都江堰和映秀镇，这两个地方也成为最初两天媒体记者最为集中的区域，新闻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尤其是在这次地震中遇难和失踪人数高达50%的映秀镇，更是媒体记者关注的焦点区域。

都江堰通往映秀镇的公路已完全中断，映秀镇与外界的唯一通道只有水路，即利用冲锋舟通过紫坪铺水库，运送抗震救灾人员和受伤群众。虽然每个媒体的记者都希望搭乘冲锋舟进入孤岛映秀，但在新闻与抗震救灾之间，大家都自觉选择了一切为抗震救灾让路。包括我在内，将更多的关注点留在了都江堰城区。单就新闻本身而言，都江堰城区此时也是一个新闻富矿，参与“5·12”地震采访的所有记者都明白这个道理。

正因为如此，当时都江堰城区的抗震救灾新闻竞争异常激烈。身处现场的我，努力寻找着可以“出奇制胜”的视角。恰好在充满焦虑的时候，一位满脸尘土的中年妇女进入我的视野。经交谈得知，她唯一的儿子至今下落不明，救援队伍地毯式搜救的同时，她以母亲的身份也不分昼夜地辗转于都江堰城区的各个废墟，希望自己的儿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正是在这一瞬间，我确定了自己的“非主流”视角，我希望跟这位悲伤、焦虑而疲惫的母亲一起，在各个废墟上寻找他一直没有音讯的儿子。整整一天，我将其他新闻的采访留给了同样身处都江堰的同事，我则寸步不离地跟着这位母亲，在履行我作为新闻人的职责的同时，做着跟她同样的事。傍晚时分，我和她寻到了一处垮塌的居民楼前，几名搜救人员正在这片废墟上搜寻。在现场等候几分钟后，搜寻人员在废墟里找到一具遗体，这位母亲瞬间扑了上去，从尚可依稀辨别的容貌里，确认了那就是她的儿子。瞬间，悲恸的哭喊声从她早已嘶哑的嗓眼喷出，现场空气似乎完全凝固。

在人文情怀与新闻职责之间，尤其像“5·12”地震这样的采访，我往往选择人文情怀。但因职责所在，我最后还是在都江堰城区一个伤员救治点外，就着昏暗的灯光，完成了一篇记录一位寻子母亲的一天的通讯。

浅析：

面对“5·12”地震这样的灾难性报道，每一位媒体人都面临着非常矛盾的抉择，他们的任何正面报道客观上都可能衍生“重新撕开伤口”的残酷，但作为新闻人，他们又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所以，当新闻富矿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依旧需要在“最大限度减少二次伤害”的原则下，做好新闻报道。此时，正常的竞争在所难免。也正因为如此，我需要换一个思路，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式，在抗震救灾的大背景下，通过带有普遍性的个人的故事，寻找新闻报道“另外的出路”。对“母亲寻子”这一天的报道，看似一个感性的个案，但这样的个案在当时的地震灾区却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包括后来采访“震后的第一个清明节”，面对所有媒体的新闻竞争，我也采取了类似的“非主流”视角，选择了为在“5·12”地震中罹难的父母祭奠的一对夫妇作为报道对象，也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报道效果。这样的“非主流”视角的成功转换，从新闻业务而言，可以概括为“宏大背景下的微观叙事”。

三、有机使用材料，避免“非主流”视角“花絮化”

在任何重大新闻采访中，只要把握好主流和导向，“非主流”视角都可以为采访成功提供意想不到的帮助。但是，在借助“非主流”视角完成采访时，必须厘清一个观点，即“非主流”视角首先必须置于“主流”背景下，并且要明确“非主流”并不意味着要将重大采访中的新闻“花絮化”。这一点，往往是重大采访中“非主流”视角实践者最不容易把握的。

案例：

在我收藏的为数不多的跟新闻采访有关的证件中，有一份非常特殊的“请柬”，这份编号“108”的“请柬”，由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发言人李肇星签名，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总理记者招待会的准入证件之一。

由是，这个新闻实践案例，与总理记者招待会有关。

从2004年到2009年，作为长期从事时政新闻报道的记者，我连续6年采访全国“两会”。对新闻界而言，每一年的全国“两会”，都是一个巨大的新闻富矿，每一家媒体都希望自己派往现场的记者能在这种一年一度的媒体精英论剑中，最大限度地出彩，加上全国“两会”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开明和开放，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外媒体有机会介入全国“两会”的采访，加剧了新闻竞争。

全国“两会”的采访报道，最后的高潮都是人代会闭幕大会后举行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就重庆而言，在2009年以前，从未有任何一家都市类媒体的记者有机会走进人民大会堂三楼的中央大厅，参加总理记者招待会。通过特殊的渠道，我在焦急的等候中，于总理记者招待会前一天晚上拿到了参会请柬——所有参加总理记者招待会的记者，必须同时持有全国“两会”的记者证和请柬，缺一不可。

3月的北京很冷。2009年3月13日凌晨4点，我匆匆从床上爬起来，收拾好采访工具和所有证件，赶往人民大会堂。为了能在举行招待会的中央大厅找到一个好位置，凌晨6点，人民大会堂外排队等候入场的记者，已有一百多人，是所有获准参加招待会记者人数的一半。大家就在“零下二度，六级风”的人民大会堂外，静静等候。上午10点59分，参加招待会的记者入场两个半小时后，刚出席完人代会闭幕大会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走进中央大厅，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在2个小时25分钟的时间里，温家宝总理回答了中外记者十多个问题，从经济提振到民生，涵盖面非常广。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的总理记者招待会，由于工作调整，似乎也成了最后一次。

浅析：

在返回重庆的航班上，我完成了总理记者招待会稿件的写作。我很清楚，类似总理记者招待会这样的主流新闻，必须按规定由相应的媒体发布。所以，在拿到招待会请柬时，我已经确定了这次重大采访的稿件方向，即在“主流题材”框架下，通过“非主流”视角，来完成准确、稳妥而又不失重大和可读的报道。在这样的思路下，我以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花絮”的细节作为整篇报道的“线”，通过现场的白描式呈现，有机地将总理记者招待会上的重大信息如提振经济、对外经贸交流、民生改善等等，合理地作为新闻材料填充到我的报道中。最后呈现出来的报道，表面上看“非主流”，实则因为巧妙地将“主流”素材融入其中，使报道中的一切细节甚或是“花絮”，都成了为“主流”素材“作嫁”的元素，避免了采取“非主流”视角带来的报道“花絮化”，也让报道本身更具现场感和可读性。

四、结语

重大新闻采访中的“非主流”视角，基本上是一种皆可灵活使用的思路和技巧。它的好处就是可以使主流新闻更加多元，形成一种多维度的报道形式，能够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这需要新闻从业者有较为深厚的积累，以及不与常人雷同的思维模式。但这种思路和技巧在重大新闻采访中的运用，必须解决的一个认识误区，那就是“非主流”视角达成的不能是“非主流”报道，换句话说，就是虽然换了角度但是不能偏离“主流”。所以，需要在以“非主流”视角切入的同时，在报道中交代清楚大背景，有机使用主流新闻素材。只有这样，“非主流”视角下的报道，才依旧是“主流”。

G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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