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洪门文化研究的几个侧面
——以乾隆末年至咸同年间洪门会簿为中心

侯如晋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清代洪门文化研究的几个侧面
——以乾隆末年至咸同年间洪门会簿为中心

侯如晋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苏州 215021)

摘要：洪门是清代以来存在于我国南方各省的秘密社会组织。从现存的洪门会簿来看，洪门的原始宗旨为“反清复明”，且一直被保留，但其内涵在后期有所变化。洪门一贯坚持的“忠义”价值观，与根深蒂固的皇权主义思想和洪门成员的社会构成有关。洪门拥有的茶碗阵、隐语、誓词等文化媒介，经历了由简单到丰富的发展过程，反映出洪门借用宗教形式发展组织的特点。从内容上看，这些文化媒介反映出洪门深受民间文化等的影响，并不脱离主流社会。洪门的“变”与“不变”折射出洪门文化的复杂性。

关键词：洪门；会簿；反清复明；忠义；茶碗阵

洪门是清代以来存在于我国南方各省的秘密社会组织。研究洪门的成果颇为丰富，但是，对洪门文化研究，却成果寥寥。本文以洪门流传下来的几本会簿为切入点，进行考察。

1洪门会簿概述

会簿又称会书，是洪门内部文献的总称。洪门隐语称其为“衫子”“海底”或“金不换”。

现存成型的洪门会簿大致如下：《姚大羔会簿》(下称姚本)、广西田林县发现的《天地会文书抄本》(下称田本)、《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下称贵本)、《守先阁藏天地会文件》(下称守本)、辑录在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的抄本《Oriental 8207D》《Oriental 2339》《Oriental 2330》《Oriental 8207B(2)》《Oriental 8207B(1)》《Oriental 8207C》《Oriental 8207G(1)》《Oriental 8207E(1)》《Oriental 8207E(3)》《Oriental 8207K》(以下合称为萧本)①。另有单件的《天地会盟书誓词》《桃园歌》等。当然，一些散见于《天地会》②各案的表文、号片、诗句等也是洪门会簿的组成部分[1]。

笔者认为，研究洪门若不从其内部文件即会簿入手就很难发现“根机”性内容，但若对已有的会簿资料信手拈来，不加考证，又使认识洪门历史的过程变得混乱和扑朔迷离。因此，理清会簿收藏上下限及出自何人之手，对于了解洪门的来龙去脉十分必要。目前见于档案记载的清廷捕获的天地会会簿大致可按如下时间顺序排列：乾隆五十六至五十八年间范七所传会簿，乾隆五十九年谢志的一纸誓章，嘉庆元年以前广东人林闰才从义父处抄得的白纸朱字会簿，嘉庆元年郑瑞观抄得的天地会旧本，嘉庆七年兴宁人温亚石抄本和归善蔡步云抄本，嘉庆十三年管彦英给凌帼珍抄本，嘉庆十七年谢帼勋给刘奎养后经刘奎养于嘉庆十九年转给朱凤光抄本，嘉庆十九年审理熊毛案所获抄本，十九年黄焦敬给麦青后经麦青于嘉庆二十一年给严老三、严老五的抄本。当然，这些会簿的来源大都是“从前”的抄本。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现存完整的洪门会簿以时间顺序划分大致可以排列为：姚本、田本、贵本、守本、萧本。之所以将这几本会簿的原始性按上述顺序排列，是因为它们在内容结构、年代记载、原始内核、使用的地名和语言等方面存在差异。[2]39从会簿原始性来说：首先，姚本是最早一本会簿，收藏下限为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七日以前；并且该本部分内容显现在乾隆年间的档案资料中，因此该本会簿反映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乾隆年间。其次，田本是仅次于姚本的较原始的洪门会簿。其撰抄时间是道光八年，而该本中所列五祖又和嘉庆十三年在广西搜获的《桃园歌》中所列五祖相同，因此，该本会簿至少反映了嘉庆十三年到道光八年间洪门的历史③。再次，据罗尔纲先生在《天地会文献录》中的考证，贵本于咸丰年间流传，为天地会中人“国梁”所抄[3]52。至于守本和萧本，则守本在前，稍晚于贵本；萧本大致在咸同年间流传。

