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新旧封建军阀探究

李 辉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民国时期新旧封建军阀探究

李 辉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中华民国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基本上是两部军阀史的合成:前十七年是北洋军阀史和西南军阀史（含其它派系），后二十一年是国民党新军阀史。因此，民国军阀史的研究就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五四前后，时人关注的重要政治焦点问题，就是军阀这一现实问题，因为军阀问题，已成为困扰那个时代发展的重要难题。在时人看来，军阀问题的表现，一是军阀干政弄权之乱导致国家纲纪、政治道德败坏;二是军阀各割据一方为霸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衡;三是军阀内争、兵变之祸"甚于匪祸";四是军阀"率兽食人"陷民生于绝境。根据这种观察，当时的思想界得出了对军阀的否定性认知结论。时人谓军阀"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虽显朴实却颇具典型意味的结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五四前后时人对军阀的认识虽不无形容和夸张的成分，但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分裂与割据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特征，中国人民一直重复着被压迫与反抗的道路。我们虽然废除了封建君主，而中国的封建势力仍然奴隶着劳动人民，当中国即将有机会肃清这道发展的阻碍，帝国主义总能寻找到更加凶恶的顽固势力代言人，并且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融合更加畸形的因素。

民国；军阀；西安事变；军阀割据势

北伐战争的胜利代表着封建军阀的衰落，但是，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窃取。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期来看，与北洋军阀的统治行径并无不同，都是在践踏民主制度的基础上以武力来达到剥削中国人民的目的，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很类似，都是大地主阶级，然而，他们存在着新旧之间的差异，蒋介石是英美帝国主义扶植的最具实力的军阀，其发家的资本是江浙财阀的支持，而其统治的形式则是一种法西斯独裁主义。新旧军阀的共同目标是凭借武力占据最有利的形势，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然而，他们实现途径中都是在以反人民的方式进行，为了封建地主阶级或者官僚资本家的利益，独裁是分裂割据局面的共同现象。

一、中原大战与军阀割据势力的影响探究

我们在北伐战争中几乎结束了北洋封建军阀统治的结束，而进一步瓦解其的力量是蒋介石上台后的二次北伐，很大程度上又肃清了一部分军阀的势力，在中原大战中几乎奠定了中国新军阀的庞大势力范围，而旧军阀的实力渐趋衰弱。这场战争根本原因是利益分配不合理，其是指蒋中正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新军阀混战，共产党称之为蒋冯阎战争，或蒋冯阎李战争。虽然以代表中央的蒋介石胜出，但是他所倚仗的各种手法，包括以职位、金钱、美女收买对手部下，拉拢一派打击另一派，虽然一时有效，但其实都无助增加国民党内派别间的团结。日后的西安事变，以至抗战胜利后国共战争国民政府军的溃败，在某程度上都是国民党这种危机的再现［4］。在分裂的时代，军阀类似于春秋战国的诸侯，能占据经济发达地区，并且得到帝国主义支持是其兴盛的最直接原因。而蒋介石也是很有才华的政治家，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到中原大战凭借其官僚主义的作风逐渐用阴谋建立起独裁统治的基础，但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蒋介石的国家统一意识很强烈，中原大战是中央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开始，而其“剿匪”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在消灭共产党的同时，进入军阀割据的直接势力范围，削弱其力量。“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不仅仅是针对阶级矛盾最对立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更是对妨碍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地方割据势力的一种无形打击。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象征，军政大权必须完全由蒋介石一人掌控。中原大战削弱了军阀割据势力，但也因此展示给我们一个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情况，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尤其是中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蒋介石不可能完全实现独裁统治和彻底瓦解军阀势力，而这一切的矛盾直接导致西安事变态势恶劣与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战中的片面抗战路线甚至是直接加入日本法西斯主义阵营反共反人民。

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冲突是阶级利益的分裂，他们虽然都站在反人民和反社会的立场上，但由于对共同利益的诉求而发生的一系列争夺，不同的军阀将利益区分开来，分裂是表现，不统一是其本质。［1-3］

二、新军阀的观望态度探究——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例

西安事变是各派系军阀势力的新一轮角逐，他们大致上的共同反应是不采取任何措施来拥蒋或者拥张扬，但其在对张杨二人的通电中则表现出各方军阀对此事的态度，在矛盾冲突与民族利益的取舍中，理性与情感的战争一直不断地在进行斗争，军阀对此事的态度大致上是观望或激化矛盾。

北伐战争迎来了北洋军阀的末世，却因为反革命使革命大好前景再度陷入低迷，也形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新代言人——新军阀。新军阀的发家轨迹大致上和蒋介石相同，都是在封建大地主阶级和各地财阀势力的支持下形成的，并且依附于各自的派系。新军阀的共同特点是与蒋介石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中原大战尤其是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对军阀势力的进一步吞并，招来了大多数军阀对蒋介石的仇恨，“杀蒋”固然是一个呼声，而不少的声音是不冷不热的观望态度。

在张杨反动西安事变，引起南京政府对张、杨的讨伐，白崇禧、李宗仁和李济深等十六人共同发出通电，主张用政治解决事变，并呼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李、白二人的倾向于张、杨二人的心态，作为与蒋介石曾经重点打击的对象，他们能够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上坚持理性的判断和选择，是对这类爱国军阀的民族精神的肯定，而其政治主张与蒋介石存在差距，他们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打击政策，他们更呼吁建立民主政治，作为新军阀，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地主阶级的利益，更是为民族资产阶级而服务的，当然，新军阀观望态度的取舍则是出于对本军阀集团利益的考虑。

