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于 江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225300)

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于 江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225300)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仅改变了社会的信息交流方式，也使得政府治理环境发生了很大转变。由此带来政治参与主体的大众化、政治组织形态的虚拟化、公众民意表达的碎片化、主流舆论传播信息弱化等诸多困境。面对这一困境，通过塑造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治理崭新形象、提升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舆情监控能力、加强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法律法规建设、构建科学立体的网络舆情应急新体系等方式积极应对新媒体时代，不断提升政治治理的水平，实现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新媒体；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强调在新时期发展新媒体的重要意义。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统计显示：截止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7.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有90.4 %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网民中即时通信用户的规模达到6.42亿之多。可见，一个新兴媒体时代已经到来。时代的转换首先需要面对的是政府，当前中国社会虽在锐意推进改革，提升公民和社会在国家中的地位，但在今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政府依然是整个国家核心要素，掌控社会资源。面对新的媒体境域，政府自身必须作出变革，以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一、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环境变迁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仅是传媒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而且对大众生活和政府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1]互联网的普及，微博、社交论坛等新媒体应用形式的演化进而催生出一个新舆论场域，新媒体舆论场域逐渐形成、新媒体的传播力迅速提升、公众自媒体地位开始确立、民主意识不断增强，这些环境的颤变，无疑增加了政府治理的难度。

(一)新媒体舆论场域逐渐形成

在互联网兴起之前我国社会只存在单一的舆论场，即以党报党刊、通讯社为主体的传统主流媒体舆论场。互联网兴起之后，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被拓宽，交流互动出现新模式，公共话语权得到了一定程度释放，原本单一主流舆论场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两个舆论场共存的局面逐渐形成。加之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中出现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大大增强了碎片信息和零散化时间的使用率，智能手机的普及更是将更多的社会阶层网罗到新媒体舆论场当中，提高了信息的互动参与度，最大程度上扩展了网络舆论场的影响范围。这种境域变化，俨然形成了一个新的舆论场域。新场域中的网民就共同关心的话题通过新媒体展开交流讨论，并且这种讨论交流的频率因其技术的便捷性得到大大增强，话题与意见的广度和深度也在程度上得到了极大扩展和延伸，其水平与影响力已远远超出简单意义上的情绪表达或宣泄。由此，政府原本单向度的，试图想把控、主导主流舆论场，甚至“习以为常”对负面信息进行掩盖的传统舆论治理思维难以为继，甚至可以说被彻底终结了。

(二)新媒体的传播力迅速提升

信息的传播力包括信息量、信息传播速度以及信息影响力。新媒体的出现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冲击，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纸质媒体发行量出现断崖式下降，读者不断萎缩，甚至导致一些纸质媒体的破产。有数据显示从2008开始报纸年印量就开始出现负增长，并且负增长幅度逐年递增。2015年《环球企业家》就是因为销量的不断下降而停刊。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信息发布成本低廉、阅读方便，伴随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不必花钱去买报纸、杂志，简单装上手机app即能实现信息的获取。在传播速度上，传统媒体因为信息审批程序的复杂性和政府新闻机构的强有力监督，在信息出版速度上远不如新媒体，新媒体无需过多考虑信息的真实性就可以随意发布，因而在速度上更迅速。此外，新媒体的辐射作用也不可小觑。2016年“王宝强离婚事件”在两天之内刷爆朋友圈的重要原因就是一方面是因为王宝强的名人效应，另一方面就是因为王宝强拥有1828万粉丝，使得事件得到快速传播，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舆论影响力。可见，在微时代，只要信息内容足够吸引人眼球，让大家产生情感共振和价值认同，便可能在人人转发中实现一种社会传播的“核裂变效应”，这是传统媒体所无法实现的。政府在新媒体时代要实现治理的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新媒体自身的特点，“对症下药”处置舆情。

