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立其诚”与学风文风建设

王希杰

(南京大学 中文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



【争鸣与探索】

“修辞立其诚”与学风文风建设

王希杰

(南京大学 中文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

“修辞立其诚”是中国文化的精华，诚信原则是汉语修辞学的基本原则。中华民族的复兴需要坚持诚信原则，不立其诚的修辞是不利于修辞学的发展的。修辞学家应当坚持诚信原则，为学风和文风的改进多作贡献。

修辞学;诚信原则;《修辞学发凡》;“四个世界”理论

一、诚信原则与学风、文风

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周易》中就明确提出“修辞立其诚”了：“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振甫在《周易译注》中译为白话文：“夫子说：君子提高品德，治理事业。 讲忠信所以提高品德。 修饰言辞确立在诚信上，所以处理事业。”[1]6

中华民族本是一个诚信的民族。 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当今诚信的缺失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当研究如何继承传统的诚信原则，并在新时期进一步加以发展、发扬。 改进学风和文风是实现“中国梦”所必需的。 没有诚信就绝对不可能实现“中国梦”。 中国应当成为世界第一诚信大国。

诚信原则是中华民族的，也是汉语修辞学的。 “修辞立其诚”是汉语修辞学的传统。 汉语修辞学理当坚持诚信原则。 坚持诚信原则的汉语修辞学才能够在促进学风和文风的改进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修辞学领域公开反对诚信原则的人很少见，复旦大学霍四通博士是一个代表人物。 他说：“《修辞学发凡》的 ‘消极修辞’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周振甫却批评这里没讲‘修辞立诚’[1]593。周振甫于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厥功甚伟，但从他写的几本修辞学书来看，他于现代修辞学史上的几个体系却缺乏基本的理解，于现代语言学上的一些基本概念也缺乏足够的了解。上引论述就反映出他没有搞懂《通诠》和《发凡》两书的体系，胡乱对应，张冠李戴。……我们有理由怀疑周振甫是否真的阅读过《通诠》的‘客观之文体’这一章(后编第五章)。”[2]319-320霍博士明确提出：“修辞一定要‘立其诚’吗？ ……可见，修辞并不一定要‘立其诚’。 既明此，周何必要用这顶大帽子来批评《修辞学发凡》？”[2]321霍博士欲抑先扬，先小小地那么一扬，立马就居高临下，大加鞭笞。 其实既然修辞不一定要“立其诚”，那么就构不成什么“帽子”了。 霍博士还指责周振甫“于现代修辞学史上的几个体系却缺乏基本的理解，于现代语言学上的一些基本概念也缺乏足够的了解”。霍博士年轻气盛，这样自以为是，本可以原谅。但重要的问题是：拒绝“修辞立其诚”的修辞学研究者，他们不“立其诚”的修辞学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研究这个问题，可以选取主张修辞不“立其诚”者的论文论著。 霍博士是公开主张修辞不“立其诚”者，他的大书《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考释为中心》可以作为一个个案来研究。 他的长篇论文《民国修辞著作中的学术腐败和几本书的评价问题》是这本书中的一个部分，但是不完全相同，可以一并考察。霍博士在《例言》中说：“本书如果对某些观点有所褒贬，那也是只对现象，不对个人，全为学术进步和学术公平，对所有人和书都不持任何偏见。”[3]3还说：“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这是开展有益的学术批评的最重要前提;否则，这种批评本身就是学术腐败。”[2]324这两条其实是属于诚信原则的。 公开宣称修辞不要立其诚的霍博士，在这里居然承诺自己遵守诚信原则。 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下面，我们运用诚信原则来分析霍博士的这本书及这篇长论文。

二、民国修辞学与今天的修辞学

霍博士说：“长期以来，修辞学界总有一些人喜欢对陈望道和他的《修辞学发凡》说三道四，当然，这些批评中有的是很有道理的，这于学术的进步非常有利;但更多的，却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歪曲事实，甚至无根谰言。 最近有几篇文章甚至把《发凡》和‘学术腐败’联系在一起，同时竭力拔高同时代其他修辞学著作的学术品位，立论之‘新奇’，实在让人惊讶。”[2]308霍博士虚构出一个他人在拔高20世纪30年代其他修辞学著作而贬低陈望道的事实，作为打击的靶子，目的是在为自己贬低或否定其他著作来维持陈望道的独一无二的地位找借口。

