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
——基于政府与社会关系重塑的视角

张成龙　王文洁（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3060；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安徽　合肥　3060）



浅析新媒体时代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
——基于政府与社会关系重塑的视角

张成龙1王文洁2
（1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2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摘 要：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调整，政府通过变革社会治理方式予以回应，同时社会治理方式也会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产生重要影响。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治理方式仍面临一些问题，因此要妥善应对，推动社会治理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社会治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大数据

王文洁（1991—），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新媒体，媒介文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理念上的转变，深刻反映了中国的治理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些重要表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蓝图规划做出了顶层设计，精准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这个时代既是新媒体极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政府与社会关系调整的时代。

一、从“强政府-弱社会”走向“强政府-次强社会”：社会治理环境的变迁

（一）建国以来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演变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特征是“强政府-弱社会”。当时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加上受到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采用指令型计划体制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这种“包揽式的管制”是一种粗略的、缺乏管理技术的仅凭借传统认识而进行的管理。政府全能主义行为模式衍生出了“总体性社会”。虽然整个社会实现高度整合，但因为政府权力的过度集中，社会被完全吞噬，社会治理更是无从谈起。改革开放后，实行市场自由化和去集中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地位不断得到确立和巩固，追求经济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中心任务，并推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政府全能主义模式逐渐瓦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各类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社会自主性得到提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逐步向“强政府-强社会”演变，其实质是政府权力向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转移。进入21世纪，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推动社会建设的政策目标，加快政社分离步伐，释放社会组织活力，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但是政府仍然具有强大的控制力，通过行政力量，管理社会事务。

（二）新媒体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虽然当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尚未发展到“强政府-强社会”的程度，但并不能说社会很弱或者很强，而是呈现出“强政府-次强社会”的特点。这是因为互联网逐步覆盖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公民意识逐渐觉醒，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公众获得了新的政治舞台。

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占整体网民比例的88.9%，互联网普及率为48.8%，电脑端向手机端迁移趋势明显。［1］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特别是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手机移动终端APP的出现，使得“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悄然到来。新媒体开启了平民的话语权，舆论的形成不再仅仅来自统一控制的中心点，如个体发布一条有震撼力的微博，马上就可以引来无数的评论，在极短的时间内汇集成流行观点或舆论。而且网上的舆论、社会运动与线下的舆论、社会运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近年来许多群体性事件就具有线上线下联动的特点。［2］客观上造成了虚拟社会的不断扩散，进而导致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融合，可以说由互联网构筑的新媒体社会与现实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网络社会可以近似看做是整个社会的子集，同时政府与民众之间在现实社会中的互动或对立也不可避免地会映射到网络社会，网络中的“社会”逐步强大，社会力量得到迅速提高；网络社会中“政府”处于弱势地位。［3］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引发社会治理方式变革，并反作用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二者形成一种“互构”关系，并赋予新媒体时代特色。

二、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治理方式面临深刻变化

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新媒体也不例外。新媒体本身就具有两重性，在给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一）话语权的分化：“公众”舆论场的形成

在新媒体尚未普及前，公民缺乏与政府对话的渠道，社会舆论的形成受到传统媒介载体和传播方式的限制，易导致政府集中管控社会舆论的情况，在处理社会事务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随着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新媒体的开放性和低门槛为民众发表观点提供了平台，互联网空间出现了一种“自我赋权”的政治现象，即网络政治参与。［4］网络政治参与是社会治理方式出现的一个新变化，它和网络的迅猛发展以及网民政治意识的增强息息相关，简单地说，是指普通公民通过新媒体平台来表达意愿与诉求，从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与行为。网络政治参与方式多样，如网络舆论、网络监督和网络信访等。通过网络政治参与传递出来的信息代表了大众的心声，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政府利用新媒体平台及时回应这些心声，能够为政府自身的形象塑造带来机遇。网络政治参与已成为政府体察民情、倾听民声、汇聚民智的重要渠道，也是公民进行社会监督、意愿表达和权益维护的重要途径。

新媒体释放社会治理话语权，增进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但是新媒体时代打破了政府对信息的垄断，也使政府话语权出现了危机。在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的背景下，人们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非常敏感。针对一些社会焦点，公众不仅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也可以发表评论，与其他网民交流看法，产生“意见领袖”，形成网络舆论。由于新媒体具有开放性、自由性、匿名性的特点，也容易导致公众忽略个人在网络中的责任和义务。这些因素使网络信息真假难辨，有时可能并不会客观地反映民意，却造成“假民意”的盛行。这些负面信息消解了主流媒体的宣传影响，弱化了政府对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舆论舆情的引导，反过来又容易造成谣言四起，影响现实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政府的科学决策，增加治理难度。