(三)公众自媒体地位开始确立

新媒体的崛起极大地便利了网络信息的制作、发布和传播，操作的简单性使得个人发布信息突破了技术上的障碍，每个人都能操作手机发布信息，成为了“媒体人”、“传媒人”。自媒体作为一种个人网络行为，在具有传统媒体功能的同时却具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运作架构，在传统的媒介环境下发布信息需要经过新闻采编、到有关部门校稿审核，再到排版发布等多个运转环节，在每一环节都潜在着拖延、贻误的风险。政府的新闻发布部门存在着一整套严格的新闻信息审核机制，大量新闻信息在半路“流产”。而新媒体恰在上述方面拥有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为实现跨时空的信息传递提供了可能。这样，新媒体受众在信息的处理过程中实现了由原先的被动接受到如今主动发布、转发和评论的转变。在某一公共事件发生之后，公众可以在第一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由“旁观者”迅速转变为“当事人”，公众的“自媒体”地位开始确立。但是，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安全性，以及发布人自身素质等因素很难甄别。对于此，政府在面对成为了“自媒体人”的公众显得难以适从。

(四)公众的民主意识显著增强

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民众的民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新媒体借助网络平台实现信息传播，具有跨时空、不设防、自由开放的特点，从而创设出相对传统媒体时代更为宽松便捷的环境，公众无需考虑对身份、地位、区域等诸多限制，只要法律允许的范围，公众皆可以自由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就自身关心的事务主动与政府进行平等地沟通交流。新媒体时代所孕育出新兴网络阶层相比普通网络阶层在社会事件、方针政策的政治参与度更高，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与热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一些网络舆情事件在发生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而也影响到了现实社会的政治议题和政府决策。通过新媒体平台表达民意、参与政事、与政府互动正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方式。

二、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遭遇困境

新媒体舆论的空前活跃，不仅影响着虚拟社会，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当其冲的是政府，给政府治理带来了种种困境，主要体现在：

(一)政治参与主体的大众化

“网络空间提供了一种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政治控制全新的政治参与模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外部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畅快淋漓的感觉，它甚至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2]。新兴媒体出现以后，更是将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进一步提高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即时传播性，更是将民众的关注点集中至新的媒体平台，推动了信息在发出一方即传播者与接收一方受众之间实现双向沟通交流。近年来智能手机价格的不断下降，普通民众购买一部智能手机已并非难事，民众完全可以通过手机APP进行政治参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普通民众(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存在感较弱，参与渠道狭窄，新媒体的出现拓宽了普通民众发声的渠道，原本只有少数群体的政治参与逐步走向“大众化”，普通民众政治参与度不断增强。盘点2016年热点网络舆情事件，“魏则西事件”、“雷洋案”、“济南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黑龙江哈尔滨天价鱼事件”、“江苏常州学校污染物超标事件”等等，无一不是普通民众发现后通过新媒体予以曝光的。

(二)政治组织形态的虚拟化

新媒体创造了一个比以往任何公共领域都庞大的虚拟公共空间。在虚拟公共空间中，公众的交往与参与实践活动方面突破了现实社会空间的种种限制与桎梏，公众主体意识觉醒，参与意识日趋活跃。在各种新媒体的作用以及在网络公共事件的回应过程中，有着共同诉求的网民自发的组织起来，在网络空间结合成社团、联盟等虚拟组织。这些虚拟组织一方面对公共事件发表评论，酝酿成为诸多政治观点的网络集散地，扩大自身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另一方面借助新媒体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与政治诉求，以期得到更多公众的关注与支持，凭借新媒体舆论导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种变化必然带来政府组织形态的改变，“网络社会中不再以刚性科层化体系作为唯一必要”[3]，政府必然会以打破传统严格科层化的管理架构，建立现实政府与虚拟政府一体化的治理结构，以应对新媒体时代的新变化。

