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俗无别方，惟有读书是
——“学习型家庭”是“书香社会”的文化细胞

徐雁

（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南京 210023）

医俗无别方，惟有读书是
——“学习型家庭”是“书香社会”的文化细胞

徐雁

（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南京 210023）

摘要：本文通过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4月23日为“世界书籍与版权日”（在中国习称“世界读书日”）的回溯，以及设立中国“国家阅读节”的民意吁请，阐述了“学习型家庭”是“书香社会”的文化细胞的新观点；并以《全民阅读知识导航》等为代表的“全民阅读”主题系列读物为例，阐发了它们对于全民阅读推广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学习型家庭；读书；阅读节

2016年4月23日，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为UNESCO）设立的“世界书籍与版权日”（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在全球落地推广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国之一。1995年秋，在国际出版商协会（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简称IPA）第二十五届全球大会上，有代表提出了设立有关“世界图书日”的文创议案，随后获得参会者的普遍赞同，并责成西班牙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交申请书文本。在进一步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俄罗斯方面的代表提议须加入“知识版权保护”的内涵，由此扩容成了在1995年于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上颁布的以每年4月23日为“世界书籍与版权日”的决议。

借助在世界文坛上具有象征意义的“4月23日”这个日子，并把它确立为“世界书籍与版权日”，是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想要号召人们在这一天向全世界的书籍和作者表示敬意，并鼓励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去发现阅读之乐，并藉以致敬那些为促进人类的社会和文化进步做出无以替代的贡献者。为此，在颁布“世界书籍与版权日”的同时，还设立了“教科文组织促进容忍青少年文学奖”。［1］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

有资料记载，在设立“世界图书与版权日”的论证中，主要的思想考量基于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书籍是保存人类知识的最有效方式，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最有影响力地传播了知识，因此，大力促进书籍传播，对于全面扩大人们对世界文化传统的共识，鼓励人们形成理解、宽容和对话的人文态度将大有助益；其次，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若干会员国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最行之有效的促进书籍传播的方法之一，是设立“图书日”，并在这一天相应地组织“图书展销会”活动，以扩大对书籍的社会传播。［2］

或如2014年4月23日保加利亚驻法国及教、科、文组织大使、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GueorguievaBokova）在纪念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字的历史即是人类的历史。图书在促进个人成长和社会变革方面的力量是无可比拟的。书籍既属于私密范畴又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为个体之间、社区内部和跨越时空的对话提供了影响深远的方式。……在‘世界图书和版权日'之际，教科文组织吁请所有人团结在图书和图书编写者和制造者周围。在这一天里，我们应该礼赞图书，礼赞体现着人类创造性和分享思想与知识之渴望的图书，从而弘扬理解与宽容精神。”［3］

那么这一议案为什么是由西班牙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交的呢？这是因为其文创灵感是由西班牙国家的代表率先提出来的，而其依据则来自于该国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美丽传说：从前有位公主受困于深山中的一条恶龙，当地一个勇士为解救她，与恶龙苦斗后获得成功，他后来得到了公主的谢礼——一卷珍贵的书，而这一天相传是4月23日，因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寓意，当地民间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区域民俗特征的“圣乔治节”，每逢此日，当地居民即有互赠书卷和玫瑰花给亲朋好友的习俗。

有意义的是，4月23日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文豪、小说《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萨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年9月29日-1616 年4月23日）、诗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的逝世日；而且是英国戏剧文学家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年4月23日-1616年4月23日）的生死纪念日。而巧合的是，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1899年4月23日-1977年7月2日）、法国作家莫里斯·德鲁昂（Maurice Druon，1918年4月23日-2009年4月14日）、冰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尔多·基里扬·拉克斯内斯（HalldóKiljan Laxness，1902年4月23日-1998 年2月8日）等多位文学家，也都是在这一天出生的。因此，选定这个独特的日子，在客观上，还给人以在人类文学事业上前仆后继、继往开来的含义。