关于会簿的创始人，目前学界无法指出具体人名，也无法确切地指明该人于哪一具体年份创作了会簿。但是，会簿大致出于哪类人之手，开始创作于清朝哪个时期，仍然能够通过会簿本身找到蛛丝马迹。相关学者就通过姚大羔会簿显示出的讯息得出洪门会簿的最初创始者是清初闽南籍南明官绅。[2]44-46再联系最原始会簿姚本中具体内容：如：在西鲁作乱一段写到香炉底有“兴明绝清”四字，以及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众人结拜时“指洪为姓”；《五祖联》词句为“天下知世清该绝，万里合同明在兴”；《关圣对》有“争天夺国一点红”；《头门对》先有“黄河自有绝清日”，后有“复明岂无得运时”[4]4-6；等等。可见，洪门的原始宗旨显而易见，即“反清复明”。这是了解洪门后续活动的前提。

洪门会簿本身有原始程度之别，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它们的遭遇也不尽相同。有的因为传会之人记忆遗失而无法重现会簿的本来面貌；有的因为传抄之人在传抄过程中进行了选择性摘录，使会簿被肢解为零散的碎片式文件；有的则是后来的洪门首领为保证洪门组织安全而故意进行删改，导致会簿面目全非。诸多因素相互交叉影响，造成会簿时间和内容的错乱。不过，将各个时期的洪门会簿进行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洪门的一些文化构成部分既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从“不变”与“变”中，可以理解洪门文化的文化本质。

2西鲁故事及誓词口号中“反清复明”思想的表达

前文述及，姚本显示了洪门的原始宗旨为“反清复明”。那么，后期的洪门会簿是否也同样反映出这种思想呢？答案是肯定的。田本讲述西鲁故事的《起义根苗》有“洪平天下”“扶明灭清”的明确表述，而且还借齐天御史发放了《忠义榜文》，宣榜完毕后“天使”还让万云龙招满兄弟后，设三关，分别名为朱色、日月、洪门。[5]119-124很显然，日月也是“兴明”的象征，洪是朱洪武的象征，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洪门的根机，就是恢复汉明江山。贵本《反清复明根苗第一》题目就显示了全部主旨，其中有少林寺逃僧走至“灭清村”的情节，亦有白碇香炉底面出现“反清复明”、中心有“红英”字样的情况；且五祖分省准备起义时，“誓灭清朝，扶回大明江山”[4]33-35。守本讲到五祖逃亡途中遇到一白定炉青麻石，底面有“反清复明”四个字；并且还将两只掷地之碗不碎看成是复明的征兆[4]35-38。萧本《西鲁叙事》讲五人走至广东高溪庙，遇一白碇香炉，炉中底面出现“反清复明”字样，之后亦有拜盟时摔碗不碎认作复明之兆的情节。并且有一十三岁自称崇祯帝之孙的小童子也来投军，抱怨太祖江山被清军夺取的史实。《西鲁叙》更为详细，且将原来的掷碗两次变为三次，仍然不破，五人便认为必有报仇之日。此外，《西鲁叙》还加入了桃李剑相关情节，并且描述桃李剑剑尾刻有“反清复明”四字。还写到万云龙、陈近南、天祐洪等人的相关情节，均是灭清复明的明显表露。由此可见，无论是乾隆年间的会簿，还是直至咸同年间的会簿，洪门关于其自身的原始宗旨是被保留下来的。自始至终，洪门“反清复明”的原始宗旨都在会簿中得以体现。

