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科学”(二十四)：科学知识与智慧
——大卫·凯里对尼古拉斯·麦克斯维尔的访谈

尼古拉斯·麦克斯维尔，大卫·凯里



“如何认识科学”(二十四)：科学知识与智慧
——大卫·凯里对尼古拉斯·麦克斯维尔的访谈

尼古拉斯·麦克斯维尔，大卫·凯里

麦克斯维尔认为，没有智慧的科学知识或者说没有文明的科学，是非常危险的。科学已遭受“理性主义神经症”的压制，伪装成一个无私追求知识的人，声称既不制造也不承认任何假说；但事实上科学错误地识别了其理智目标，建立在不能自我批判的信念基础上，并自我保护地根植于科学制度中。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总体思想是：在一个较高的层级形式中描述我们的目标，以便我们能根据我们所经历的成功和失败来改进我们的目标和方法，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需要科学的方法、批判的理性精神、科学的自我批判和公开行动，而不是理性的暴政。因此，“我们需要一场在学术探索的目标和方法上的革命，从而使其基本的目标成为通过理性的方式而增进智慧，而不仅仅是获取知识”。

科学知识；神经症；自我批判；革命；智慧

肯尼迪：我是保罗·肯尼迪，这是《思想》的“如何认识科学”节目。

麦克斯韦尔：有两个非常基本的问题：第一个是认识世界和认识作为世界一个部分的我们自己；另一个是认识如何创造一个文明的世界。本质上说，我们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在创造现代科学时我们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知道了我们想知道的每样事情，而是说我们创造了一种方法可以促进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第二个问题。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而没有解决第二个问题，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种危险在于：有科学而没有文明的危险。

肯尼迪：科学在制造知识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按照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的观点，没有智慧的知识或者说没有文明的科学，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他认为，我们只有制造知识的科学而没有文明的科学，其原因是：科学，就像其现在正在实践着的一样，并不怀疑其自身的目标或者也不质疑其自身的前提假设。科学改变世界但并没有改变它自己。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是一位科学哲学家，现已从伦敦大学学院退休，是《从知识到智慧》一书的作者。该书1984年出第一版。现在又刚出了一个修订版。他声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需要一场在学术探索的目标和方法上的革命，从而使我们的基本目标是通过理性的方式来增进智慧，而不仅仅是获取知识。”在今天的《思想》栏目中，他将呈现他的观点。这是《思想》栏目的制作人大卫·凯里。

凯里：在排列于科学哲学书架上的一大堆书中，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的书《科学是神经过敏的吗？》一下子就能吸引我们的眼球。它本来并不是我要寻找的书，但我无法抗拒那个题目。于是，我把它拿下来阅读并发现，是的，确实，根据他的表述，科学是神经过敏的。根据弗洛伊德的定义，一种神经症就是因一些被抑制的目标而产生的某种精神紧张。在著名的“恋母情结”中，男孩不能勇敢地面对他对他父亲的憎恨，他把他父亲看成自己对他母亲的爱的对手，于是，他抑制了他成问题的欲望以摆脱他的父亲，并为自己提供一个更可接受的面孔来面对他的目标。麦克斯韦尔说，科学，遭受来自他称之为“理性主义的神经症”的压制，伪装成一个无私追求知识的人，声称既不制造也不承认任何假说。但是，事实上，科学必定视许多东西为当然。这些东西的范围包括，从基本的必要条件(如支撑科学事业所需要的钱和有时被维系的附属物)到更精确的假说(比如，认为自然事实上拥有简单的、一致的似规律的结构，科学已归功于这样的结构)。换句话说，科学伪装得更为合理了，并且实际上在其发展过程中阻碍自己向更合理的方面发展。

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对科学的诊断激起了我的兴趣，于是，在更多地阅读他的著作后，我于2006年春季，在他伦敦的家里访问了他。对话在讨论他为科学所开出的一个更具自我批评精神的药方时达到高潮。不过，他首先告诉我的是他的故事。我们的对话就从他对科学感兴趣的起源这一问题开始。

