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在革命纪念馆中的应用研究

马乐+丁英顺

[摘要]本文通过对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在我国革命纪念馆中应用现状的研究，剖析了革命纪念馆的构成要素，指出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应用于革命纪念馆的一般方法和技术，最终表明考古调查和发掘应用于革命纪念馆具有重大意义，纪念馆自身和相关部门都应该积极推动其发展。

[关键词]革命纪念馆；考古调查；考古发掘

建国乃至改革开放以来，革命纪念馆和抗战遗址保护利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如何对现有的革命纪念馆相关资源进行系统调查，加强对革命遗址的保护利用，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一、背景和研究现状

革命纪念馆是“为纪念近现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或杰出人物，并依托于有关的革命纪念建筑而建立的纪念性博物馆”，随着国家对抗战资源的整合利用，革命纪念馆下辖的资源也越来越丰富起来。考古调查是在尽量不破坏遗址的情况下，通过勘探、勘测等手段获取遗迹信息的方法，考古发掘是对文化堆积、墓葬等进行挖掘的活动。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应用于革命纪念馆有利于全面掌握纪念馆资源，并为遗址保护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对革命纪念馆相关资源的调查和研究，是不断发展的。建国前，我国修建了少量革命纪念馆，如20世纪40年代修建的延安革命历史博物馆和1948年成立的东北革命烈士纪念馆，并在1946年对南京中华门外日军屠杀南京同胞遗骨进行了小规模发掘活动[1]。建国后到90年代初，革命纪念馆的修建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调查和发掘活动也有所增加，如江西修水县1959年共调查革命遗址、遗迹两百余处[2]，196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山西大同发掘了被日军残杀的中国同胞墓地遗址，这是我国对近现代革命相关遗址展开的第一次专业发掘活动[3]。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革命纪念馆普查和发掘活动显著增加。2006年，相关部门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6-2010年工作规划》文件的指导下，陆续对我国的革命遗址进行了专业全面地普查[4]；国务院2007年-2011年展开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也涉及到革命遗址和建筑；上世纪80年代以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考古所等单位对本馆下辖遗址进行了3次专业的调查和发掘[5]。

总之，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应用于革命纪念馆已有一定基础，但仍然存在不够系统、广泛、专业等问题，如何将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充分地应用于革命纪念馆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

二、革命纪念馆的构成要素

为便于讨论考古调查方法在革命纪念馆中的应用，文章根据学界的一般分类[6]，将革命纪念馆的构成要素大体分为原址型（位于历史事件发生地）和非原址型，具体包括战场类遗址、纪念性建筑（纪念碑、纪念馆、纪念碑刻等其他纪念设施）、名人旧居或故居、重大事件发生地、重要机构旧址、烈士墓及名人墓、景观及其它，详见下表。

根据纪念馆下辖遗址或建筑的丰富程度，可将其分为单一型（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大型综合单一型纪念馆），复合型（如西安事变纪念馆下辖名人旧居、重大事件发生地遗址和重要机构旧址等原址型建筑），以及综合型（如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及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涵盖的类别十分广泛）。从类型上说，我国的革命纪念馆大部分修建了纪念性建筑且下辖原址型遗址或建筑，以重要机构旧址、名人故居和旧居为多，重大事件发生地遗址相对较少，战场类遗址所占的比例最少。

三、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在革命纪念馆中的应用

考虑到革命纪念馆构成要素的特殊性，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在其中的应用也有一定针对性，其基本流程是先进行准备工作（如搜集资料、培训人员、制定计划等），然后开展调查，如有必要可联合考古部门进行发掘，在调查和发掘结束后整理资料和数据，形成可供查询的数据库，为今后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提供科学基础。

就调查而言，最常见的形式是普查。普查即对一个地区内所有地上、地下遗址进行考古调查，调查内容一般包括名称、地址、面积、建筑样式及材质、历史传承情况、保存状况、陈列物品情况、使用管理状况及周边环境等信息，一些保存较差甚至消失的遗址也需要进行调查。2006年，重庆市对本区范围内的革命遗址进行了一轮普查，发现重庆市共有抗战遗址767处，现存395处，消失372处。第二种是专题性、课题性调查，为研究某一学术问题对局部特定对象进行规模较小、目的简单明确的调查。如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抗战文化重大委托项目《抗战时期同盟国在渝机构旧址保护与分类利用研究》，以及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西部地区抗战遗址调查与保护利用研究》。

