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情述事，拔擢英贤：三国时期荐表研究

雷恩海，张志玮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陈情述事，拔擢英贤：三国时期荐表研究

雷恩海，张志玮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表”是中国古代的公文形式之一，陈情述事，乃臣子向帝王、下级向上级呈报以表明事由、意图的应用性文体，兼具实用性与文学性。魏蜀吴三国时期，网罗英贤，唯才是举，以期经世济民，因而举荐人才的“荐表”创作繁盛。荐表写作模式，大体上涵盖陈述高义、评介其人、阐释拔擢的必要性和意义三个层面，艺术上由比较质朴、描摹其梗概，向重视骈偶、音律、夸饰转化的特征，注重内容之雅正、文辞之清丽以及艺术的感染力，则是其一以贯之的特征。由此亦可考见其时礼贤下士的风气，对德才兼备之理想人才的重视。

三国；荐表；文体研究；陈情述事

汉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或自保疆域，或逐鹿中原，为了立于不败之地，遂竞相招揽人才，网罗于麾下。建安十二年，曹操《封功臣令》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1]37因而封赏功臣，意在招揽英贤。此后，曹操数次下令，延揽贤俊，建安十五年《求贤令》，十九年《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二十二年《举贤勿拘品行令》，明确宣示唯才是举：“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1]41“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1]49，皆在举荐之列。因而，荐举人才是官吏职责所在，也是当时求贤若渴的时势所趋。在此形势下，孔融遂向曹操荐举盛孝章、祢衡，文题为《与曹公书论盛孝章》《荐祢衡疏》，大概为后人所拟，事实上是荐表形式。

“表”是一种应用性文体。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对“表”这一文体有专门论述：“表者，标也，明也。标著事绪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2]“表”是下级向上级陈述事由的应用性质公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列“章表”一篇，将章、表这两种文体合而论之，而曰：“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3]406言明“表”之名称的由来，《礼记》中的《表记》说品德可以外现于仪表，而在器物上，测量日影以定方位时间的器具称“表”。“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3]406夏商周三代之时称臣子对帝王的呈文为“上书”，秦代改称为“奏”，到汉代制定礼仪，将臣子向帝王的上书分为四类，其中之一为“表”，此后历代一直沿袭此称。

应该说，表的功能在于陈情述事，起到下情上达的作用。刘勰《文心雕龙》论述章表之用：“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策，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文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3]408指出表的作用在于面君奏对，向朝廷表明自己的心意，是作者自身文化涵养、文采风流的表现，也是国家礼乐教化、文明荣光的彰显。表的具体作用是“致策”，即陈情述事、说明策略，须骨力文采兼备。表，既然是陈情述事，为达此目的则须有颇强的感染力，易于耸动视听、感动激发人意，因而文采是“表”之文体的根本。表文用途广泛，具体而言，有论谏、请劝、陈乞、进献、推荐、庆贺、慰安、辞解、陈谢、讼理、弹劾等。在写作中，根据功能用途之不同，遣词造语上也有所区别。表必须以雅正的内容宣扬风骨，用清新的文字显示文采。文辞应当繁简得当，华实相宜，运用文辞以表现内心的真情实意。

汉末，群雄纷争，其后三足鼎立，招揽英贤，作为陈情述事之一体的“表”，往往用来向当道荐举人才，因而“荐表”兴盛于一时，成为表文之特殊一体，对英才的品评举荐、陈情述事的实用价值，也有着鲜明的文学艺术性。

一、三国时期荐表的写作模式

三国荐表数量不少，可惜散佚颇多，清严可均编纂《全三国文》，尚收录荐表约二十多篇，吉光片羽，亦足以考述其梗概。一般来说，一篇荐表通常由四个部分组成：介绍被举荐之人，褒扬帝王爱惜人才，陈述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表达自己为国谋划的耿耿衷心。