麦克斯韦尔：是的，我想我对科学的兴趣可追溯到我4岁时的童年时代。我记得我4岁时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当时住的房子。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开始思考空间的终点在哪里的问题。我想了一会儿之后，情况肯定是这样的，如果你走得足够远，你最终必然会遇到一面巨大的墙，并且这就是事情的终点。接着，可怕的想法出现了，墙后面是什么呢？当然，我那时并没有发现某个理论或任何事物，但我发现了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宇宙学的基本问题)。我记得后来6岁时，我走在我们当时生活的地方萨里的一个公园里，思考为什么事物有他们所具有的大小；并且我有了这样的想法：这一定是因为事件、物质的最终成分必定有一个确切的大小。换句话说，一定是原子固定了其他事物的大小，就像我们的大小、猫的大小或树的大小之类的事物一样，否则事物就不可能知道它们的大小了。我永远也不能明确地表述它或用语言来表达它(这似乎就是我能感觉到它而不能思考它的状况)。我记得当时这一思考是很深入的，以至于我现在还记得。后来，我记得是一天晚上，我坐在起居室里(我想我可以更为哲学地表述它)，突然认识到我所专注的问题似乎并没有消失，并且就存在于我周围的房间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光进入了我的眼里并导致我有看到的体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正在看着的起居室一定存在于我的脑袋里。但是，在地球上，起居室怎么可能在我的头脑里呢？我记得我确实并完全被这事搞迷惑了。

凯里：正是这些早期的体验确立了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后来的科学使命。他的目标就是要理解事物的真正本质。

麦克斯韦尔：直到青少年时期，我热切地期望能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我想去做爱因斯坦想做的事。我想去发现宇宙的奥秘。我在9、10岁左右的时候感到，生存和死亡以及不知道你生活在其中的宇宙的状况，是最让人不能言说的悲哀。这意味着你全部生活完全没有意义。我用那些词语所表述的思想仅仅是灾难的一个历史记录：所有那些人生活在一个他们不认识甚至连关于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最基本认识都没有的世界中。我只是想，这样的事情不能发生在我身上。我必须去发现真相。于是，我记得我曾告诫自己，无论发生什么，你绝不能背叛这一最重要的追求。

凯里：这一追求在你的青春期发展出一个新的维度，你认为时间、空间和事物的神秘性制造了个体人的神秘性。

麦克斯韦尔：于是，我决定通过我的文学才能去获取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以及人们内心和灵魂中所发生的事情。我很幸运，我家书架上有相当多翻译过来的世界文学著作。所以我可以阅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弗吉尼亚·伍尔夫、司汤达的著作。我当时感觉这就是我全部的世界，我可以认识所有这类事情。于是，我的伟大目标就是想成为一个小说家。

凯里：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从未真正成为一个小说家或者一个物理学家，虽然他对这两者都充满了冲动。正如你将听到的，他将研究方法用在他最终真正确定的学科(哲学)上了。他去曼彻斯特大学学习哲学。

麦克斯韦尔：在曼彻斯特一年后，我的生活中有一个“大爆发”(观念转变)，并且我得出一个结论：不管是想成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去发现宇宙的奥秘，还是想成为一个小说家去揭开生活的秘密，当我的愿望推进到谬论的边界时，实际上就是想成为上帝的真实愿望。这种愿望事实上不仅有点不切实际，而且也不受欢迎。这对我自己来说是相当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也不知道这对我自己意味着什么。思考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意义，这对我来说从来没发生过。并且我也记得(这对我来说似乎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写下了下面的句子：“宇宙之谜是我们的愿望之谜。”这来自于想成为上帝之类的所有荒谬的想法。于是我得出的结论是：与其通过知识去试图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掌控”)宇宙，还不如去承担真正的任务，即应该去发现什么是生活的真正价值。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想做什么？价值本质上是什么？

于是我回到曼彻斯特并开始思考，是的，我必须将我所获得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告诉我所有的哲学讲师和教授们，因为我还得出结论：哲学应该是关于我们将如何生活而不是关于知识的学问。但是，我发现我甚至不能真正地开口说话。于是，我研究生活的其余部分，就是进行长时间的努力去发现如何开口和说话。

凯里：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看到，获取知识的愿望，就其自身来说，就是一种嗜好，除非它被智慧所统摄，而智慧就是识别最终的重要性是什么。这一认识将最终变成他科学哲学的基石，但是，在他完全理解引领他的、他称之为“大暴发”所获得的洞察力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在这条路上极为重要的一步，是面对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卡尔·波普的思想。

