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与经济增长

武长河

(上海师范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4)

面对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仅以短中期调控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贾康，20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2015年11月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学界对此展开热烈讨论，其中，比较全面阐述的有王佳宁等(2016)所认为的供给侧改革，主要包括要素端和生产端的改革，其中要素端的改革措施主要是指能促进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合理配置，激发要素活力的措施。以人为核心的改革，最终落脚点还是人民大众，所有基本要素的作用机制都要通过人来发挥作用。高等教育作为对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方式，虽然综合改革的方针不断被强调，实践也一直在进行，但迄今的教育综合改革总体上一直在“浅水区”蹒跚而行(王建华，2014)。所以研究供给侧改革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尤其是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何种影响的研究，便被赋予更强的时代意义。本文基于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前沿话题进行讨论，创新性地研究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在过去的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研究中，主要是国外一些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重要的内生力量，高等教育可以极大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但是高等教育供给面水平是人力资本质量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Elizabeth ST. George,2006；Frederick M. Hess，2008；L. Jeroen Touwen，2008)。近期的一些观察表明，劳动力市场如果打破供给刚性，低收入问题将会极大地降低劳动生产率，而这种供给侧的失衡如果使用需求端政策予以调整常常是南辕北辙的(Nicholas Crafts，2013；Robert Vergeer，2014)。沃斯曼(Woessmann L，2016)认为教育对个人和社会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尤其高等教育是经济增长、就业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在面对世界经济的衰退风险时，要强化供给侧调整来弥补需求侧调整的不足(Matthews，2016)。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关于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研究也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但也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分析。虽然部分研究(如Petrakis& Stamatakis，2002；Breton，2004；Qadri et al，2013等)从不同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差异角度实证分析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但也都没有系统地从高等教育供给侧来研究经济增长效应。

相对于国外关于高等教育供给侧的研究，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两年，如姜朝晖(2016)提出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是通过对教师、学生、基础性资源、学校资金、无形声誉和思想、理念、制度、文化等进行改革，是相对于以往高等教育需求侧而言的改革，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行为，凸显的是一种内涵式的发展路径；关于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概念的提法还有很多，如乔春华(2016)和郝德温(2016)都认为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要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去理解。刘洋(2016)和刘云生(2016)认为教育自身从注重“需求侧拉动”转向更加注重“供给侧推动”；张有声(2016)认为调整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是教育整体性改革的突破口。实证方面，部分学者研究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与影响路径(崔玉平，2000；李进江，2009；毛盛勇等，2010；邸俊鹏，2014；周婷婷，2016)。彭越(2016)创新性地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研究了人口红利、政府干预、高等教育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动态影响，结果显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与高等教育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从当前的研究来看，经济学与教育学界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者互动关系的分析与影响系数的定量测度上，也有进一步将高等教育细化为需求端与供给端来探究高等教育的现实经济意义。虽有学者谈及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本质与改革方法，但是并没有找到我国高等教育供给侧问题的根源，也没有专门针对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视角审视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本文试图研究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本质、策略，并根据其特点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

二、高等教育供给侧为什么要改革

1.高校学科结构僵化

根据智联CIER指标①表明，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及教育等新兴服务业对人才的需求量较大且市场人才需求大于人才的供给，如2016年7月发布的《2016年夏季中国雇主需求与白领人才供给报告》显示，金融保险服务与医疗卫生服务业CIER指数介于3～5之间，而中国金融经济类本科生2014年招生人数平均减少0.22%；②房地产、建筑、工程与能源、采掘相关行业CIER指数介于0.011～0.015之间，而中国工学中相关子专业2014年招生人数平均增加1.96%。

由于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实施者与管理者需要担负教育科研的重担，难免会在学科结构的设置上产生惯性，在动态多元化教学中缺乏职业导向，在职业规划课程中缺乏最新的数据报告，从而多方面导致高校学科结构僵化，使得高校学科结构的设置与社会需求相分离，即人才市场的供方出现问题。所以需要进行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

2.高等学校入校前专业选择强随机性

中国高考制度中多数考生是通过填报入学志愿进入心仪大学就读的，其中关于专业的选择是学生和家长的难题，大部分家长不能对学生进行专业习得性等测试和心理疏导，基本分为学生爱好和家长强制两类，其中部分学生又会因为分数等原因导致专业调剂至非爱好专业，极易引发消极甚至厌学情绪。更有《光明日报》2015年报道南华大学城建学院土木工程大类大二的学生通过抓阄选定了自己的专业。正是由于这种强随机性的专业分配，对学生产生了极大的负面效应和职业生涯的迷茫，对学校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和低效率教育，给社会带来了人力资本错配的矛盾。在以往的应对措施中，入校后转专业成为研究热点，也成为学生可以再次选择专业的机会，但以上海某高校为例，全校学生规模3万余人，转专业报名人数2014—2016年分别为201人、143人、229人，但通过对一年级和二年级本科生进行抽样访谈发现，约45%的学生对现学专业表示非爱好，仅有30%的学生明确表明喜欢目前专业，说明即使在入校后有转专业机会，学生会因为各类原因放弃转专业。