一、设立“国家阅读节”的民意吁请

最是书香能致远。“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在1995年确立并向世界颁布后，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即在悦纳之余加以传播，在遥应其人文理念召唤的同时，将其选择性地转述成了“世界读书日”，在“阅读”+“图书”这两个内涵上加以整合、接受和发扬，进而开启了中国特色的全民阅读推广进程。

虽然有图书馆同行专门撰文指出了这种转述的偏差：“我国普遍把‘世界书籍与版权日'单纯当作‘读书日'进行宣传的情况已经与该纪念日设立的初衷有所偏离了，而把我国戏剧家汤显祖（1550年9月24 日-1616年7月29日）与‘世界读书日'强扯上关系，就更让人啼笑皆非了。”［4］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世界书籍与版权日”的设立，激发并促进了我国“全民阅读”理念的建立和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兴起。

资料表明：仅在“世界书籍与版权日”全球落地推广的第二年，即1997年1月，一份由中央九部（委）会签发布的主题为《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的文件，拉开了中国“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大幕。三年后，“全民读书月”被确定在每年的12月份。又四年后，即2004年，“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明确将“全民读书月”活动交由中国图书馆学会负责承办。

从2005年开始，中国图书馆学会倡议各地图书馆利用“4.23世界读书日”，结合“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及“图书馆服务宣传活动周”（于1988年设立，每年5月最后一周），集中组织、开展读书活动；并在当年7月19日，在广西桂林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上，决定创设一个专门性的“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兼第七届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王余光教授担任主任。2009年，该委员会易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先后由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研究馆员、东莞图书馆馆长李东来研究馆员续任主任。从此，由各级各类公益性的公共图书馆机构主办的知识讲座、专题会展、读书演讲、书评征文、“学习型家庭”评比及“全民阅读论坛”、“华夏阅读论坛”活动，在全国各地陆续举办，成为向社会倡导读书风气、推广阅读情意的正能量行动。

而作为一种负面的社会警示，则是从1999年开始的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次年易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院”）启动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到2006年，其所发布的四次社会调查结果表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现状令人忧虑。于是，“一方面阅读推广活动广泛开展，另一方面个人阅读的状况却不容乐观”［5］3，交织成为困惑中国阅读学界、教育界、图书馆界及书刊出版行业的重要社会问题。

为此，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时任苏州市副市长的著名教育家朱永新与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作家赵丽宏等人，在2003年3月，率先联名提交了一份呼吁设立“国家阅读节”的全国政协提案，其中阐发并强调了“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能成为真正的家园”的阅读观。2004年3月，朱永新先生在全国政协全会上再次提交的关于设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中指出，“我们特别需要有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阅读节，以推动全民读书活动，用书籍来保存一个更坚实的民族灵魂。”而有关这个“国家阅读节”的时间点，也先后有9月25日（鲁迅诞辰日）和9月28日（孔子诞辰日）两种提议，而后者逐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延至2011年3月，已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的朱永新先生，再一次提出了关于将每年9月28日孔子诞辰日作为“国家阅读节”的议案。那么，为什么他要如此执着地连续多年坚持呼吁设立“国家阅读节”呢？

这是因为阅读行为所隐含的价值，早就使得世界上很多国家把促进国民阅读作为了其重要的国家战略，并用尽各种办法加以推动；而设立阅读节（日）、阅读年（月）以唤起公众的关注，在国际上早有先例，而且被认为是推进阅读的最好社会载体。相比之下，我国国民阅读起点不高，水准欠佳，读物水平和阅读热情堪忧；但在另一方面，有识之士们呼吁促进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呼声日高，开展全国性的国民阅读活动已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如果及时设立全国性的“国家阅读节”，将最大可能地使个人、家庭乃至全社会更加深入地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有效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普遍开展。