麦克斯韦尔：我从波普那里学到一些极为重要的东西。对我产生真正冲击的一件事情，是在他著作中的一本叫《猜想与反驳》书中所说的一些事情。他论证了实在论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没有实在论，即如果没有独立于我们世界的存在和关于事件的有关事实的观点，一个人不可能真正地拥有正义一类的东西。虽然正义的思想可能会使坏的判断、坏的法庭和坏的决定得以出现，但正义的思想却不能允许这样的想法存在：根本没有案件事实这样的东西可以用来最终判定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罪还是无罪。如果你不相信客观事实，那么你将只能听命于政治压力和无论哪个人编造的故事的胜出。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整个正义的思想就消失了。因此，我对实在论重要性的确信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论证。

直到那时，在试图理解1961年夏季所发生的、我所经历的那个“大爆发”时，我感觉到，我获得了关于这个世界的巨大信念：我们应该成为自己的预言家。于是，我就成了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就是说，我们都应该成为自己的预言家。这对我来说似乎是矛盾的(一个荒谬的信念)。于是，我得出结论：到最后，关于世界本质仅仅是一些彼此不同的故事，当科学告诉我们的只是一个在另一个故事旁边的不同故事时，我们不能把这个关于世界本质的故事看成真实的故事。正是对波普这一小段落的真正阅读让我确信，这样看世界是没有用的，一个人应当把世界看做某种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东西，某种能改进我们的知识并能理解它的东西。

凯里：卡尔·波普对实在论的辩护引导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远离科学仅仅就是一个故事的观点，而这一观点在后来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中变得非常有影响。波普在其他方面对麦克斯韦尔也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继续进行交流之前，我请他就有关波普的科学说明给出一个概要。

麦克斯韦尔：波普的基本思想是，在科学中一个人永远不能确证理论，你只能证伪理论。证伪，虽然它听起来极具否定性，但事实上是它促成了科学进步的可能性。在科学中，当一个理论被实验证伪时，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它不可能是正确的。于是，我们不得不去发现某种更好的理论，或者试图去发现更好的理论。这就是科学带来进步的原因。我们的所有知识最终都是猜想性的知识。波普把它概括为一个整体的理性，并断言理性是与批判相联系的。证伪主义是一种特别严肃的批判主义形式。在科学中，观察和实验是批判性思想、批判性理论活动的一部分。它们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批判主义形式，因为如果实验与理论的预言截然不同，那么，无论理论可能会有多么美丽，都必须被抛弃。他的思想至少是这样的。

没有观察和实验的支撑，批判主义也许是缺乏决断的；但从改进我们思想的角度看，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哲学中关于怀疑主义有一个一直持续存在的问题：你如何反驳怀疑主义的论证？从某种意义上看，波普转换了这一论证方式。远离作为科学和理性的敌人的怀疑主义，是科学和理性观点的本质。成为怀疑主义也就是成为理性主义；成为理性主义也就是成为怀疑主义。我们在犯错误并试图改进我们所犯错误的过程中学习。于是，波普把这一来自对科学概括的批判理性主义思想，应用于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特别地展现在一本著名的叫《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书中。这本书真实的思想是，一个理性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既能勇敢地面对又能忍受批判主义。但是，正因为如此，你需要一种思想、生活方式和价值的复合体，使得一个理性的社会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能维持和容忍不同生活方式的社会。对于波普而言，这就是真正的文明之所是或文明本应如此。

凯里：最初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只是波普思想的一位读者，但后来他真正认识了波普思想的价值。1937年波普逃离他的国家维也纳，就在纳粹侵略奥地利之前。战后他定居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19世纪60年代，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在那儿加入了他的研讨班。

麦克斯韦尔：对我而言，波普可被描述为一个很有趣的人，他说：“我们不应该是教条的。”不过他说这句话时是相当教条的。“我们必须反驳我们自己。”你想想，这多么奇怪。他受到别人的尊重，并且对我而言，他被我在曼彻斯特的教授们描述为一个有点像滑稽演员的人。但是，在我读到他在《猜想与反驳》中的上述段落之后，我开始阅读我能够获得的他所有的东西，并且暂时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临时学生，在那里，波普主持并参与了他组织的研讨班，并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是我在学术界遇到的第一个真正会讲话的人。每次他张开嘴巴，仿佛就是对我张开嘴巴，他所说的事情极为有趣，并且与其他在场的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在他那儿我学到的东西非常多，并且他激情而凶猛——他真是相当凶猛的。

