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阎真小说的审美反思与创作取向

王 蕾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学而优则仕：阎真小说的审美反思与创作取向

王 蕾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阎真的小说以“知识型”人物的成长、蜕变为主线，描写他们在当下政治文化生态下，对于个人信仰的坚守与转变过程；展示他们在角逐名利和官场争斗过程中的成败荣辱，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异化、灵魂救赎，从而对“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价值观予以现代性反思。

阎真小说；学而优则仕；政治文化；知识分子

在历代政权的更替中，中国传统的社会体制皆以“官本位”为主要特征，并由此渗透于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官本位”则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这种文明状态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积淀并形成了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问题在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关系性的结构和形态，一方面它制定关系、规定关系、限定关系，另一方面它又不断调整关系。人不可能与社会绝缘，总是要进入某种特定政治文化生态中的“共同关系”。特定的政治文化生态展现与实现的正是其特定权力意志与运行机制。不难发现，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生态中，“学而优则仕”则成为中国传统文人最佳的人生选择和最高的价值旨归。

《论语》中有云“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516意为官做好了就去求学，学问好了就去做官。而在李泽厚先生看来：“‘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所以‘士’和‘大夫’(有官职)总连在一起。一方面最早建立了系统的文官政治构架，使行政、教育相连接，社会获得知识者作为主要支柱的撑持。另一方面使知识分子个人的人生价值、终极关怀被导入‘济世救民’、‘同胞物与’的方向。”[1]517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历史中，多数文人读书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出仕为官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深受古人崇高道德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苦苦挣扎，寻找精神的归宿。他们或坚守信仰，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追随内心那一方净土，用文字书写内心的抱负与理想。或违背初衷，失去信念，放弃坚守，“随波逐流走上一条有虚拟的尊严与真实利益的道路”。[2]359

对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发展的中国而言，“官场文化”成为了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随着时间的变迁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从汉朝开始以举荐“贤人”为官，到隋唐时期的“科举”八股取士，再到建国后的“公务员”考试制度，等等，它们虽在本质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下，又表现出不同的众生世相。

一

探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这种传统人生观念的思考，以及他们对“学”与“仕”关系的处理和取舍，也是阎真小说的创作初衷和思想动力。换言之，在阎真的小说中，虽然“官本位”已无法肆无忌惮地统摄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生态，但政治文化仍然是当今中国最敏感、最令人瞩目、也最具有导向性的文化形态。举凡知识、智慧、思想、贡献，以及人格、道德、境界等等，在政治文化面前都可以得到彰显。

在小说《沧浪之水》《活着之上》中，阎真以池大为、聂致远、蒙天舒等知识分子的成长、蜕变为主线，深入剖析在当下政治文化生态的影响之下，他们对于个人信仰的坚守与转变过程，向读者充分展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置身于现实社会，却又不自觉地陷入“官场”的勾心斗角，最终通过“名利场”的角逐，成败荣辱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异化、灵魂救赎。

作者选取“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群体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展开情节的铺叙，固然得益于他本人的身份优势，但更重要的是，他对“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的价值意义的看重。“知识分子”在余英时先生看来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正等)的维护者”。[3]他们是新时代的思想开拓者，具有超越一般人的精神追求与自我独立意识，他们的身上肩负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拥有崇高的民族责任感。那么，小说中描述的池大为、聂致远、蒙天舒这些有能力、有远大理想的知识青年，作者设定他们所处环境的特殊意义何在呢？