(三)公众民意表达的碎片化

新媒体给多元的表达主体提供了平等、自由、共享、开放的表达空间和环境，使复杂多样的利益诉求得到抒发与释放，与之相对应的是民意的无序性表达问题也随之突显，网络民意在离散性与碎片化的表达方式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种快速、碎片化的表达机制，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不仅造成了传播信息的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入，而且可能由于在相对自由的网络空间中缺乏适当的约束而偏离正确的轨道。自此，网络话语权被异化为可为当事人本身谋取利益或实现目的的特权，在对网络话语权的争夺过程中，公众往往抛弃了理性判断、合法运用的精神与逻辑，所谓的民意表达早已失范，沦为了简单、无序、甚至是激进盲目的情绪反应。研究发现，在新媒体传播的无限放大作用下，舆论的矛头和焦灼点总是指向政府，表现出对政府使用公共权力“失当”的不满。网络中的舆论信息对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合法性等带来全方位冲击，加之政府又不能有效应对，从而降低了政府执政公信力。以近期火热的新媒体反腐为例，在肯定新媒体反腐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看到这种反腐形式不少是靠“猎奇”和“泄恨”博人眼球，整合了一些民众中“碎片化”信息，缺乏应有的责任和担当，甚至存在虚假和夸大。

(四)主流舆论信息传播弱化

传统的政府管理采用的是一种以权力为纽带的金字塔结构的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调控体系与信息传播方向都是也只能是单一方向——自上而下。政府往往可以以行政化的手段强势抢占舆论先机，设置对“不良”消息的屏蔽、封锁，让政府发出的主流舆论占据主导地位，有效的引导舆论的发展方向。然而“互联网发展带来了组织体系的深刻变革，改变了传统的科层制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使组织结构趋向扁平化，打破了原本权力集中的分布态势，使权力流向更多的个体，减少了个体对团体的依赖，也减少了利用权力垄断信息的可能性”[4]。新兴媒体的极速发展正在极大消弱政府对舆论场的控制权，“形成了传统媒体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5]。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越来越无法垄断信息，控制信息的能力也受到大幅度削弱。比如，2016年年初国内金融证券市场风波迭起，各种谣言和不实信息报道借助新媒体滋生扩散导致股市波动，而主流媒体的“发声”却遭受民众的不断质疑。澄清、澄清、再澄清，已牵扯监管部门巨大精力。主流舆论传播力的减弱，根源在于政府公信力的弱化，而“现代民主社会，一个政府能否赢得公众的信赖，是决定其兴衰成败的关键”[6]。

三、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应对之策

治理理论认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善治”，而构建一个善治的政府，就“需要树立民主、服务型、法治、有限、透明政府、廉洁、效率等全新政府理念”[7]。面对日益复杂的新媒体舆情环境，要实现政府善治，必须塑造崭新的政府形象、提升政府舆情监控能力、构建合理立体化应急新体系、加强政府法律法规建设。

(一)塑造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治理崭新形象

良好地方政府形象是政府所拥有的无形财富和重大资源，也是政府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新兴媒体凭借其快速、广泛的传播特点成为构建政府形象的崭新平台。政府必须“从被动式危机公关转向社会新常态中主动塑造”[8]，运用新媒体传播的特点和优势来加强政府形象建设。

一是利用新媒体提升政府自身形象。新媒体时代对于政府形象而言挑战与机遇并存。政府既要防止新媒体引发的社会问题演变为政府形象危机，又要善于利用新媒体优势推动政府良好形象再造。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提高政府官员的新媒体素养，彻底转变传统的舆论把控执政思维，学习新媒体的技术和传播特点，善于运用新媒体宣传党和政府的理论、方针、政策。同时，在政府的宣传队伍中培养一批新媒体“意见领袖”，在舆情危机发生后，能够及时与网民沟通、引导舆情方向、发布政府解决对策等，从而在新媒体时代构建起“公开、透明、民主、法治”的政府形象；二是利用新媒体开展政府服务引导。建设新媒体为民服务综合平台，将各种涉及民众日常生活的事项置于服务平台，方便民众在新媒体中直接办理日常生活事务，真正实现“小事不出门”。在政府的日常工作中注意及时公布“微”信息、妥善处理“微”问题、用心提供“微”服务，适时展示政府建设所取得的成果。通过新媒体平台，及时解决网友在微博留言板上反应政府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主动作为、组织市民参与各种网上政民互动，听取民意、凝聚人心，发挥了政府微博、微信公众号传递声音、与民互动的“桥梁”作用。这是政府整合公共服务资源、方便民众、提升民众满意度的一大特色亮点工作；三是利用新媒体开展互动交流推介。要实现新旧融合发展就必须转变思路，借助新媒体的巨大传播影响力，将报纸、广播、电视、政府门户网站整合至新媒体中，拓展新媒体的受众人数，在新媒体平台开展及时、开放、互动的交流推介工作。