所以，我是一个忠实的波普主义者，并且我深感安慰(深深地出了一大口气)，因为我感到，在某种程度上，我准备去做的事情已经被波普做了。波普已经做了它，所以我可以安心了。但是，有一些事情他还没有注意到，特别是其中有一个我倾向于作为我的基本问题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追溯到我的童年和我较早阶段想从事的两个职业(科学家和小说家)，即，我们如何把关于世界的科学观与我们经验到的、文学的、艺术的和价值的世界结合起来？我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绝对的基本问题，并且它一直困扰着我。

凯里：为了把科学的世界和经验的世界结合在一起，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承担起这个波普没有讲过的问题。不过，他也及时地发展了波普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尽管他这样做了，正如他所说的，作为一个波普主义者，他倾向于认为波普所相信的如下观点是相当错误的：一个科学理论被保留或被放弃是由它解释观察事实的能力来决定的。

麦克斯韦尔：我认为波普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错误是，他持有相当标准的观点——科学的基本目标是真理并且其基本方法是用诉诸它们在经验上的成功和失败来经验地和公正地评价它对真理(理论)的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普是极为不正统的；但在这方面，他又是正统的。他接受这一非常基本的和标准的经验主义的科学图景：科学的基本目标是真理，基本方法是诉诸证据进行评价。这对我来说似乎是，这一观点与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根本不一致，并且也不可能一致。它事实上无法兑现。在物理学中，问题始终存在，并且以一种暴露的和赤裸裸的方式存在。物理学家始终在选择那些简单的、或统一的、或有解释力的理论。实际情况是，无论一个人可以想到什么样的理论(牛顿派的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量子理论，或者任何其他物理学理论)所有这些理论，在某种程度上都遭遇过经验论的困境。通过武断的方式将事物一并放入一套拼凑的理论中，一个人总是可以捏造特设性的竞争理论，使其更成功地适合实验结果并真正地制造新的预言。并且，这一新的、糟糕的理论(糟糕地缺失简单性、统一性和解释性)实际上在经验上更为成功。但是，这些糟糕的理论从来也没被认真地思考过，虽然它们比我们所认可的理论在经验上更加成功。所以，这种观点对我来说意味着物理学的整个事业就是制造关于世界的一个重大的假说。这些糟糕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其中的一些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去检验它们——这样的评判只是一种先验的假说而已。我并不是说这是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是说诸如此类的事情必然继续发生，因为总是不断地会有许多理论将同样很好地适合那些有效的证据。所以，除了经验主义方面的考虑之外，我们必须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考虑，以选择出一个或两个我们想去认真对待的理论。

于是，整个科学事业就不得不去制造一个关于宇宙本质的重大假说，这最终相当于说，宇宙或多或少在物理上是可理解的。它必须假设有某种统一的基础模型，或多或少的统一的模型，也就是说，由物理定律控制着所有的现象。这样，我们需要思考的理论就是多多少少是统一的理论，或者是有助于我们拥有全部一致图景的理论，也就是经验上成功的理论。这就是理论的两个要求，并且我认为其结果就是，科学错误地识别了它的理智目标。科学不再是追求真理，而是改进我们关于宇宙的在物理上可以理解的知识。其中的宇宙被假设为在物理上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多多少少在物理上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有一个相当有问题的目标被筑入物理学的方法中，被筑入整个物理学事业中。科学在实践上就是这样存在的，并因此而必然这样存在。

凯里：在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的说明中，科学理论是根据一定的假设被选择的，这个被选择的假说是不能被证明的，因此是有问题的(按他的说法)，可能是错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信念一类的东西；没有这些信念的东西，科学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但是，被麦克斯韦尔称为“标准经验主义图景的科学观”否认有任何这样的假设，认为一个理论只要对证据做出说明它就是真理，并且事情就是这样。这是经验主义的论断，因为它断言得太多，可能有时会引起批评家完全否认科学的客观性。麦克斯韦尔明确指出，一个科学哲学家需要做的是，能够系统地讲清楚科学实践栖息其上的整个假设的层次结构。

麦克斯韦尔：我的结论是：一旦一个人接受了这样的物理学，在整个自然科学的意义上，物理学在深层次上就会拥有一个成问题的目标，一个极有问题的假设被注入的目标(宇宙在物理上多多少少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物理学的问题就成了试图为改进我们当下的想法提供一个工作框架。这样做的最佳方式是用一个目标层级或者一个假设层级的形式去代替我们的目标。当一个人达到那个层级时，假设就会具有越来越少的实质性内容，并因此而增加了越来越多的趋于真理的东西，以及越来越多地要求所有那些可能成为科学或知识的东西成为真理。而这些较高层级的规则性假说需要修改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少。之后，当你在层级之下时，假说及其与之相联系的目标就变得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并因此越来越可能错误，越来越可能需要修改。因此，你创造了一个有理由的、稳定的、假设性的工作框架及其相连的方法；并且，在这个框架内，你可以依据你所经历的成功和失败，来修改你更为特殊的和更多不确定性的假说及其相连的方法。我认为这就是科学实际上所经历的。

