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主流英文报纸对外报道在华举办国际事件的特点
——以《中国日报·美国版》对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报道为例

傅梦媛（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9）



国内主流英文报纸对外报道在华举办国际事件的特点
——以《中国日报·美国版》对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报道为例

傅梦媛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100089）

摘 要：本文以框架理论为工具，以《中国日报·美国版》对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报道为分析蓝本，通过分析版面设置、报道主题及框架、报道倾向和消息引用，发现国内主流英文报纸对外报道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事件时，通过大量正面报道与中国相关的热门话题以及引用权威人士的话语，在国际社会树立了一个积极的中国形象，并且在报道过程中也注意采用西方媒体常用的新闻框架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作者在分析的基础上也对中国的对外报道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对外报道；框架理论；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国日报

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和城市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事件选择在中国举办，国内外主流媒体对该类事件的重视度也日益上升。报道在华举办的国际事件是进行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以往的对外报道研究往往集中于突发性事件和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很少专门关注在华举办的国际事件。本文以《中国日报·美国版》对在中国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报道为分析样本，运用框架理论，试图探索当前国内主流英文报纸对外报道在华举办国际事件的特点。

一、样本选择

本文之所以选择《中国日报·美国版》对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报道为分析样本，有如下原因：

首先，报纸的选择具有代表性。《中国日报·美国版》是中国日报传媒集团下属的一份纸质出版物，于2009年正式创刊并在北美发行。该报纸为北美读者量身定制，周一至周四每天16版，周五20版，其受众来自美国政府机构、高端智库、重点大学、主要金融机构、跨国公司等等。因此，《中国日报·美国版》在对外报道方面具有代表性，符合本研究的主题。

其次，国际事件的选择也具有典型性。互联网不仅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也与国家的安全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世界互联网大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吸引了众多的关注。在乌镇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围绕着全球互联网治理、网络安全、互联网与可持续发展等诸多热点议题进行探讨交流。其中网络空间更是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核心领域。美国以安全自由之名，频频对中国网络空间事务进行抨击和指控。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主流英文报纸如何向美国受众报道本次互联网大会显得十分重要。另外，该事件在2015年12月举办，可保证研究结果的时效性。

二、研究内容

（一）版面设置

在本次大会举办的四天时间里，《中国日报·美国版》上共有66篇相关的报道，这个报道量说明该报纸对世界互联网大会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大会举办期间，《中国日报·美国版》每天都设置了专版对其进行大幅度的报道，并且报道数量也逐天增多，尤其是17日和18日两天，与大会相关的报道几乎占据了整份报纸的一半内容。特定的时间段内报道某一特定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受众对事件发展过程的了解和关注。通过对在中国举办的国际事件进行大量连续的报道，可以进一步对外宣传中国，吸引国外观众对中国的关注，从而进一步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

进一步分析《中国日报·美国版》头版对于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报道的稿件配置，发现《中国日报·美国版》通过凸显美国读者关心的话题来吸引注意，并且传达态度、表明立场。16日和17日两篇占据较大版面的头版报道都涉及美国非常关注的网络安全问题。16日的报道《网络空间的大门保持敞开》表明中国在保证网络安全的同时，会一直对外开放互联网产业；17日的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提倡共建网络空间的未来》，向美国读者传达了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一起促进网络空间的管理，并且维护网络安全的意愿。将这两篇报道放在最引人注目的头版，给经常质疑中国网络安全问题的美国一个醒目的回复，表明中国重视网络安全的态度和行动的决心。

（二）报道主题及框架

甘姆森（Gamson）认为框架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界限”（boundary），指的是被框架的事件或者故事，也就是主题；二是“架构”（building frame），指的是人们由框架来诠释事件、赋予意义，是一种潜在的意义建构过程。作者在通读这四天内《中国日报·美国版》对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66篇报道后，主要提炼出四个主题。在四个主题里，与互联网经济相关的报道所占比重最大，共有28篇，这些报道主要阐述了互联网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良好势头，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也开始向互联网经济进军；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在全世界起着领头的作用，并且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寻求与国外伙伴展开合作。与网络安全和网络空间治理相关的报道位居第二，有16篇，主要涉及中国目前正在加强立法保障网络安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组织与个人也参与到维护网络安全中来；中国相当重视网络安全，并且也十分希望能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管理好网络空间。“其他与互联网相关的发展”这14篇文章主要包括互联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广泛应用以及中国在发展互联网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云市场发展方面的问题。“大会筹备”这3篇介绍了举办地乌镇以及志愿者的努力。