首先，荐表的作用是为国举才，写作重心当放在介绍被举荐之人上。作者一般都会用心着墨，概述被举荐人的品貌、德行、经历、才干等，以便使帝王尽快了解其过人之处。此类内容，既不能过分夸饰，也不能拖沓。如夏侯惠《荐刘劭》开篇则对刘劭有一个整体的评价：“深忠笃思，体周于数。凡所错综，源流弘远。”高度肯定刘劭的品性与学问，是众多同僚学习、效法的对象，也是衡估自己的一个准绳——“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随后具体而论曰：“故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凡此诸论，皆取适己所长，而举其支流者也。”不同的人，面对刘劭都能照鉴自身的不足，肯定自身的优长。而且，刘劭的优点、同僚的照鉴，都是夏侯惠自己亲历亲闻，是真实可信的，所谓“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历年，服膺弥久，实为朝廷奇其器量”。至此，刘劭的卓荦品性、弘深学问遂展示无遗，不得不令人信服，确信刘劭乃朝廷之栋梁，“以为若此人者，宜辅翼机事，纳谋帏幄，当与国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4]1165。水到渠成，表达荐举之意。平实忠贞，出于为国举贤之衷心，毫无党同伐异之习气。

据《三国志·刘劭传》记载，建安时，刘劭以谋士身份来到许都。当时太史向献帝报告预测今年正月初一将有日蚀。一些官员认为应停止岁首的祭祀和朝会。而刘劭以为，不应该将不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作为不守礼仪、废止朝会祭祀的借口，并列举古代梓慎、裨灶精通历法善观天象的太史也不能完全准确推测天象的事例，说明不该因莫须有的预测而破坏圣人所制定的礼制。刘劭的表现，有学问，能明辨是非，有操守，不阿谀取容，体现了臣子敢于担当的精神。尚书令荀彧认为刘劭言之有理，下令朝会照常举行，结果日蚀并没有发生。后经御史大夫郗虑推荐，刘劭任太子舍人，后又调任掌管图书经籍的秘书郎。黄初年间，他先后在曹丕左右担任尚书郎和散骑侍郎，并受命编纂《皇览》。明帝曹叡即位后，刘劭又出任陈留太守,因敦崇教化，而为百姓称颂。后又被授予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制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撰写《律略论》。再升任散骑常侍。明帝青龙年间，吴国兵马围攻合肥，刘劭详细分析时局，并提出有效建议，成功退兵。青龙四年，明帝下《选举诏》博求众贤。时任散骑侍郎的夏侯惠上了这封《荐刘劭》表，表中所言刘劭“深忠笃思，体周于数”“宜辅翼机事，纳谋帏幄”，言辞简洁但恰切中肯，准确概括了刘劭的品质、能力。可见，刘劭的生平行事与品性，是与夏侯惠的荐表相一致的。

其次，荐表呈阅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帝王抑或郡州长官，所以作者在表中多会表达对在上者广纳贤才、英明决策的褒扬；或是追忆先代帝王知人善任，明君贤臣共兴盛世的事迹，即庄子所谓“重言”，用典型事例、理论加强论说的力量，希望当今统治者也能效仿先王广纳贤才。这样的模式也是一种书写策略，既赞颂了英明的帝王，将其置于道德与才智之高地，使得圣心大悦，又在无形中提升了建议被采纳的可能性。如应璩《荐和虑则笺》开篇则高自标举：“璩闻唐尧因群士以兴治，齐桓假众能以定业，是故八元进则太平之化成，六贤用则九合之功立。”[4]1218以唐尧、齐桓公之善用英贤以成大业，开示人君。而桓范《荐徐宣》则提纲挈领言帝王善用人之所长：“臣闻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分定之后，以忠义为首。”此后，遂以晋文公重耳用狐偃之计，汉高祖刘邦战时用陈平之才智，守成用周勃以安天下为例，“古语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仓卒之时，功多者赏厚”。以为尚书徐宣“体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坠世俗，确然难动，有社稷之节，历位州郡，所在称职”[4]1258，是出长仆射重位的不二人选，有敦励风俗之能。蜀汉彭羕《与蜀郡太守许靖书荐秦宓》以帝王善用人才，而激励蜀郡太守许靖起用秦宓，开篇则曰：“昔高宗梦傅说，周文求吕尚，爰及汉祖，纳食其于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业垂统，缉熙厥功也。”[4]1385可见，荐表一般都极力赞扬明帝任用贤士之举，认为这样的美名可流传于后世，在济济贤才的辅助之下，所开创的功业也能超越前代。再如殷褒的《荐朱俭表》言“高世之主，必广登命之礼；有为之君，务通贤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4]1298在赞扬帝王纳贤的同时，也强调了人才是成大治的途径。