不过，我最初认为，没有科学家会相信这种解释，因为它与正统的观点太格格不入了。它似乎暗含着，科学中有某种信念的东西存在；而科学家总是要让自己与宗教保持距离并说“没有信念的东西，所有的事情仅仅是证据”。但是后来我逐渐明白，在某种意义上，爱因斯坦相信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他曾经说过，比如，关于世界最不能理解的事情是它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开始阅读爱因斯坦的东西并得出结论，正如我预期的，他确实多多少少拥有这一类似的观点。

凯里：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说，在目标层级中用假说作为科学实践的基础，以便一个人可以在科学实践中对什么是要改变的和什么是要保留的能做出区分。探寻物理定律的一个统一的模型是几个世纪以来科学的特征。新的发现可能将粒子物理学今天的标准模型被明天的模型所淘汰。麦克斯韦尔声称，清楚地标明这一区分的计划，其好处之一是，它突显全部科学的连续性。

麦克斯韦尔：层级的整体思想是试图保持假说在这个层级内尽可能不被修改。我们的希望是，如果我们在该层级中能走得足够远，那么我们就这样地持有它。当我们说宇宙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暂时继续去获得我们局部环境中的一些知识时，这时我们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希望这是正确的，我们希望宇宙就是如此，我们因此能改进我们增进知识的方法。我们希望宇宙在某种程度上或其他方式上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能在物理上是可以理解的。但几乎可以肯定，在我们当下思考宇宙这一更为特殊的方式下，它不是物理上的理解。事实上，它蕴含着这样的思想，宇宙在某种一致的形式下(在这种形式上，我们当下的基础理论一定是错误的)是物理上可以理解的。物理上的可理解性蕴含着，真正的理论将是一个一致的理论。在原理上而不是在实践上，一致的理论将预知所有的物理现象。但是，我们当下的理论是极为不统一的。一方面，有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他的引力理论；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物理学家称为的“标准模型”，即关于粒子的量子领域的理论和它们的基本的力的理论。这两个理论是相当不一致的，是极为不同的。他们不能组装在一起。并且，标准的模型，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将三个不同的理论以相当人为的方式黏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在一段时间里有如此多的理论物理学家热衷于弦理论，因为他们认为，该理论能统一那另外的两个理论。对统一性的追求，是隐藏在所有弦论研究背后的真正的动力，并且这种动力也隐藏在这样的一个假设中：只有一种弦，它以不同的方式震动并制造明显不同的粒子。

凯里：弦论回答了对物理现象进行一种统一解释的追求。这一追求源于对这样一个解释的坚信。但是，根据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的看法，这最终必然是个信念问题，而不是知识问题。这就是他所称之为的“一个成问题的目标”，并且，一般来说，科学并不愿去面对这样的事实：它建立在这样的元物理学根基(宇宙的)的信念之上。麦克斯韦尔声称，结果就是科学变成了神经症。正如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开头所说的，这就是我们要加以否定的东西。

麦克斯韦尔：我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对于关于科学本质的正统观点而言，承认这一点是残酷的，特别是当一个人试图维护科学而反对其他事情如宗教和政治时，就更是如此。科学如此特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科学中，没有什么能被看成是信念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是基于信任的；每件事情都要面对经验的评价，并且这应该是被认可的一个极其简单的底线。在政治中，有各种形式的教条。在宗教中，有一本书(《圣经》)，有某个或其他的圣人，有信仰。在科学中，没有这些东西。不过，如果我是对的，并且如果你也认可，科学完全可能就是让你不得不去制造那些极有问题的假说，那么，在一定意义上，科学是有信念的。并且，它是这样的一个信念，以至于你没有它就不能从事科学。所以，以简单的方式区分宗教与科学、政治与科学，就不再能行得通了。

当然，还有其他行得通的方式；但是，你不得不说，其不同之处在于：在科学中，那些基本假说要服从于持续的审视；并且，我们总是在寻求修改和改进假说，以便这些假说能确定在帮助我们改善经验知识的观点中最有成果的发展方向究竟是什么，这才是真正地把科学从其他事物中区分开来的东西。由于科学的神经症，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事情并非如此；但这是一个人对科学应该能够说的东西。