从报道主题的选择来看，《中国日报·美国版》并没有拘泥于报道会议本身，而是从多个角度出发，挑选与大会相关同时也是当下热门的话题，尤其是与中国自身发展情况相关的话题进行报道。网络经济与网络安全是21世纪以来人们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以这两个话题为主要的报道主题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同时也可以从多个侧面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

学者赛梅柯（Semetko）和瓦尔肯堡（Valkenburg）在他们的研究中将西方媒体常用的新闻框架划分为五种类型：冲突框架、经济框架、责任框架、人情味框架和道德框架。按照这个框架分类的原则，作者将《中国日报·美国版》对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报道也进行了分类。结果发现这66篇报道中有33篇使用了经济框架，19篇使用了责任框架，11篇使用了人情味框架，剩下的3篇使用了冲突框架。大多数以互联网经济为主题的报道基本都围绕着其带来的经济效益展开，因此有一半的报道都采用了经济框架。而与网络安全和网络空间治理相关的报道则主要强调国际社会与中国在维护网络安全和管理网络空间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多采用责任框架。从情感层面或者个人角度出发来介绍大会的报道符合人情味框架的范围，如17日的一篇关于中国最大的白帽子黑客社区——乌云的文章，就以几个白帽子黑客的成长故事为例，展现了很多中国年轻人想要为维护网络安全出一份力的意愿。以冲突框架为主的报道数量较少，一些与当下中国互联网发展相冲突的问题是这些报道的主要内容，如18日的报道《知识产权法应注重促进创新》，就主要呈现了现存的知识产权法与互联网领域创新成果之间的矛盾冲突。

（三）报道倾向

新闻报道按照情感基调的倾向性分类，可以分为正面报道、中性报道和负面报道。郭可、杨怡宁在他们的论文《大陆报纸如何塑造台湾形象——从<参考消息>、<新民晚报>五年新闻报道方式说起》中指出，正面报道是指用词正面、内容积极的报道；负面报道是指用词和内容都是负面，并且有损于报道对象形象的报道；中性报道是指有正负两种观点，并且语言使用比较平和的报道。本文参照这种传统的划分方式，将《中国日报·美国版》对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报道的倾向进行分类，发现66篇报道中有45篇属于正面报道，3篇属于负面报道，剩下的18篇属于中性报道。

这45篇正面报道基本上都是关于中国的，通过使用积极的内容与语调，主要塑造了中国两个层面的正面形象。首先，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迅速，各方面经济发展状况良好。褒义的词汇和大量有说服力的数据是这些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15日的报道《乌镇深受国际会议欢迎》中用“robust”（强劲的）来形容阿里巴巴的发展，表明了对其的肯定，并且运用了有力的数据证明了浙江互联网经济良好的增长势头。第二个层面的正面形象是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无论是在维护网络安全方面还是在促进全世界发展方面，中国都愿意积极承担起责任。这方面的正面报道重在突出中国作出的努力，如中国最高立法机构正在加快网络安全和网络反恐方面的立法，也会继续全力打击网络犯罪。17日的报道《网络空间治理成首要任务》提到中国希望与全世界一起建立一个多边、民主和透明的网络治理体系；同一天的报道《中国互联网公司应向世界进军》一文中则表明中国应该在普及发展中国家互联网的使用率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这45篇正面报道向美国读者树立了中国这两个层面的积极形象，介绍了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并向他们传达了中国在网络安全和网络发展方面的态度。