再次，举荐人才有时针对具体的职位，此类表文往往陈述此职位的功能及重要性，然后从德与才两方面陈述所荐之人，两相对照，如合符契。如孟康《荐崔林》，举荐崔林出任宰相一职，开篇则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诚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义之士，足为海内所师表者。”而司隶校尉崔林，“禀自然之正性，体高雅之弘量。论其所长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则史鱼之俦，清俭守约则季文之匹也”，品行高洁，才能突出，方之古人，毫不逊色；而且崔林治绩卓著，“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为外司，万里肃齐，诚台辅之妙器，衮职之良才也”[4]1270。此类荐表，需要对设官分职的相应职位有深切的体认，能够把握其要义，并能够从所荐举之人的品行与才能两个方面，扼要陈述。

最后，“表以陈情”，以“表”的形式向在上者荐举英贤，这一行为充分体现了为国举才的忠诚之情。作者往往借举荐人才之机，向帝王表白自己的忠心，既是设官任职的职责所在，也是自明心志的得体之举，微婉而直畅，说明自己上荐表之目的是为国家推举有才之士，而国之政要，兴废在人，君主必须藉由英贤才能圣明，国家必须以贤士辅佐才能昌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萧何荐韩信，邓禹进吴汉”，英贤惺惺相惜，表荐英贤，委婉表白其交际之友朋及为国而不谋私利的忠贞。因而，孟达在荐举王雄时说：“臣闻明君以求贤为业，忠臣以进善为效，故《易》称‘拔茅连茹’，《传》曰‘举尔所知’。臣不自量，窃慕其义。”[4]1384茅草这种植物，拔起一根便会牵起一片。孟达借喻人才的递相推荐，十分形象。一封荐表，既起到了举荐人才的作用，也彰显了举荐者的识人之量、自我价值。

二、三国时期荐表的艺术特色

表之特色乃典雅，《文心雕龙·章表》提出表文“骨采宜耀”，《文心雕龙·定势》中言“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3]530。表的写作重视文采与风骨，必须以雅正的内容来宣扬风骨，用清新的文字来显示文采，既事实求是，又颇具艺术感染力。因而，表之文辞理应繁简得当，华实相宜，不可使真情掩盖于过度华丽的文辞之下。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曰：“大抵表文以简洁精致为先，用事忌深僻，造语忌纤巧，铺叙忌繁冗。”[5]事实上，表之体式，要求文体富赡而声律调畅，文辞清雅而志气显扬；在内容上重视“引义比事”——以历史上相同、相近或相反的事例为证，以增强论事说理的说服力。因而善用典故，重视历史的经验，以圣贤之“重言”、卓荦风节为高标，乃表重要特色之一。