由于缺乏高校入学前专业选择教育与测试，直接导致了大部分学生专业选择的盲从。入校后，由于高校学生工作纷繁复杂，缺乏对学生心理的跟踪式管理，导致学生学业、职业生涯规划的低效性，所以针对高校的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

3.高校教育资源非均衡

近年来，高校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2852所高校③中，从优待方面看仅有39所“985”高校与112所“211”高校，从地域方面看，北京和上海高等教育资源集聚。从20世纪末至今的发展，得助于资源优势的高校大部分已然走在国内高校前列，资金与声望优势仍在逐步扩大，培养出的学生走向工作岗位，逐步形成独立的高校系别，在工作中以其高校品牌作为隐性或显性门槛。占大多数的资源非优势高校凭借自身的努力在与前者竞争的同时，为了多渠道经费支持不得不经营式地追求市场利益，行政式地激励教师欲望，讨好式地满足学生兴趣(郝德温，2016)。在如此资源非均衡条件下，高校已然无力安心教育、培养、挖掘学生，导致学生在校期间所学有限，更难以要求立德树人的道德熏陶，扭曲了一般教育者的使命，也在不断摧残教育神圣的地位，由此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供给侧的问题不得不改。

三、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作用

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并不是仅从高等教育供给面考虑问题，而是在充分考虑需求端情况下，优化高等教育供给结构，从而平衡高等教育发展，更加高效地利用高等教育资源改善人力资本结构，从而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中国高等教育的供给体系不同于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相对独立的供给体系，中国的高等教育供给基本划分为高等学校的校方供给与社会供给两方面，其中，社会供给中最主要的在于教育制度供给与教育结构体系供给。所以，高等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可以通过式(1)、(2)描述：

Y=f[HE,AHE,Kl，HE,K,RHE,EHE]，

(1)

HE=g(HEd,HEs)。

(2)

式(1)与(2)表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HE)内生于技术进步(A)、人力资本发展(Kl)、知识资本(R)与企业家资本(E)，以上各种因素通过一定的函数形式(f)对经济增长水平(Y)产生影响；其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更细化为高等教育需求端(HEd)与高等教育供给端(HEs)，并通过一定函数形式(g)构成高等教育的发展。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理论上可以从人力资本间接效应与高等教育事业直接效应来说明。首先，高等教育通过传授高深学问与主流价值观来提升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内生地影响经济增长水平，从而达到间接的增长效应；但局限于差异性的高等教育供给，使人力资本的增值效应差异扩大。根据夸瑞(Qadri )等2013年的研究，认为中国处于其样本第32位低收入国家，高等教育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所以，我认为∂KL/∂g>0、∂F/∂g>0。

第二，高等教育事业虽以长期效应为主，但短期高等教育的发展依靠高等教育投资与财政支出，亦会从需求端产生经济增长效应。既往研究已对此短期直接效应予以充分论证，本文不再赘述。由此，我对此命题提出如下假设：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中，经济体政策具有较强的持续性，考虑高等教育体系的需求端与供给端，需求侧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不变，经济体通过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对供给端进行优化。

H1：由于政策与结构调整存在时滞且高等教育要素有长期特性，短期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不明显。

H2：在长期，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优化社会经济发展结构，将从根本上激发经济增长活力，与经济增长是正向关系。

根据假设，需求端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不变，即：

带入式(1)，则有：

(3)

在短期，HEs_S受到诸如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与高等教育体系等制度方面(G)限制，也受到国民期望度(EXP)限制，即：

HEs_S=S(G,EXP)。

在长期，HEs_L受到制度持续性的限制，但本文假定制度具有较强的持续性，所以长期中HEs_L可以近似表示为HEs水平，即：

通过建立经济增长与高等教育供给的偏导数方程，可以得到长期HEs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性质，即：

(4)

现在，考虑短期水平HEs_S，式(4)可以通过微分方程进一步描述为：

(5)

(6)

当然，t→0是不现实的，但是相对于政策的长期性，短期的月度数据都可以认为是极短的，所以从式(6)可以看出，在短期，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是不显著的，正验证了假设H1。