2011年3月，时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的全国政协委员聂震宁先生，在提交给全国政协全会的提案中说明道，从目前全国400多个城市开展“读书节”“读书月”等活动来看，设立全国读书节的社会基础已经具备，应该把孔子的诞辰日9月28日定为全国读书节，这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和特色，又有利于在世界上受到广泛关注和认同；他还建议，由中央有关部、委、总署等部门牵头，成立“全国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在全国读书节期间向国民公布各种类别的“推荐书目”，并在全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鼓励阅读、帮助阅读、指导阅读的活动，通过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形成全民阅读的热潮，鼓励人们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

2013年3月，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全国政协委员邬书林先生，提交了一份由葛剑雄、王明明、白岩松、陈建功、何建明等115名在社会各界有广泛影响的政协委员签名附议的《关于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的提案》，提案建议把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提案认为，政府主导推动全民阅读战略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其视为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要素之一，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推进国民阅读，其推进阅读的方式，主要为政府立法保障阅读、设立专门机构推动阅读、国家领导人亲自倡导阅读三个方面。提案建议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实施国家全民阅读战略，并提出五项具体建议：一是成立“国家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二是设立国家层面的“全民阅读节”（建议把孔子诞辰日9月28日确定为“全国阅读节”）；三是由全国人大制订《全民阅读法》、国务院制订《全民阅读条例》，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四是制定《全民阅读规划》，作为开展全民阅读的指导性文件；五是建立“国家阅读基金”，建设全民阅读重点工程。

可见，在我国全民阅读推广的具体实践中，“世界书籍与版权日”正开启着不断“中国化”的道路；而中国内地多个阅读组织的行动，也推动着全民阅读“中国化”的进程。

2006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之际，由北京大学王余光教授担任主任的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东莞图书馆召开，来自图书馆界、教育界、书刊出版界及媒体等有关行业的86名人士成为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委员。2007年4月6日，在中山大学隆重举行了以“数字时代的阅读”为主题的首届“全民阅读论坛”，随后每年一届，持续至今；同年4月23日，即第十一个“世界读书日”之际，由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中国写作学会阅读学专业委员会、福建省阅读学会共同主办的“世界读书日在厦门：多元媒体时代的阅读问题”研讨会，在福建厦门市文联礼堂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60余位代表，围绕着阅读的诸多热点话题献计献策。

中国写作学会阅读学专业委员会（习称“中国阅读学研究会”，China Reading Association，简称CRA）成立于1991年5月，是一个专门从事中外阅读基础理论研究、教学实践，以及促进国民阅读活动的群众性学术组织，系1955年1月1日成立的“国际阅读协会”的团体会员，现有分布在中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注册会员千余名，知名学者张志公、董味甘、曾祥芹等先后担任会长。现任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阅读学专家曾祥芹教授提出的全力提高汉文阅读及其表达水平，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及其拟订的“汉文阅读学”学术体系，也日渐被学术界所认同。邬书林先生在《全民阅读参考读本》（徐雁主编，海天出版社2011年版）的序言中指出：“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深入研究阅读学，尤其是‘汉文阅读学'的学科特点和学术规律，为全民阅读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6］4

自2009年春始，由笔者接任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至今，已经独立或联合有关单位，先后在江苏、浙江、河南、广东、河北、云南、深圳等地陆续举办了十余场次的“华夏阅读论坛”，受到业内外人士的好评和欢迎。由研究会专家学者陆续著述出版的《阅读学新论》（曾祥芹主编）、《汉文阅读学研究》（曾祥芹主编）、《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王余光主编）、《全民阅读推广手册》（徐雁主编）、《中国阅读大辞典》（王余光、徐雁主编），以及《阅读，与经典同行》（王余光著）、《阅读的人文与人文的阅读》（徐雁著）、《域外好书谭》（郭英剑著）、《开卷絮语》（甘其勋著）等，对阅读是什么、为什么阅读、公民须具备哪些阅读能力、读什么书、怎样阅读等一系列学术问题，提出了前瞻性观点；学会倡导的“撒播读书种子，提高阅读能力，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等人文理念愈来愈深入人心，学会组织的“华夏书香校园”培植、孵化活动，也受到有关院校的欢迎和支持。