(二)提升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舆情监控能力

一方面，调控新媒体舆论，引导网络舆情。“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依赖于传播的范式及其进程”[9]，新媒体在社会信息传播方面提供了全新的范式，在不同的社会群体相互交流沟通方面提供了更加便捷有效的模式。政府要创新舆情工作管理体制，认真评估、科学分析舆情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走向并适时做好调控和引导工作，按照舆情发展形成本身的规律和逻辑合理分解相关工作流，并统一安排各个环节，统筹规划各项工作，做到舆情收集全面准确，舆情分析客观深入，舆情控制合理有效，舆情评估科学明确，努力构建起统一指挥、分布处置、应急联动的舆情治理组织体系，多渠道、多角度、多侧面掌握群众的思想反应、情绪变化和舆情走向，做到对事态发展心中有数。在对突发危机的舆情处置方面，在加强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同时还要以完善的应急处置制度作为保证，做到线上线下协同联动。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要扮演好“媒体人”的角色，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

另一方面，缩小信息鸿沟，拓展网络舆情广度。信息鸿沟的存在导致权力分配不均等问题甚至出现“一边倒”的现象，致使“信息富有者”强大至拥有垄断话语权，而“信息弱势群体”的诉求则难以伸张。为改变这一状况，政府要加强面向全体社会公众的网络信息知识宣传和普及，并开展网络技术运用的培训工作，帮助公众树立网络意识，提高公民对网络信息的运用能力。同时，政府要力图改变我国数字网络基础设施配备不均衡的现状，加大重点财政投入力度和政策倾斜，使农村、经济困难地区和广大偏远地区的低收入群体都能享受到方便快捷的移动互联网服务，通过扩大数字网络覆盖面，使其拥有利益博弈的条件和能力，以共同分享新媒体红利。

(三)构建合理立体化网络舆情应急新体系

构建合理立体化网络舆情应急体系是新媒体时代政府治理舆情的根本保障。一是建立网络舆情危机预警系统。危机预警系统是通过各方面的综合监测，对容易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区域进行有针对性的信息收集、分析，并通过系统进行甄别和筛选，从而对可能发生的网络舆情按等级作出相对准确的评估。同时，引导民众正确对待网络中的信息，从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维度合理约束民意表达，更加重视道德的力量；二是建立网络舆情危机分析机制。新媒体时代信息的海量性决定了信息真伪性很难辩别，这就需要建立分析机制对舆情进行全面、客观、科学的监测、分析和甄别，实时掌握“第一手”舆情信息。并通过舆情监测系统实施实时跟踪，保证所有网上传播信息能够准确实现“精准定位”、“追根溯源”，从而可以及时掌握与政府相关的网络舆情动态；三是建立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引导机制。当前，我国虽然网络化进程发展较快，但是网民总体素质并不高。一些网民在利益受损后发布的言论易于偏激和情绪化。这就需要建立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引导机制，在新媒体的传播中做好舆情的正面引导，同时注重培养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见领袖，建立一支新媒体“大军”，及时发布政府舆情处置信息。当舆情危机发生时，设置正面议题在新媒体中展开讨论，在讨论中引导舆论走上正面轨道；四是建立网络舆情危机事件处理机制。如江苏省早在2012年就发布《江苏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明确了在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和职能部门的责任。各级政府也必须根据本地网络舆情特点建立相应的符合地方实际的“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在制度化规范下，建立统一协调指挥的网络舆情领导小组，既能全面清晰地预测危机事件，又能为危机事件的处理制定策略、步骤，并起到指导和咨询的作用；五是建立网络舆情危机事件资源数据库。微时代也是大数据时代，政府必须充分借助大数据对处理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作用，对已发生的网络舆情事件在“事发原因、发展进程、应对办法、处置成效”等方面进行量化数据分析，为政府部门今后制定网络舆情政策、处置相关舆情事件、应对新闻媒体等提供科学参考与依据。