鉴于中国较大的区域异质性和高等教育供给的非均衡性，使用传统的线性回归与时间序列方法会存在较大的偏误，而面板数据可以利用三维数据信息建立更为真实的行为方程，弥补传统序列与截面分析的不足。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建立在空间统计分析基础上，通过对Moran’s I指数对空间相关性进行测度，可以得到全局与局部指标并依此建模，但针对本文，高等教育供给端主要是原始自发性的供给，地方政府无论是出于地方保护自发性壁垒还是不干涉原则，都只会对本省市推行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与相应的经济增长政策，空间相关性与外溢性较弱。所以本文没有使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而只使用面板数据模型综合考虑横截面、时期和变量三维信息。根据式(3)的形式与温登巴斯奇(Vandenbussche)等(2006)、 朱晓东(2014)的模型设定方法，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LnGDPRJi,t=α0+β1LnHEi,t+β2LnFIXKi,t+β3LnAi,t+β4LnLi,t+ε。

其中GDPRJi,t表示地区i在t年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HEi,t表示高等教育供给综合指标。为了便于分析，平均权重于子指标体系，包括：研究人员当量R&D_STAFF，研究费用R&D_FEE，研究项目R&D_PROJ，高等教育的供给相对量HEPERS用每十万人口平均在校生数表示；④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公平度量范围一般并不包括选择性的高等教育(王善迈，2008)，高等教育供给校方质量SBIT用普通高等学校生师比表示，高等教育供给的社会方质量FINCOST用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表示，科学事业费用SCIFEE用国家财政科学事业费表示；资本存量FIXKi,t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表示；劳动力因素Li,t用各省及直辖市登记失业率Uempi,t表示；将HE内生于科技进步Ai,t，所以R&D水平亦可以表示技术进步水平；ε表示误差项。

本文利用2008—2014年全国31个省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设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具体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网站、Wind数据库与Choice数据库。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需要对样本进行平稳性预检以尽量减少伪回归等问题，本文采用LLC单位根检验方法考察变量的平稳性并均在1%水平下过检验。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本文用L2.R&D_STAFF和L2.R&D_PROJ分别表示相应的滞后2期的变量数值。

具体而言，首先在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前，因强调通过培养上岗就业、增加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则在模型1中不考虑高等教育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自然科技进步也就外生于经济增长；其后，在模型2中加入高等教育供给的校方供给因素；再次，在模型3中加入高等教育供给的社会供给因素；最后，在模型4中将全部高等教育因素都纳入模型。具体的估计结果见表1。

表1 高等教育供给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回归结果

(续表)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

从表1可以看出，当不考虑高等教育供给时(模型1)，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显著：失业率减少1%，中国经济增速会增加0.12%，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中国经济增长会增加0.62%；这主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人口红利期，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度投资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在单纯考虑高等学校供给时(模型2)，由于校方单一势力较弱，不能根本性进行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如南方科技大学去行政化的失败与高校学位点“重申报、轻建设”的思想蔓延，高等学校供给侧对经济增长影响力并不显著。

进一步地，在充分考虑社会供给时(模型3)，高等教育供给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显著性明显改善，生师比每降低1%会带来0.42%的经济增长，成为最高的影响因子，表明高等学校校方教师供给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是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显著性削弱。这是因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从2012年开始，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这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另一方面，低附加值劳动的价值创造降低，个体的知识资本存量日益成为劳动价值高低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悄然改变。

最后，本文考虑高等教育体系成熟供给部门(模型4)：技术研究部门。也同时验证之前假设H1与H2，即：在短期，高等教育供给侧如技术研究部门LNR&D_STAFF、LNR&D_PROJ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而滞后2期的技术部门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对显著；在长期，高等教育体系供给侧的改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显著影响，其中，L2.LNR&D_PROJ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原因在于研究部门通过中短期研究项目，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存在交易成本，两年可能正式处于成本凸显期；LNR&D_FEE对经济增长影响路径可能有两种，其一是因为研究部门费用作为需求端的消费与投资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其二是因为研究部门拥有更多的研发费用，保证研究效率提升，从而结构性提高经济增长水平。

综合来看，模型4明显优于前三个，具体表现为：变量的完善使得模型更加接近现实，而且将高等教育供给侧主要因素加以考虑后，拟合优度和F统计量都得以提升，截距项和未解释误差缩小，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关系更多地与预期符号一致，显著性与假设基本符合。为更加明确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长期效应，可以对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分析。对本文，使用KAO(Engle-Granger based)检验，均在1%水平下通过了协整检验。

