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色的西洋镜，误读的《红楼梦》
——乔利、王际真《红楼梦》英译本序文研究

杨 柳

有色的西洋镜，误读的《红楼梦》
——乔利、王际真《红楼梦》英译本序文研究

杨 柳

译本序文是环绕作品正文本的主要副文本，不仅为读者进入正文本营造了阅读空间和审美氛围，其中包含的“深度批评”还为作品的文学史定位和经典化提供了一定的支撑。《红楼梦》各种英译本的序文不仅呈现了《红楼梦》在向西方传播的过程中被西方人理解和接受的历史，折射出近现代百年间西方世界看待中国文化态度的改变，还展示出西方学者阐释《红楼梦》时所采用的不同视角以及得出的不同结论，从而反映出《红楼梦》在西方不同时期的文艺美学视域中呈现出的不同面貌。从乔利的《红楼梦》英译本自序和阿瑟·威利与马克·范·多伦为王际真的两个《红楼梦》英译本所作的序文中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民主化运动之前，英语世界在译介《红楼梦》这部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时，占有中心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形成的权力话语对原作中的异己因素采取了利用、忽视、压制、同化等各种手段。这样做，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红楼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却迫使《红楼梦》承受了被扭曲、篡改和误读的命运。

乔利；王际真；阿瑟·威利； 马克·范·多伦；《红楼梦》英译本；序文

序文(preface, foreword 或introduction)，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指由书的作者或他人为该书写的文字。它是与书分开的一部分，用来解释写书的目的、重要性等。由作者写的序文通常讲述作品的起因和作品形成的过程，在结尾处向写作期间给予作者帮助的人或机构致谢。由他人写的序文会披露作者的生平和创作动机，评价作者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技巧，有时也会扩展到说明各类体裁的特点，阐述创作理论，介绍作品刊行和版本源流等。译本序文产生在译作刊载或出版之际，是主要由译者或他人撰写、并附载于译作前的文字，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译介缘起、译介过程以及对原作者的简要介绍、作品的分析评论等，目的是介绍和评价译作。

1830年，一位名叫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的英国人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刊TheRoyalAsiaticTransaction发表长文《汉文诗解》(On the Chinese Poetry)，其中用不到两页篇幅讲解了《红楼梦》中的两首《西江月》并附上英译。从此以后，《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从未中断。19世纪出现4种摘译本，20世纪初至60年代末出现3种节译本，20世纪70年代至今出现2种全译本、1种节译本。随着重译不断出现，产生了一系列的译本序文。这些序文或对原作作家、作品、思想、艺术手法进行介绍，或对翻译动机、目的、宗旨进行阐述，或对翻译理论进行深入探讨，或对中外文化及文学进行初步比较，等等。在一百七十多年的《红楼梦》英译史中，由于不同译者的介入，产生了内容各异的译本序文。并且，同一译者在不断地对译作修改之后，其序文内容也随之而变化。从红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译”“介”都属于海外红学的一部分，正如周汝昌所说：“‘西方的红学’内容包括些什么？曰讲解，曰翻译，曰评价。”[1]2对同一译者的不同《红楼梦》译本之序文进行研究，可以追溯译者对译作认知的变化，梳理译者对译作的完善过程，探究译本版本的流变，还可以据此考察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征候。而对于因不同译者的复译而出现的《红楼梦》序文进行考察，不仅在探究不同译者的翻译方法以及比较分析译本质量等方面有独特的价值，而且在研究《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流变，考察其被接受、被认知、被阐释的历史，从而探究海外红学史的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内对《红楼梦》英译本序文的系统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展开。迄今为止，关于《红楼梦》英译本序文的研究成果较为有限，除了大象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姜其煌《欧美红学》中收录了两篇文章，如《〈红楼梦〉欧美译本序跋谈》《读〈红楼梦〉霍克斯英译本的几个序言》，江帆的博士论文《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中也有部分章节涉及了对《红楼梦》英译本序文的探讨。姜其煌着重于对英译本序文的内容作简要的介绍，以本土解读方式为标准对序文作者解读《红楼梦》的一些“错误”进行批评和纠正，没有注意到《红楼梦》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过程中，由于阅读方式和阅读视角的改变必然会产生不同解读和阐释的情况。笔者以为，所谓“错误”之处也正是研究者应着力辨析阐明之处。江帆博士的论文以详实的材料和多样的视角对序文做历史、文化的阐释，并探究原著被接受、被改写的模式以及发生的背景。遗憾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其博士论文关注的主要部分，所以，论述较为零散，没有形成系统，并且在论述中没有涉及序文作者对原著进行认识和评价的机制。