1974 年春天，我接受编写修辞学讲义的任务，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了30年代的许多修辞学书籍。认真读了这些著作之后，觉得30年代的修辞学是一片树林，《修辞学发凡》是其中最高大的一棵树，其他的树虽然不如《修辞学发凡》，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也是需要继承的。 如果否定30年代的其他所有的修辞学著作，那么陈望道就是荒原上唯一的一棵亭亭玉立的孤独的大树了。 这种思想其实并不是霍博士的独创，当年刘大白为《修辞学发凡》所写的序言中就说：“一九三二年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书出版的一年。 ……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修了几百万年的辞，并且在作文的时候，也已经修了几千年的辞，可是一竟并不曾知道有所谓有系统的修辞学。 直到一九三二年，陈望道先生底《修辞学发凡》出来，才得有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4]288这是一些修辞学研究者经常引用的。 诗人刘大白为朋友的著作写序，否定其他修辞学，是夸张修辞格，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并不适宜作为对《修辞学发凡》的学术的、历史的定评。 刘大白不是修辞学史家。 事实上，陈望道并不是“前不见古人”者，当然也不应当是一个“后不见来者”的空前绝后的孤独者。

唐代诗人刘希夷在《代悲白头翁》中写道：“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民国修辞学已经成为历史。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理当一分为二，对民国修辞学也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这当然也包括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只有对民国修辞学一分为二，汉语修辞学才能走向新阶段。

语法学家邵敬敏教授批评汉语修辞学说：“如果跟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的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相比较，在很多修辞学者那里修辞学好像老牛拉破车，几乎连步子也迈不动了。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所建立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至今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突破，修辞学的研究常常是不敢越雷池一步。 故步自封、坐吃山空、孤芳自怜，这样说也许苛刻一点，但是问题确实已经非常严重。 特别是修辞学界有些朋友的自我感觉还相当好，在那里盲目乐观、甚至于自我陶醉，而事实上，修辞学已经大大落后于我国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步伐了。”[5]这段话很是刺耳，但是也并不完全就是空穴来风。虽说是夸张，可是毕竟还有些事实。 邵教授所说的“老牛”指谁？ 他说的“破车”是什么车？ “破车”是民国修辞学著作么？ 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 汉语修辞学界应当反思。 不能因为邵敬敏的夸张与尖刻就完全加以否定。 最初，我们认为邵教授的言论严重不符合修辞学现状，是对汉语修辞学的丑化。 几年之后，邵教授的这段话促使我重新认识修辞学的一些问题：一是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影响。二是对民国修辞学应当一分为二。三是对陈望道的修辞学遗产，对《修辞学发凡》，应当一分为二。四是中国修辞学不但不能“穿新鞋走老路”，更不可“穿旧鞋走老路”。五是对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所建立的‘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确是不应当“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故步自封、坐吃山空、孤芳自赏”的确是要不得的。

三、“四个世界”理论

霍四通的《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考释为中心》的第二编第一章第九节，标题是“题旨情境和四个世界”。 作者从我的“汉语修辞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开始，因为我对陈望道有所批评，霍博士就指责我“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作者引用我的话之后说：

这就是所谓的“四个世界”的新理论。 这个理论，包括王希杰本人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是对《发凡》的一个超越。 如史灿方认为：“王希杰先生新近出版的《修辞学通论》，在修辞学的理论探索方面展现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路，提出了全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即四个世界的理论体系。 王希杰的这一理论学说，走出了“两大分野”和“语言三要素”的框框，实现了修辞学理论探索的重大转向。”董胜也撰文认为“王希杰的修辞学体系走出了‘两大分野’和‘语言三要素’的框架，实现了修辞学理论探索的重大转向，提出了全新的修辞学理论体系——四个世界的理论体系。”[3]55

我从没有说过，“四个世界”的理论是对陈望道的超越。 我的修辞学教学与研究，不以超越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为目标。 同几十年前的人和著作比高低，有必要吗？ 有意思吗？ 但是，如果我们想超越陈望道和他的《修辞学发凡》，这绝对不应当是批判或嘲笑的对象。 20 世纪 80 年代，吴礼权博士在《修辞学习》上说，有人想超越陈望道，但是到头来，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霍博士的目的就是彻底打倒“四个世界”的理论。 他说：“盛林的《从〈修辞学发凡〉到〈修辞学通论〉》指出，这些概念是‘从别的学科借用过来的，用以作为他的新理论体系的最基本的概念’。 ‘四个世界’的概念主要来源应该是卡尔·波普尔( Kare R.Popper，1902—1994 )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波普尔在 1967 年发表《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演讲，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3]55“我们看到符福幖主编的《信息学基础理论》中引述的关于‘三个世界’说明的文字：……再如认识科学中，就有人采用三个世界模型( three world model )理论。”[3]56注意：都是“三个世界”，不是“四个世界”。 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是人所皆知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立群研究员在北京高校作学术讲演时，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说到我的“四个世界”，他认为我仅仅从修辞学角度来谈“四个世界”，还没有意识到“四个世界”的哲学意义。 霍博士明确指出我的“四个世界”是从波普尔的“三个世界”论来的，我的“四个世界”理论当然是受到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的启发的，但是启发就是启发，绝对不是“沿袭、抄袭、改译”。

