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哀江南赋》对《楚辞》的接受

⊙曾君之［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诗文评鉴

论《哀江南赋》对《楚辞》的接受

⊙曾君之［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湘潭411201］

屈原的《楚辞》是我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部诗歌作品，庾信的《哀江南赋》深受其影响。他们二者都具有史的性质，并且在语言词汇和修辞手法上表现出明显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屈原庾信思想内容形式技巧接受

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存在紧密的联系，而且文学所反映的对象不应该是一般的现实生活，而应是现实时事政治。①文学史上，相对于顺境而言，当国家或个人遭遇风霜雨雪、历经沧桑时，诗人所创作作品的内在情感体验更显深切，抒发出来的感情更加真挚饱满，屈原和庾信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离骚》是屈原创作的带自叙性质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样，《哀江南赋》也具“赋史”之称，它在反映梁朝灭亡和感叹庾信自身遭遇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者不管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形式技巧方面都存在一定的接受关系。

一、思想内容方面的接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时代孕育一个时代的作品。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②庾信就处在这样一个南北朝交接的富有艺术精神的历史关口。他饱尝时代苦难，后半生在战乱中被俘，被迫出仕北周。如此坎坷的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充实了他的创作内容，奠定了其创作的情感基调。庾信的悲惨遭遇与屈原屡遭暗算、被迫流放的身世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从而促使庾信对屈原含有一份惺惺相惜之情。正是这份情感的特殊，《哀江南赋》和《楚辞》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紧密联系，尤其是在思想内容上。

《离骚》是一篇内涵丰富的政治抒情诗，诗中揭露并批判了楚国的黑暗现实，表达了诗人追求政治革新、振兴楚国的美好理想，反映了诗人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不惜以身殉国的崇高精神。③“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这些诗句展现的是小人当道、忠良之臣惨遭诽谤与离间，而诗人自己又不愿同流合污的现实图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在明确得知楚国没有贤君惜才、美政无人推行后，他在内心的纠葛和现实的无措中选择效法彭咸跳水投江，寻找最后的归宿。

《哀江南赋》是一篇具有史的性质特点的赋，哀悼梁朝灭亡和哀叹个人身世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二者相辅相成，互相表现。首先，标题直奔哀悼梁朝的灭亡和表达乡关之思的主题，点明此赋是记叙梁朝兴亡治乱的现状及自己对乱世飘摇不定、有家不能归的无可奈何。然后，正文对现实处境进行直接刻画以突出国破家亡的痛楚。“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这段话描写的就是侯景举兵造反，攻陷京城，生灵涂炭，居无定所的场景。最后，陈述梁朝的一系列腐败行为，揭露侯景之乱和江陵之祸的内在原因。“朝野欢娱，池台钟鼓”“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梁朝官员为了自身的贪图享乐而置百姓的安危困苦于不顾的情况。

二、形式技巧方面的接受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相似的生活体验促使庾信与屈原内心趋于郁闷的风格走向相似。庾信经历了由南入北的转折，眼界得到开拓，情感得到升华，内涵更显深广。随着表现内容的充实，他的诗文风格由原有的清新流丽转向沉雄苍凉，并且更显老成。这在一定程度上跟屈原被离间、被流放的情感体验走向一致。除了创作内容与创作风格的相似外，庾信对屈原的接受还体现在语言词汇与修辞手法两个方面。

首先是语言词汇方面的接受。遣词用语方面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对楚语、楚声、楚地、楚物等方面的描写。宋人黄伯思在《东观余论·校订楚辞序》中指出：“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淬、蹇、纷、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荃、药、蕙、若、蘅者，楚物也。”④《楚辞》是一篇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典型代表作，不管是在语言文字音乐，还是楚地风俗习惯方面，都体现了当地的特色。

屈原《楚辞》以鲜明的楚地地方特色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庾信的创作。比如说，庾信“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其中“凄怆”是由楚语“怆”演变而来，饱含悲伤的韵味，具有鲜明的楚语色彩。“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于是西楚霸王，剑及繁阳”，这些都引用典故，也借用了“楚歌”或“楚事”。“吴越吟，荆艳楚舞”，吴、越、荆、楚都是梁朝的疆域，屈原在突出当地特色的同时谈及楚地歌舞。“虽复楚有七泽，人称三户”，“七泽”“三户”是对楚地的描写。“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有南风之不竞，值西邻之责言”，其中“钟仪”“申包胥”和“南风不竞”都是对楚事的形象记录。“就汀州之杜若，待芦苇之单衣”，则是对楚物的描写。

其次是修辞手法方面的接受。清代洪亮吉曾说：“《哀江南赋》无意学《骚》，亦无一类《骚》而转似《骚》。”⑤在洪亮吉看来，庾信创作《哀江南赋》是在无意识学习屈原的《离骚》，但他在无意识的创作中写出的作品却跟《离骚》非常的相似。然而实际情况并非意外，无意识地学习是饱含着前期无数的有意识积累。钱锺书也说庾信辞赋：“及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⑥修辞手法在文学创作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表现形式，作家们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对诗句、辞赋进行巧妙的选择、加工、创作，往往能起到增强效果的作用。庾信《哀江南赋》对屈原《离骚》在修辞技巧上的继承主要表现在比喻、夸张、借代、对偶等方面。

比喻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俗称为打比方，它表现为用浅显易懂的事物来代替具有相似特点的抽象难懂的事物，使文本表达的内容更容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离骚》中，比喻句非常多，比如说，“兰”“蕙”“江离”“芷”“芰荷”和“芙蓉”都是香草名，屈原赋予了它们以象征意义，指向美好的人格。另外，“美人”和“众女”并非本意，而分别指认识千里马的贤君和趋炎附势的权贵小人。庾信同样也善于使用比喻，“青袍如草，白马如练”两句诗都用“如”字突出“青袍”和“白马”的颜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写出了侯景之乱时当权者拿百姓的性命当儿戏，犹如踩死路边的野草一样乱杀无辜，突出现状之残酷。另外，庾信还运用了隐喻，“大盗移国，金陵瓦解”其中没有明确的本体、喻体、比喻词，而需要读者细细领会，这种典型的隐喻，又被称为“暗喻”。相对而言，隐喻更显灵活生动，它是基于对前文理解而产生的一种靠想象来弥补空白的修辞手法。

借代也是《离骚》与《哀江南赋》通用的修辞手法，他们使用借代使诗歌语言含蓄蕴藉、形象生动。屈原《离骚》以“蛾眉”借指“貌美”，用局部借代整体，用“皇舆”代称“国家”，以“灵修”借代“君王”。庾信《哀江南赋》中的借代修辞，如：“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都是用特定的名词来借代整体，“荒谷”“公私”“三日”和“三年”早已不是本来的含义，而被赋予了更广阔的意思。“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中的“卷甲”也并非真正的只是被卷走了盔甲，而是以部分指代全部，说明败北之惨状。

总而言之，许多的诗句辞赋之所以能在历史朝代的沉淀中熠熠生辉，并且走向经典之路，大多都是由于诗人们对前人优秀作品的主客观选择与接受。自古以来，接受学源远流长，表现形式也多样，庾信《哀江南赋》对屈原《离骚》的接受就主要包括思想内容与形式技巧两个方面，两篇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皆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①蒋凡、郁源：《中国古代文论教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8页。

②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③吴广平：《楚辞全解》，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2页。

④吕祖谦：《宋文鉴·卷九十二》，光绪丙戌年刻本。

⑤洪亮吉：《北江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⑥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0页。

作者：曾君之，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

2015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杜诗对庾信的接受”（项目编号：CX2015B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