江帆认为，依据译者的身份、翻译目的与方法、译本形式等可以将《红楼梦》一百七十多年的英译历程分为三个历史阶段[2]31，即1830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50年代末，20世纪60年代至今。第一个阶段均为对《红楼梦》部分章回片段的节译，其中H.本克拉夫特·乔利的节译本HungLouMeng,or,TheDreamoftheRedChamber较为出色。第二阶段有节译和改编本，也有从德文本转译的节译本，以及王际真的两个译本DreamoftheRedChamber(1929，1958)。第三阶段出现了两部完整优美而又各具特色的英译本，其中一部是牛津大学教授霍克斯(David Hawkes)和闵福德(John Minford)合译的TheStoryoftheStone。以上这些译本的序文一般包括以下内容：介绍《红楼梦》的宏观背景，包括社会时代背景、作家简介、小说版本、中国小说史等；评价《红楼梦》的主题、内容及艺术手法等；评价译本或介绍译本所采用的翻译策略；等等。这些译本序文是环绕作品正文本的主要副文本，是对译本的一种导读，不仅为读者进入正文本营造了阅读空间和审美氛围，其中的“深度批评”还为作品的文学史定位和经典化提供了支撑。

从《红楼梦》英译本的序文中，不仅可以看出《红楼梦》在向西方传播的过程中被西方人理解和接受的历史，折射出近现代百年间西方世界看待中国文化态度的改变，还可以瞥见西方学者阐释《红楼梦》时所采用的不同视角以及得出的不同结论，从而反映出《红楼梦》在西方不同时期的文艺美学视域中呈现出的不同面貌。《红楼梦》不仅是中国文学经典，更是人类文化遗产的杰出成果。本文尝试融合西方汉学发展史、翻译理论史和文艺美学史的视域，对《红楼梦》英译史中前两个阶段代表译本的序文，即乔利和王际真的《红楼梦》英译本序文进行整体观照，探究20世纪60年代世界民主化运动之前，西方世界理解、阐释、接受《红楼梦》的历史脉络和评价机制。

一、实用与功利

1892年至1893年间，第一个较为系统的《红楼梦》英文摘译本由香港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td.)及澳门商务排印局(Typographia Commercial)分别出版，书名为HongLouMeng,or,TheDreamoftheRedChamber。译本完整翻译了原著前56回的内容，分为2卷，第一卷有378页，第二卷有583页。这一早期译本重印多次，至今在市场上仍有出售。这一节译本的译者为英国驻澳门副领事H. Bencraft Joly(乔利)。

乔利的《红楼梦》英译本出现在西方逐步将中国殖民地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随着英国在华势力的扩大，大批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来到中国。这些人在传播宗教、进行外交事务或游历、收集中国文物资料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障碍。所以，差不多所有的传教士、外交官和旅行家都把精力花在了汉语的语言文字学习和研究上，乔利的《红楼梦》英译本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此译本没有标注原作者，除书前一篇小序文之外，也没有任何其他说明与注释。在序文中，乔利指出：“翻译本书的目的，并非是想使自己跻身于汉学家之列，而是因为我在北京求学时，学完《自迩集》之后又陷入了《红楼梦》的迷宫而感到困惑。”(This translation was suggested not by any pretensions to range myself among the ranks of the body of Sinologue, but by the perplexities and difficulties experienced by me as a student in Peking,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TzuErhChi, I had to plunge in the maze ofHungLouMeng.)[3]序言从序文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在华供职的英国人，乔利翻译《红楼梦》既不是出于对此书的兴趣，也不是为了像汉学家一样做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对现在或将来学习中文的学生有所助益 (in affording a helping hand to present and future student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3]序言。众所周知，《红楼梦》对中国人生活细节的描写非常真切，语言也是纯熟地道的官话口语，适宜外国在华侨民学习中文使用。所以，在这一阶段，《红楼梦》自然作为在华人员的语言学习材料进入西方人的视野。翻译者则是毫无学术背景的外交人员，阅读人群基本是在华供职的英美人员，他们的阅读带有强烈的功利性目的，即为了学习汉语语言文字，以便能更好地在中国开展工作。至于这部小说的作者是谁，有什么艺术价值，蕴含什么文化内涵等问题，基本上不在译者和读者的关注范围之内。