霍博士说：“在语言学中，我们看到耶夫·维索尔伦(Jef Vers chueren)的《语用学诠释》(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一书的语境模式就运用了这个理论，并作了图示……其中的社会世界包括文化。 虚线表示三个世界之间是纠缠不清，难以划分的。 图 2-1-2 提到的三个世界，再加上语言世界了。可见， ‘四个世界’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哪个独创的。”[3]56-57

霍博士提出的耶夫·维索尔伦的《语用学诠释》，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出版的。 原版序言写于 1938 年3 月 31 日。 我的“四个世界”理论是在 1996 年的《修辞学通论》中正式提出来的，更早是在 1993 年的《修辞学新论》提出的。 胡裕树教授在给我的《修辞学新论》写的序言中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新的修辞观，修辞学不仅不应当只是局限于修辞格，也不可以局限于语言世界本身，同样也不可以局限于语言世界同物理世界的关系，还应当寻求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他追求的是一种多层次的修辞关系网络中常数和变量之间的对应模式。”[6]1

胡裕树的序言是 1993 年 8 月 8 日写的，在耶夫·维索尔伦的《语用学诠释》中文本出版之前 10 年。 耶夫·维索尔伦的“三个世界”是：物理世界、社会世界、心智世界。 同我的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并不是同一回事。 德国学者库尔特·勒温《拓朴心理学原理》第八章“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物理世界的单性和心理世界的复性”，“物理世界是动力封闭的统一体，心理世界是多个动力非封闭的统一体”。[7]70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自成体系的东西是很难随意增加一个要素的。 在一个体系中加上一个新要素，整个体系就必然发生较大的变化，必须重新加以组合。 因为体系对新增加的异己的要素必然会产生排斥力。 霍博士为了攻击他人已经不顾起码的常识了。 霍博士硬是说我们的“四个世界”理论是在他看到的 2003 年出版的耶夫·维索尔伦的《语用学诠释》的“三个世界”上加上一个“语言世界”的一种拼凑、包装而成的。 霍博士经常指责他人没读懂《修辞学发凡》，那么他读懂他人的论著了吗？ 我的“四个世界”最早的是语言世界，区分语言和言语的语言世界。 语言学的修辞学应当、必须立足于语言世界，即“语言本位”，其余均属非语言的范畴，是语言世界的参考物。 我们的思路和探究顺序是：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语言世界和文化世界、语言世界和心理世界。我们的“四个世界”中最后出现的是心理世界。 我给刘云泉教授的著作写书评，批评钱钟书对《游仙窟》的批评忽视了说写者和听读者的心理因素。 《修辞学习》的胡范铸借校对之机插入他的化名为范之的短文，不指名地嘲笑、挖苦我们“浅尝辄止”。 既然没有指名，我们也不必正面回答。 我们写了《修辞和心理》(《语文月刊》 1992 年第 12 期)的语言随笔。 在此之前，我们发表过《潜意识和修辞》(《语文月刊》 1987年第1期)、《残缺与完形》(《语文月刊》 1990年第8期)、《“手误”例谈》(《学语文》1981 年第1期)等探讨心理世界同修辞的关系。

1990 年以后，我们特关注汉语修辞和汉文化的相互关系。 先后参加我们主办的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有俄罗斯、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学者。 我们就逐渐形成了“文化世界”的概念。 到写作《修辞与心理》时，“心理世界”出现了，“四个世界”的理论形成了。 所以绝对不是霍博士所说的在他人的“三个世界”上再加上一个“语言世界”拼凑、包装而成的。 而且我们对“四个世界”理论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化的，最后强调“四个世界”理论是一个方法论原则。 我们的“四个世界”理论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不少学者作为研究方法运用于他们的研究实践。 霍博士读过《修辞学通论》吗？ 读懂了吗？ 假如他读了，他显然没有读懂，因为他成见太深、太顽固，他戴着敌视的有色眼镜。 《修辞学通论》出版后，一些教授朋友说读不懂。孟华教授说我一定很寂寞，原因是多数教授朋友读不懂。 霍博士经常指责他人没有读懂《修辞学发凡》，其实他应当回答：自己真读懂《修辞学通论》了吗？ 没有读懂，却胡乱地批评，是学风不正，主观主义。 霍博士没有对我们的“四个世界”理论本身作任何评论或批评、批判，却简单地粗暴地加以丑化、妖魔化，加以彻底否定，这还能叫做学术研究成果？ 这是一种学霸学阀作风。