如，赵俨上表荐胡昭，说胡昭其人“天真高洁，老而弥笃，玄虚静素，有夷皓之节”[4]1193。将胡昭比作伯夷和商山四皓这样的高节之士。桓范《荐管宁表》中说：管宁“于混浊之中，履洁清之节，笃行足以厉俗，清风足以矫世。以箪食瓢饮，过于颜子；漏室蔽衣，逾于原宪”[4]1258。以孔门大贤颜渊、原宪来比拟管宁之品性。孟康荐崔林说：“论其所长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则史鱼之俦，清俭守约则季文之匹也。”[4]1270赵孔曜荐管辂，称其“仰观天文则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览《周易》，则能思齐司马季主，游步道术，开神无穷，可为士英”[4]1301。据史书记载，管辂是名术士，精通《周易》，善于卜筮、相术，相传每言辄中，出神入化。故而将之比作甘公、石申、司马季主这类奇异之士。可见荐表多用这样的方式强调其所荐之人的贤明。把所荐之人比作前代贤才高士，彰显其品行与才能，颇易于被认识与了解。事实上，此乃以“熟”比“生”之法，即以广为熟识的历史人物来比拟不为人所知、沉沦下僚之英才，此种比拟，直观、明确，易于为人所认知，从而达到荐举人才的目的。

当然，荐表往往用尧舜禹文武周公等圣明君主任贤以兴国的典故，来说明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如“唐尧因群士以兴治，齐桓假众能以定业，是故八元进则太平之化成，六贤用则九合之功立。”“臣闻唐尧宠许由，虞舜礼支父，夏禹优伯成，文王养夷齐，及汉祖高四皓之名，屈命于商洛之野。史籍叹述，以为美谈。”“昔高宗梦傅说，周文求吕尚，爰及汉祖，纳食其于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业垂统，缉熙厥功也。”[4]1385以圣贤勇于拔擢英才、治国兴邦、济世安民述事，既突出英贤治国理政之重要性，也暗含希冀君王成贤成圣、致君尧舜的心理期待，事实上也是对君王的鼓励与认可。这样的陈情述事方式，是有其心理学基础的。

考察这一时期的荐表，其行文比较质朴，散体较多，且多举其梗概，而后期的表文亦能骈散结合，简洁利落，对于人物的刻画能得其风神，显然与文学骈偶化的进程相一致。如华核《奏荐陆胤》几乎是全篇骈偶，如云：“天姿聪朗，才通行洁。昔历选曹，遗迹可纪；还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归附，海隅肃清。”“风则折木，飞砂转石；气则雾郁，飞鸟不经。”“惠风横被，化感人神；遂凭天威，招合遗散。”“民感其恩，以忘恋土；负老携幼，甘心景从；众无携贰，不烦兵卫。”[4]1448荐表以典雅而精练的语言刻画出陆胤治理有方、清正廉洁的形象，而和谐的音律，整齐的句式，给人清新之感；当然其板滞、少灵动的缺点也是不能讳言的。

刘勰认为理想化的表文“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3]408。内容雅正，文辞清丽，有感染力，是表文的基本要求。不同的作者、恳恻者言为心声，为情造文，事实求是；而浮侈者追逐文辞之华美靡丽，虚浮夸饰，名实难副，也就不能发挥为国举才的作用了。

品德高尚、才性卓著者，往往是被荐举拔擢的对象。汉末三国时期的高士典范首推管宁。管宁少时与华歆、邴原友善，皆有高名。天下大乱，管宁隐居辽东，深受公孙度之尊礼。《三国志·魏书》卷一管宁本传说：“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宁居北，示无迁志，后渐来从之。”[6]1112管宁渊雅高尚，裴注引《傅子》说管宁“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人多依从而居，竟然形成人口稠密的聚落，却也因此而滋生矛盾。皇甫谧《高士传》说：“宁所居屯落，会井汲者，或男女杂错，或争井斗阋。宁患之，乃多买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之来者得而怪之。问，知宁所为，乃各相责，不复斗讼。邻有牛暴宁田者，宁为牵牛着凉处，自为饮食，过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惭，若犯严刑。是以左右无斗讼之声，礼让移于海表。”[6]1113《傅子》说管宁：“每所居姻亲、知旧、邻里有困穷者，家储虽不盈担石，必分以赡救之。与人子言，教以孝；与人弟言，教以悌；言及人臣，诲以忠。貌甚恭，言甚顺，观其行，貌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温，因其事而导之于善，是以渐之者无不化焉。”[6]1126管宁有化人之功效，这样的道德楷模，其影响甚为深远。隐居辽东三十七年之后，中原底定，管宁渡海而迁居旧郡，辽东公孙氏三代所馈赠之物，一毫未取，尽数封还。魏文帝、明帝皆下诏征辟，有“耽怀道德，服膺六艺，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当世”之褒美[6]1118，管宁固辞不受。而朝臣争相荐举，太尉华歆逊位以让管宁，司空陈群、太仆陶丘一、永宁卫尉孟观、侍中孙邕、中书侍郎王基、桓范交相上表荐举。