大抵自2005年7月19日在广西桂林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七次全体代表大会上，中国图书馆学会的理事们决定设立“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到2009年换届时被易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中国图书馆界的阅读推广工作走过了任重道远的十年，对如何拓展和深入全民阅读推广以及校园阅读推广和“书香家庭”建设等，逐渐形成了新的共识，并正在凝聚成为新的合力；相信一个具有中国内地社会文化特色的全民阅读时代，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将可持续地供给人们丰富的知识给养和精神“正能量”。

二、“学习型家庭”是“书香社会”的文化细胞

位于广东东莞塘厦镇四村一个祠堂中的对联云：“丹桂有根，生于书香门第；黄金无种，出在勤俭人家”，道出了崇文悦学、勤劳俭省的家风、家教，对于孩子成长和家庭兴盛的重要意义。从2016年开始，“一对夫妇可以生养两个孩子”的社会人口格局，倍增了全民阅读推广的时代重任。它意味着，在“书香儿童—学龄少年—青年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阅读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链条上，以“亲子阅读”为抓手的“学习型家庭”，以校园阅读推广为重心的“书香校园”建设，将担负起更多更厚重的文化责任。

众所周知，“社会的细胞是家庭”。而中国自古就有“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之说，这意谓着从三岁左右孩子的个性倾向，能基本预测其在少年时期的基本表现；而从七岁左右的儿童身上，也大抵能够预见其人到中年后的人生态度。古老的民谚，经验性地概括了以家庭为主要活动空间的儿童心理和行为的基本走向。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芝加哥大学教育系教授本杰明·布鲁姆（Benjamin Bloom，1913年2月21 日-1999年9月13日）对近千名儿童从出生直到成年所做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五岁前为孩子智力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假设十七岁的智力水平设定为100%，那么一个正常发育的儿童在四岁前就已经获得了50%的智力，其余的30%是在四至七岁间获得的，剩余的20%则在七至十七岁间获得。因此，孩子从出生到七岁这一时段非同寻常，对于家长来说，是非常值得予以充分关注和切实把握的。

中国民间还有“爹熊熊一个，娘笨笨一窝”之说，而先贤更有“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举”“积财千万，无过读书”“黄金未是宝，学问胜珍珠。丈夫无技艺，虚沾一世人”及“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的种种古训。

现代教育学的原理不仅昭示我们：0-3岁婴儿的“启蒙教育”，3-6岁幼儿的“文化教育”，以及自6岁开始的“儿童知识教育”，直接关系到一个孩子的成长路径和成材基础，关系到他们在未来人生道路上的社会生存水平的高低和感恩尊长、报效家国能力的大小；而从整体上来说，还严重关系到在世界范围内整个中华民族可竞争力的强弱。总之，在可预见的中国未来，“全面两孩”的家庭人口基本格局，使得婴幼儿的文字启蒙和文化素质教育任务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未来的手”，“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更不能让孩子跌倒在读书学习的阶梯上”，就一对年轻夫妇而言，在无师自通的生养儿女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学习教儿育女之道，让自己的孩子在成人的过程中成长，在成长的进程中成材，让儿女们既能入群合时、志存高远，又能与众不同，甚至出类拔萃。

“好父母都是学得来的。”孩子是父母的合作产品，也是父母参与未来社会的生命化身。在培养孩子耳聪目明、身健体壮、心善脑慧的作用力方面，为人父母者义不容辞。孩子的“好习惯”“佳人品”和“高素质”的养成，离不开家庭尊长共建的家风户范，离不开父母双亲的身教言传，更离不开知教善学的父母。因此，如何构建一个“学习型家庭”，便成为全民阅读推广进程中最重要的基础。