但是，“反清复明”的内涵是否一成不变呢？答案大抵是否定的。

从会簿的前后对比来看，“反清复明”的指向性越来越模糊。例如，乾隆五十二年清政府从林爽文起义军首领林水身上搜到的《天地会盟书誓词》中有“今因广东省凤花亭、高溪庵、马溪庙明主传宗，今夜插(歃)血拜盟”，“如有泄露根机，含血喷天”[6]407。从“明主传宗”、不可“泄露根机”显然看出，至林爽文起义时，洪门内部仍然以“反清复明”作为宗旨。但是，在实际起义过程中，洪门成员对这一宗旨的运用又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往往有另外的宣示文件。例如，《林爽文起义军文件》中有林爽文“告示”：“照得居官爱民如子，才称为民父母也。今据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本帅不忍不诛，以救吾民，特兴义兵，当天盟誓，不仁不义，亡于万刀之下。”[4]153宣示旨在证明起义军的宗旨是反抗腐败的清朝贪官污吏，并没有涉及“反清复明”的政治宏图。可见尽管到林爽文起义时，洪门在结盟过程中依旧强调“反清复明”的宗旨，但这或许已经不是针对民族灭亡之国仇家恨的表现，而是针对腐败清廷统治之阶级仇恨的反映。“反清”的重要性可能更胜于“复明”。

无独有偶，嘉庆年间搜到的《天地会首领卢盛海等结拜盟誓单》中未见任何“反清”“绝清”“复明”、“兴明”等字样，而仅仅强调关羽式忠义和兄弟间骨肉同胞之情。有“自古称忠义兼全，未有胜于关圣帝君者也”之句和不敢“以大压小，以强欺弱”、“谋骗兄弟财产、好淫义嫂”“临身退缩，借公挟私”[6]408之句。至少说明“反清复明”思想没有在起义军中得到特别的强调。

那么“反清复明”何以一以贯之？其内涵变化的原因安在？

洪门所以始终奉行“反清复明”思想的原因，是因为历代农民起义或是其他下层反抗团体从事推翻当朝政府的活动时，往往打出复兴前朝的旗号以便发动群众。这种传统做法也为洪门所继承，故无论其后续起义过程中“反清复明”的成分存留多少，这一口号本身都极具号召力，可以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洪门利用“不变”的一面来巩固组织的重要手段。当然，洪门之所以也像农民起义那样运用“传统做法”来发展组织，反映出其受中国封建社会“正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王朝都由汉人把持政权，且统治者有意宣扬“华夏正统”观念，因此,排斥异族在社会各阶层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所以在洪门看来，清朝取代明朝统治中国的行为就是“僭窃”，是不合道统的。④同时，洪门是由“反清复明”而起的特殊团体。拥有会簿的首领及其给以传抄之人没有理由将这一宗旨省略而不向后人传授。可以说，洪门组织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这是其原始宗旨，失去了这一原始宗旨，洪门的灵魂将不复存在，其组织也必然溃散。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反清复明”内涵发生变化，如上所述。乾隆末年及之后的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就嘉道年间而言，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游民问题、土地兼并加剧带来的农民极度贫困问题等都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洪门在此环境下迅速发展壮大。问题在于，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它原始宗旨指向性逐渐变化的过程。因为有些人冒用天地会名号来保障自身安全，有些人借天地会名号打家劫舍，有些天地会首领因担心成员复杂而泄露玄机故不明确告以会众“反清复明”之目标。总之，由于各种原因，天地会的纯洁性遭到破坏，其“反清复明”的思想主旨也就在大的范围内难以为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宗旨本身虽然还在使用，但其真正内涵就逐渐被淡化了。

3从诗句看洪门“忠义”价值观

有些学者将“忠”“义”分开理解，认为“忠”是对明主的忠臣，“义”是对会内兄弟的江湖义气。仔细推敲未必正确。洪门的“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忠”为最高准则的，其重点落在“忠”字上，不忠之“义”不可作为洪门的“义”。姚大羔会簿《观音诗》“饮水知源义为天”和《反诗》“若是无义剑下亡”之后均有重扶明王的表述，分别为“洁白其身公主现”和“洪公招集保明王”[6]415。