二、傲慢与偏见

1929年，王际真(Wang Chi-chen)的《红楼梦》英文节译本由纽约达波德·多伦公司(Doubleday Doran Co.)和伦敦的路脱来奇公司(Routledge Ltd.)同时出版，书名为DreamoftheRedChamber。该译本共有39章，371页，分3卷。前两卷包括原书前57回的内容，第三卷为第五十八回至一百二十回的节译内容。这个译本针对的是英美本土的普通读者，译者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由于考虑了英美本土普通读者的接受能力和阅读兴趣，一方面对原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压缩和改编，一方面着重彰显原文的“异国情调”， “惟能显示中国之风俗习惯为西人所欲知者，则亦留存”[4]，以迎合当时西方读者的口味，以便获取商业效益。该译本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英语世界的主要译本，英美图书馆至今仍有大量馆藏。

王际真原籍山东桓台县，是庚款留学生，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后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他曾向杂志社投稿，用长篇文章介绍了《红楼梦》，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好奇。出版商从美国人对中国异域情调的期待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于是请王际真翻译《红楼梦》。当时，出版商无意真正全面地介绍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无法理解《红楼梦》中那种诗礼簪缨、钟鸣鼎食的贵族生活，以及其中婉约蕴藉、细腻深挚的情感世界，只是要求王际真尽可能用介绍故事的方式来节译这部巨著。《红楼梦》中的许多文化因素，如吟诗作赋、猜谜行令、绘画下棋、宴饮看戏等都没能在译本中体现。由于考虑到《红楼梦》巨大的篇幅、丰富的文化内涵、复杂的人物关系、陌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等方面都对当时西方读者理解、接受《红楼梦》形成巨大障碍的实际情况，译者选择用宝黛的爱情故事为主要情节来节译《红楼梦》。对原著进行删汰和改编尽管确实是为了满足出版商功利性的要求而不得已为之，却也因客观上照顾到了读者的先在经验和期待视野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部译本一推向市场，就受到了读者的极大欢迎。

王际真译本的序文作者是著名英国汉学家、文学翻译家阿瑟·威利(1888～1966)，当时邀请阿瑟·威利作序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提升译本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以便畅销。为了吸引读者，阿瑟·威利一方面强调原著在中国文学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以凸现译本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红楼梦》与西方现代小说的相近之处，以迎合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值得注意的是，作序者把《红楼梦》文本中连接东方传统的成分和接近西方观念的成分进行截然区分、分别褒贬，这样做带有浓厚的东方主义意味。东方主义话语是一套关于理性与感性的话语，在这一套话语中，西方被建构为是理性、自律的，而东方则是感性、幼稚的，是思维混乱、没有逻辑的未成熟的民族。阿瑟·威利在梳理中国小说史时指出，中国小说在20世纪前地位低下，其原因在于小说不像儒家经典一样具有浓厚的道德价值。在艺术方面，中国小说受到了街头说书人的影响，篇幅巨大，内容繁杂，整体结构性不强。在小说内容与表现效果方面，中国小说的“作者完全客观地复述他认为实际有用和饶有趣味的事实，这些故事不会激发人们的情感，只会增加我们的实际生活知识，这一点与西方小说家利用一系列虚构的人物和情节来表现作者自己对生活的反映完全不同(...authors retold what they believed as realistic and interesting in a complete objective manner...these stories didn’t inspired people’s mind, but only increase our knowledge about real life, which wa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novelists who conveyed their own reflections on life with a series of fictional characters and plots)”[5]ⅴ。可见，作序者的论述虽然表面上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实际上却完全以西方小说的结构方式和艺术手法作为隐含的标准以对中国小说做价值上的判断。在这种价值基调上，阿瑟·威利对《红楼梦》的结构、内容和主题均做出了自己的评价。他认为《红楼梦》虽然对中国小说的传统在很多方面做了重大革新，但它仍然是传统的继承者，因而在结构和内容上都有很多重大的缺陷。 如《红楼梦》在内容上“不关注现实世界，坚信一个现实故事必须纳入超自然的框架(...without caring about the real world, but believing that a real story must be included in a supernatural framework)”[5]ⅴ；在结构上“大部分艺术集中于个别章回的技巧中，而忽视了整部作品的结构 (most of the arts are focused on individual chapters, ignor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whole work) ”[5]ⅴ；在价值观上，“具有说教倾向 (tends to preach) ”[5]ⅴ；等等。阿瑟·威利认为这些特征都是前现代的、不成熟的、有缺陷的。同时，他又指出，《红楼梦》“在很多方面具有革命性(so revolutionary in many ways)”[5]ⅳ，而使《红楼梦》不同于以前的一切中文小说的是它具备了“西方现代小说的主要特点(sharing major features of western modern novels) ”[5]ⅳ，表现在“曹雪芹没有去铺叙已有的传奇或历史，而是描写了一大群读者从前一无所知的人物 (... is unlike all previous Chinese novels in that Tsao, instead of embroidering upon existing legends or histories, describes a group of people wholly unknown to the Reader) ”[5]ⅵ。这种利用一系列虚构的人物和情节来表现作者自己对生活的反映的方法被阿瑟·威利认为是现代西方小说独有的特征。从作序者对《红楼梦》不同艺术特征的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启蒙大叙事建构的东西方野蛮与文明、愚昧与理性、落后与进步的二元对立框架。东西方空间意义上的不同被转换为时间意义上落后与先进、价值判断上低劣与优秀的差异。作序者通过回溯《红楼梦》对中国小说传统的继承与突破，以及《红楼梦》与现代西方小说的相似之处，暗示现代西方小说是中国小说演进的方向，其中隐含的逻辑带有历史演进一元论的特征，即“西方是典型，且先行了一步，非西方则亦步亦趋地追随于后”[6]7。