如果说调查尚可以组织非专业力量，经过专业培训后开展工作，发掘则必须由国家认可的专业人员进行。革命纪念馆一般情况下以调查居多，但在原址新建建筑或改造、在前期勘探基础上认为有必要发掘、为了开展科学研究或者制定保护规划、遗址面临破坏（通常是自然灾害和基础设施建设）时可进行保护性发掘。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勘探和发掘中应用到的技术更加丰富和先进。如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在革命纪念馆中经常用到的有金属探测技术、磁力测量法、高密度电阻率法、探地雷达等技术。考古金属探测器可以勘探埋藏在地下的金属制品，考古学家在法国诺曼底战场遗址通过金属探测器发现了很多士兵军服上的金属配件；磁力测量对测量地下遗存效果较好，2014年国家文物局在辽宁大东沟用磁力技术发现了甲午海战部分船体；电阻率法是根据不同介质电阻率变化进行勘探的方法，用来探测被毁坏古建筑地下基址效率很高；探地雷达方法是根据电磁波特征推断地下介质的相关信息，如2000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对地下遗址及洞穴进行过探测。此外，遥感考古是利用卫星等遥感平台获取数据，有利于从宏观上整体把握遗址或建筑概况。体质人类学已经可以通过人体骨骼提取信息，如韩国于2013年鉴定发掘出土的437具中国志愿军战士遗骨并建立了DNA数据库。

四、对策

从前文可以看出，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在革命纪念馆中的应用不够普遍，应用的方法和技术还不够先进，还需要业内同仁的共同努力。

第一，革命纪念馆要提高重视，使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成为纪念馆盘查自身资源需要考虑的基本手段。要把革命纪念馆的相关资源，作为文化遗产来对待，首要任务是通过调查详细了解其具体情况，为其它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革命纪念馆要尤其重视原址型资源，调查该类遗址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如2007年在重庆渣滓洞监狱遗址发现了一些越狱工具[7]，1998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扩建过程中发现了部分遇难同胞遗骨及遗物，2011年调查发掘卫立煌故居时发现大量建筑材料[8]。

第二，现阶段革命纪念馆在开展调查活动时，可以接受专业考古机构的培训和指导；在开展发掘工作时，则要与考古学家进行合作。由于目前革命纪念馆均不具备考古发掘资质，因此，现阶段革命纪念馆开展该类工作时，可以与考古部门合作。革命纪念馆本身还需加强自身科研能力，制定规划，积极推动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在纪念馆中的应用。

第三，把先进考古调查发掘方法技术引入革命纪念馆，需要政府层面逐步完善相应政策法规并加以引导。我国相应的法律法规正在完善过程中，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要求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时要对有遗存潜在的地方进行勘察；重庆市人民政府2015年9月17日通过的《重庆市抗日战争遗址保护利用办法》第二章第九条明确指出：“市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抗战遗址进行专项调查，全面、系统记录抗战遗址。”

我们要铭记历史，将考古调查和发掘手段应用于革命纪念馆中，妥善保存近现代革命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资源，这对革命纪念馆展开文物与历史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都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1]朱成山.层层白骨为历史作证——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遇难者遗骨发掘纪实[J].南京史志，1998（2）：27.

[2]江西修水县普查革命遗址、遗迹[J].文物，1959（12）：15-17.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万人坑发掘记事（日军侵华罪证）[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4.

[4]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重庆市革命遗址通览[M].重庆出版社，2014.2.

[5]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遇难者遗骨发掘[J].文物，1999（9）：90-92.

[6]党红星.山东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D].山东大学，2006.

[7]李心成，赵珊珊，杨有方.渣滓洞女牢挖出17件越狱工具[N].重庆晚报，2007-08-16（001）.

[8]傅年丰，毛学农.合肥将修复卫立煌故居[N].江淮时报，2011-02-1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