凯里：对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来说，科学已被恰当地理解为持续的自我批评的实践、潜在的自身假说无止境地转换和精致化的过程。不过，广义地说，科学就是将自身理解为对无问题知识的追求。它否认科学理论要像符合理性一样符合经验的检验，声称科学完全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是的。他认为，这种错误的哲学已经明显地有了实践的后果，因为它事实上已经根植在科学的社会制度中。

麦克斯韦尔：我认为，当我们谈论科学哲学时，这不仅仅涉及科学哲学的思想，也涉及那些谈论科学哲学的科学哲学家的思想，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人要审视科学哲学，正如你说的，就意味着建构性地进入制度性的科学事业中。重要的因素包括教科书和科学家接受的训练。科学事业在所有这类形式中运转，如科学期刊的出版标准。我发现，面对科学共同体，要接受我的思想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它们是不可检验的。我试图批评的事情是，在科学中只有可检验的思想才应该予以考虑，这排除了我试图表达的思想。我试图去批评的事情其自身试图保护自己而不受批评。这就像一个诱捕龙虾的笼子，一旦你进去就很难再出来。我大概知道有一位知名的科学家，他持有跟我相当类似的观点；但是，他感觉在教学中不能对此做任何评论，因为他可能因此而毁掉他学生得到工作的机会。科学家可以亲身感受到他们不相信当下的正统观点，但当他们试图发表论文时(他们不得不按可被接受的方式完成论文)，他们不得不用正统的观点来阐述。你知道，毕竟所有的科学家都需要获得出版物(不仅仅是交流他们思想这一恰当理由，而且也是发展他们事业的需要)，如获得研究经费等。所以，所有那些科学的活动，所有科学事业的那些方面，都通过科学哲学而被人们所知。当然，在科学实际进展与被设想的进展之间是有差别的。

凯里：按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的观点，这种差别趋向于制造出在总体上否认科学理性的理论。坦白地说，科学并不是如其所说的那样(它的成果实质上必须反映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这种思考方式的一个例子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中被称为“强纲领”的理论。它首先是由巴斯和爱丁堡大学的科学论研究小组成员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提出的，它声称所有科学知识都可以给出一个社会的解释。这是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加以谴责的一个观点。

麦克斯韦尔：我认为，强纲领、它有时被称为“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进路”(其思想认为，科学并不真实地提供关于我们世界的知识而是提供关于我们世界的一种神话，并且我们有时会改变我们的神话)，这对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理解科学，绝对是灾难性的。它在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两个方面之间置入一个楔形物，而对于后者科学哲学家在总体上是不接受的。尽管有许多科学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在进行这样的研究，而科学哲学家却认为那是荒谬的。我认为它基本上完全误解了科学哲学。我的意思是，有一个对源自于科学哲学中基础问题感觉的观念没有解决(我们如何才能搞清楚科学事业的含义？我们如何才能把它看做一个理性的事业？)，它并不仅仅是用证据决定理论抉择的事情，因此你必须带入其他一些事情，如用社会的因素去解释为什么某些思想被采纳而不是别的一些思想被采纳。支配理论选择的并不仅仅是理性的考虑，而且还有那些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所以，我真正地认为，我的工作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凯里：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说，科学由理性的思考所支配，但对此观点现实的科学研究并不唯一认可；这就为社会学的解释留下了开放的领域。事实上，麦克斯韦尔并不否认科学被各种各样社会和政治的事情所牵涉和推动。他只是想建立同样符合理性标准的科学形象。这个标准承认，科学有一个社会的结构，但它绝不是科学神经症的一个部分，这就是他完全愿意承认的事情。