在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进行评价时，阿瑟·威利以象征主义诗学的标准来品评《红楼梦》，认为《红楼梦》的最高价值在于对梦境的描写。“在梦境描述的过程中，曹雪芹作为一位虚构作家，达到了他的最高点；也是在这些片段中我们最清晰地感受到他笔下角色的象征和普遍意义。” ( It is in his accounts of dreams that as an imaginative writer Tsao Hsueh-Chin rises to his greatest height, and it is in these passages that we feel most clearly the symbolic or universal value of his characters.)[5]ⅶ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后期象征主义文学思潮席卷欧美，阿瑟·威利为王际真译本作序是在1929年，他很自然地以象征主义的诗学标准为标准评价《红楼梦》的艺术特征。在此阐释框架下，阿瑟·威利进一步探究了人物的象征意义，指出:“宝玉代表着幻想和诗意，他的父亲代表着一切迂腐和限制别人的肮脏权力，这些权力阻碍了这位艺术家的人生道路。”(...Pao-yu symbolizes fantasy and poetry, while his father represents every pedantic power that limits others. It is the patriarchal power that hinders the life journey of Pao-yu, the artist.)[5]ⅶ这样，《红楼梦》被解读成宝玉为了追求自我实现而和他父亲所代表的权威进行斗争的故事，成了西方典型的俄狄浦斯式“弑父-成长”故事的中国变种。

在对译本进行评价时，作序者不仅认同，而且赞赏译者王际真出于自己的主观认识而对《红楼梦》原作进行的随意删减和编纂，“请读者相信，并完全放心，因为王先生的译文异常精彩，删选工作也做得十分得体(It only remains to assure the reader that in Mr. Wang’s hands he will be perfectly safe. The translation is singularly accurate, and the work of adaptation skillfully performed)”[5]ⅶ。王际真的这一个《红楼梦》英译本(1929)出现在西方古典语言学翻译理论时期，此时翻译界认同的是一种以作者为中心的理论范式，认为文本的意义就是作者意图的再现，要求译者尽可能在理解过程中排除一切主观因素，忠实地复制作者赋予原文的意义。然而，王际真这一《红楼梦》的译本与这种经典翻译理论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作为著名汉学家的阿瑟·威利却出于“欧洲中心式”的傲慢和偏见，对这个按照美国出版界的商业要求、根据西方人的阅读经验和期待视野进行节译的译本大加赞赏。

从阿瑟·威利的序文中可以看出，与前一阶段相比，作序者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艺术手法及主题内容等都有相当的研究，对《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有一定的认识。然而，从作序者对原著的评价和对译本的评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序者所采用的“东方主义”价值体系和西方诗学标准，以及他在对待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时表现出的傲慢与偏见。