放眼当今大专以上院校，那些在校在学的莘莘学子将在十年八年之后，先后为人父母，生儿育女，因此，假如他们不能在宝贵的专、本科学业阶段，依靠阅读资源丰富的校园环境，把自己从一个应试教育土壤中长成的“考生”，及时转型升级为有素质、有学养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那么，在未来他们又将有何才何能来胜任教养儿女的天职呢？如何能够“大手拉小手”地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书香宝宝”，然后再成长为一个大学生、一个知识分子呢？如果连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家庭，都不能胜任培育“书香宝宝”的家庭使命，那未来的全民阅读岂不是前景堪忧么？

然而，这个良性的人文链条的实现需要一个理性过程。因此，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作“校园阅读推广”。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千万个“书香家庭”、千万个“书香校园”作为支撑的话，那将来的读书人到哪里去寻找？因此，校园阅读推广是全民阅读可持续发展的枢纽环节，而如何打造一个“书香校园”，便成为全民阅读推广进程中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基础。

阅读是图书馆诞生、存在和可持续发展的理由，也是其终极性的文化关怀。因此，推广阅读理念和崇文悦学的价值观，倡导各类型文献资源的利用，是各级各类图书馆的天职。“学习型图书馆”的构建，离不开众多将终身学习作为生活方式的“学习型馆员”，身处当下这个“渐行渐远渐无书”的时代，作为职业的图书馆人自然要有一份“人生惟有读书好，最是书香能致远”的人文情怀；而作为图书馆的读者和用户，更要有一份“花香何及书香远，美味怎如诗味长”的人文自觉。

三、从“全民阅读”主题系列读物到“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留美归来的图书馆学家李小缘先生（1897年2月9日—1959年12月26日）就有过“人皆有资格为读者”，“使全国民众，无论男女老幼，皆有识字读书之机会”，“能使公开群众……皆能识字读书，享受图书馆之利益，则方可谓图书馆之真正革命，之真正彻底改造，之真正彻底建设者也”的呼吁，但美好的理想在外患内忧不断、兵荒马乱不息的二十世纪上叶，只能化为泡影。对于我国民众来说，似乎还没有普遍接受、尽情享用到图书馆的公益性服务，就面临着“阅读转型”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情现实。

立足现实，笔者以为，在可预见的中国未来，分布在人居社区附近的儿童图书馆及“阅读共享空间”，应是公共图书馆事业继续惠民服务的一个发展方向，而在全民阅读推广的时代，迫切需要的是不断增益以“全民阅读”为主题的优良读物资源。

为此，继我领衔主编《全民阅读推广手册》（江少莉、陈亮副主编）和《全民阅读参考读本》（徐雁、陈亮主编，均海天出版社2011年版）之后，本书将以《全民阅读知识导航》（徐雁、李海燕主编，周燕妮、蔡思明、张思瑶副主编）为名，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上市。

《全民阅读知识导航》旨在为全民阅读及其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一份行之有效的“指南”。全书内容依次分为《亲子阅读与儿童导读》《小学与中学阅读指导》《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港、澳、台与海外阅读推广》《数字文献资源推广》《阅读推广创意与创新》七篇。内容涉及全民阅读人文理念的由来和发展、海内外阅读推广的成功案例，以及有关我国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的转型、升级及“学习型家庭”“书香校园”和“文雅社区”的前瞻性建议等。

如前所述，“全民阅读”的希望在于从“书香娃娃”抓起，抓起“全民阅读”的关键，则在于从“学习型家庭”到“书香校园”这一链条的不能缺失。唯其如此，由“文雅社区”而努力走向“书香社会”，才不至于成为梦幻。在这一链条中，如何做一个合格、称职乃至出色的“阅读推广人”，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因此，在2005年12月，一套六种的“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图书馆经典阅读推广》《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图书馆时尚阅读推广》《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工作》和《图书馆阅读推广基础理论》在北京朝华出版社问世，它预示着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引领的阅读推广活动，将朝着图书馆阅读推广人才的岗位培训、业务进修和知识素养提升的方向，做出务实的努力。