嘉庆十四年呈报的《颜亚贵所藏桃园歌》有“结为忠义”“夺回真主江山”[6]之句，说明此时“忠义”仍然是一体的。

清嘉庆二十五年起获《蒋五益所藏会单抄件》，诗的最后一句是“关公流(留)下忠义刀”[7]。众所周知，关公是忠义的典型化身。他之所以被后世标榜，不在于其和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之举，而在于他对汉室及刘备之忠义。所以封建帝王也对他褒扬万千。洪门会簿中宣扬关羽留下的忠义刀，并非没有意旨，其根本目的在于宣扬这种忠义思想。

贵本《洪门总诗十二句》有“忠义堂前兄弟在……乾坤一转反复明”[3]18之句，其对明主尽忠尽义的用心不显自明。

守本多处体现“忠义”思想之落脚点在于“忠”和与此相联系的“正义”，如《拈香诗》表达的大意为：众人结义恢复大明王朝，报火烧少林寺之仇，将胡人一扫而平。入据木杨城(皇城)，从此汉代子孙流传千万年。《药诗》后两句说扯起义旗招军号，“得来保主坐朝堂”[3]70。

萧本《刘、关、张桃园结义诗》《金兰结义诗》《脱衫诗》《包头巾诗》《插草诗》《点烛诗》《注酒诗》《仁义旗诗》《丝线诗》《又鸡诗》《食饭诗》《寄信诗》《论十指头诗》等均是表明“忠义”思想的。

无论较原始的抄本还是较后的抄本，“忠义”思想在洪门之中是伴随“反清复明”的宗旨而存在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忠义”可以说是洪门的“核心价值观”。

“忠义”思想一以贯之的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皇权主义或忠君思想根深蒂固。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纲常伦理作为立世的根本，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影响极深，养成了对君主的崇敬心理。所以每个人都以忠孝节义作为行事标准，即使是属于亚文化圈的秘密社会成员也不例外。有清一代，汉人一直处于满人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之下，洪家兄弟自然要伸张复明之正义，践行忠于明王之决心。

另一方面，会员社会构成使然。洪门的群众基础主要是游民。“在清代，统治者对游民的概念有了新的理解，即把它视为‘平日居民有不农、不商、不工、不庸者’，实际上就是那些混迹于城市与乡村，没有固定职业的流动人口。包括破产的农民、失业的工人、地痞恶棍、散兵游勇、叫花乞丐、江湖侠士等等。”[5]19广大游民很容易从民间流传的小说、戏曲中汲取思想养分。如《水浒传》宣扬“忠义”思想，那么它必然会在洪门中有所体现。

4茶碗阵——洪门的文化媒介

为了掩人耳目，洪门发明了一整套具有特别意义的茶阵。兹列姚本、萧本及《海底》⑤中茶阵的名称于下[8]210-237：

姚本：领教茶、忠心、五祖茶、香炉茶、“空”(茶壶放在桌子上不斟茶)、扇子盖茶、“五虎大将”茶(以下没有名称的均取其中四字或五字命为茶名)、“只见手来”“遮满天”“洪杯盖洪茶”、忠奸茶、“桃园结义”茶、“中间杯可食”、桃园之茶、“韩朋韩福茶”、徐州失散茶、古城相会茶、五杯茶、六杯茶、七杯茶(天星朗朗)、八仙之茶。

萧本：忠奸茶、绝清茶、攻破紫禁城茶、深州失散茶、日月相掩茶、桃园结义茶、四大忠贤茶、四贤结拜茶、梅花郎、五祖茶、五虎下西村、天日茶、陆郎镇守三关、带嫂入城、会仙姬、七星会旗、夜观星象、七例分散壶、清转明、龙泉宝剑、八仙回山、绝清剑茶、合兵灭清、五将会四贤、九杯茶(原本未写其名)、插草结义茶、欺贫重富茶、忠义团圆茶、明主出身。