从整体上看，三位主角都曾处在社会的“底层”，通过自身努力，遵循着“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一点点融入城市，走进“体制内”，最终走向各自的人生轨迹。三个知识分子，用自己不同的人生经历，来展现着“学优”与“入仕”的关系。《沧浪之水》中，小说开篇以池大为清理父亲遗物为引子，奠定主人公深受父亲影响所形成的精神信仰之基础。那本很薄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中，父亲所留下的“克己复礼，万世师表”(孔子)、“舍生取义，信善性善”(孟子)、“忠而见逐，情何以堪”(屈原)、“内不愧心，外不负俗”(嵇康)……等史上十二位淡泊明志、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他们不仅是父亲的信仰，也成为了贯穿全书的核心精神指引。这位没有实际出现于书中的池父，一生跌宕起伏，但却大智若愚，“他相信人性的善良，相信时间的公正，把信念和原则置于生命之上。对世界的理解有着浪漫的崇高，而没有现实的庸人气息”。[2]358从进入大学起，池大为就在思考父亲的一生。读大学时，那段无忧的岁月当中，池大为充满放眼天下的激情，轻视庸人哲学所带来的世俗功利，认定自己的宿命就是“为天下”。可是，在现实的步步“逼迫”之下，他的精神世界开始发生改变。他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遭受长达十余年的精神摧残与政治异化之后，中国社会开始步入“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经济和思想上的大变革，让池大为这一代坎坷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的本质问题。市场经济的到来，知识分子被日益边缘化，池大为在历经两次失败的爱情之后，虽仍幻想着“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却也不曾想到，他人生的“挣扎”之路才刚刚开始。进入省卫生厅工作，作为厅里唯一的“高材生”，却因没有懂得官场潜规则“明哲保身”，反而“赤胆上谏遭贬斥”，在“清水衙门”一呆就是七八年，白白“浪费”大好青春。在这期间，他有过对是非黑白的质疑，对同事丁小槐阿谀奉承的不屑，因同学聚会贫富差距之大而产生的心里落差等等，但这些没有撼动池大为对信仰的坚守，他依旧选择守住自己的底线。但在儿子被烫伤，却因手中没有权力，无法及时得到医治这样的现实冲击下，他发现在自己设定的理想世界里无法得到救赎，他彻底“妥协”了。他开始“顿悟”，清晰地规划着自己的“晋级”之路，在“精神导师”晏之鹤的指引之下，一步一步背离传统，割舍过去，沦为“权力”的操纵者，走向人生的“巅峰之路”。小说结尾之处，池大为对着亡父进行心灵独白，把父亲留下的那本《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焚烧掉，意味着池大为与父亲精神的彻底决裂，他完全沦入世俗的经济浪潮中。在以“官本位”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生态中，他被动地接受了从“学优”到“入仕”痛苦挣扎，然而这些又似乎是必然的结果。

二

《活着之上》则通过聂致远、蒙天舒两位知识分子在大学校园中工作生活的不同遭遇，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顿和价值抉择。如果认为池大为完整地再现了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渐变或蜕变过程，那么聂致远与蒙天舒则被作者归结为两种截然对立的人生状态——“学优”和“入仕”的两个端点，借用阎真的说法，即活着“之上”与“之下”的区别。

先看聂致远。《活着之上》以鱼尾镇的一次“丧事”为起点，直接带入主题“小镇上的人们除了穿衣吃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情和面子了，这几乎就是活着的理由。”与死亡相对应的就是“活着”，于小镇上的普通人而言，他们活着的理由简单而直接。但于聂致远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儿时深刻的记忆让他立志走出这样的活法。聂致远考上京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儿时爷爷去世时留下的《石头记》为记忆的闸门，17年后再次看到《石头记》而泪流满面，曹雪芹这样一个伟大的天才，“曾经存在过的生命，在历史的某个瞬间，在某个寂寞的角落，过着贫窘的日子，却干着一件伟大而不求回报的事情。”[4]8于是思考如何“活”，成为了围绕整部小说的关键。小说的背景在1990年代初期，聂致远考上大学选专业时，无疑将这个时间段的社会特色如实地反馈了出来。聂致远执着于历史，因为他觉得历史中藏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秘密，关于时间、人生等等，但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个专业“没有饭吃”，要求其报考商学院。事实证明，在市场经济体制开放的1990年代，与经济相关的专业的确成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最佳选择。聂致远在现实的压力之下，先后遭遇了爱情危机、三次考博、导师调换、毕业求职等挫折，每一段经历都是当下一些高校知识分子最真实的写照。在第一次考博失利以后，女友赵平平果断离他而去，没有经济作保障的爱情婚姻，无疑于空中楼阁。