（二）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出现“内卷化”现象

“内卷化”是一个学术概念，指一个社会或组织既无突变式的发展，也无渐进式的增长，只是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5］所谓社会治理的“内卷化”现象，就是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陷入一种停滞发展的局面，“出租车罢运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6年1月初，南京、深圳、南昌等地发生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风波，先是出租车司机小规模群体性抗议，同时一些人把以“出租车司机”为主要话题的相关情况散布到贴吧、微信、微博上引起更多人关注，形成群体性讨论，随后在全城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罢运风波，给市民出行带来了困难。由于“线上”与“线下”互相“感染”，增加了事件的对抗性。罢运的原因主要是社会专车的运营冲击传统出租车行业和较高的“份子钱”，引发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不满。其实早在2015年1月，包括南京、南昌、济南在内多个省会城市，就已经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出租车停运罢运风波。然而在这一年中已经有多起罢运事件发生，这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监管职责环节的懒政以及网络舆情应对能力乏力。发生突发事件，地方政府官员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治理，急于“灭火”。同时，把社会治理简单地等同于“问题处理”，认为社会治理仅仅是“政府的事”，并且忽视网络舆论的作用。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观念的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于是进入周而复始的轮回状态。此外，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没有彻底厘清，政府行政权力越位、缺位和错位也是造成社会治理出现“内卷化”现象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使社会治理效果大打折扣，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消解改革成果，瓦解政策红利。

三、新媒体时代下优化社会治理方式的举措

（一）“更新”治理理念

正所谓“理念一新，天地宽”，创新是推动社会治理强大的动力。治理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治理不是管制，这个“治”，既包括法治和善治，也包括自治和共治。“治”的精髓在于形成“一核多元”的网格型社会治理体系。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要简政放权，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与经济体制改革，将权力下放到市场的道理一样，社会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在于“政社分离”。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权力仍然集中，政府应该当还权于社会，回归服务本质才是政府社会治理的根本。

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政府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边界与角色，地方政府应当明确这种理念，即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在由新媒体建构的场域中进行互动，促使社会治理格局由传统的政府单一包办的治理结构向多元的治理结构转型，推动网格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使得“政府包办一切”不再是社会常态，强化社会自身功能，让社会的问题由社会自己解决。

（二）运用新媒体技术，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1.依靠大数据技术，实现“云治理”。新媒体所带来的大范围的意见表达、交流使得社会的信息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一些地方政府缺乏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舆情监控机制、突发事件问责机制的不完善是造成网络舆情应对乏力、遇到网络突发事件陷入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社会运行的复杂性，需要加强对社会变化发展的风险、安全的控制和预测分析，建立监测灵敏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和“云治理”体系。［6］因此，要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中心等，从多源头、分散、碎片化的大数据中找到规律，实现对社会风险的正确识别、预警；完善新媒体民生需求搜集分析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做好网络舆情的监控和引导，及时回应公众关心的问题，将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从而维护政府的公信力。

2.优化电子政务平台与政府高效利用自媒体并举，提升网络舆情引导能力。新媒体具有现实社会中的召集人员、煽动情绪、披露细节等功用，能够引发公众对现实的不满。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功能，促进新媒体问政形式创新，积极构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渠道，如开辟微博、微信政务平台作为电子政务平台的补充。遇到突发事件时，及时在新媒体平台上披露，合理引导舆论，积极掌握舆论主动权，力求化解负面影响；反之，政府若出现反应能力弱、引导舆论不规范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负面情况的出现。

（三）推进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创新

1.充分发挥社交媒体“安全阀”的作用，规范网络政治参与。社会冲突论认为，锅炉要有减压阀，社会也要有宣泄的地方，冲突对于社会巩固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开放的新媒体为民众宣泄提供了合适的场所，互联网上出现的群体性讨论以及由网络舆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可以暴露出问题与矛盾，从而为解决问题、缓解矛盾提供一条线索，避免隐形事态的恶化。政府应当理性看待，要科学识别、认准事件源头，同时不能被网络上的舆论绑架。有时，网民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也反映出自身秩序性和理性方面的不足，这需要政府强化网络管理和舆论引导，优化网络舆情环境。要加大公民、社会组织素质的培养力度，强化自主自律意识和民主法制精神，明确网民在互联网中的责任和义务，规范网络公民社会秩序，推进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

2.完善社会公共利益表达机制。网络社会治理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的实际问题，要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治理的原则。建立线上到线下联动的O2O模式，即Online To Offline，将线下的社情民意与互联网舆情结合在一起。网络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映射与反映。同时，需要完善网上信访制度，创新网上投诉平台，及时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

四、结语

全社会都需主动适应新媒体地快速发展。政府要利用新媒体技术，构建更协同的“一核多元”社会治理体系，并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理念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社会公众在参与社会治理时，必须要有极高的理性素养和责任意识。公民与政府双方通力协作，增进政民关系的和谐，促进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构建、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未来形成“强政府-强社会”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 http：//cnnic.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507/ t20150722_52624.htm . 2015-07-22.

［2］李强，刘强.互联网与转型中国［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78.

［3］曾润喜，王国华，陈强.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社会治理［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05）：121-125.

［4］王青松.网络政治参与的规范化发展路径［J］.中国发展观察，2010（1）：33-35.

［5］蔡辉明.警惕社会管理中的“内卷化”现象［J］.甘肃理论学刊，2011（10）：64.

［6］李振，鲍宗豪.“云治理”：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模式［J］.红旗文稿，2015（9）：7.

作者简介：张成龙（1988—），男，江苏徐州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01-018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