《海底》：一龙阵、双龙阵、单鞭阵、木杨阵、绝清茶、仁义阵、鸳鸯茶、双龙争玉阵、顺逆阵、深州失散茶、龙凤茶、日月相掩但见茶、品字阵(或称山字阵)、忠心义气茶、关公守荆州阵、桃园结义茶、争斗阵、刘秀过关阵、攻破紫禁城茶、四忠臣阵、贫困簠簋阵、关公护送二嫂阵、赵云加盟阵(又称四贤结拜茶)、孔明上台令诸将阵、四隅阵、英雄入栅阵(又称四平八稳茶)、龙宫阵、患难相扶阵、赵云救阿斗阵、五魁茶、五祖茶、梅花阵、五瓣梅花茶、复明阵、五虎下西村、生克阵、反清阵、五字变化茶、天日茶、六子守三关阵、苏秦相六国阵、带嫂入城茶、六国阵、洪字茶、七点分散茶(又名一柱香茶)、织女茶、夜观星象茶、七星会旗茶、左排茶、会仙姬茶、下字阵、宝剑阵、七星剑阵、七星剑阵(与前一个不同)、七神女降下图、八仙回山茶、龙泉玉剑茶、双梅花阵、清转明茶、忠心为本茶、无头主字九杯茶、五将会四贤茶、绝清剑茶、合兵灭清茶、插草结义茶、欺贫重富茶、明主出身茶、忠义团圆茶、太阴阵、梁山阵。[8]210-237

从数量上看，后来会簿所录茶碗阵明显多于早期会簿。从茶阵名称反映的主题来看，后来会簿也更加多元化。例如，即使将两本中含义上稍有出入的茶碗阵算作同一种茶阵的因袭，萧本也无论如何比姚本多了“欺贫重富茶”这一新的主题。而这正符合后期洪门由于社会矛盾加深，自身的互助性有所加强，“反清复明”的政治目的有所减弱的历史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之前对姚本和萧本所做原始性对比的正确性。当然，这主要反映出洪门茶碗阵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转变的。按洪门会簿原始性排列下来，存在于其中的茶碗阵种类和数量呈现出由少到多的趋势。对此现象，笔者认为可作如下解释：洪门众多茶阵自然是在各处的茶馆之中摆和破的，茶馆具有信息传播功能，无论是官吏、市民、商人、文人、军人还是流氓、地痞等，都能够在处于市井之中的茶馆高谈阔论。洪门人员可以利用茶馆进出人员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特点，混迹其中，进行信息的交换。这种方式不仅简单方便，而且安全有效，不易为清政府所发现。因此，后来编写会簿之人收入更多的茶碗阵以便沟通四方兄弟，并且加强洪门组织的安全性。

再就其中一本会簿中的茶碗阵而言，如《海底》⑤，仅凭茶阵名称便可知晓，洪门的意识形态来源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可以将它们依此进行分类。一龙阵、双龙阵、双龙争玉阵、龙凤茶、龙宫阵等可以划为一类；仁义阵、忠心义气茶、四忠臣阵、患难相扶阵、忠心为本茶、插草结义茶、忠义团圆茶等可以划为一类；顺逆阵、日月相掩但见茶、生克阵、夜观星象茶、会仙姬茶、七星剑阵、七神女降下图、八仙回山茶、太阴阵等可以划为一类；关公守荆州阵、桃园结义茶、关公护送二嫂阵、赵云加盟阵、孔明上台令诸将阵、赵云救阿斗阵、梁山阵等可以划为一类；余下的绝清茶、复明阵、反清阵、清转明茶、绝清剑茶、合兵灭清茶、明主出身茶等又可划为一类。至于为何如此划分，下文具体分析。

