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台源流考证与相关遗事辨析

杨 森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 湖北 襄阳 441050）

昭明台源流因原始文献的散佚，现存于大型类书、丛书中的文献又过于简略，多为节录之言，归纳起来曾有三种不同声音，争议不断。笔者认为：把古高斋作为昭明台的源流符合史实。

一、溯源固本，昭明台源于古高斋

我国南北朝时期，梁朝雍州（襄阳）有多处高斋。关于昭明台的源头，纵览史料，可追溯至梁简文帝萧纲为晋安王镇襄阳日刺史院之高斋。

萧纲（公元503—551）字世缵，小字六通，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梁·天监六年（公元507）封晋安王，梁·普通四年（公元523）为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公元531）立为皇太子。萧纲在雍州为官七年，身兼数职。《南史·庾肩吾传》载：“（庾肩吾）初为晋安王国常待，王每徙镇，肩吾常随府。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饌，号高斋学士。”[1]这就是萧纲为晋安王镇襄阳日所置的高斋学士，为其编著班子的成员。其所在的高斋又在何处呢？宋代李昉编撰《太平御览》载：“《襄沔记》云：金城内刺史院有高斋，昭明太子于此斋造《文选》。”[2]这就是高斋学士之所在，即古高斋。

宋代李昉编《太平御览》又引自梁鲍至撰《南雍州记》载：“高斋东北，有一斋名曰下斋。次于高斋制度，壮丽、极爽垲，刺史辨决狱讼，旧出此斋。”[2]“高斋之后有堂，堂西有射堂五间，射堂南有大池，池上有台，名曰：乐喜台。”[2]这可见梁代雍州刺史院高斋种种及其布局规模状况。这又叫古高斋，即高斋学士研究学问的地方，也即昭明台的源头。

萧纲所置高斋学士的功用大体有三个方面。其一，聚书之功用。梁武帝萧衍及其家族主要成员颇有聚书之风尚，其长子萧统在东宫聚书有三万余卷。史籍载，萧纲所聚书有数百橱，不会少于其长兄所聚之书。更得于高斋学士抄撰众籍，丰其果饌之力。由此来看，萧纲在雍州（襄阳）刺史院之高斋也有聚书之所，尚可为南雍州官府聚书之斋。其二，为编纂撰述功用。有文献记载，萧纲在雍州编述《法宝莲壁》三百卷等，可见高斋学士综复诗集等编述之务。其三，为萧统主编《文选》等书提供雍州郡县典籍。宋·李昉《太平御览》引唐·吴从政《襄沔记》曰：“昭明太子于此斋造《文选》。”[2]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文选楼》曰：“以撰《文选》。”[3]而且所列古高斋学士人选相同。这里都是指《文选》一书的编务工作而言。虽然未记清高斋学士所做的具体工作，但也说明萧统主编《文选》与高斋学士间存在的编务关系。吴从政、李昉、王象之等这几位史学大家，绝不会空穴来风，仅凭推测而言的。俞绍初在其所著《昭明太子年谱》曰：“故疑《南史》所谓学士十人，或与昭明之选文有关。”其实，这都是指高斋学士为《文选》提供南雍州郡、县典籍所做的局部工作，亦应为《文选》的编务之例。这又为梁鲍至《南雍州记》一书记录下来，并流转至今。鲍至在雍州时为高斋学士，后又随简文帝入朝，为所置文德省学士之一。因此，鲍至所撰《南雍州记》一书，实属纪实性著述，即实录。其所记当不会有误。

正是因为梁代萧纲（即简文帝）在雍州（襄阳）时所置高斋学士十人，搜集、整理雍州郡县典籍并呈送东宫，以供萧统主编《文选》时选其文，定其篇。襄阳高斋学士与编《文选》一书有结缘并为史家记录下来，古高斋而有名焉。唐代在其遗址建山南东道楼，宋代建文选楼，清代建昭明台。所以梁之古高斋为昭明台的源头。

二、著述建康，何故雍州

萧统在梁之京都建康（南京）聚东宫学士，领衔主编《文选》等典籍，这是史实。何故南雍州（襄阳）为“造“、”著“、”订“《文选》之地呢？尽管有的文献做如此记述，这又如何诠释呢？

（一）唐·吴从政《襄沔记》所记及流传

宋代李昉编撰《太平御览》载：“《襄沔记》云：金城内刺史院有高斋。昭明太子于此斋造《文选》。鲍至云：简文为晋安王镇襄阳日。又引刘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陵、王囿、孔铄等于此斋综复诗集。于时鲍至亦在数，几十人，给资丰厚，日设肴馔，于时号为高斋学士。”[2]

上述说明：一是吴从政说：“金城内有刺史院有高斋”，而不是有文选楼；二是鲍至云：“高斋学士于此斋综复诗集”，而不是造《文选》；三是吴从政所用的著作方式为“造”字。（《辞海》释“造”字，有：肇，始也，开始之意。这里或取此意。）可见与昭明之选其文定其篇主编《文选》有区别。这里引录的高斋学士十人，又拟采录于鲍至撰《南雍州记》一书。

上面引述《襄沔记》一书中的一段文字，颇有未尽之意，或许丛书编者对相关资料的剪接编排有遗漏，也或为编者推衍所至。到了清代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陈锷编修《襄阳府志》说：“唐·吴从政《襄沔记》云：文选楼在金城内刺史院，当即都督府治所。”①这里“高斋”演绎成“文选楼”，不知以《襄沔记》何种版本为据，抑或为推衍而误。