四、高等教育供给侧的改革思路与策略

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改革，必须要有一套清晰的思路和策略作为改革的主线来贯穿始终，不以一时的得失而改变。由于政策与结构调整存在时滞，加上高等教育的长期特性，短期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不明显。但长期的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会优化社会经济发展结构，从根本上激发经济增长活力。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需要从四个步骤来思考：首先，针对高校之间的资源非均衡找到平衡方案；第二，高校入学前，从专业选择教育方面入手；第三，高校入学后，从学生管理和教职工配备、校方办学条件方面入手；第四，学生即将毕业时为学生提供合适的技能培训，以将其所学与社会需求进行衔接。

1.高校资源非均衡的平衡策略

针对该问题，提及最多的是“985”与“211”的废立问题，核心还是在“经费”两字。虽然“985”“211”高校接收了巨额经费，但其对应亦有高质量产出。我们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于平衡资源后，产出不得减少。故而本文提出一种高校合作模式，即“985”“211”高校重大科研项目必须与2所非“985”“211”高校共同承担完成，经费按研究比例划拨，“985”“211”高校不得高于60%；“985”“211”高校一般科研项目必须与1所非“985”“211”高校共同承担完成，经费按研究比例划拨，“985”“211”高校不得高于70%。

2.高校入学前专业选择指导策略

第一，高等院校从供给角度专门设置专业选择指导办公室，配备心理咨询人员、生涯规划人员、学生心理与教育跟踪人员等常规人员，根据地方或高校特点配备特殊人员，如民族类高校可以配备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特色专业选择人员等。

第二，对专业调剂制度进行改革，现行制度中常常会出现报考经济类专业学生因为各类原因调剂到毫不相干的专业，如江苏某高校学生访问调查中发现，考生报考国际贸易专业由于未达到校控线，被调剂至日语专业，该学生因缺乏专业选择指导，进校后一直处于被动消极学习状态，形成低效教育。所以，在需要配备入学前专业选择指导的同时，也需架构专门的高校校内调剂平台，给定开放日期，让学生自由在平台上发布调剂意向；可以根据校方面试等方式对调剂意向进行筛选和整理，对调剂学生采取跟踪负责制，每一个调剂学生单独建档进行入校期间的事务管理。

3.高校教育资源配备改革策略

第一，高校资金透明化配置。以需求和重要程度作为配置原则的同时，统筹兼顾动态平衡原则，适时调整。不可仅靠预算管理而忽视执行透明度，不可仅重视经济效益评价而忽略社会效益，不可仅注重面子工程而忽视学生与教师利益。需形成一套完整符合高校实际情况的资金运用方案。

第二，高校师资专业化配置。高校教职工任教期间除了按职称分类，还应落实配置专任教师，此类教师以教书育人为主，量化考核专任教师的任职适宜度，资金优先倾斜；学生匿名按实用性评定教师授课的受用度，上课时不记名统计人数以获得自愿出勤率，这些策略与教师奖金收入挂钩。另一类教师落实为配置研究型学者，此类学者以科研为主，每周根据自身优势学科背景面向学生开展讲座和报告会。

第三，高校办学优质化配置。高校通过多方筹资，采用透明招标与公示方案对学校进行物资更新、器械保养、设施修整等活动，积极灵活地引入PPP模式进入高校建设，形成高校特色的高校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University-Private Partnership, UPP)。

4.高校德育、高深学问与技能习得并行的高教改革策略

从“高深学问”到如今大学的普及化，德育与高深学问仍然是大学中不可磨灭的灵魂，但走向普及化的大学学问和信息爆炸的时代相遇，“个人知识”已经逐步显示出其独特性。高等教育带来了同质化大众技能的同时，忽视了独立个体的个人技能。在高校以学生为本的教育方针中，在继续传扬大学精神的同时，要重视学生的独立个体的发展。在学生毕业季前一学年，应设置可供学生自选的技能课程，以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个性发展的需要。

注释：

①根据智联CIER介绍，CIER指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CIER指数大于1时，表明就业市场中劳动力需求多于市场劳动力供给，就业市场竞争趋于缓和，就业市场景气程度高，就业信心较高；当CIER指数小于1时，说明就业市场竞争趋于激烈，就业市场景气程度低，就业信心偏低。

②普通本科招生数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

③数据来源：《中国高等教育系列质量报告》，教育部，2016年。

④王善迈(2008)认为受教育权与教育机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首要指标，高等教育教育公平的衡量指标主要是毛入学率。但由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所导致的部分适龄人口统计数据失真等问题的存在，本文使用每十万人口在校生数量来衡量地区高等教育供给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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