5洪门文化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

总体来说，洪门文化的影响因素多元而复杂。

首先，无论是始终奉行“反清复明”宗旨，还是坚持以“忠义”思想作为根本信条，都可反映出洪门文化与儒家思想深刻关联。通过翻阅洪门会簿可知这一特点也体现在誓词、隐语、暗号、茶碗阵等之中。由于内容庞杂，本文仅论述了茶碗阵作为文化媒介在洪门发展中具有特别的作用。其实，凡是见诸各会簿的誓词、隐语、暗号、口白、盘问等，都是洪门在发展过程中依靠的文化媒介。通过这些文化媒介，洪门兄弟间可以相互传递信息而不致于为外界发现端倪。如隐语就可使会中之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畅谈[8]239，外界却茫然不知⑥。为了方便起见，以下仍以茶碗阵为例进行说明。

从茶碗阵名称可知，洪门文化深深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如分类时，仁义阵、忠心义气茶、四忠臣阵、患难相扶阵、忠心为本茶、插草结义茶、忠义团圆茶等被划归一类，这些茶阵名称不外乎“忠”“义”这两个主题，这正是儒家宣扬的核心观念。说明洪门文化从宗旨、到伦理思想、到具体的文化媒介，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其次，洪门文化受民间文化的影响。从一龙阵、双龙阵等名称可看出中国传统龙图腾文化的影响；从顺逆阵、日月相掩但见茶、生克阵、夜观星象茶、会仙姬茶、七星剑阵、七神女降下图、八仙回山茶、太阴阵等可看出中国古代道教思想的影响。无论是民间龙图腾文化、道教思想，还是它种文化，都对洪门文化产生影响，足以说明洪门文化扎根于民间文化，它的形成是民间文化浸润的结果。从这一角度而言，洪门虽然是反清的秘密结社，具有反政府的特点，但它或许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言，具有反社会的性质。洪门一些组织在后期大肆从事破坏性活动，不是这一组织本身性质使然，而是时代变化和社会矛盾变化造成其组织结构变化的结果。

当然，隐语、誓词、茶阵等之具体内容也反映出洪门文化受到通俗小说的影响。这是民间文化对洪门产生影响相对特别的一种。从茶碗阵名称便可看出：关公守荆州阵、桃园结义茶、关公护送二嫂阵、赵云加盟阵、孔明上台令诸将阵、赵云救阿斗阵、梁山阵等明显带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通俗小说系列的痕迹。由于洪门的成员以游民为基础，游民的文化层次决定了他们偏爱接受符合其知识水平的白话英雄主义作品。同时，这些通俗小说系列在清代又经过大量刊刻，广大下层群众便潜移默化了这些作品讲述的英雄故事和宣扬的伦理思想。他们很容易效仿书中英雄人物的行为事迹。

再次，洪门文化内容自始至终都有宗教因素的贯穿。洪门的“反清复明”宗旨是其灵魂，笔者认为，灵魂即与宗教挂钩。在洪门内部倡言“反清复明”，实际上是建立起会众的宗教信仰，利用信仰的力量让洪门成员有精神寄托和目标追求。洪门一贯坚持“忠义”信条，也是在宣扬特定的价值观念，这与佛教世界宣扬“众生平等”的做法是不谋而合的。再者，洪门的誓词、隐语、茶阵、口白等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在会簿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特点。说明为了组织发展需要，洪门要随时变化文化传播手段的形式和内容。这实质上是为适应新的外界环境和会员构成的需要。上文所述茶碗阵在以后的会簿中逐步增加就是这一特点的反映。其他如誓词，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数量和内容上的改变。以典型的《三十六誓》而言，它逐步形成四个不同时期的版本，而且内容上有很大差异。那么，洪门多种文化媒介为何会在以后的不同时期增进或删改成不同的内容呢？笔者认为也是宗教因素的影响。就拿茶碗阵来说，洪门的茶碗阵不单单是信息传递过程，更是洪门根本精神的再加深过程，忠心、义气、反清复明思想都通过茶碗阵对会员进行再灌输。正如圣经在教徒心中根深蒂固地位的确立部分是依靠基督徒们做礼拜这种日常行为促成的一样，洪门的种种信条也能在简单的茶仪式中得到强化。越是通俗的东西越容易转化为宗教力量，依靠茶阵这样的媒介来传递洪门根本精神，实质就是在借助宗教。