为数不多的3篇负面报道披露了当下阻碍互联网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一些问题。例如，16日的报道《用物联网增加中国的价值链》中提到缺少专业人才、整合的信息技术系统和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中国在发展物联网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17日的报道《中国在发展云服务方面必须克服的挑战》，则认为中国复杂的管制要求、服务提供商能力的欠缺极大地限制了云服务的发展。但是这些负面报道都只是浅谈了这些问题，并没有进行深入的阐析和挖掘。

（四）消息引用

台湾学者臧国仁认为消息来源就是一些在新闻引述中提及且可确认的个人、组织或实体。在新闻框架的各个组成要素中，消息来源是非常重要的一项。通过消息来源，“媒体一方面表明新闻事实是有根据的，增强新闻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对不同消息来源的选择同样也隐含着媒体的态度和立场。”因此，记者通常会选择不同的消息来源，以支撑他们的报道。作者统计了《中国日报·美国版》对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66篇报道中的消息引用来源，共有156条信息明确的引用。

具体分析可知，这些引用的消息来源较为广泛并且专业性、权威性较高，其中引用最多的就是公司负责人和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公司负责人主要是来自国内一些知名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的负责人，如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腾讯CEO马化腾、京东商场创始人刘强东等等。这些人都是中国互联网经济的领军人物，引用他们的观点可以更贴切地反映出该行业的发展状况。政府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来自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等国内主要管理互联网的政府机构。在传达中国政府对于网络治理或者网络经济的政策时，引用他们的话能增强这些政策规定的可信性与权威性。除此之外，报道中引用的专家来自网络、法律、经济等各种领域，他们的见解能给观众提供更专业化的视角。普通民众的引用虽然不多，但是他们的话语能拉近读者与本次大会的距离，制造亲切感。“其他”这一栏主要是指报道中引用的一些数据库和网站，它们也都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和可靠性。例如，16日的报道《名企开始互联网改革》为了说明中国大型超市零售额的增长，援引了凯度消费者指数的数据，该国际公司是专门提供消费方面的数据研究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引用都来自国内，国外人士的引用相对较少。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这一系列报道大多数都是关于中国本身的，所以引用国内专家学者、政府负责人等“当事人”的观点更符合报道的内容。除了这156条有明确信息来源的引用，作者还发现了16条匿名的消息引用。除了一个风投家主动要求匿名之外，这些匿名引用基本来自专家、分析师、圈内人士，并且大多出现在导语部分。作者分析记者之所以在导语部分使用这些引用，是为了保持导语的简洁性和可读性，但这也可能会降低可信度。

三、结论

本文以《中国日报·美国版》对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报道为例，总结出国内主流英文报纸对外报道在华举办国际事件的一些特点。通过分析这一系列报道的新闻框架，作者发现国内主流英文报纸在对外报道这些国际事件时，会选择与中国相关的热门话题进行大量正面的报道，同时通过版面设置来突出某些事实以及吸引读者。在新闻框架的选择上，也会倾向于使用西方读者喜欢的责任框架和经济框架等来呈现新闻事实。另一方面，引用权威、专业的“当事人”的话语增强报道的可信性与可读性，以满足更多西方读者的需要。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最终服务于一个目的，那就是通过对外报道在华举办的国际事件，树立起一个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从而更好地向世界宣传中国，让更多的外国读者了解如今的中国。

但是在分析过程中，作者也注意到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弱化负面报道和冲突框架，更多地强调中国建设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赵启正指出，如果我们的宣传只注意介绍繁荣的一面，而忽略落后的一面，也有负面效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缺少国际化视角，主题大多只是关于中国自己的发展状况，缺少与国际情况的结合。针对这两个问题，作者希望今后在对外报道在华举办的国际事件时，国内媒体能增强平衡报道方式的运用，不避讳中国的问题，向世界呈现一个更客观的中国形象。另外，在选题时，也要寻找国内国际的结合点，尤其是与目标读者所在地的情况相结合，以国际化的视角来更好地报道事实以及吸引读者。

作者简介：傅梦媛（1991—），女，浙江绍兴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新闻专业研究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01-003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