聂致远从学历史专业开始，就将张载所说过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的信仰，即使任教过程中仍旧面临些许困顿。比如在任教以后，亲眼目睹自己的学生为了一已私欲，利用学院领导“走后门”，自己却束手无策，唯有装傻的无奈。活生生地将学知识的精神殿堂变成了表面伦理道德实则钱权交易的场所。这不得不说是当代知识分子的隐痛，也是以聂致远们生存的真实反映。相对而言，聂致远和早期的池大为更为相似。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对当下生存的不适应，说得复杂一点，就是追求人格的自由与当下体制性束缚之间难以协调。所以他自觉地选择了一种游离于边缘的不即不离状态，实际上也就是选择了一种最为“不幸”的存在方式，不能不面对鲁迅式“无物之阵”的精神困惑。惟其如此，聂致远总是喜欢在某件事做完之后有所困惑，并追问困惑。其实，真正精神困惑指向的是灵魂的探索，它虽然以彷徨的形式出现，但却用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前行。

与此同时，聂致远的同学蒙天舒却是一个十足的“人精”，“他凡事都经过周密计算，大小好处都要捞。”蒙天舒自成体系的“屁股中心理论”也曾让聂致远不屑一顾，但在后来的生活当中，他们二人因为彼此不同的价值追求，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具体说，精通“入仕”的蒙天舒却早已于“仕途”捷足先登，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蒙天舒将学术变成自己往上攀爬的阶梯，为此可以不择手段。有了这个“入仕”的阶梯，他活跃于学院各个行政管理层之间，从当初选择身为副校长的导师开始，便为自己日后的晋升打牢基础，在体制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是一个典型的“仕”人。“官本位”体制中人因为与权力的近缘或者与权力结缘，天然占据了体制所赋予的大量公共资源，也就具有高高在上的体制性优势。这一优势原本是中性的，既可转化为个人谋利的私有资源，也可用于为社会公共事务服务。至于如何应用，则属于私权领域，利用体制内公共资源谋取私利，即便违背良知但不犯法者，也只有道德压力而无刑事责任。而以此从善者，往往会与体制性潜规则形成现实冲突，于是从善便成为稀有和艰难之举。比如蒙天舒，依凭体制性优势拿到了优秀博士毕业论文和几十万的科研经费，所谓名利双收。似乎可以这么质询，究竟是体制成全了蒙天舒，还是蒙天舒成全了这个体制？

总之，从蒙天舒与聂致远在“学”与“仕”上的迥异，可以看出，一个是将“学”看作敲门砖，全部行为只为“仕”——“学”是手段“仕”为目的，他是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的身体力行者，悟透现行社会中“权力至上”的现实本质，活在当下并且志在“之下”。一个在坚守内心最后的一块净土，虽然也曾一度“身”和“心”或“之下”与“之上”分裂，在两者之间犹豫徘徊，但最终在痛苦和挣扎中守住了“致学”的根基和做人的底线。用他的话说，“毕竟，在自我的活着之上，还有着先行者用自己的血泪人生昭示的价值和意义。否定了这种意义，一个人就成为弃儿，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家园。这是没有悲剧感的悲剧。”[4]309因此，他听到一种常在前面催促他、使他无法停止的呼唤声，这声音来自于曹雪芹、司马迁，这就是小说的结尾：“忽然，我听见一种奇异的声音，停下来侧耳细听，那是风裹着风，在沉闷的风的中心，传来了一丝尖利的、凄凉的锐响，像时间深处传来的召唤。”显然，这是一种“活着之上”的生命存在感。

三

如前所述，在当下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无疑就是“官场文化”，而应运而生的文学作品一般被称为“官场小说”。“官场小说”是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反映生活的小说类型，是作家以独特角度观察以中国政治官员为核心的大众生活、执政能力和社会现实，以及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反映官场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当代作品中，有不少描述当下官场生态环境的小说，比如王跃文的《国画》、侯卫东的《官场笔记》等等，这些作品多以揭示官场的腐败、官员生存本相为主要内容。问题在于，阎真本人一直不认可自己创作的小说为“官场小说”，何以如此？