麦克斯韦尔：到目前为止，我们真正在谈论的一直是形而上学和被埋藏了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假说(不能检验的假说)。但是，还有涉及价值的假说(比如我们想要的假说)，不仅是解释真理的假说，还有关于重要真理、价值真理的假说。对于科学来说，它也有一个政治的维度，因为科学过去常常涉及这些事情，并且它是相当有问题的。我的意思是说，价值(判断)是相当有问题的(我们做什么才意味着重要？对谁重要？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等等)；并且当涉及被运用的科学目标时，它更有问题。当然，科学的理想固然是增进人类的幸福，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事实上被运用于所有其他方面。所以，作为科学的一个部分，我们需要批判性地审视的，不仅是科学的形而上学假说，而且是影响科学研究所追求方向的价值假说；包括我们也要审视科学所赋予的对科学的使用。但是，比这更进一步的是，在这里，我在与波普类似的方向上推进，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波普扩展了他证伪的思想而成为一个关于批判理性主义的总体思想；我想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在一个层级的形式中描述我们的目标，以便我们能根据我们所经历的成功和失败来改进我们的目标和方法。这对于我来说似乎是，就是把上面的思想应用于试图创造一个更好世界的目标。这一目标是相当成问题的，它不只是我们如何抵达问题之所在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首先从何入手的问题。一个更好的世界或一个好的世界意味着什么？过去提出的大部分的这些思想，要么是绝对可怕的，要么是不可理解的，或者是二者的结合。在20世纪，当人们试图实现包括从极端社会主义形态到国家社会主义这些目标时，也夹杂着对乌托邦努力的恐惧。从我的观点看，其原因是，我们建构政治和其他社会制度的方法是失败的。以我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借助于科学方法，我们不仅能学会去识别我们基本目标中潜在的问题特征，而且能建立制度工具去改进我们的目标和方法。

凯里：对于早先让社会更科学的诸多实践，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倾向于承认其噩梦般的特点。不过，他认为这是一种出于基本的误解所导致的结果。启蒙及其许多后果，确实鼓吹了科学对于改进社会的力量，而且总体上就是把科学视为知识的积累和应用。依照麦克斯韦尔的观点，应该被强调的是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它积累的成果。并且，即使在这里，他表述更多的还是批判理性的精神，而不是精确的技术之流。

麦克斯韦尔：社会生活中的情况与科学中的情况非常非常不同。在科学中，你可以做实验，并且只要你不做把人炸上天或其他太出格的事，即使理论失败了，也没人受伤。如果理论不成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你试图在社会领域中做实验，那么，无论如何，不管你创造的是什么，它都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你确信我们需要某种确定的制度，并且你决定去创建它，即使它只是一个某种政治上的自主权，或一个新政策，它也将获得一个它自己拥有的生命。当上述实验在一到两年内开始衰落时，如果你说这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我们必须停止这些实验，那么正在操控制度的人就会不高兴，因为他们将因此突然失去一份工作和一个职业。他们将为它的延续而斗争，并给出一个歪曲的解释以便说明为什么它是一件值得去做的好事情。所以，管理实验是一件相当困难的社会工作。我的意思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在社会领域中的实验有关，而如果在科学中进行实验这些问题则不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它对我而言是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用想象力去发展我们尝试做实验的能力、去严格地审视这些实验。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发展非常精确并能最大限度经得起批评的具有想象力的实验。我们应该将许多深思熟虑的行动集中加以实施，思考我们做或者不做分别会发生什么。当然，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实验始终在进行中，因为世界很大很分散，人们一直在做各种各类不同的事情。我对学术界的看法可以说就是，学术界本应努力在所有维度上(全球的、地方性的、个人的)吸收、发展和批判地审视那些关于如何解决我们生活问题的最好的想法。它应该行动，就像市民社会的公务员理所当然地为政府服务那样行动；它应该为公众而公开地行动而不是秘密地行动。这意味着，没有必要获得一个哲学博士学位以便获得和拥有一个好想法并发展和详细检查它，这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也是不必要的。在印度某个村庄中的某个人可以发现一个在其他地方人们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且这种解决办法可以极为有效。学术界的一项任务应该是抓住这样的事情，把它们寻找出来，公布出来，让它们生效，并且也要详细检查它们，看它们是否真的在起作用。

凯里：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对学术界重新界定的建议，概括在他的《从知识到智慧》书里，该书被修订和扩版，刚刚出版。他说，使用科学的批评方法以改进我们的方法，这还远远不够，这对于我们的目标还明显不足。关于知识的问题，应该不仅仅是它是否真理的问题，而且还有它为了什么的问题。这就是他在科学中一直在呼吁的革命。