6结论

洪门以“反清复明”思想作为原始宗旨，坚持“忠义”的伦理思想，誓词、隐语、茶碗阵等均有儒家思想的烙印，说明其虽然是一个秘密结社组织，但从文化层面而言，它仍然为主流社会所主导，儒家纲常伦理在洪门中有深刻的印迹，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影响之深远和广博。洪门的隐语、茶阵等从内容上受道教思想、民间小说、戏曲等的影响，反映出民间文化对洪门的深刻影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洪门在文化上扎根于民间，明乎此，有助于深入了解洪门的历史和清中叶至清末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传承情况。此外，洪门借“反清复明”的旗号、“忠义”的伦理思想及不断变化的文化媒介来发展组织，是借用宗教力量的表现。从这一角度而言，它是文化上的宗教组织。总之。乾隆末年至咸同年间，洪门以不变的宗旨和伦理思想维系和发展，在社会背景变换时又能改变具体口号或誓词，可谓既有不变的文化内核，又有可以巩固组织之应时而变的手段，故其能在中国秘密社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① 姚本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田本见庾裕良、陈仁华等编《广西会党资料汇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贵本和守本见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萧本见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② 《天地会》共七册，主要包含以下几部分内容：关于天地会起源的姚大羔会簿和奏折，关于林爽文起义的文件、奏折等，乾隆五十二年至乾嘉之际天地会活动的奏折，嘉道年间天地会活动奏折。

③ 胡珠生认为区分现存会书谁最原始、谁次原始的标准在于：一是直接或间接的年代记载，二是足以自明的原始内核，三是内容结构的严谨性，四是各本比较中所处位置，五是是否使用起源地区的语言和地名。胡珠生：《清代洪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④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之《三十六誓(有序)》有“今见朝内君王不正，扰乱朝廷，残害子民百姓，伤却僧人性命，故此心内不平”之句，其“不正”之君王指代的就是清君。萧本是较晚的抄本，在该本中尚且反映出洪门将清王朝视为非正统统治，更可见在此之前洪门对清廷的态度。

⑤ 《海底》是李子峰汇编诸多洪门内部文件而成的一部洪门会书集性质的著作，对洪门誓词、隐语、 诗句等做了较为全面的辑录，可以算作一部集大成的洪门会簿。李子峰《海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⑥ 李子峰《海底》有言：“‘隐语’之为用，能使会中之人，畅谈于大庭广众之中，而他人茫然不解，我则风气互通，意见互换，严密不泄，使人既不知我之所云，且亦无法冒充刺探也。”李子峰《海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天地会:七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1988.

[2] 胡珠生.清代洪门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3] 罗尔纲.困学丛书：上[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4]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天地会: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

[5] 欧阳恩良,潮龙起.中国秘密社会·第四卷：清代会党[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6]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7.

[7]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天地会：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90.

[8] 李子峰.海底[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杨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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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 Ru-jin

(Colleag of social,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21,Jiangsu，China)

Abstract:Hung League, also known as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was a secret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our country from the Qing dynasty.According to the internal books of Hung League kept until now,its original tenet was “rebelling Qing dynasty and rebuilding Ming dynasty”,which had always been reserved.However,its connotation changed in the later stage.Hung League always insisted on loyalty.This was related to deep-rooted imperial ideology and the class formation of Hung League members.It owned cultural medium like the bowl array,enigmatic language,oath,and so on.They went through a process from simple to rich,which reflects its feature that Hung League used religious form to develop its organization.In contents,these cultural media reflected that folk culture and other cultures had an influence on Hung League.So Hung League did not break itself away from mainstream society.In a word,the variability and invariability reflect the complexity of the culture of Hung League.

Key words:Hung League; internal books of Hung League; rebelling Qing dynasty and rebuilding Ming dynasty; loyalty; bowl array

收稿日期：2015-11-02 修回日期：2016-01-08

作者简介：侯如晋(1993—)，女，江苏南京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2015级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371(2016)02-007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