阎真一直任职于高校，对于知识分子的生存发展不仅十分关注，而且也有着深刻的体会与思考。在《沧浪之水》中，作者没有用过多的笔墨描述“官场”生存的方方面面，权力之间的“角斗”也是透过池大为的心理变化与内心独白来展开铺叙。整部作品看下来，更多的是池大为置身“官场”之外的生活状态，作者以他的生活轨迹为时间轴，以他自我挣扎的心理变异为主，清晰地描述了一个当下社会中知识分子怎样逐渐地、无奈地被“名利场”诱惑甚至被“仕途”顺化的过程。其中的三个主要人物，池大为、胡一兵、刘跃进，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起初迈入各自生活轨迹时可谓是“思想上的清醒，现实中的迷茫”。可是，被现实逼得不得不“妥协”以后，则变成了“行动上的清醒，精神上的迷茫”。可以说，“清醒的迷茫，迷茫的清醒成了1990年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的精神状态。”[5]就是因为有了对精神的迷茫，才会有对先前信仰的怀疑，继而发生“质”的转变。

因此，我同意阎真的小说不是“官场小说”的说法。严格地说，他的小说固然涉及到所谓“官场”的生存情态，但又不仅如此，他关注的是权力运行过程中产生、发散出来的精神形态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广泛渗透于人们的思维惯性、行为方式，等等，这些都在其小说中得到了审美彰显。

“致学”和“入仕”是阎真小说的触发点，其文本建构是在“学而优则仕”的叙事逻辑下去表现中国式的社会发展维度。质言之，阎真小说是以“学而优则仕”为主题范畴，将知识分子这一传统的人生观念和价值理念放置在现代性语境尤其是当下政治文化生态中进行审视。

毋庸讳言，在当代知识分子的认知中，“学而优则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相当多的人徘徊在“从学”与“从仕”之间。准确地说，在中国式政治文化生态中，试图完全抛弃这样的价值选择是不现实的。虽然阎真对此也无法做出完满的解决方案，不过，能体现出他反思深度的人物形象是聂致远。聂致远所能做的是执着于现在，因为他的现实生存离不开这个“从学”与“从仕”这种关系性结构中，只能在“之下”的处境中去栖息去彷徨，正如鲁迅说的，人无法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其代价是放弃对自由人格的追求。但另一方面，他又把心灵被安放在远离现世的“之上”所在，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境界。他宁愿与远古的曹雪芹、司马迁为伍，并引之为精神楷模，企图从各种社会体制属性的羁绊中返回到有“个性”的本己，尽管这样的返回是有限的、缺乏现实基础的。

可以说，阎真小说既不是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也不是所谓的“官场小说”。他对“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价值观进行现代性反思，其中既涉及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也关联到“官场小说”创作，但又不仅仅如此。他将“学而优则仕”这一古今知识分子避免不了的人生命题，转化为其独特的审美主题，并展示了最为丰富、最为深刻的一面：通过对以权力为内在机理的“名利场”的描述，涉及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文明建构所亟需的价值理性提供独特的艺术呈现和文化反思。

[1] 李泽厚.论语今读[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 阎 真.沧浪之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引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

[4] 阎 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5] 邢小利.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与精神状态:读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32.

责任编辑：黄声波

A Good Scholar Will Make an Official：Aesthetic Reflectionand Creative Orientation of Yan Zhen's Novels

WANG L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Yan Zhen’s novels take the growth and change of intellectuals as the main line to explore further their insistence to personal beliefs and the process of their transi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urren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displaying sufficiently success, failure, honors and disgrace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in contending for fame and wealth and in the process of fight in official circles,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distortion and soul salvation resulted from them. Based on this, it makes further modern reflection on the traditional life values of “a good scholar will make an official”.

Yan Zhen’s novels；a good scholar will make an official；political culture；intellectuals

10.3969/j.issn.1674-117X.2016.05.002

2016-06-21

王 蕾(1989-)，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I207.42

A

1674-117X(2016)05-0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