麦克斯韦尔：如果你认为科学的基本目标、科学基本的理智目标是追求真理，并且其基本的方法就是用证据公平地评价对知识的断言。那么，在更大意义上对科学目标的质疑实际上就不属于科学理智所做的事情。这种质疑确实没有进入科学。一旦你视科学为价值真理，那么就必须立即进行这种质疑。这是极为明显的。这是有价值的吗？这种知识是我们应该努力去获得的吗？这样的疑问始终伴随着你。如果你不提出这些问题，你就很难胜任研究生课程或者中学生的科学课程。事实上，这些问题确实被提出了。并且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在正统故事和实际进程之间有差别的原因。人们在实践中要比在理论中更智慧。但正统观点中的所谓原理是不存在的。那些叫嚷科学被滥用的科学家，多少有些不负责任，应该受到谴责，他们不能仅仅做那些基础的、朴素的研究，那是所有科学家都必须做的。

凯里：尼古拉斯·麦克斯韦尔声称，科学必须变得能自我批评，能仔细审查它自己的目标，就像它现在筛选证据或评价理论真理一样认真。并且，这一麦克斯韦尔所认为的自我批评的科学，也可以被应用于他称之为“生活问题”上。但是，麦克斯韦尔通过这一观点所强调的并不是要依据由科学形成的实证计划对社会重组。他说，这正是较早时期有关社会的科学改革计划(从科学地抚养儿童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所在，以及为什么他的建议有可能被误解的问题所在。

麦克斯韦尔：我认为大多数人的想象力属于噩梦的一类。如果思想就是从科学中提取科学理性并把它运用到社会领域内，那么我们将像机器人一样终结。如果我们做的每件事都遵循理性，理性将成为一个伟大的仲裁者，那么我们只能服从它。有一本非常棒的小说，是一个俄罗斯人写的，翻译成英文叫《我们》。它是针对苏联的讽刺作品，但它也是针对整个理性社会的讽刺作品。剧中人没有一个人有具体的名字，所有的人都仅仅用一个数字来代替。他们都非常理性地生活，并且总体上过着一种被奴役的生活。在他们的午餐休息时间，每次他们必须把手臂挽在一起唱歌5分钟，就像在大街上游行一样理性。整个故事围绕一个渐渐开始反叛的人展开，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生活方式。所以，你可以说，这是噩梦的一个版本。并且，从我的观点看，在一定意义上，驱除这一噩梦是卡尔·波普的一个巨大贡献。他对理性的思考，不是依据在每个细节上规定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要保持批评态度。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即使批判主义和某些批评形式在某一环境中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一种在波普理性概念上的限制，但关键点在于它并没有告诉你应该做什么。它告诉你，你应该怀疑你试图做的和选择的可能性。他的整个思想是：如果生活方式、价值、理想和观念是多样的，那么持批判主义的态度就是唯一可取的。所以，波普的理性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它不是一个被这种理性控制的社会。所有我要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改进。我并没有推翻他这个方面的基本想法。

凯里：理性，作为一种尼古拉斯·麦克斯维尔追随卡尔·波普所信奉的东西，按他所说的，应导致一种多元主义，而不是导致理性的暴政。对于麦克斯维尔来说，科学是关于怀疑、分散和自我提问的卓越能力。最后，他总结说，我们的世界正处于毁灭边缘的层面上，因为我们有知识而无智慧。

麦克斯韦尔：有两个非常基本的问题：第一个是认识世界和认识作为世界一部分的我们自己；另一个是认识如何创造一个文明的世界。本质上说，我们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当我们创造了现代科学时，我们就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了每样我们想知道的事物，而是说我们创造了一种可以改变关于世界知识的方法。但是，我们还没有解决第二个问题。我的意思是，我们制造了进步，但在本质上我们还没有解决第二个问题。并且，解决第一个问题而没有解决第二个问题是相当、相当危险的，因为作为我们解决第一个问题的一个结果，我们已经极大地增强我们行动的力量，或者至少对我们中的部分人来说是这样的。科学和技术导致工业化、人口增长、现代旅行方法、现代农业方法，并且，所有这些巨大的成功又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诸如全球变暖、物种灭绝、热带雨林毁灭，以及财富与权力的巨大冲突。我认为我们需要担忧的是，隐藏在各种各样其他事物后面的危机是源于我们有科学而无文明，源于我们没有明白地学会解决有关文明的第二个问题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而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我们就会逐步制造进步并走向一个更加文明的世界。

(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荣江译校。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责任编辑：王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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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1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ZX023)；2013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3ZXB003)

尼古拉斯·麦克斯维尔(Nicholas Maxwell)，伦敦大学学院哲学教授，《从知识到智慧》(From Knowledge to Wisdom)和《科学是神经过敏的吗？》(Is Science Neurotic?)两本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