三、迎合与同化

1958年，王际真在1929年译本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扩充，出版了第二个译本，书名仍为DreamoftheRedChamber，由纽约的吐温出版社(Twayne Publishers)出版。这个译本共有60章，574页，美国著名诗人和评论家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为其作序。该译本流传很广，不仅馆藏量大，在市场上也仍有出售。经过近30年的增补和修订，新译本中加入了大量的细节描写。译者在新译本的说明中指出，这个节译本从《红楼梦》的前80回中摘译53回，从后40回中摘译7回，并强调说明当前的译本已经将前80回中的重要内容都囊括无遗，只有个别情节，如小红失帕和龄官画蔷等，因为没有下文就删掉了。译者指出：“在我第一个译本当中，我主要是把《红楼梦》当作一本爱情小说，所以省略了很多我认为是次要的细节所构成的插曲。但我后来意识到，曹雪芹想要描写的是一个大家庭的生活，这些‘次要’的细节其实和宝黛的故事一样重要。所以，这次我保留了很多关于少女们的嫉妒和争吵的章节。” (In my first translation, I took the Dream to be essentially a love story and omitted many episodes made up of what then seemed to me like trivial details. But I have since come to realize that what Tsao Hsueh-chin tried to do is to describe the life of a large household and that these ‘trivial details’ are as important to the book as the story of Pao-yu and Black Jade. I have included, therefore, a great many chapters about the petty jealousies and the squabbles between the maids, which were omitted from the original translation.)[7]ⅪⅩ从这个说明中可以看出，译者没有把《红楼梦》看作一个拥有完整结构的艺术有机体，然后在这个有机整体的结构系统中理解其各部分的价值和意义。相反，他在对这部中国古典小说进行删减处理时，没有参考任何国内外汉学和红学研究的成果，而是一方面按照西方小说艺术侧重情节中的戏剧冲突和情节间的因果关联这一标准进行翻译，一方面考虑到迎合读者对小说中反映的中国“异域情调”的期待心理，对《红楼梦》原著进行随意的剪裁和编辑，以印证他自己的观点、迎合西方的诗学标准、吸引普通读者。

为王际真1958年《红楼梦》节译本作序的是兼具大学教授与诗人双重身份的马克·范·多伦。序文指出：“既然是一部伟大的作品，那么它的基本特征肯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展现了人类思想和心灵的特征，这些特征决不会因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改变。”(Indeed, since the story is truly great, its essential features will be recognizable because they are features of the human mind and heart, which neither time nor place ever seems able to alter.)[8]ⅴ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把《红楼梦》定位为超越时间、地域、民族、文化等种种差异而表现人类共同的心灵与思想的伟大作品，它讲述的是中国人的生存与生活，却属于整个世界文学、文化史，这一论述显然受到了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影响。根据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集体无意识是先天存在的，不依赖个人经验，也不是靠后天获得。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所有个人皆有的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9]275。而“艺术作品的本质在于它超越了个人生活领域而以艺术家的心灵向全人类心灵说话”[10]40。在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影响下，范·多伦将《红楼梦》置于世界文学的范畴中，肯定了它的普遍价值。

范·多伦采用比附西方经典人物和情节的方法向读者介绍宝黛的爱情，引导读者在自己的视域内理解《红楼梦》的英译本。他指出，他俩就像是莎士比亚戏剧《无事生非》(MuchAdoAboutNothing)中的培尼迪克(Benedick)和贝特丽丝(Beatrice)一样，“是两个高度喜剧性的人物，这一对优秀骄傲的恋人总是在争吵，他们之间的争吵甚至多于爱情的倾诉，这两个孩子之间的相互求爱被处理成了一出高度的喜剧(Pao-yu and Black Jade are figures of high comedy, brilliant, proud lovers who quarrel oftener than they confess their feeling, the courting of the two children has been conducted as high comedy)”[8]ⅴ；但在叙事即将结束时，“他们俩变成了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的悲剧性主人公，与家族利益相比，他们之间的情谊毫不重要，可以被完全忽略(...yet before the narrative is finished, they are a tragic hero and heroine too. They are Romeo and Juliet: young lovers whose concern for each other is negligible, is nothing compared with the concern their household continues to have for itself)”[8]ⅴ。由于缺乏对中国文化传统与历史语境的深入了解，缺乏对中国古典小说风格的透彻认识，作序者不能理解宝黛之间的争吵是表达爱情的含蓄方式，表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艰难历程，而只能从由其先在经验形成的文化视野出发进行解读，认为这是一种喜剧性的“无事生非”。将宝黛的爱情悲剧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相比，倒也触及了《红楼梦》要揭示的部分问题：封建家庭的宗法关系和利害关系对于个人自由和爱情的扼杀。