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王万芳编修《襄阳府志·山南东道楼》说：“文选名楼，承误已久。据《府志》引《襄沔记》云：文选楼在金城内刺史院。今不得见《襄沔记》。”②这里王万芳《襄阳府志》仍沿用陈锷编《襄阳府志》一书观点，但指出了历史上文选楼的承误问题，更待来者所思虑。

（二）《图经》所记及流传

宋·王象之编撰《舆地纪胜》中的文选楼是何时的文选楼？是隋唐时期的文选楼还是宋代所建的文选楼？并不明确。同时也未明确昭明太子所立的是高斋还是文选楼，同时引录中列举高斋学士十余人，与《南雍州记》、《南史·庾肩吾传》、《襄沔记》所载相一致。

《图经》为地理类图籍的通称，而不是具体的文献名称，如隋代《诸州图经》、唐代《襄州图经》、宋代《襄阳图志》等，而收录《舆地纪胜》一书时，只注明“图经”，连一个具体的文献名称也未能记清楚，故疑这些文献已散失或残缺，抑或转引其它文献所载而已。但也还存在对此资料剪接编排之遗漏，或为后人推衍之误所至。

清代初期顺治年间，襄阳都御使赵兆麟重建昭明台。并作《昭明台记》（以下简称《赵记》）：“梁昭明统，学问太子也。集名士刘、庾辈十余人，订《文选》一书，立斋石于台，曰：高斋。后人称其台曰：昭明，楼曰：文选。自传太子外而无他意。”①

这里赵兆麟认为，刘、庾辈等十余人订《文选》一书于此高斋，仍沿用宋代陈棋《文选楼记》的观点。

清乾隆年间陈锷编修《襄阳府志·昭明台》说：本朝顺治中，都御使赵兆麟重建，定其名曰：昭明台，勒碑记之，又立高斋石于道左。以《陈记》中有“得梁昭明高斋故址于谯门直西古城上”句而为之。夫高斋乃梁晋安王聚学士之所，而徐、庾等十余人，亦未尝从昭明游处。其误始于《图经》。《陈记》袭其伪，《赵记》又不知订正。宜来后贤之指摘也。”①这里说“高斋学士未从昭明游处”，不可能为著《文选》之才士，这是对的。但又说“其误始于《图经》,这里值得商榷。因为《图经》一书是说，“以撰文选”，而不是著《文选》，其意自现。

清光绪年间王万芳编修《襄阳府志·山南东道楼》载：“文选楼，梁昭明太子统建，延贤士刘孝威、庾肩吾、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漓、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余人，著《文选》于此。”（《通志》引《舆地纪胜》）但又作《按语》说：“楼讹为文选楼，其误始于《图经》，《陈记》袭其伪。守道陈大文正之，是已，然未尽也。”②

这里转引《湖北通志》引自《舆地纪胜》的资料说：“文选楼，梁昭明太子统建”、“著《文选》于此”。可见，从《图经》中的“昭明太子所立”、吴从政的“金城内刺史院有高斋”到“文选楼在城内刺史院”、再到“文选楼昭明太子统建”是一演变过程。同时“以撰《文选》”也演变为“著《文选》于此”。这因袭相沿，令人费解。

三、推本溯源，明辨正误

由于记录古高斋的原始文献已散失，现存唐·吴从政《襄沔记》、宋·李昉《太平御览》、王象之《舆地纪胜》所节录的相关文献又过于简略，亦有不确定性。宋·陈棋《文选楼记》、清·赵兆麟《昭明台记》所引述其文时，尚有推衍失误之病。这为清代贤士才人所认知并作考据论证，以明正误。

清·雍正年间，鲁之裕任职郧襄道守，他不同意《陈记》所说：“昭明尝聚才士刘孝威、庾肩吾辈几十人，著《文选》，号高斋学士”的观点并撰文指摘其误。

鲁之裕以陈述的基本史实为据，说明萧统编著《文选》在梁之京都建康（南京），而不在南雍州（襄阳）。另《陈记》也未明确认定文选楼为著《文选》之地。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

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襄阳守道陈大文针对《陈记》、《赵记》认定南雍州为萧统著《文选》地的观点。他撰写了一篇《山南东道楼考》，仍以陈述史实为据，批评以往将南雍州作为萧统主编《文选》之地的作法。他认为，史实记述很清楚，说雍州为著《文选》之地也是没有依据的。

上述鲁之裕、陈大文陈述的史实之观点，为《湖北省志》所采纳，说明编者认同“萧统未尝一至襄阳”和“高斋学士之号，始于简文”的史实。认定萧统编《文选》之地在梁之建康，而不是雍州。否定将文选楼作为高斋学士著《文选》之地的观点。

综其所述，以史籍为据，可肯定萧统编《文选》之地在梁之京都建康（南京），而非南雍州（襄阳）之高斋或文选楼。襄阳昭明台源于古高斋也。

注释：

①（清）陈锷.襄阳府志卷五[M].古迹本。

②（清）王万芳.襄阳府志卷五[M].古迹本。

［1］（唐）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6

［2］（宋）李昉.太平御览卷 185[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 82[M].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