霍博士说：“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这是开展有益的学术批评的最重要前提;否则，这种批评本身就是学术腐败。”[2]324霍博士强行把自己的主观臆测强加到他人头上，然后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这是哪一家的“实事求是”？ 那么，用霍博士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种批评本身就是学术腐败。”尽管他打的是金字招牌。霍博士既然认定“四个世界”的理论就是在他所发现的什么人的“三个世界”理论加上一个“语言世界”就“包装”出来的，如此简单而容易，那么霍博士何不推出一两个这样的新理论(当然必然是高于“四个世界”的理论)来呢？ 好多年过去了，霍博士并没有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来，他应当扪心自问：为什么？

修辞学界似乎有一股自己不愿超越陈望道，却反对、阻止他人超越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的思潮。 有些人自己不去积极探索，不去试图提出新的理论，却一味地怀疑、反对与攻击他人提出新的理论，这是不好的。霍四通如此敌视“四个世界”的理论，是因为：“我们认为，无论如何包装 ‘三个世界’，寻找语言和语境的对应，这是改变不了的，根本就不存在‘理论转向’的可能。 同样，认为用其他的名称来取代‘题旨情境’理论，其实也都是高明不了的做法。”[3]59

原来如此，是因为有学者认为“四个世界”理论超越了陈望道的“题旨情境”论。 这是霍博士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因此必须打倒“四个世界”理论。

霍博士当然知道，第一个对“四个世界”理论进行“包装”的是胡裕树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老系主任，陈望道校长的“学术助手”，霍博士的博士生导师的老师。 胡先生读不懂《修辞学发凡》？ 胡先生“包装”“四个世界”的理论是来对抗、攻击、否定陈望道的？ 是来代替《修辞学发凡》的？ 霍博士认为胡裕树是“无根谰言”？

霍四通博士对“四个世界”理论的攻击好像正是“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歪曲事实，甚至无根谰言”。回过头来再看作者的《例言》：“本书如果对某些观点有所褒贬，那也是只对现象，不对个人，全为学术进步和学术公平，对所有的人和书都不持任何偏见。”本来可以说，霍博士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其实不对。 事实上，霍博士是“言必行，行必果”的。他是在用他的这本书来证明他的修辞不要立其诚的理论的。 既然不立其诚，那么当然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可以闭眼不看事实。

霍博士在“题旨情境和四个世界”这一节的结尾处说：“陈望道在《发凡》第十篇对这种联系的复杂性有过论述：‘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利用已经是纷歧错杂，变化多端。 对于题旨和情境的适应更是形形色色。假如有人以为能够彻底分析这种适应，就可以具体地真切地看出写说者思想意识的全领域，写说者经验生活的全分野;而一个写说的性质，就可以给它一个科学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 那自然未免说得太夸大。’但是，要使今天的修辞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恐怕还只有在这个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3]59

“要使今天的修辞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恐怕只有在这个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说出这个奥秘来的霍博士当然是这样做的了，那么他走出一条新的修辞学之路了没有呢？ 事实是：没有。 霍博士认为，汉语修辞学只能按照陈望道的“既定方针”办。 他可以这样说、这样做，但是他无权强制我们跟他一样去做。

霍博士的观念是：中国修辞学前进的道路，陈望道早就说清楚了。 这是一种颇有影响的思潮。 这种思潮不利于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 宗廷虎教授说：“在他(陈望道)之后的几十年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 20年，尽管提出的修辞学理论林林总总，有的在具体的理论阐释上有发展，但从大的框架看，仍旧是对两大要素认识的发展和进一步论析。”[8]16宗廷虎教授的办法是把现在的修辞学思想都纳入《修辞学发凡》。