在探讨《红楼梦》的主旨时，作序者引入了西方的哲学、伦理概念，如个人主义、自由意志和自我实现等。他指出：“全书的几百个人物，每一个人都在同他或她所属的那个团体保持联系的同时，竭力设法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整个团体如一个人的机体，不论其中的个人如何行动，这个团体必须服从于自己的生存规律。对于某些成员来说，这是残酷无情的。”[There are hundreds of people altogether, and each of them manages somehow to be an individual at the same time that he (or she, for women dominate the plot) maintains relations with the whole society of which he is a part... it is a human organism that must obey the laws of its own survival; and it does so no matter what individual gets in its way. To certain of its members it now and then seems heartless.][8]ⅵ范·多伦着眼于《红楼梦》中的每个个人及其个性在其所处的团体中被压抑、被异化的命运，认为《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超越了普通的风俗小说，是一部真正的悲剧 (how farDreamoftheRedChamberexceeds ordinary novel of manners. It transcends it, indeed, to the point of tragedy)”[8]ⅵ。作序者把《红楼梦》看成“悲剧”，是对《红楼梦》极高的评价。“悲剧”这一文学形式在西方被认为是艺术的正宗，是诗剧中的皇珠。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给悲剧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 “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11]19其主要特征是严肃。在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阶段，高乃依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应表现“富有重大意义的题材，通过剧情表现剧中人所遭遇的巨大危难，写出剧中人在善性或恶性中的光辉卓越的性格，从而显示善恶是非的界限，激起人们对善的同情、对恶的痛恨、对美的向往”[12]254。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艺美学观念中，悲剧是最高、最深刻的一种崇高，崇高被毁灭就形成了悲剧。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悲剧是人的苦难或死亡，这苦难或死亡即使不显现出任何‘无限强大与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已经完全足够使我们充满恐怖和同情。”[13]22《红楼梦》曾被认为是结构松散的爱情故事，是充满了异国情调的风俗小说。而在这篇序文中，范·多伦将《红楼梦》看成可以与悲剧这一西方文学正宗相媲美的经典文学作品，肯定了《红楼梦》结构的连续与完整，其题材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以及在其表现出的人类苦难与死亡中蕴含的深刻的崇高价值。这一评价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赢得崇高地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尽管如此，范·多伦对于王际真对原著的删减和编纂工作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反而赞赏有加，认为译本对原著“没有任何不忠实之处，甚至还自由地、充分地表达了原书无法模仿的精神(...the inimitable spirit of the original comes to us freely and fully, with neither let nor hindrance nor any least disloyalty of voice)”[27]ⅶ。真是让人匪夷所思。这个《红楼梦》英译本的翻译与出版发生在1958年，此时西方的翻译研究经历了语言学转向，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视角形成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文本中心论”范式。在这种理念的观照下，文本就是意义的决定者，译者是文本忠实的仆人，译者有限的文化创造性必须被限制在原作的语言符号结构里。但是，从序文中可以看出，具有文化优越感的作序者显然颠倒了原作文本与译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谓的“忠实于原著”在作序者看来也许只是将原著作为可以模塑和剪裁的原材料，用西方的价值观对其进行加工，最后生产出合乎西方人的认知和理解的产品。经过此番处理之后，译本就可以表达“原书无法模仿的精神”，也就是西方的精神和价值观了。

范·多伦在序文中将《红楼梦》的情节和人物与西方经典相比附，提高了原作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并引导读者在自身的理解框架内进行阅读，使得普通读者能更加容易地理解《红楼梦》。同时，他强调《红楼梦》具有普遍意义，并为它冠以“悲剧”之名，为此后《红楼梦》作为经典文学作品被严肃对待和深入研究起到了铺垫的作用。然而，这些做法的负面影响在于一方面迎合西方普通读者的阅读口味，一方面用“普遍意义”同化《红楼梦》中与西方不同的异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红楼梦》的整体和真相。