现存陈群《荐管宁》、桓范《荐管宁表》、陶丘一《荐管宁》三份荐表。面对这样一位渊雅高尚之士，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比较而论，自然可以考知荐表的写作要义及其特点。三份荐表开篇皆高自标置，陈义甚伟，陈表说：“臣闻王者显善以消恶，故汤举伊尹，不仁者远。”[4]1197桓表曰：“臣闻殷汤聘伊尹于畎亩之中，周文进吕尚于渭水之滨。”[4]1258前代圣王拔擢英贤，而不贤者远，陶表则以龙凤应德而出为喻，形象化地陈述英贤俟时而动，拔擢任用，是开创一时风气的标志，故曰：“臣闻龙凤隐耀，应德而臻；明哲潜遁，俟时而动。是以鸣岐，周道隆兴；四皓为佐，汉帝用康。”[4]1301英贤的道德、才具，既是济世安民的凭借，也是一世之典型楷模，有敦睦教化之功用。

在历史与理论的高自标举之后，则是对管宁其人的评介。陈表说：“伏见徵士北海管宁，行为世表，学任人师，清俭足以激浊，贞正足以矫时，前虽征命，礼未优备。”简要指出管宁“行为世表，学任人师”，其清俭、贞正足以激浊扬清，矫正时弊，是不可或缺的典型。而桓范则指出管宁进德修业，显著于世，少有美称，与太尉华歆齐名，“遭乱浮海，远客辽东。于混浊之中，履洁清之节，笃行足以厉俗，清风足以矫世”，其成年之后之修为，“以箪食瓢饮，过于颜子；漏室蔽衣，逾于原宪”，可以与孔门大贤颜渊、原宪相比肩，其评介不可谓不高。而陶丘一陈述得更为详尽，评介其学问与道德，探源溯本，渊雅高尚：“应二仪之中和，总九德之纯懿，含章素质，冰洁渊清，玄虚澹泊，与道逍遥；娱心黄老，游志六艺，升堂入室，究其阃奥，韬古今于胸怀，包道德之机要。”然后，再详述汉灵帝中平年间，黄巾大乱，“华夏倾荡，王纲驰顿。遂避时难，乘桴越海，羁旅辽东三十余年”，隐居不仕，高尚其义，符合《易》道之嘉遁，又能影响于一时地方风习、教化：“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遁养浩，韬韫儒墨，潜化傍流，畅于殊俗。”曾经受文帝之公车特征，因而“振翼遐裔，翻然来翔”，回归中原，可惜“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而明帝嘉美其德，擢升为光禄勋，而管宁因病未能应征辟。“今宁旧疾已瘳，行年八十，志无衰倦。环堵筚门，偃息穷巷，饭鬻糊口，并日而食，吟咏《诗》《书》，不改其乐。困而能通，遭难必济，经危蹈险，不易其节，金声玉色，久而弥彰。”管宁行年八十，志气元衰倦，生活困顿却不改其进德修业、乐善好施之德，更应征辟，以教化百姓，敦睦人伦。显然，陶表的陈情述事更为透辟。