霍博士说：“钱钟书在《诗可以怨》的演讲中曾引用一句意大利嘲笑人的惯语：‘他发明了雨伞’ (ha inweatato Iombrell)。 修辞学的很多‘理论’就很像那把雨伞。 这里我们无意贬低任何人的理论，只是借此喻来说明学术创新的累积性和继承性规律。 我们也不要把很多雨伞的发明专利奉献给《修辞学发凡》。 我们也不认为，题旨情境就是《发凡》的独创。 题旨情境古今中外很多人都讲过，有的讲得也很高明。”[3]57

霍四通挖苦“修辞学的很多‘理论’就很像那把雨伞”，既然很多，为什么不随手举出一个两个例子来呢？学术批评是学术繁荣所需要的。 严肃的学术批评理当是指名道姓，对事不对人。 霍博士用“很多”，却不说出具体对象来，一个例子也不举，这是学术的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 其实，霍博士的这番话是针对“四个世界”理论而说的，霍博士的本意就是说，“四个世界”的理论其实是“那把雨伞”。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四个世界”理论绝对不是“那把雨伞”。 谁说“四个世界”理论是“那把雨伞”，他就是“无根谰言”。

我们的“四个世界”的理论是在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这过程，有我们的论著为证。 我们的《显性语言和潜性语言》(商务印书馆， 2013年)出版之后，王德福博士建议尽快编辑、出版《“四个世界”语言论》。 我们已经拟定了论文目录。 收集论文、重新输入、修改等工作量比较大。 我们将克服困难，争取早日完成这一工作，用事实来驳斥那些“无根谰言”。

四、陈望道和《修辞学发凡》

霍博士说：“可见，题旨情境并不是《修辞学发凡》的发明。”[3]58既然题旨情境论古今中外许多人都讲过的，而且有的讲得也很高明，那么陈望道的题旨情境说岂不就是一把“雨伞”么？ 霍博士嘲笑修辞学的许多理论是“雨伞”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说这个现成的、眼前的例子呢？ 不敢创新、不能创新的人往往把敢于创新的人的理论统统贬之为“雨伞”，或为维持自己的心理平衡，或为了反证自己不是“雨伞”。

题旨情境论一向被认为是陈望道的贡献。 例如宗廷虎教授说：

该书(《修辞学发凡》)主要贡献有三个。

(二) 提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和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的精辟论断。

第一，首创“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要义”说。[8]160-164

这类言论，霍博士是很熟悉的，强调自己学术的公正性的霍博士挖苦嘲笑周振甫等学者的时候，对自己所熟悉的言论为什么不提呢？

霍博士说：“‘六何’的说法最早见于五十岚力的《文章讲话》和《新文章讲话》。”[3]50“可见，题旨情境并不是《修辞学发凡》的发明。”[3]58“现在学界公认《修辞学发凡》建立了现代修辞学的科学体系。……《发凡》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演绎出了整个修辞学的体系。……在现代意义上提出这两种文体对立的渊源应该还是日本的著作。例如，芳贺矢一等的《作文讲话及文范》在第二讲‘文章的两大类别’就系统论述了根据写作目的而划分出来的文章两大类别，即实用的文章，或普通文;美术的文章，或美文。” “将两种 ‘表达法式’和人类的‘ 真善美’的理想对应起来，这一点《发凡》虽未明言，但从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来。”[3]86-87“《修辞学发凡》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石就是所谓的 ‘两大分野’理论。 ……可见，《发凡》里的‘分野’是一个日语词，而不是汉语词。”[3]89-91

霍博士说，“分野”是日语词，“积极”和“消极”等概念是日本来的。 “可见，题旨情境并不是《修辞学发凡》的发明”[3]58。“说实话，不管是什么性质的理论，几千年来这么多人重视它，就说明了‘题旨情境’确实有值得重视的地方”[3]59。既然是几千年来许多人的主张，那就显然不是陈望道个人的首创、独创了吧？

《修辞学发凡》第 275—276 页的体式交叉图，我以前很是赞赏、非常佩服。 我曾不满于于詹锳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第 9页上的各个类型图，没有交代出自于《修辞学发凡》，认为不规范。 许多学者都赞扬说是陈望道的独创。 霍博士说：“《发凡》的图表借鉴自《作文讲话及文范》一书，类似的图出现于该书(上卷)第 330 页上(图 2-11-1 )。”[3]236霍博士“很修辞”，说陈望道是“借鉴”。 《现代汉语词典》：“【借鉴】跟别的人或事相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也许应当说是“借用”吧？

霍博士说：“当然毋庸讳言，由于时代的风气使然，《发凡》也不例外，书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沿袭日本修辞学著作的地方，例如上面所谈的语趣，《发凡》也有抄袭《新美辞学》的地方。 如……这一段论述援引自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但像这种整段改译的情况在全书中是不太多的。[2]323-324”