四、结语

从乔利《红楼梦》英译本序文和王际真的两个《红楼梦》英译本序文中，可以看出《红楼梦》在英译史的这两个初级阶段呈现出的艺术面貌。《红楼梦》原作与作者没有受到最基本的尊重，致使这部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不可能被英语世界真正认识。对中国文化刻意的无视和俯视以及主观武断的判断和篡改反映出了东西方文化交往过程中文化与权力合谋的机制。在全球化进程中，东方与西方的差异被认为是人类文化最大的差异。表面上的文化差异问题，不仅是知识与价值的问题，还是实践与权力的问题。在前现代时期，在西方主导的启蒙大叙事中，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异经常被表述为野蛮与文明、愚昧与理性、专制与自由、落后与进步的差别。这种“东方主义”的话语建构了西方对东方的权力关系，而这一权力运作模式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红楼梦》英译中。“如同其他社会实践一样，所有的文学和批评都注定要陷入那个产生它们权力关系的领域之中，不可避免地从属于政治压力。”[14]29在翻译《红楼梦》这部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时，占有中心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形成的权力话语对原作中的异己因素采取了利用、忽视、压制、同化等各种手段，以化解其中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不安定因素。这样做，虽然客观上促进了《红楼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却迫使《红楼梦》承受了被扭曲、篡改和误读的命运。在有色的西洋镜里，照不出《红楼梦》整体、真实的镜像。20世纪60年代，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与西方自身的民权运动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在这场世界性的民主化浪潮的促使下，西方文化内部开始进行反思。从那时起，西方作为中心的霸权主义话语体系才开始解构，《红楼梦》作为世界文学的宝贵遗产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才得以开启新的篇章，推动了《红楼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经典化的进程。

[1] 周汝昌. 欧西《红楼梦》研论得失之我见[M]//姜其煌.欧美红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2] 江帆. 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

[3] JOLY H B. Translation: Hung Lou Meng[M]. Rockville: Wildside Press,1982.

[4] 余生. 王际真英译红楼梦述评[N].大公报，1929-06-17(75).

[5] WALEY A. Preface[M]//WANG CHI-CHEN. Translation:DreamoftheRedChamber.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Son Ltd, 1929.

[6] 余英时. 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M].北京：中华书局，2014.

[7] WANG CHI-CHEN. Translation:DreamoftheRedChamber[M]. New York : Twayne Publishers,1958.

[8] DOREN M V. Preface[M]// WANG CHI-CHEN. Translation:DreamoftheRedChamber. New York : Twayne Publishers,1958.

[9] 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 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10]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 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87.

[11]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2]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3]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M]. 周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4] B T.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fashioned Topic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

(责任编辑 范富安)

The Tinted Peepshow, the DistortedDreamoftheRedChamber:Interpretation of Prefaces of JOLY’s and WANG CHI-CHEN’s English Versions ofDreamoftheRedChamber

YANG Liu

(SchoolofForeignStudies,JiangsuNormalUniversity,Xuzhou221011,China)

Preface of translation is a major para-text, not only creating a reading and appreciating atmosphere, but also supporting the locating and canonizing of the original book in literary history. The prefaces of English versions ofDreamoftheRedChambernot only present the history ofDreamoftheRedChamberbeing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the Western world, which reflects the change of westerners’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reflect different presentations ofDreamoftheRedChamber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from different aesthetic perspectives. In the prefaces of H BENCRAFT JOLY’s and WANG CHI-CHEN’s (ritten by ARTHUR WALEY and MARK VAN DOREN) translations ofDreamoftheRedChamber, we can see that before 1960s, in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DreamoftheRedChamberin the western world, the original book was utilized, ignored, oppressed and assimilated by the power discourse with western culture in the dominating center. Although these approaches objectively promoted the spreading and acceptance ofDreamoftheRedChamberin the western world,DreamoftheRedChamberhad to suffer the destiny of being distorted, falsified and misread.

H BENCRAFT JOLY; WANG CHI-CHEN; ARTHUR WALEY; MARK VAN DOREN; English versions ofDreamoftheRedChamber; preface

1006-2920(2016)06-0008-08

杨柳，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徐州 221011)。

10.13892/j.cnki.cn41-1093/i.2016.06.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