评介被荐举者之后，表文自然是申述拔擢其人的意义。陈表以近代荀爽拜光禄勋、郑玄授司农卿为例，以为备礼而征辟，使管宁在学校讲学，“坐而论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桓范则以尧之优宠高士许由、舜之尊礼支父、禹优礼伯成、文王善养伯夷叔齐，刘邦尊崇四皓，“史籍叹述，以为美谈”，而“陛下绍五帝之鸿烈，并三王之逸轨，膺期受命，光昭百代，仍优崇之礼”，如能拔擢管宁，则成为大魏尊礼英贤之光荣，“当在魏典，流之无穷，明世之高士也”，所以应该以“殊礼”而征聘。陶丘一则说考察管宁之一生行迹，乃上天所赐给大魏朝廷的，是一时民望所在：“揆其终始，殆天所祚，当赞大魏，辅亮雍熙。衮职有阙，群下属望。”并因此而再度评介管宁“清高恬泊，拟迹前轨，德行卓绝，海内无偶”，是前代所无之高士，理应以特殊的尊礼征聘，“延登东序，敷陈坟素，坐而论道，上正璇玑，协和皇极，下阜群生，彝伦攸叙，必有可观，光益大化”。可贵的是，陶氏还指出，如果管宁坚持不应征聘，亦应允许其坚守志节，这也是善待英贤的开明之举，“优贤扬历，垂声千载。虽出处殊途，俯仰异体，至于兴治美俗，其揆一也”。

三位朝臣以表举荐管宁这样一位渊雅高尚之士，就其结构形式而言，采用比较一致的陈述高义、评介其人、拔擢的必要性和意义之三段结构，而陶丘一荐表则更多地在评介其人、拔擢的必要性和意义方面，陈述得更为详尽。就语言形式而论，陈表、桓表皆比较质朴，描摹其梗概，而陶表则更多一些语言上的修饰，已经注意于俳偶句之运用，正如刘勰所言：“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3]408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堪称荐表之典范。

三、三国时期荐表的现实意义

荐表乃设官分职、下情上达的必要工具，是实用性公文，除文学性之外，还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三国时期是一个分裂的特殊历史时期，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唯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7]战乱纷争，在上者求贤若渴，对人才的重视与拔擢，彰显出人才的重要性。曹操曾先后发布《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魏文帝曹丕也下《取士勿限年诏》，魏明帝曹叡也有《选举诏》，无限年齿，勿拘贵贱，唯才是举。

从荐表可以看出，虽然曹操有“唯才是举”的要求，但三国时期的选贤标准仍然是德才兼备，在才能之上更看重被举荐人的德行。这是汉代重气节、德性之风的延续，也是魏蜀吴三国政局稳定之后，朝政对人才的必然要求，有着敦厚风习、传扬教化的现实意义。而被举荐的人才，也是多样化，有文官、武将，亦有奇人异士、德高而不愿出仕的隐士等。所荐举的文官，大多具有仁义、忠诚、笃实、清廉、贞正、清雅、不苟合于世俗、博学强识等品质；武将则要求仁勇，刚毅、谋略、气节、兼资文武，忠烈等。而在上者亦体现出礼贤下士的良好风气。可见，三国时期虽曾标举唯才是举，但朝野崇尚的人才，不仅要有能力特长，更要具备高洁品性。由此可知，理想的人才，应是德才兼备，当才与德乖离时，尤为重视德性之高洁，而这对传统社会的稳定、纯朴民风的养成、民族心性的凝结，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国时期的荐表兼具实用性和文学性，作为文体可供研究其书写模式、艺术特色，亦能从中看到一个特定时代对于人才的重视程度，选拔人才的倾向与标准，于古于今都具有很大借鉴意义。

[1]曹操.曹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22.

[3]刘勰.文心雕龙注 [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70.

[5]吴纳.文章辨体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7.

[6]卢弼.三国志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7]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M].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145.

[责任编辑 张亚君]

2016-08-04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团队创新培育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共同体建设·隋唐时期”(13LZUJBWTD002)。

雷恩海(1969-)，男，甘肃景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古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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