从他们能够看出国民党内部的争斗，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反映，而蒋介石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精心培养与选择出来的代理人，蒋介石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中屡战不败，或者下台又是绝对不是由于他个人的禀赋造成的，而是有他的阶级属性造成的，国，这一切的表现是政治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正确的主张，经济、军事上缺乏与蒋介石对抗的实力［5］。西安事变的解决向更坏的方向发展，只会存在一种结果，是上述阶级和集团中再度选择一个更有实力的代表人物控制着中国发展的局势，一方面对他们这些国民党新军阀进行更加恶劣的打压，而在此时，更大的内战将会爆发，那时，日本侵华的举动将会在这样的动乱中得到更好地实现，而最终的结果是本人所代表的阶级和集团只会面临更大的危机，从利益方面考虑，这场事变能否和平解决，既是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诉求，更是对国民党新军阀中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呼吁。他们很清醒地认识到本身与蒋介石存在的利害关系，也明白当全国不具备任何军阀能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匹敌的力量，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原有的独裁统治体系中寻求妥协，这样才是利益维护的做妥善方式。

“乱”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表现，“以乱治乱”的方式在矛盾激化时只会促成事态的恶化，共同的阶级利益关系成为了新军阀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妥协的理由。全民族抗战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归根结底是人民之之间、人民与国家的利益存在交叠。

三、旧封建军阀的倒蒋抗日探究——以阎锡山为例

中国近代社会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力量的弱小，并且遭到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其软弱性和妥协性成为其共同的本质属性，但也正因为这样的妥协特性，使对立阶级的矛盾存在被调解的可能，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中国劳动人民对于和平与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注定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只存在较大的对立面。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这件事上以彻底地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来实现革命。

旧封建军阀大体上是北洋政府封建军阀的残余势力，北伐战争的失败大体上就体现在这里。这类军阀集中暴露出南京国民党政府中本身存在的落后的阶级属性，大部分旧封建军阀支持倒蒋抗日甚至杀蒋抗日，而这类军阀则很多依附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直接沦为汉奸或伪军，成为日本打击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工具。汉奸或伪军都是站在中华民族利益对立面的极端分子，他们注定被打在中国人民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存在，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影响下，封建主义势力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大好状况下的死灰复燃和变本加厉地报复。

阎锡山是和蒋介石一样的阴谋家，但是阎锡山不具备那样优越的阶级背景和帝国主义扶持，他和大部分的旧封建军阀一样，都是蒋介石重点打击的对象，甚至是遭遇过覆灭的危险，在西安事变中，他们支持张、杨二人的举动，更主张南京政府对此二人的讨伐，而阎锡山在对此事变的态度是借此讨好南京，从中取利，以后又以居间调停为词，主张将蒋介石送到太原，其目的是想投西安事变之机，把蒋介石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由他操纵摆布的一张王牌。事变前，阎锡山支持张、杨，事变后，阎锡山背叛张、杨［6］。阎锡山并不是不爱国，而更爱他自己。从短期利益而言，蒋介石获救后的重要反应是对其进行打压，而从长期来看，抗日战争中蒋介石的正规军队都是在牺牲和损耗其他地方军阀的实力。蒋介石所坚持的片面抗战路线只是在依赖个人军队，并且充分发挥军阀的力量。封建军阀出于本集团利益的考虑，自然会选择消极抗战的路径，故而在正面战场上的总体形势是败多胜少。

日本的大举侵华对中华大地上的大部分集团都是妨害其利益的，选择依附日本法西斯主义是保存并发展的途径之一，国民党反动派在正面战场上也付出巨大代价，但始终坚持全民族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创造了发展的机遇，这是站在广大人民利益上的正确选择。但是，国民党坚持片面抗战，而不少旧封建军阀势力消极抗战甚至积极反共，他们的目标在倒蒋抗日或杀蒋抗日中早就已经暴露出来，他们希望爆发出更大的内战，从而在战争攫取利益，甚至亲日派的封建军阀期许在内战中日本能够迅速完成侵略。无论是杀蒋抗日还是倒蒋抗日，都是最符合其利益发展的。但是，当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勾结共同完成对中国人民的剥削与掠夺，抗日战争就将面临着极大的困境，而能保证军阀积极投入到抗战中，迎合中国革命发展需要的力量是爱国的精神，因为一旦抗日，封建势力所经营的财富和利益便会遭受打击。很多军阀在西安事变时就已经站在了矛盾冲突与爱国抉择的时代大浪里。［4-6］

［1］李双璧.试论一九一七年的川、滇、黔军阀混战［J］.贵州文史丛刊，1984，7（02）98

［2］高敦复.冯玉祥与牢阀集团［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7（6）65

［3］王方中.1920—1930年间军阀混战对交通和工商业的破坏［J］.近代史研究，1994，12（5）80

［4］王勤，王秀枝.军阀混战与工农武装割据初探［J］.驻马店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7（2）65

［5］张嘉友.西南地区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二刘之战述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8（11）90

［6］纪宁.民国社会与军阀混战［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9（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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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9923（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