霍博士先后用了几个不同的词：“沿袭”“抄袭”和“改译”。《现代汉语词典》：“【沿袭】依照旧传统或原有的规定办理。”“【抄袭】把别人的作品和语句抄来当作自己的。”所谓“改译”如果没有说明是翻译(改译)就是抄袭，复旦大学的张汝伦就是一个例子。 陈望道自己没有说是“改译”，是霍博士考证出来的，那么就不能说什么“改译”吧？ 霍博士说“不太多的”，那即是说，并不止此一处。 那么到底多少处？

霍博士在论文的最后说：“正如郑子瑜在《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中指出，《发凡》‘论消极修辞诸要件、论语文的体式诸篇，大都取材于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和五十岚力的《修辞学讲话》，历举辞格的名称，也不少出自上述二书’。 根据我们的认识，郑氏所谓“大都取材”也属用词不当。遍读群书、择善而从，较之王易等只盯住一本著作大规模的整体性抄袭，那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事情。”[2]324

抄袭一个人的著作同抄袭许多人的著作，差别在量上，性质似乎是相同的。 五十步同一百步，区别在于量，质并无区别——逃跑。

霍博士的大书的最后一章，分四节：第一节，独立性;第二节，科学性;第三节，原创性;第四节，时代性。

读完霍博士的大书，是很难认同霍博士这个结论的。 论点和论据是很难对上号的。 论点和论据相一致，是学术论著的起码要求。

五、诚信、学风、文风不可等闲视之

因为喜欢考据的霍博士强调是用“事实”来说话，我想就“事实”来说几句话。

第一，什么是事实？ 如何确认事实？ 有人说“理论发现了事实”，有道理的。 有什么样的理论，就会发现什么样的事实。

第二，只挑选对自己的成见有利的事实，鸵鸟一般对待不利的事实，是对诚信原则的背叛。

第三，分析事实同发现、收集事实是同样重要的。 完全相同的事实，不同的人、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都可能作出不同的分析，得到不同的结论。 分析事实需要诚信原则。

第四，事实的价值何在？ 如何运用事实？ 不同的事实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有的事实胜过千金，有的事实一文不值。

第五，发现、挖掘、收集事实和分析及利用事实，都有一个诚信问题。 不讲诚信的挖掘者、收集者的事实，人们不敢相信，怕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不讲诚信的分析者，他们的分析不可相信，因为他们往往把自己的成见强加在事实之上。

有个对联：不常说实话的人，说实话不像实话;不会说笑话的人，说笑话常闹笑话。不讲诚信的人的事实有时很不像是事实。

反对修辞“立其诚”的霍博士的学风和文风都不正。 这充分证明诚信原则和学风、文风的密切关系。 可见，改进学风、文风必须从坚持诚信原则入手。 坚持诚信原则是全民族的头等大事。 中国想做世界性大国，首先是做世界第一诚信大国。

学术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学术腐败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违背诚信原则是学术腐败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 一些国家级重大项目的学术成果居然也有造假，这是叫人痛心的事情。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的来源是纳税人的钱袋子，肩负着发展、繁荣国家社科学术研究的重任。 这些重大项目出版之后，需要不需要学术界的检验？ 我看，需要。霍四通的《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考释为中心》可以作为一个个案。 此书“是经过严格评审”的“优秀成果”。 这个结论很值得研究。 国家资助“优秀成果”是应当负责的，可否请评审专家、该学科的专家、该著作所抨击的对象，甚至部分读者一同来研讨。

对霍博士，我没有个人恩怨。 前几年，他在网上同我交流过，我是诚恳相待的，我关心他的“资深讲师”身份，我曾赠送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大家国学”的“王易卷”，为的是让他全面地看待王易。 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霍四通博士还年轻，正年富力强，来日方长。 坚持诚信原则，在学术上是会有发展前途的。 但是，如果继续这样不讲诚信，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霍博士偏好考据，我就不去翻书抄录了。如果仅仅是霍四通个人的事情，是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的。 但是，诚信、学风、文风是全民族的大事，是绝对不可等闲视之的。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管理部门尤其应当重视学风、文风建设，进一步健全科研项目成果评价管理机制。

[1] 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 霍四通.民国修辞著作中的学术腐败和几本书的评价问题[M]//语言研究集刊：第六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 霍四通.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建立: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考释为中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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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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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1

王希杰(1940-)，教授，博导，主要从事理论语言学、修辞学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