(四)加强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法律法规建设

新媒体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并对原有的政治参与体系造成冲击，这就要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社会各群体在新媒体时代的言行，使新媒体治理环境下的政府治理工作和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都能做到有法可依，让法律“触手可及”。截至到目前，全国人大、信息产业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多个部门已经出台了近70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条例》等。虽然我国关于互联网信息方面出台的法律法规数量众多，规范的方面也囊括了包括著作权保护、新闻信息服务、IP地址备案在内的诸多方面，但从法律层级上来讲大多只限于行政法规，从规范的内容来看大多也较为单一，我国目前缺少一部对网络信息的各方面进行全面性规范的专门性法律，对于新媒体这一新生事物的规范性法律法规更仍是处在“空白”阶段。2015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蓝皮书显示：近六成假新闻首发于微博，微信辟谣难度大。大多发布假新闻的网民逃脱法律责任的追究，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也无法依据法律进行处理。中央早在2014年8月就已经发布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当前，迫切需要在“指导意见”下构建起以《信息网络法》为主体、其他各专项法规为补充的综合性的网络法律体系，通过科学立法来提升法律效力，丰富法律层次，杜绝政府超越法律之上地对公众的自由言论和监督进行压制的情况发生，净化新媒体舆论空气。同时，应该大力鼓励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先行出台有关新媒体领域的法律法规，作出示范，规范新媒体在城市中发展。

四、结语

在全社会已经步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形态，具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深刻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如果政府不熟悉新媒体使用规律，新媒体应用必将成为政府治理中的“鸡肋”。我们期望今后，政府与新传媒应是一种平等、互助、双赢的关系，使其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民众进行利益诉求的重要平台。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这样一个平台，以此推动着政府自身的变革，提高治理的实效性。总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必须运用好互联网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政府统一部署、协调共管的多元监管模式，建立起常态化政民互动制度，调控新媒体舆情，引导网络舆论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

[1]王朝举.新媒体对政府治理的正能量探析[J].领导科学,2013(8):53-54.

[2]刘文福.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33.

[3]何哲.网络社会时代的政府组织结构变革[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3):18-28.

[4]钟贤哲.“典型政治”国家:国家治理的逻辑”[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5):747-752.

[5]于江.论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场域主导权的构建[J].江南论坛,2015(10):21-23.

[6]李昕，陈玲.公共危机状态下政府公信力的提升[J].菏泽学院学报,2012(6):1-5.

[7]张海云.树立全新政府治理理念问题研究[J].菏泽学院学报,2014(8):48-51.

[8]王佳炜.新媒体时代社会常态下我国政府形象的塑造路径[J].新闻知识,2013(2):35-37.

[9][美]大卫·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文化的控制范式[M].邵志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3):20.

(责任编辑：王佩)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Governance in the New Media Era

YU- Jiang

(Taizhou Municipal Party School，Taizhou Jiangsu 225300, China)

The arrival of the new media era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way of social information exchange, but also made the governance environment change a lot, which has consequently brought the popularity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ubject,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the fragmentation of public opinion expression, the weakening of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mainstream and other problems. Faced with these problems, we should cope with the new media era actively,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evel and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in the new media era by creating a new image of the governance,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monitor of public opinion of the governmen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ing a new emergency system of scientific and soli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new media; new media era; governance

1673-2103(2016)06-0066-05

2016-08-09

于江(1985-),男，江苏泰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治与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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