几乎与本书同时，在2016年4月23日前夕，作为向“世界读书日”全球落地推广二十周年献礼的《中国阅读大辞典》（王余光、徐雁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精装出版）精彩问世，该工具书以“人生唯有读书好，最是书香能致远”立意，旨在回答为何读、读什么、怎样读、啥时读、在哪里读等一系列在学习求知过程中有着现实挑战性的问题。编写者围绕“悦读、好学、明理、求知”及“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等阅读文化学理念，把内容分为七篇，依次是：《儿童阅读与书香家庭》《藏书名家与书人事迹》《读书方法与阅读理论》《文献知识与读书珍闻》《读书门径与读物推广资源》《社会组织与阅读推广案例》《数字化读物与新媒体阅读》，附录有《读书之乐》《读书，历久弥新的话题》《北京新阅读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南京大学悦读经典计划读物（2015年版）》等若干重要书香资讯。我们试图以鲜明的文化主题、清晰的知识板块，在知识可读性和业务参考性之间取得平衡点，使之成为一部“促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读物。

宋代诗人、文学家黄庭坚（1045年8月9日-1105 年5月24日）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明代思想家、学者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在《示侄孙生蕃诗》中也说：“医俗无别方，惟有读书是”，他们都道出了读儒家圣贤著述、行人间仁义善事，乃是疗治人生流俗、提升品格气质的最佳修养方式。虽说“读书是福”，但真正能享用之者却从来为数不多，更不必说坚持读书，殊非易事。或如清代诗人袁枚（1716-1797）模仿蠹鱼口吻在一首诗中所慨叹的那样：“富不爱看贫不暇，世间惟有读书难。”

其实，古往今来无数的事实，都印证着一条真理：“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因此，编者还是非常乐观地期待着，应全民阅读推广时代之运而诞生于世的“全民阅读”主题系列读物，能够在以“读好书，读书好，好读书”为主旋律的“书香校园”创建方面，在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价值观的“学习型家庭”建设方面，在以“技精德馨人博雅”为基本格调的“文雅型社区”构建方面，为“促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添火加薪，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首页［EB/OL］.联合国·世界书籍与版权日，http：//www. un.org/zh/events/bookday/.

［2］宣布4月23日为“世界图书和版权日”［EB/OL］.联合国·世界书籍与版权日，［2016-01-01］.http：//www.un.org/zh/ events/bookday/resolution.shtml.

［3］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致辞［EB/OL］.联合国·世界书籍与版权日，（2014-04-23）［2016-03-15］. http：//www.un.org/zh/events/bookday/2014/dgmessages.shtml.

［4］王喜明.关于“汤显祖与世界读书日”正讹等三则考辨及感想［C］//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2015年卷.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439-441.

［5］王余光.图书馆阅读推广研究［M］.北京：朝华出版社，2015.

［6］邬书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阅读［M］//徐雁.全民阅读参考读本.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

中图分类号：G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94（2016）03-0110-06

收稿日期：2016-03-22

作者简介：徐雁（1963— ），男，江苏太仓人，教授，江苏省政协常委，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

Curing Bad Social Customs by No Other Means Than Reading：“a Learning Family”，the Cultural Cell of“a Society of Avid Readers”

XU Ya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review of the establishment of“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by the UNESCO in April 23，（“World Book Day”，commonly known in China），and in answer to the public appe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Reading Festival”in China，this paper discusses a new idea that“a learning family”is the cultural cell of“a society of avid readers”，takes the example of the“national reading”theme series of books，represented by National Reading Knowledge Navigation，and expounds their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national reading.

Key words：a learning family；reading；reading festival